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故事詩的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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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國以前。
第一，《孔雀東南飛》全文沒有一點佛教思想的影響的痕迹。
這是很可注意的。
凡一種外來的宗教的輸入，他的幾個基本教義的流行必定遠在他的文學形式發生影響之前。
這是我們可以用一切宗教史和文化史來證明的。
即如眼前一百年中，輪船火車煤油電燈以至摩托車無線電都來了，然而文人階級受西洋文學的影響卻還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至于民間的文學竟可說是至今還絲毫不曾受着西洋文學的影響。
你去分析《狸貓換太子》《濟公活佛》等等俗戲，可尋得出一分一毫的西洋文學的影響嗎？——《孔雀東南飛》寫的是一件生離死别的大悲劇，如果真是作于佛教盛行以後，至少應該有“來生”“輪回”“往生”一類的希望（如白居易《長恨歌》便有“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但教心似金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的話。
如元稹的《悼亡詩》便有“他生緣會更難期”，“也曾因夢送錢财”的話）。
然而此詩寫焦仲卿夫婦的離别隻說： “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
” “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
” “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複全。
” “我命絕今日，魂去屍長留……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别離。
” 寫焦仲卿别他的母親，也隻說： 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
故作不良計，勿複怨鬼神。
這都是中國舊宗教裡的見解，完全沒有佛教的痕迹。
一千七八百字的悲劇的詩裡絲毫沒有佛教的影子，我們如何能說他的形式體裁是佛教文學的産兒呢？ 第二，《佛本行》《普曜經》等等長篇故事譯出之後，并不曾發生多大的影響。
梁啟超先生說： 《佛本行》譯成華文以後也是風靡一時，六朝名士幾于人人共讀。
這是毫無根據的話。
這一類的故事詩，文字俚俗，辭意煩複。
和“六朝名士”的文學風尚相去最遠。
六朝名士所能了解欣賞的，乃是道安、慧遠、支遁、僧肇一流的玄理，決不能欣賞這種幾萬言的俗文長篇記事。
《法華經》與《維摩诘經》一類的名譯也不能不待至第六世紀以後方才風行。
這都是由于思想習慣的不同與文學風尚的不同，都是不可勉強的。
所以我們綜觀六朝的文學，隻看見惠休、寶月一班和尚的名士化，而不看見六朝名士的和尚化。
所以梁、陸諸君重視《佛本行經》一類佛典的文學影響，是想像之談，怕不足信罷？ 陸侃如先生舉出幾條證據來證明《孔雀東南飛》是六朝作品。
我們現在要讨論這些證據是否充分。
本篇末段有“合葬華山傍”的話，所以陸先生起了一個疑問，何以廬江的焦氏夫婦要葬到西嶽華山呢？因此他便連想到樂府裡《華山畿》二十五篇。
《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雲： 《華山畿》者，宋少帝時《懊惱》一曲，亦變曲也。
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
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
母問其故，具以啟母。
母為至華山尋訪，見女，具以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當已。
少日，果差。
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
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
”母從其意。
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
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 華山畿！ 君既為侬死， 獨活為誰施！ 歡若見憐時， 棺木為侬開！ 棺應聲開，女透入棺；家人叩打，無如之何。
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陸先生從這篇序裡得着一個大膽的結論。
他說： 這件哀怨的故事，在五六世紀時是很普遍的，故發生了二十五篇的民歌。
華山畿的神女冢也許變成殉情者的葬地的公名，故《孔雀東南飛》的作者叙述仲卿夫婦合葬時，便用了一個眼前的典故，遂使千餘年後的讀者們索解無從。
但這一點便明明白白的指示我們說，《孔雀東南飛》是作于華山畿以後的。
陸先生的結論是很可疑的。
《孔雀東南飛》的夫婦，陸先生斷定他們不會葬在西嶽華山。
難道南徐士子的棺材卻可以從西嶽華山經過嗎？南徐州治在現今的丹徒縣，雲陽在現今的丹陽縣。
華山大概即是丹陽之南的花山，今屬高淳縣。
雲陽可以有華山，何以見得廬江不能有華山呢？兩處的華山大概都是本地的小地名，與西嶽華山全無關系，兩華山彼此也可以完全沒有關系。
故根據華山畿的神話來證明《孔雀東南飛》的年代，怕不可能罷？ 陸先生又指出本篇“新婦入青廬”的話，說，據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青廬”是“北朝結婚時的特别名詞”。
但他所引《酉陽雜俎》一條所謂“禮異”，似指下文“夫家領百餘人……挾車俱呼”以及“婦家親賓婦女……以杖打……至有大委頓者”的奇異風俗而言。
“青布幔為屋，在門内外，謂之青廬。
”不過如今日北方喜事人家的“搭棚”，沒有什麼特别之處。
況且陸先生自己又引《北史》卷八說北齊幼主： 禦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将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馔而親觀之。
這也不過如今人的搭棚看戲。
這種布棚也叫做“青廬”，可見“青廬”未必是“北朝結婚時的特别名詞”了。
陸先生又用“四角龍子幡”，說這是南朝的風尚，這是很不相幹的證據，因為陸先生所舉的材料都不能證實“龍子幡”為以前所無。
況且“青廬”若是北朝異俗，“龍子幡”又是南朝風尚，那麼，在那南北分隔的五六世紀，何以南朝風尚與北朝異禮會同時出現于一篇詩裡呢？ 所以我想，梁啟超先生從佛教文學的影響上推想此詩作于六朝，陸侃如先生根據“華山”“青廬”“龍子幡”等，推定此詩作于宋少帝（四二三—四二四）與徐陵（死于五八三）之間，這些主張大概都不能成立。
我以為《孔雀東南飛》的創作大概去那個故事本身的年代不遠，大概在建安以後不遠，約當三世紀的中葉。
但我深信這篇故事詩流傳在民間，經過三百多年之久（二三〇—五五〇）方才收在《玉台新詠》裡，
第一，《孔雀東南飛》全文沒有一點佛教思想的影響的痕迹。
這是很可注意的。
凡一種外來的宗教的輸入，他的幾個基本教義的流行必定遠在他的文學形式發生影響之前。
這是我們可以用一切宗教史和文化史來證明的。
即如眼前一百年中，輪船火車煤油電燈以至摩托車無線電都來了，然而文人階級受西洋文學的影響卻還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至于民間的文學竟可說是至今還絲毫不曾受着西洋文學的影響。
你去分析《狸貓換太子》《濟公活佛》等等俗戲，可尋得出一分一毫的西洋文學的影響嗎？——《孔雀東南飛》寫的是一件生離死别的大悲劇，如果真是作于佛教盛行以後，至少應該有“來生”“輪回”“往生”一類的希望（如白居易《長恨歌》便有“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但教心似金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的話。
如元稹的《悼亡詩》便有“他生緣會更難期”，“也曾因夢送錢财”的話）。
然而此詩寫焦仲卿夫婦的離别隻說： “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
” “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
” “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複全。
” “我命絕今日，魂去屍長留……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别離。
” 寫焦仲卿别他的母親，也隻說： 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
故作不良計，勿複怨鬼神。
這都是中國舊宗教裡的見解，完全沒有佛教的痕迹。
一千七八百字的悲劇的詩裡絲毫沒有佛教的影子，我們如何能說他的形式體裁是佛教文學的産兒呢？ 第二，《佛本行》《普曜經》等等長篇故事譯出之後，并不曾發生多大的影響。
梁啟超先生說： 《佛本行》譯成華文以後也是風靡一時，六朝名士幾于人人共讀。
這是毫無根據的話。
這一類的故事詩，文字俚俗，辭意煩複。
和“六朝名士”的文學風尚相去最遠。
六朝名士所能了解欣賞的，乃是道安、慧遠、支遁、僧肇一流的玄理，決不能欣賞這種幾萬言的俗文長篇記事。
《法華經》與《維摩诘經》一類的名譯也不能不待至第六世紀以後方才風行。
這都是由于思想習慣的不同與文學風尚的不同，都是不可勉強的。
所以我們綜觀六朝的文學，隻看見惠休、寶月一班和尚的名士化，而不看見六朝名士的和尚化。
所以梁、陸諸君重視《佛本行經》一類佛典的文學影響，是想像之談，怕不足信罷？ 陸侃如先生舉出幾條證據來證明《孔雀東南飛》是六朝作品。
我們現在要讨論這些證據是否充分。
本篇末段有“合葬華山傍”的話，所以陸先生起了一個疑問，何以廬江的焦氏夫婦要葬到西嶽華山呢？因此他便連想到樂府裡《華山畿》二十五篇。
《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雲： 《華山畿》者，宋少帝時《懊惱》一曲，亦變曲也。
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
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
母問其故，具以啟母。
母為至華山尋訪，見女，具以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當已。
少日，果差。
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
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
”母從其意。
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
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 華山畿！ 君既為侬死， 獨活為誰施！ 歡若見憐時， 棺木為侬開！ 棺應聲開，女透入棺；家人叩打，無如之何。
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陸先生從這篇序裡得着一個大膽的結論。
他說： 這件哀怨的故事，在五六世紀時是很普遍的，故發生了二十五篇的民歌。
華山畿的神女冢也許變成殉情者的葬地的公名，故《孔雀東南飛》的作者叙述仲卿夫婦合葬時，便用了一個眼前的典故，遂使千餘年後的讀者們索解無從。
但這一點便明明白白的指示我們說，《孔雀東南飛》是作于華山畿以後的。
陸先生的結論是很可疑的。
《孔雀東南飛》的夫婦，陸先生斷定他們不會葬在西嶽華山。
難道南徐士子的棺材卻可以從西嶽華山經過嗎？南徐州治在現今的丹徒縣，雲陽在現今的丹陽縣。
華山大概即是丹陽之南的花山，今屬高淳縣。
雲陽可以有華山，何以見得廬江不能有華山呢？兩處的華山大概都是本地的小地名，與西嶽華山全無關系，兩華山彼此也可以完全沒有關系。
故根據華山畿的神話來證明《孔雀東南飛》的年代，怕不可能罷？ 陸先生又指出本篇“新婦入青廬”的話，說，據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青廬”是“北朝結婚時的特别名詞”。
但他所引《酉陽雜俎》一條所謂“禮異”，似指下文“夫家領百餘人……挾車俱呼”以及“婦家親賓婦女……以杖打……至有大委頓者”的奇異風俗而言。
“青布幔為屋，在門内外，謂之青廬。
”不過如今日北方喜事人家的“搭棚”，沒有什麼特别之處。
況且陸先生自己又引《北史》卷八說北齊幼主： 禦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将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馔而親觀之。
這也不過如今人的搭棚看戲。
這種布棚也叫做“青廬”，可見“青廬”未必是“北朝結婚時的特别名詞”了。
陸先生又用“四角龍子幡”，說這是南朝的風尚，這是很不相幹的證據，因為陸先生所舉的材料都不能證實“龍子幡”為以前所無。
況且“青廬”若是北朝異俗，“龍子幡”又是南朝風尚，那麼，在那南北分隔的五六世紀，何以南朝風尚與北朝異禮會同時出現于一篇詩裡呢？ 所以我想，梁啟超先生從佛教文學的影響上推想此詩作于六朝，陸侃如先生根據“華山”“青廬”“龍子幡”等，推定此詩作于宋少帝（四二三—四二四）與徐陵（死于五八三）之間，這些主張大概都不能成立。
我以為《孔雀東南飛》的創作大概去那個故事本身的年代不遠，大概在建安以後不遠，約當三世紀的中葉。
但我深信這篇故事詩流傳在民間，經過三百多年之久（二三〇—五五〇）方才收在《玉台新詠》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