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大曆長慶間的詩人

關燈
官,隔了幾年(八一二)仍舊降到國子博士,那時他已四十五歲了。

    他那時已有盛名,久不得志,故作了一篇诙諧的解嘲文字,題為《進學解》。

    其中說他自己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燒膏油以繼晷,常砣砣以窮年……抵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

    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于既倒……沈浸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 這樣的自誇,可想見他在當時的聲望。

     當時的執政把他改在史館做修撰,後來進中書舍人,知制诰。

    裴度宣慰淮西,奏請韓愈為行軍司馬。

    蔡州平定後,他被升作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八一九),有迎佛骨的事,韓愈因此幾乎有殺身之禍。

    《舊唐書》(卷一六〇)記此事稍詳: 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内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

    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

    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驿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

    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後。

    百姓有廢業破産,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 韓愈向不喜佛教,上疏谏曰: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

    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此時(上古)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

    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

    梁武帝……前後三度舍身施佛……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台城,國亦尋滅。

    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鳳翔,禦樓以觀,舁入大内,又令諸寺遞相迎養……百姓愚冥……見陛下如此……皆雲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惟恐後時……若不即加禁遏……必有斷臂脔身以為供養者。

    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也。

    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兇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臣實恥之。

    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此疏上去,憲宗大怒,怪他說奉佛的皇帝都短命遭禍殃,因此說他毀謗,要加他死罪。

    因有許多人營救,得貶為潮州刺史。

    不久(同年十月)改袁州刺史。

    當他谏佛骨時,氣概勇往,令人敬愛。

    遭了挫折之後,他的勇氣銷磨了,變成了一個卑鄙的人。

    他在潮州時,上表謝恩,自述能作歌頌皇帝功德的文章,“雖使古人複生,臣亦未肯多讓”;并勸皇帝定樂章,告神明,封禅泰山,奏功皇天!這已是很可鄙了。

    他在潮州任内,還造出作文祭鳄魚,鳄魚為他遠徙六十裡的神話,這更可鄙了。

    他在袁州任内,上表說他的境内“有慶雲現于西北……五采五色,光華不可遍觀……斯為上瑞,實應太平。

    ”這真是阿谀獻媚,把他患得患失的心理完全托出了。

     這樣的悔過獻媚,他遂得召回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又轉吏部侍郎。

    長慶四年(八二四)死,年五十七。

     韓愈提倡古文,反對六朝以來的骈偶浮華的文體。

    這一個古文運動,下編另有專章,我在此且不讨論。

    在這一章裡,我們隻讨論他的詩歌。

     宋人沈括曾說: 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

    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引見胡仔《苕溪漁隐叢話》卷十八)。

     這句話說盡韓愈的詩:他的長處短處都在此。

    韓愈是個有名的文家,他用作文的章法來作詩,故意思往往能流暢通達,一掃六朝初唐詩人扭扭捏捏的醜态。

    這種“作詩如作文”的方法,最高的地界往往可到“作詩如說話”的地位,便開了宋朝詩人“作詩如說話”的風氣。

    後人所謂“宋詩”,其實沒有什麼玄妙,隻是“作詩如說話”而已。

    這是韓詩的特别長處。

    上文引他《寄盧仝》的詩,便是很好的例子,今錄其全文如下: 寄盧仝 玉川先生洛城裡,破屋數間而已矣。

    一奴長須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

    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

    先生結發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

    至令鄰僧乞米送,仆忝縣尹能不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緻薄少助祭祀。

    勸參留守谒大尹,言語才及辄掩耳。

    水北山人(石洪)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

    水南山人(溫造)又繼往,鞍馬仆從塞闾裡。

    少室山人(李渤)索價高。

    兩以谏官征不起。

    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

    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

    《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

    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詞驚衆謗不已。

    近來自說尋坦途,猶上虛空跨綠……去年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

    國家丁口連四海,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足恃。

    苗裔當蒙十世宥,豈謂贻厥無基阯?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拟?昨晚長須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阚,渾舍驚怕走折趾。

    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

    ”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

    嗟我身為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伍伯,盡取鼠輩屍諸市。

    先生又遣長須來:“如此處置非所喜。

    況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

    ”先生固是餘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

    放縱是誰之過欤?效尤戮仆愧前史。

    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須緻雙鯉。

     這便是“作詩如作文”,也便是“作詩如說話”。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張功曹名署。

    愈與署以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赦自南方俱徙據江陵,至是俟命于郴,而作是詩。

    ) 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一杯相屬君當歌。

    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 “洞庭連天九疑高,蛟龍出沒猩鼯号。

    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

    下床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熏腥臊。

    昨者州前捶大鼓,嗣皇繼聖登夔臯。

    赦書一日行萬裡,罪從大辟皆除死。

    遷者追回流者還,滌瑕蕩垢清朝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轲祗得移荊蠻。

    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棰楚塵埃間。

    同時輩流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 君歌且休聽我歌。

    我歌今與君殊科: “一年明月今宵多。

    人生由命非由他。

    有酒不飲奈明何?” 這種叙述法,也是用作文的法子作詩,掃去了一切骈偶詩體的濫套。

    中間一段屢用極樸素沒有雕飾的文字(如“州家申名使家抑”等句),也是有意打破那浮豔的套語。

     山石 山石荦确行徑微。

    黃昏到寺蝙蝠飛。

    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

    鋪床拂席置羹飯,疏粝亦足飽我饑。

    夜深靜卧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

    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

    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枥皆十圍。

    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襪?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這真是韓詩的最上乘:這種境界從杜甫出來,到韓愈方才充分發達,到宋朝的蘇轼、黃庭堅以下,方才成為一種風氣。

    故在文學史上,韓詩的意義隻是發展這種說話式的詩體,開後來“宋詩”的風氣。

    這種方法産出的詩都屬于豪放痛快的一派,故以七言歌行體為最宜。

    但韓愈的五言詩也往往有這種境界,如他的《送無本師(即賈島)歸範陽》雲: 無本于為文,身大不及膽。

    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 又如《東都遇春》雲: 少年氣真狂,有意與春競。

    行逢二三月,九州花相映。

    川原曉服鮮,桃李晨妝靓。

    荒乘不知疲,醉死豈辭病?飲啖唯所便,文章倚豪橫。

    ——爾來曾幾時?白發忽滿鏡……心腸一變化,羞見時節盛。

    得閑無所作,貴欲辭視聽…… 這裡的聲調口吻全是我所謂說話式。

    更明顯的如他的《贈張籍》: 吾老嗜讀書,餘事不挂眼。

    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

    君來好呼出,踉蹡越門限。

    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

    昨因有緣事,上馬插手版,留君住廳食,使立侍盤盞。

    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莞,指渠相賀言,“此是萬金産”…… 這裡面更可以看見說話的神氣。

    這種詩起源于左思《嬌女》,陶潛《責子》《自挽》等詩;杜甫的詩裡最多這種說話式的詩。

    七言詩裡用這種體裁要推盧仝與韓愈為大功臣。

    盧仝是個怪傑,便大膽地走上了白話新詩的路上去。

    韓愈卻不敢十分作怪。

    他總想作聖人,又喜歡“掉書袋”,故聲調口吻盡管是說話,而文學卻要古雅,押韻又要奇僻隐險,于是走上了一條魔道,開後世用古字與押險韻的惡風氣,最惡劣的例子便是他的《南山詩》。

    那種詩隻是沈括所謂“押韻之文”而已,毫沒有文學的意味。

     他并不是沒有作白話新詩的能力,其實他有時做白話的诙諧詩也很出色,例如贈劉師複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

    我今牙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臲。

    匙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呞。

    妻兒恐我生怅望,盤中不饤栗與梨。

    祗今年才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鹵。

    朱顔皓頸訝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 但他當時以“道統”自任,朋友也期望他擔負道統——張籍勸誡他的兩封書,便是好例子——故他不敢學盧仝那樣放肆,故他不敢不擺出規矩尊嚴的樣子來。

    他的《示兒》詩中有雲: 嗟我不修飾,事與庸人俱。

    安能坐如此,比肩于朝儒? 這幾句詩畫出他不能不“修飾”的心理。

    他在那詩裡對他兒子誇說他的闊朋友: 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

    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

    問客之所為,峨冠講唐虞……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

     他若學盧仝、劉義的狂肆,就不配“比肩”于這一班“玉帶懸金魚”的闊人了。

     試把他的《示兒》詩比較盧仝《示添丁》《抱孫》的兩首詩,便可以看出人格的高下。

    左思、陶潛、杜甫、盧仝對他們的兒女都肯說真率的玩笑話;韓愈對他的兒子尚且不敢真率,尚且教他羨慕闊官貴人,教他做作修飾,所以他終于作一個祭鳄魚賀慶雲的小人而已。

    做白話詩并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卻也要個敢于率真的人格做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