第十六章 元稹 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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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
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
君之堂兮千裡遠，君之門兮九重……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
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無利。
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這種政治理想并不是迂腐不能實行的。
他們不期望君主個個都是聖人，那是拍拉圖的妄想。
他們也不期望一班文人的一字褒貶都能使“亂臣賊子懼”，那是孔丘、孟轲的迷夢。
他們隻希望兩種“民意機關”：一是許多肯說老實話的諷刺詩人，一是采訪詩歌的專官。
那時候沒有報館，詩人便是報館記者與訪員，實寫人生苦痛與時政利弊的詩便是報紙，便是輿論。
那時沒有議會，谏官禦史便是議會，采詩官也是議會的一部分。
民間有了什麼可歌可泣的事，或朝廷官府有了苛稅虐政，一班平民詩人便都趕去采訪詩料：林步青便編他的灘簧，劉寶全便編他的大鼓書，徐志摩便唱他的硖石調，小熱昏便唱他的小熱昏。
幾天之内，街頭巷口都是這種時事新詩歌了。
于是采詩禦史便東采一隻小調，西抄一隻小熱昏，編集起來，進給政府。
不多時，苛稅也豁免了，虐政也革除了。
于是感恩戴德的小百姓，飲水思源，發起募捐大會，銅闆夾銀毫并到，鷹洋與元寶齊來，一會兒，徐志摩的生祠遍于村鎮，而小熱昏的銅像也矗立街頭。
猗欤休哉！文學家的共和國萬歲！ 文學既是要“救濟人病，裨補時阙”，故文學當側重寫實，“删淫辭，削麗藻”“黜華于枝葉，反實于根源”。
白居易說： 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
故歌詠詩賦碑碣贊詠之制，往往有虛美者矣，有愧辭者矣。
若行于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于後，則混真僞而疑将來…… 且古之為文者，上以紐王教，系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谕。
故懲勸善惡之柄執于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于詩人美刺之間焉。
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
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
雖雕章镂句，将焉用之？ 臣又聞，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
淫辭麗藻，生于文，反傷文者也。
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谷也。
王者删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
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谕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碑诔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
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僞，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
（《策林》六十八） “尚質抑淫，著誠去僞”，這是元白的寫實主義。
根據于他們的文學主張，元白二人各有一種詩的分類法。
白居易分他的詩為四類： （1）諷谕詩：“自拾遺來，凡所适所感，關于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
” （2）閑适詩：“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 （3）感傷詩：“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内，随感遇而形于歎詠者。
” （）雜律詩：“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
” 他自己隻承認第一和第二兩類是值得保存流傳的，其餘的都不重要。
都可删棄。
他說： 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
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
謂之諷谕詩，兼濟之義也。
謂之閑适詩，獨善之義也……其餘雜律詩，或誘于一時一物，發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略之可也。
（《與元九書》） 元稹分他的詩為八類： （1）古諷：“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
” （2）樂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
” （3）古體：“詞雖近古，而止于吟寫性情者。
” （）新題樂府：“詞實樂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
” （5）律詩 （6）律諷：“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
” （7）悼亡 （8）豔詩（見《叙詩寄樂天書》） 元氏的分類，體例不一緻，其實他也隻有兩大類： （一）諷詩 （1）古諷 （2）樂諷 （3）律諷 （二）非諷詩——古體，律體等。
元稹在元和丁酉（八一七）作《樂府古題序》，讨論詩的分類，頗有精義，也可算是一篇有曆史價值的文字。
他說： 樂府古題序丁酉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
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诔，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讴，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言（《長慶集》作“旨”，《全唐詩》同。
今依張元濟先生用舊抄本校改本）。
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軍賓吉兇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
而又别其在琴瑟者為操引。
采民甿者為讴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
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号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
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
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錄”“樂府”等題。
除铙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于管弦，明矣。
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複如是配别，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況自風雅至于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贻後代之人。
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于文或有短長，于義鹹為贅剩。
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
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複稀少。
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複倚傍。
餘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複拟賦古題。
昨南（各本無“南”字，依張校）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鹹有新意。
餘因選而和之。
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别，《将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
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
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蝼蟻之類，是也。
劉李二子方将極意于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音（似當作“旨”）焉。
他的見解以為漢以下的詩有兩種大區别：一是原有樂曲，而後來依曲調而度詞；一是原來是詩，後人采取其詞，制為歌曲。
但他指出，詩的起源雖然關系樂曲，然而詩卻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發展。
曆史上顯然有這樣的趨勢。
最初或采集民間現行歌曲，或樂人制調而文人造詞，或文人作詩，而樂工制調。
稍後乃有文人仿作樂府，仿作之法也有兩種：嚴格地依舊調、作新詞，如曹操、曹丕作《短歌行》，字數相同，顯然是同一樂調，這是一種仿作之法。
又有些人同作一題，如羅敷故事，或秋胡故事，或秦女休故事，題同而句子的長短，篇章的長短皆不相同，可見這一類的樂府并不依據舊調，隻是借題練習作詩，或借題寄寓作者的感想見解而已。
這樣拟作樂府，已是離開音樂很遠了。
到杜甫的《兵車行》《麗人行》諸篇，諷詠當時之事，“即事名篇，無複倚傍”，便開“新樂府”的門徑，完全脫離向來受音樂拘束或沿襲古題的樂府了。
當時的新詩人之中，孟郊、張籍、劉猛、李餘與元稹都還作舊式的古樂府，但都“有新意”，有時竟“雖用古題，全無古義”（劉猛、李餘的詩都不傳了）。
這已近于作新樂府了。
元稹與白居易、李紳（公垂）三個人做了不少的新樂府（李紳的新樂府今不傳了），此外如元氏的《連昌宮詞》諸篇，如白氏的《秦中吟》諸篇，都可說是新樂府，都是“即事名篇，無複倚傍”的新樂府。
故我們可以說，他們認定新樂府為實現他們的文學主張的最适宜的體裁。
元稹自序他的《新體樂府》道： ……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
又曰，“世理（治）則詞直，世忌則詞隐。
”餘遭理世而君盛聖，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為不忌之時焉。
白居易的《新樂府》的自序，已引在上文了，其中有雲：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
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
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
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
要做到這幾個目的，隻有用白話做詩了。
元白的最著名的詩歌大都是白話的。
這不是偶然的事，似是有意的主張。
據舊時的傳說，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妪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
不解，則又複易之。
（《墨客揮犀》） 這個故事不見得可靠，大概是出于後人的附會。
英國詩人華次華斯（Wordsworth）主張用平常說話做詩，後人也造成一種傳說，說他每做詩都念給一個老妪聽，她若不懂，他便重行修改。
這種故事雖未必實有其事，卻很可暗示大家公認這幾個詩人當時确是有意用平常白話做詩。
近年敦煌石室發見了無數唐人寫本的俗文學，其中有《明妃曲》《孝子董永》《季布歌》《維摩變文》……等等（另有專章讨論）。
我們看了這些俗文學的作品，才知道元白的著名詩歌，尤其是七言的歌行，都是有意仿效民間風行的俗文學的。
白居易的《長恨歌》，元稹的《連昌宮詞》，與後來的韋莊的《秦婦吟》，都很接近民間的故事詩。
白居易自序說他的新樂府不但要“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還要“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
這種“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的詩體，向那裡去尋呢？最自然的來源便是當時民間風行的民歌與佛曲。
試引《明妃傳》一段，略表示當時民間流行的“順而肆”的詩體： 昭軍（君）昨夜子時亡，突厥今朝發使忙。
三邊走馬傳胡令，萬裡非（飛）書奏漢王。
解劍脫除天子服，披頭還着庶人裳。
衙官坐位刀離面（離面即杜詩所謂“花門剺面”），九姓行哀截耳珰。
枷上羅衣不重香。
可惜末央宮裡女，嫁來胡地碎紅妝……寒風入帳聲猶苦，曉日臨行哭未殃（央）。
昔日同眠夜即短，如今獨寝覺天長。
何期遠遠離京兆，不憶（意）冥冥卧朔方。
早知死若埋沙裡，悔不教君還帝鄉！（《明妃傳》殘卷，見羽田亨編的《敦煌遺書》，活字本第一集，上海東亞研究會發行） 我們拿這種俗文學來比較元白的歌行，便可以知道他們當日所采“順而肆”的歌行
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
君之堂兮千裡遠，君之門兮九重……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
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無利。
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這種政治理想并不是迂腐不能實行的。
他們不期望君主個個都是聖人，那是拍拉圖的妄想。
他們也不期望一班文人的一字褒貶都能使“亂臣賊子懼”，那是孔丘、孟轲的迷夢。
他們隻希望兩種“民意機關”：一是許多肯說老實話的諷刺詩人，一是采訪詩歌的專官。
那時候沒有報館，詩人便是報館記者與訪員，實寫人生苦痛與時政利弊的詩便是報紙，便是輿論。
那時沒有議會，谏官禦史便是議會，采詩官也是議會的一部分。
民間有了什麼可歌可泣的事，或朝廷官府有了苛稅虐政，一班平民詩人便都趕去采訪詩料：林步青便編他的灘簧，劉寶全便編他的大鼓書，徐志摩便唱他的硖石調，小熱昏便唱他的小熱昏。
幾天之内，街頭巷口都是這種時事新詩歌了。
于是采詩禦史便東采一隻小調，西抄一隻小熱昏，編集起來，進給政府。
不多時，苛稅也豁免了，虐政也革除了。
于是感恩戴德的小百姓，飲水思源，發起募捐大會，銅闆夾銀毫并到，鷹洋與元寶齊來，一會兒，徐志摩的生祠遍于村鎮，而小熱昏的銅像也矗立街頭。
猗欤休哉！文學家的共和國萬歲！ 文學既是要“救濟人病，裨補時阙”，故文學當側重寫實，“删淫辭，削麗藻”“黜華于枝葉，反實于根源”。
白居易說： 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
故歌詠詩賦碑碣贊詠之制，往往有虛美者矣，有愧辭者矣。
若行于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于後，則混真僞而疑将來…… 且古之為文者，上以紐王教，系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谕。
故懲勸善惡之柄執于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于詩人美刺之間焉。
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
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
雖雕章镂句，将焉用之？ 臣又聞，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
淫辭麗藻，生于文，反傷文者也。
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谷也。
王者删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
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谕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碑诔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
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僞，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
（《策林》六十八） “尚質抑淫，著誠去僞”，這是元白的寫實主義。
根據于他們的文學主張，元白二人各有一種詩的分類法。
白居易分他的詩為四類： （1）諷谕詩：“自拾遺來，凡所适所感，關于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
” （2）閑适詩：“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 （3）感傷詩：“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内，随感遇而形于歎詠者。
” （）雜律詩：“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
” 他自己隻承認第一和第二兩類是值得保存流傳的，其餘的都不重要。
都可删棄。
他說： 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
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
謂之諷谕詩，兼濟之義也。
謂之閑适詩，獨善之義也……其餘雜律詩，或誘于一時一物，發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略之可也。
（《與元九書》） 元稹分他的詩為八類： （1）古諷：“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
” （2）樂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
” （3）古體：“詞雖近古，而止于吟寫性情者。
” （）新題樂府：“詞實樂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
” （5）律詩 （6）律諷：“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
” （7）悼亡 （8）豔詩（見《叙詩寄樂天書》） 元氏的分類，體例不一緻，其實他也隻有兩大類： （一）諷詩 （1）古諷 （2）樂諷 （3）律諷 （二）非諷詩——古體，律體等。
元稹在元和丁酉（八一七）作《樂府古題序》，讨論詩的分類，頗有精義，也可算是一篇有曆史價值的文字。
他說： 樂府古題序丁酉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
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诔，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讴，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言（《長慶集》作“旨”，《全唐詩》同。
今依張元濟先生用舊抄本校改本）。
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軍賓吉兇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
而又别其在琴瑟者為操引。
采民甿者為讴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
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号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
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
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錄”“樂府”等題。
除铙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于管弦，明矣。
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複如是配别，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況自風雅至于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贻後代之人。
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于文或有短長，于義鹹為贅剩。
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
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複稀少。
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複倚傍。
餘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複拟賦古題。
昨南（各本無“南”字，依張校）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鹹有新意。
餘因選而和之。
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别，《将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
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
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蝼蟻之類，是也。
劉李二子方将極意于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音（似當作“旨”）焉。
他的見解以為漢以下的詩有兩種大區别：一是原有樂曲，而後來依曲調而度詞；一是原來是詩，後人采取其詞，制為歌曲。
但他指出，詩的起源雖然關系樂曲，然而詩卻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發展。
曆史上顯然有這樣的趨勢。
最初或采集民間現行歌曲，或樂人制調而文人造詞，或文人作詩，而樂工制調。
稍後乃有文人仿作樂府，仿作之法也有兩種：嚴格地依舊調、作新詞，如曹操、曹丕作《短歌行》，字數相同，顯然是同一樂調，這是一種仿作之法。
又有些人同作一題，如羅敷故事，或秋胡故事，或秦女休故事，題同而句子的長短，篇章的長短皆不相同，可見這一類的樂府并不依據舊調，隻是借題練習作詩，或借題寄寓作者的感想見解而已。
這樣拟作樂府，已是離開音樂很遠了。
到杜甫的《兵車行》《麗人行》諸篇，諷詠當時之事，“即事名篇，無複倚傍”，便開“新樂府”的門徑，完全脫離向來受音樂拘束或沿襲古題的樂府了。
當時的新詩人之中，孟郊、張籍、劉猛、李餘與元稹都還作舊式的古樂府，但都“有新意”，有時竟“雖用古題，全無古義”（劉猛、李餘的詩都不傳了）。
這已近于作新樂府了。
元稹與白居易、李紳（公垂）三個人做了不少的新樂府（李紳的新樂府今不傳了），此外如元氏的《連昌宮詞》諸篇，如白氏的《秦中吟》諸篇，都可說是新樂府，都是“即事名篇，無複倚傍”的新樂府。
故我們可以說，他們認定新樂府為實現他們的文學主張的最适宜的體裁。
元稹自序他的《新體樂府》道： ……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庶人謗。
又曰，“世理（治）則詞直，世忌則詞隐。
”餘遭理世而君盛聖，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為不忌之時焉。
白居易的《新樂府》的自序，已引在上文了，其中有雲：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
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
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
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
要做到這幾個目的，隻有用白話做詩了。
元白的最著名的詩歌大都是白話的。
這不是偶然的事，似是有意的主張。
據舊時的傳說，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妪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
不解，則又複易之。
（《墨客揮犀》） 這個故事不見得可靠，大概是出于後人的附會。
英國詩人華次華斯（Wordsworth）主張用平常說話做詩，後人也造成一種傳說，說他每做詩都念給一個老妪聽，她若不懂，他便重行修改。
這種故事雖未必實有其事，卻很可暗示大家公認這幾個詩人當時确是有意用平常白話做詩。
近年敦煌石室發見了無數唐人寫本的俗文學，其中有《明妃曲》《孝子董永》《季布歌》《維摩變文》……等等（另有專章讨論）。
我們看了這些俗文學的作品，才知道元白的著名詩歌，尤其是七言的歌行，都是有意仿效民間風行的俗文學的。
白居易的《長恨歌》，元稹的《連昌宮詞》，與後來的韋莊的《秦婦吟》，都很接近民間的故事詩。
白居易自序說他的新樂府不但要“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還要“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
這種“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的詩體，向那裡去尋呢？最自然的來源便是當時民間風行的民歌與佛曲。
試引《明妃傳》一段，略表示當時民間流行的“順而肆”的詩體： 昭軍（君）昨夜子時亡，突厥今朝發使忙。
三邊走馬傳胡令，萬裡非（飛）書奏漢王。
解劍脫除天子服，披頭還着庶人裳。
衙官坐位刀離面（離面即杜詩所謂“花門剺面”），九姓行哀截耳珰。
枷上羅衣不重香。
可惜末央宮裡女，嫁來胡地碎紅妝……寒風入帳聲猶苦，曉日臨行哭未殃（央）。
昔日同眠夜即短，如今獨寝覺天長。
何期遠遠離京兆，不憶（意）冥冥卧朔方。
早知死若埋沙裡，悔不教君還帝鄉！（《明妃傳》殘卷，見羽田亨編的《敦煌遺書》，活字本第一集，上海東亞研究會發行） 我們拿這種俗文學來比較元白的歌行，便可以知道他們當日所采“順而肆”的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