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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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曆開元事，分明在眼前。
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杜甫） 八世紀中葉（七五五），安祿山造反。
當時國中久享太平之福，對于這次大亂，絲毫沒有準備。
故安祿山、史思明的叛亂不久便蔓延北中國，兩京破陷，唐朝的社稷幾乎推翻了。
後來還是借了外族的兵力，才把這次叛亂平定。
然而中央政府的威權終不能完全恢複了，貞觀、開元的盛世終不回來了。
這次大亂來的突兀，驚醒了一些人的太平迷夢。
有些人仍舊過他們狂醉高歌的生活；有些人還搶着貢谀獻媚，做他們的《靈武受命頌》、《鳳翔出師頌》；但有些人卻覺悟了，變嚴肅了，變認真了，變深沉了。
這裡面固然有個人性情上的根本不同，不能一概說是時勢的影響。
但我們看天寶以後的文學新趨勢，不能不承認時勢的變遷同文學潮流有很密切的關系。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
百餘年間天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
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谷今流血！洛陽宮毀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
傷心不忍問耆舊，複恐初從離亂說……（杜甫《憶昔》） 時代換了，文學也變了。
八世紀下半的文學與八世紀上半截然不同了。
最不同之點就是那嚴肅的态度與深沉的見解。
文學不僅是應試與應制的玩意兒了，也不僅是仿作樂府歌詞供教坊樂工歌妓的歌唱或貴人公主的娛樂了，也不僅是勉強作壯語或勉強說大話，想像從軍的辛苦或神仙的境界了。
八世紀下半以後，偉大作家的文學要能表現人生——不是那想像的人生，是那實在的人生：民間的實在痛苦，社會的實在問題，國家的實在狀況，人生的實在希望與恐懼。
向來論唐詩的人都不曾明白這個重要的區别。
他們隻會攏統地誇說“盛唐”，卻不知道開元天寶的詩人與天寶以後的詩人，有根本上的大不同。
開元天寶是盛世，是太平世；故這個時代的文學隻是歌舞升平的文學，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
八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是個亂離的社會；故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呼号愁苦的文學，是痛定思痛的文學，内容是寫實的，意境是真實的。
這個時代已不是樂府歌詞的時代了。
樂府歌詞隻是一種訓練，一種引誘，一種解放。
天寶以後的詩人從這種訓練裡出來，不再做這種僅僅仿作的文學了。
他們要創作文學了，要創作“新樂府”了，要作新詩表現一個新時代的實在的生活了。
這個時代的創始人與最偉大的代表是杜甫。
元結、顧況也都想作新樂府表現時代的苦痛，故都可說是杜甫的同道者。
這個風氣大開之後，元稹、白居易、張籍、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相繼起來，發揮光大這個趨勢，八世紀下半與九世紀上半（七五五—八五〇）的文學遂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最光華燦爛的時期。
故七世紀的文學（初唐）還是兒童時期，王梵志、王績等人直是以詩為遊戲而已。
朝廷之上，邸第之中，那些應酬應制的詩，更是下流的玩意兒，更不足道了。
開元天寶的文學隻是少年時期，體裁大解放了，而内容頗淺薄，不過是酒徒與自命為隐逸之士的詩而已。
以政治上的長期太平而論，人稱為“盛唐”；以文學論，最盛之世其實不在這個時期。
天寶末年大亂以後，方才是成人的時期。
從杜甫中年以後，到白居易之死（八四六），其間的詩與散文都走上了寫實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實，由天上而回到人間，由華麗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現。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
他的祖父杜審言，是武後、中宗時的一個有名文學家，與李峤、蘇味道、崔融為文章四友。
杜甫早年家很貧，奔波吳越齊魯之間。
他有《奉贈韋左丞丈詩》，叙他早年的生活雲：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
李邕求識面，王翰願蔔鄰。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緻君堯舜上，要使風俗淳。
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隐淪。
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
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
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主上忽見征，欻然欲求伸。
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天寶六年，诏征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
李林甫主張考試，遂無一及第）…… 天寶九年（七五〇），他獻《三大禮賦》。
表文中說： 臣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
其賦中明說三大禮皆将在明年舉行，故蔡興宗作杜甫年譜系此事于天寶九年，因據唐史，三大禮（朝獻太清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南郊）皆在十年。
蔡譜說他這年三十九歲。
以此推知他生于先天元年壬子（七一二）。
他獻賦之後，玄宗命宰相考試他的文章，試後授他河西尉，他不願就。
改為右衛率府胄曹。
他有詩雲： 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
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莫相疑行》） 又雲： 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
老夫怕奔走，率府呈逍遙。
（《官定後戲贈》） 他這時候做的是閑曹小官，同往來的是一班窮詩人如鄭虔之類。
但他很關心時政，感覺時局不能樂觀，屢有諷刺的詩，如《麗人行》《兵車行》等篇。
他是個貧苦的詩人，有功名之志，而沒有進身的機會。
他從那“騎驢三十載”的生活裡觀察了不少的民生痛苦，從他個人的貧苦的經驗裡體認出人生的實在狀況，故當大亂爆發之先已能見到社會國家的危機了。
他在這個時代雖然也縱飲狂歌，但我們在他的醉歌裡往往聽得悲哀的歎聲： 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 這已不是歌頌升平的調子了。
到天寶末年（七五五），他到奉先縣去看他的妻子，……入門聞号咷，幼子饑已卒…… 他在這種慘痛裡回想社會國家的危機，忍不住了，遂盡情傾吐出來，成為《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老老實實地揭穿所謂開元天寶盛世的黑幕。
墨迹未幹，而大亂已不可收拾了。
大亂終于來了。
那年十二月，洛陽失陷。
明年（七五六）六月，潼關不守，皇帝隻好西奔；長安也攻破了。
七月，皇太子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
杜甫從奉先帶了家眷避往鄜州；他自己奔赴新皇帝的行在，途中陷于賊中，到次年夏間始得脫身到鳳翔行在。
肅宗授他為左拾遺。
九月，西京克複；十月，他跟了肅宗回京。
他在左拾遺任内，曾營救宰相房琯，幾乎得大罪。
房琯貶為刺史，杜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時在乾元元年（七五八）。
他這一年到過洛陽，次年（七五九）九節度的聯兵潰于相州，郭子儀退守東都，杜甫那時還在河南，作有許多紀兵禍的新詩。
這一年（七五九）的夏天，他還在華州，有《早秋苦熱》詩雲： 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餐還不能……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腳踏層冰！ 又有《立秋後題》雲： 平生獨往願，惆怅年半百。
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新唐書》雲： 關輔饑，[甫]辄棄官去，客秦州，負薪采橡栗自給。
依上引的《立秋後題》詩看來，似是他被上司罷官，并非他自己棄官去。
《舊唐書》不說棄官事，但說： 時關畿亂離，谷食踴貴。
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采梠。
兒女餓殍者數人。
乾元二年立秋後往秦州，冬十月離秦州，十一月到成州，十二月從同谷縣出發往劍南，有詩雲： 始來茲山來，體駕喜地僻。
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平生懶拙意，偶值栖遁迹。
去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
（《發同谷縣》） 大概他的南行全是因為生計上的逼迫。
他從秦中遷到劍南，是時裴冕鎮成都，為他安頓在成都西郭浣花溪。
他有詩雲： 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
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傷？ 他在成都共六年（七六О—七六五），中間經過兩次變亂，但卻也曾受當局的優待。
嚴武節度劍南時，表杜甫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舊唐書》雲： 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
甫……嘗憑醉登武之床。
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新唐書》紀此事說武要殺他，其母奔救得止；又有“冠鈎于簾三”的神話，大概皆不可信）。
永泰元年（七六五），他南下到忠州。
大曆元年（七六六），他移居夔州，在夔凡二年。
大曆三年（七六八），他因他的兄弟在荊州，
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杜甫） 八世紀中葉（七五五），安祿山造反。
當時國中久享太平之福，對于這次大亂，絲毫沒有準備。
故安祿山、史思明的叛亂不久便蔓延北中國，兩京破陷，唐朝的社稷幾乎推翻了。
後來還是借了外族的兵力，才把這次叛亂平定。
然而中央政府的威權終不能完全恢複了，貞觀、開元的盛世終不回來了。
這次大亂來的突兀，驚醒了一些人的太平迷夢。
有些人仍舊過他們狂醉高歌的生活；有些人還搶着貢谀獻媚，做他們的《靈武受命頌》、《鳳翔出師頌》；但有些人卻覺悟了，變嚴肅了，變認真了，變深沉了。
這裡面固然有個人性情上的根本不同，不能一概說是時勢的影響。
但我們看天寶以後的文學新趨勢，不能不承認時勢的變遷同文學潮流有很密切的關系。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
百餘年間天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
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谷今流血！洛陽宮毀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
傷心不忍問耆舊，複恐初從離亂說……（杜甫《憶昔》） 時代換了，文學也變了。
八世紀下半的文學與八世紀上半截然不同了。
最不同之點就是那嚴肅的态度與深沉的見解。
文學不僅是應試與應制的玩意兒了，也不僅是仿作樂府歌詞供教坊樂工歌妓的歌唱或貴人公主的娛樂了，也不僅是勉強作壯語或勉強說大話，想像從軍的辛苦或神仙的境界了。
八世紀下半以後，偉大作家的文學要能表現人生——不是那想像的人生，是那實在的人生：民間的實在痛苦，社會的實在問題，國家的實在狀況，人生的實在希望與恐懼。
向來論唐詩的人都不曾明白這個重要的區别。
他們隻會攏統地誇說“盛唐”，卻不知道開元天寶的詩人與天寶以後的詩人，有根本上的大不同。
開元天寶是盛世，是太平世；故這個時代的文學隻是歌舞升平的文學，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
八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是個亂離的社會；故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呼号愁苦的文學，是痛定思痛的文學，内容是寫實的，意境是真實的。
這個時代已不是樂府歌詞的時代了。
樂府歌詞隻是一種訓練，一種引誘，一種解放。
天寶以後的詩人從這種訓練裡出來，不再做這種僅僅仿作的文學了。
他們要創作文學了，要創作“新樂府”了，要作新詩表現一個新時代的實在的生活了。
這個時代的創始人與最偉大的代表是杜甫。
元結、顧況也都想作新樂府表現時代的苦痛，故都可說是杜甫的同道者。
這個風氣大開之後，元稹、白居易、張籍、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相繼起來，發揮光大這個趨勢，八世紀下半與九世紀上半（七五五—八五〇）的文學遂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最光華燦爛的時期。
故七世紀的文學（初唐）還是兒童時期，王梵志、王績等人直是以詩為遊戲而已。
朝廷之上，邸第之中，那些應酬應制的詩，更是下流的玩意兒，更不足道了。
開元天寶的文學隻是少年時期，體裁大解放了，而内容頗淺薄，不過是酒徒與自命為隐逸之士的詩而已。
以政治上的長期太平而論，人稱為“盛唐”；以文學論，最盛之世其實不在這個時期。
天寶末年大亂以後，方才是成人的時期。
從杜甫中年以後，到白居易之死（八四六），其間的詩與散文都走上了寫實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實，由天上而回到人間，由華麗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現。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
他的祖父杜審言，是武後、中宗時的一個有名文學家，與李峤、蘇味道、崔融為文章四友。
杜甫早年家很貧，奔波吳越齊魯之間。
他有《奉贈韋左丞丈詩》，叙他早年的生活雲：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
李邕求識面，王翰願蔔鄰。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緻君堯舜上，要使風俗淳。
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隐淪。
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
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
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主上忽見征，欻然欲求伸。
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天寶六年，诏征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
李林甫主張考試，遂無一及第）…… 天寶九年（七五〇），他獻《三大禮賦》。
表文中說： 臣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
其賦中明說三大禮皆将在明年舉行，故蔡興宗作杜甫年譜系此事于天寶九年，因據唐史，三大禮（朝獻太清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南郊）皆在十年。
蔡譜說他這年三十九歲。
以此推知他生于先天元年壬子（七一二）。
他獻賦之後，玄宗命宰相考試他的文章，試後授他河西尉，他不願就。
改為右衛率府胄曹。
他有詩雲： 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
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莫相疑行》） 又雲： 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
老夫怕奔走，率府呈逍遙。
（《官定後戲贈》） 他這時候做的是閑曹小官，同往來的是一班窮詩人如鄭虔之類。
但他很關心時政，感覺時局不能樂觀，屢有諷刺的詩，如《麗人行》《兵車行》等篇。
他是個貧苦的詩人，有功名之志，而沒有進身的機會。
他從那“騎驢三十載”的生活裡觀察了不少的民生痛苦，從他個人的貧苦的經驗裡體認出人生的實在狀況，故當大亂爆發之先已能見到社會國家的危機了。
他在這個時代雖然也縱飲狂歌，但我們在他的醉歌裡往往聽得悲哀的歎聲： 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 這已不是歌頌升平的調子了。
到天寶末年（七五五），他到奉先縣去看他的妻子，……入門聞号咷，幼子饑已卒…… 他在這種慘痛裡回想社會國家的危機，忍不住了，遂盡情傾吐出來，成為《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老老實實地揭穿所謂開元天寶盛世的黑幕。
墨迹未幹，而大亂已不可收拾了。
大亂終于來了。
那年十二月，洛陽失陷。
明年（七五六）六月，潼關不守，皇帝隻好西奔；長安也攻破了。
七月，皇太子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
杜甫從奉先帶了家眷避往鄜州；他自己奔赴新皇帝的行在，途中陷于賊中，到次年夏間始得脫身到鳳翔行在。
肅宗授他為左拾遺。
九月，西京克複；十月，他跟了肅宗回京。
他在左拾遺任内，曾營救宰相房琯，幾乎得大罪。
房琯貶為刺史，杜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時在乾元元年（七五八）。
他這一年到過洛陽，次年（七五九）九節度的聯兵潰于相州，郭子儀退守東都，杜甫那時還在河南，作有許多紀兵禍的新詩。
這一年（七五九）的夏天，他還在華州，有《早秋苦熱》詩雲： 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餐還不能……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腳踏層冰！ 又有《立秋後題》雲： 平生獨往願，惆怅年半百。
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新唐書》雲： 關輔饑，[甫]辄棄官去，客秦州，負薪采橡栗自給。
依上引的《立秋後題》詩看來，似是他被上司罷官，并非他自己棄官去。
《舊唐書》不說棄官事，但說： 時關畿亂離，谷食踴貴。
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采梠。
兒女餓殍者數人。
乾元二年立秋後往秦州，冬十月離秦州，十一月到成州，十二月從同谷縣出發往劍南，有詩雲： 始來茲山來，體駕喜地僻。
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平生懶拙意，偶值栖遁迹。
去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
（《發同谷縣》） 大概他的南行全是因為生計上的逼迫。
他從秦中遷到劍南，是時裴冕鎮成都，為他安頓在成都西郭浣花溪。
他有詩雲： 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
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傷？ 他在成都共六年（七六О—七六五），中間經過兩次變亂，但卻也曾受當局的優待。
嚴武節度劍南時，表杜甫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舊唐書》雲： 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
甫……嘗憑醉登武之床。
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新唐書》紀此事說武要殺他，其母奔救得止；又有“冠鈎于簾三”的神話，大概皆不可信）。
永泰元年（七六五），他南下到忠州。
大曆元年（七六六），他移居夔州，在夔凡二年。
大曆三年（七六八），他因他的兄弟在荊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