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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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東下出三蛱,到江陵,移居公安,又到嶽陽;明年(七六九),他到潭州,又明年(七七〇)到衡州。

    他死在“衡嶽之間,秋冬之交”,(據魯譜),年五十九。

     杜甫的詩有三個時期:第一期是大亂以前的詩,第二期是他身在離亂之中的詩:第三期是他老年寄居成都以後的詩。

     杜甫在第一時期過的是那“騎驢三十載”的生活,後來獻賦得官,終不能救他的貧窮。

    但他在貧困之中,始終保持一點“诙諧”的風趣。

    這一點诙諧風趣是生成的,不能勉強的。

    他的祖父杜審言便是一個愛诙諧的人;《新唐書》說審言病危将死,宋之問、武平一等一班文人去問病,審言說: 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

    但恨不見替人耳! 這樣臨死時還忍不住要說笑話,便是诙諧的風趣。

    有了這樣風趣的人,貧窮與病都不容易打倒他,壓死他,杜甫很像是遺傳得他祖父的滑稽風趣,故終身在窮困之中而意興不衰頹,風味不幹癟。

    他的詩往往有“打油詩”的趣味:這句話不是诽謗他,正是指出他的特别風格;正如說陶潛出于應璩,并不是毀謗陶潛,隻是說他有點诙諧的風趣而已。

     杜甫有《今夕行》,原注雲“自齊趙西歸,至鹹陽作”: 今夕何夕歲雲徂,更長燭明不可孤。

    鹹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

    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這樣的“窮開心”便是他祖老太爺臨死還要說笑話的遺風。

     他在長安做窮官,同廣文館博士鄭虔往來最密,常有嘲戲的詩,如下舉的一篇: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系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

    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

    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他的《醉時歌》也是贈鄭虔的,開頭幾句: 諸公衮衮登台省,廣文先生官獨冷。

    甲第紛紛餍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 也是嘲戲的口氣。

    他又有: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适誰門。

    權門多蹲 ……且複尋諸孫。

    諸孫貧無事,客舍如荒村。

    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

    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

    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

    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

    ——阿翁懶情久,覺兒行步奔。

    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

    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

    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這樣絮絮說家常,也有點诙諧的意味。

     他寫他自己的窮苦,也都帶一點諧趣。

    如《秋雨歎》三首之第一三兩首雲: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顔色鮮。

    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

    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

    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

    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

    雨聲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濕高飛難。

    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厚土何時幹? 苦雨不能出門,反鎖了門,悶坐在家裡,卻有心情嘲弄草決明,還自嘲長安布衣誰人能比,這便是老杜的特别風趣。

    這種風趣到他的晚年更特别發達,成為第三時期的詩的最大特色。

     在這第一時期裡,他正當中年,還懷抱着報國濟世的野心。

    有時候,他也不免發點牢騷,想抛棄一切去做個隐遁之士。

    如《去矣行》便是發牢騷的: 去矣行 君不見 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野人曠蕩無顔,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傳說後魏李預把七十塊玉椎成玉屑,每日服食。

    藍田山出産美玉,故杜甫說要往藍田山去試試餐玉的法子。

    沒有飯吃了,卻想去餐玉,這也是他尋窮開心的風趣。

    根本上他是不贊成隐遁的,故說行歌非隐淪。

     故說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

    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

     他自比稷與契,甯可“取笑同學翁”,而不願學巢父與許由。

    這是杜甫與李白大不同之處:李白代表隐遁避世的放浪态度,杜甫代表中國民族積極入世的精神(看第十三章末段論李杜)。

     當時楊貴妃得寵,楊國忠作宰相,貴妃的姊妹虢國夫人、秦國夫人,都有大權勢。

    杜甫作《麗人行》雲: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态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畫羅霓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

    頭上何所有?翠為葉垂鬓唇。

    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

    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

    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

    犀箸厭饫久未下,銮刀縷切坐紛綸。

    黃門飛不動塵,禦廚絡繹送八珍。

    箫管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

    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青鳥飛去銜紅巾。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此詩諷刺貴戚的威勢,還很含蓄。

    那時雖名為太平之世,其實屢次有邊疆上的兵事。

    北有契丹,有奚,有突厥,西有吐蕃,都時時擾亂邊境,屢次勞動大兵出來讨伐。

    天寶十年(七五一)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讨雲南蠻,大敗,死了六萬人。

    有诏書招募兩京及河南、河北兵去打雲南,人民不肯應募;楊國忠遣禦史分道捕人,枷送軍前。

    杜甫曾遊曆各地,知道民間受兵禍的痛苦,故作《兵車行》: 車辚辚,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

    ——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雲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裡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太行山以東,河北諸郡皆為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況複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去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随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拿這詩來比李白的《戰城南》,我們便可以看出李白是仿作樂府歌詩,杜甫是彈劾時政。

    這樣明白的反對時政的詩歌,三百篇以後從不曾有過,确是杜甫創始的。

    古樂府裡有些民歌如《戰城南》與《十五從軍征》之類,也是寫兵禍的殘酷的;但負責的明白攻擊政府,甚至于直指皇帝說: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一本作“我皇”)開邊意未已。

     這樣的問題詩是杜甫的創體。

     但《兵車行》借漢武來說唐事(詩中說“漢家”,又說“武皇”。

    “武皇”是漢武帝;後人曲說為“唐人稱太宗為文皇,玄宗為武皇。

    ”此說甚謬。

    文皇是太宗谥法,武皇豈是谥法嗎?)還算含蓄。

    《麗人行》直說虢國、秦國夫人,已是直指當時事了。

    但最直截明白的指摘當日的政治、社會狀況,還算得那一篇更偉大的作品——《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此詩題下今本有注雲,“原注,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初作”。

    這條注大有研究的餘地。

    宋刻“分門集注”本(《四部叢刊》影印本)卷十二于此詩題下注雲:“洙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作”。

    洙即是王洙,曾注杜詩。

    這可證此條注文并非原注,乃是王洙的注語。

    詩中有“歲暮百草零”,“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群冰從西下,極目高崪兀”的話,故他考定為十一月初,後人又改為十二月初,而仍稱“原注”!其實此詩無一字提及安祿山之反,故不得定為大亂已起之作。

    按《新唐書·玄宗本紀》,天寶十四載……十月庚寅(初四)幸華清宮。

    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

    範陽将何千年殺河東節度使楊光翙。

    壬申(十七),伊西節度使封常清為範陽平盧節度使,以讨安祿山。

    丙子(廿一),至自華清宮。

     安祿山造反的消息,十一月月半後始到京,故政府到十七日始有動作。

    即使我們假定王洙的注文真是原注,那麼,十一月初也還在政府得祿山反耗之前,其時皇帝與楊貴妃正在骊山的華清宮避寒,還不曾夢想到漁陽鼙鼓呢。

     此詩的全文分段寫在下面: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

    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

    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觊豁。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

    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

    非無江海志,潇灑送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