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八世紀的樂府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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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 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

    或對曰,李峤。

    因凄然泣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峤真才子也!”(《次柳氏舊聞》也記此事稍與此不同) 又如《李白傳》(《舊唐書》卷一九〇)雲: 白既嗜酒,日與飲徒醉于酒肆。

    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

    召入,以水灑面,即命秉筆。

    頃之,成十餘章。

    帝頗嘉之。

     這是随便舉一兩事,略見當日的詩人與樂府新詞的關系。

    李白論詩道: 自從建安來,绮麗不足珍。

     唐人論詩多特别推重建安時期(例如元稹論詩,引見《舊唐書》卷一九〇《杜甫傳》中)。

    我們在上編曾說建安時期的主要事業在于制作樂府歌辭,在于文人用古樂府的舊曲改作新詞。

    開元天寶時期的主要事業也在于制作樂府歌辭,在于繼續建安曹氏父子的事業,用活的語言同新的意境創作樂府新詞。

    所謂“力追建安”一句标語的意義其實不過如此。

     盛唐是詩的黃金時代。

    但後世講文學史的人都不能明白盛唐的詩所以特别發展的關鍵在什麼地方。

    盛唐的詩的關鍵在樂府歌辭。

    第一步是詩人仿作樂府。

    第二步是詩人沿用樂府古題而自作新辭,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聲調。

    第三步是詩人用古樂府民歌的精神來創作新樂府。

    在這三步之中,樂府民歌的風趣與文體不知不覺地浸潤了,影響了,改變了詩體的各方面,遂使這個時代的詩在文學史上放一大異彩。

     唐初的人也偶然試作樂府歌辭。

    但他們往往用律詩體做樂府,正像後世妄人用骈文來做小說,怎麼會做的出色呢!試舉樂府古題“有所思”作個例。

    沈佺期用的是律體。

     君子事行役,再空芳歲期。

    美人曠延伫,萬裡浮雲思。

    園槿綻紅豔,郊桑柔綠滋。

    坐看長夏晚,秋月生羅帏。

     這是做試帖詩,隻要揣摩題面,敷衍成五言四韻就完卷了。

    再看盛唐詩人李白做此題,是什麼境界: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東隅! 海寒多天風, 白波連山倒蓬壺! 長鲸噴湧不可涉, 撫心茫茫淚如珠。

     西來青鳥東飛去, 願寄一書謝麻姑。

     這便是借舊題作新詩了。

    這個解放的風氣一開,便不可關閉了。

     這個時代是個解放的時代,古來的自然主義的哲學(所謂“道家”哲學)與佛教的思想的精采部分相結合,成為禅宗的運動;到這個時代,這個運動已成熟了,南方一個不識字的和尚名叫慧能的(死于七一三),打起宗教革命的旗幟,成立“南宗”。

    這個新宗派的标語是“打倒一切文字障與儀式障!’他們隻要人人自己明白自性本來清淨,本來圓滿具足。

    他們反對一切漸修之法,如念佛坐禅之類。

    他們主張人人可以頓悟,立證佛性。

    這個南宗運動起于七世紀晚年,到八世紀中葉便與北宗舊勢力實地沖突,到八世紀晚年竟大占勝利,代替北宗成為正統。

    這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也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革命。

    這個大運動的潮流自然震蕩全國,美術文學都逃不了他們的影響。

     這個時代的人生觀是一種放縱的、愛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觀。

    我們試引杜甫的《飲中八仙歌》來代表當時的風氣: 知章(賀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陽(汝陽王琎)三鬥始朝天,道逢曲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李适之,天寶元年作左丞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鲸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

    (他罷相後,有詩雲:“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

    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宗之(齊國公崔宗之)潇灑美少年,舉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

     蘇晉(左庶子)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禅。

     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

     焦遂五鬥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這裡面有親王,有宰相,有佛教徒,有道士(賀知章後為道士),有詩人,有美術家,很可以代表一時的風氣了。

    這種風氣在表面上看來很像是頹廢,其實隻是對于舊禮俗的反抗,其實是一種自然主義的人生觀的表現。

     這八個人的第一人賀知章便是當時文學界的一個大師,他的傳記很可以使我們注意。

    他是會稽永興人,少年時便有文學的名譽。

    舉進士後,官做到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工部侍郎,秘書監。

    《舊唐書》(卷一九〇中)說他: 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晚年尤加縱誕,無複規檢。

    自号“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

    遨遊裡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鹹有可觀……天寶三載(七四四),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為道士,求還鄉裡,仍舍本鄉宅為觀。

    上許之……禦制詩以贈行,皇太子已下鹹就執别。

    至鄉無幾壽終,年八十六。

     最可注意的是,這樣一個狂放的人在當時卻很受社會的敬重,臨去朝廷,皇帝作詩送行,皇太子親來送别;他死後多年,肅宗還下诏追悼,說他“器識夷淡,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

    這可見這是一個自由解放的時代,那不近人情的佛教的威權剛倒,而不近人情的道學的權威還沒起來。

    所以這個時代産生的文學也就多解放的、自然的文學。

    賀知章傳中說他“遨遊裡巷,醉後屬詞,文不加點”。

    遨遊裡巷,故能接近民間的語言;醉後屬詞,文不加點,故多近于自然也。

    賀知章的詩保存甚少(《全唐詩》石印本卷四,頁七六),然而已有很可表示時代精神的作品,如下列幾首: 柳枝詩 碧玉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縧。

    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回鄉偶書二首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鬓毛衰。

    兒童相同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離别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銷磨。

    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讀史的人注意:詩體大解放了,自然的、白話的詩出來了! 我們在上文說過,這個時代的詩的關鍵在于樂府歌詞;故我們現在述評這時期的幾個樂府大家。

     高适,字達夫,渤海蓨人。

    《舊唐書》說他少年時不事生産,家貧,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給”,大概是一個高等叫花子。

    到中年時,他始學做詩(《舊唐書》說他年過五十,始留意篇什。

    此言不确。

    他的詩中有“年過四十尚躬耕”的話可證)。

    “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

    每吟一篇,已為好事者傳誦。

    ”宋州刺史薦他舉有道科,後不很得意,遂投在哥舒翰幕下掌書記。

    安祿山之亂,哥舒翰兵敗,高适趕到明皇行在,受明皇的賞識,拔他做侍禦史,谏議大夫;後來他做到淮南節度使,轉劍南、西川節度使,召為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

    永泰元年(七六五)死。

     高适的詩似最得力于鮑照,鮑照的奔逸的天才在當時雖不見賞識,到了八世紀卻正好做一個詩體解放的導師。

    高适是個有經驗、有魄力的詩人,故能運用這種解放的詩體來擡高當日的樂府歌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