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漢末魏晉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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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的韻文有兩條來路：一條路是模仿古人的辭賦，一條路是自然流露的民歌。
前一條路是死的，僵化了的，無可救藥的。
那富于革命思想的王充也隻能說： 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
這條路不屬于我們現在讨論的範圍，表過不提。
如今且說那些自然産生的民歌，流傳在民間，采集在“樂府”，他們的魔力是無法抵抗的，他們的影響是無法躲避的。
所以這無數的民歌在幾百年的時期内竟規定了中古詩歌的形式體裁。
無論是五言詩，七言詩，或長短不定的詩，都可以說是從那些民間歌辭裡出來的。
舊說相傳漢武帝時的枚乘、李陵、蘇武等做了一些五言詩。
這種傳說，大概不可靠。
李陵、蘇武的故事流傳在民間，引起了許多傳說，近年敦煌發見的古寫本中也有李陵答蘇武書（現藏巴黎國立圖書館），文字鄙陋可笑，其中竟用了孫權的典故！大概現存的蘇、李贈答詩文同出于這一類的傳說故事，雖雅俗有不同，都是不可靠的。
枚乘的詩也不可靠。
枚乘的詩九首，見于徐陵的《玉台新詠》；其中八首收入蕭統的《文選》，都在“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之中。
蕭統還不敢說是誰人作的；徐陵生于蕭統之後，卻敢武斷是枚乘的詩，這不是很可疑的嗎？ 大概西漢隻有民歌；那時的文人也許有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而作詩歌的，但風氣未開，這種作品隻是“俗文學”，《漢書·禮樂志》哀帝廢樂府诏所謂“鄭聲”，《王褒傳》宣帝所謂“鄭衛”，是也。
到了東漢中葉以後，民間文學的影響已深入了，已普遍了，方才有上流文人出來公然仿效樂府歌辭，造作歌詩。
文學史上遂開一個新局面。
這個新局面起于二世紀的晚年，漢靈帝（一六八—一八九）與獻帝（一九〇—二二〇）的時代。
靈帝時有個名士趙壹，恃才倨傲，受人的排擠，屢次得罪，幾乎喪了生命。
他作了一篇《疾邪賦》，賦中有歌兩首，其一雲：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
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
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伊優北堂上，肮髒倚門邊。
這雖不是好詩，但古賦中夾着這種白話歌辭，很可以看時代風氣的轉移了。
這個時代（靈帝、獻帝時代）是個大亂的時代。
政治的昏亂到了極端。
清流的士大夫都被那“黨锢”之禍一網打盡（黨锢起于一六六，至一八四始解）。
外邊是鮮卑連年寇邊，裡面是黃巾的大亂。
中央的權力漸漸瓦解，成了一個州牧割據的局面，許多的小割據區域漸漸被并吞征服，後來隻剩下中部的曹操，西南的劉備，東南的孫權，遂成了三國分立的局面。
直到晉武帝平了孫吳（二八〇），方才暫時有近二十年的統一。
這個紛亂時代，卻是文學史上的一個很燦爛的時代。
這時代的領袖人物是曹操。
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當時無人比得上他。
他卻又是一個天才很高的文學家。
他在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
自己又愛才如命，故能招集許多文人，造成一個提倡文學的中心。
他的兒子曹丕、曹植也都是天才的文學家，故曹操死後這個文學運動還能繼續下去。
這個時期在文學史上叫做“建安（一九六—二二〇）正始（二四〇—二四九）時期”。
這個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的文學運動，他的主要事業在于制作樂府歌辭，在于文人用古樂府的舊曲改作新詞。
《晉書·樂志》說： 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絕，不可複知。
及魏武（曹操）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 又說： 巴渝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
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辭。
粲問巴渝帥李管和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為之改為《矛渝新福曲歌》《弩渝新福曲歌》《安台新福曲歌》《行辭新福曲歌》，以述魏德。
又引曹植《鼙舞詩·序》雲： 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鼙舞。
遭世荒亂，堅播越關西，随将軍段煨。
先帝（曹操）聞其舊伎，下書召堅。
堅年逾七十，中間廢而不為，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聲五篇。
“依前曲，作新聲”即是後世的依譜填詞。
《樂志》又說： 漢時有短箫铙歌之樂。
其曲有《朱鹭》《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戰陣之事。
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襲為詞，
前一條路是死的，僵化了的，無可救藥的。
那富于革命思想的王充也隻能說： 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
這條路不屬于我們現在讨論的範圍，表過不提。
如今且說那些自然産生的民歌，流傳在民間，采集在“樂府”，他們的魔力是無法抵抗的，他們的影響是無法躲避的。
所以這無數的民歌在幾百年的時期内竟規定了中古詩歌的形式體裁。
無論是五言詩，七言詩，或長短不定的詩，都可以說是從那些民間歌辭裡出來的。
舊說相傳漢武帝時的枚乘、李陵、蘇武等做了一些五言詩。
這種傳說，大概不可靠。
李陵、蘇武的故事流傳在民間，引起了許多傳說，近年敦煌發見的古寫本中也有李陵答蘇武書（現藏巴黎國立圖書館），文字鄙陋可笑，其中竟用了孫權的典故！大概現存的蘇、李贈答詩文同出于這一類的傳說故事，雖雅俗有不同，都是不可靠的。
枚乘的詩也不可靠。
枚乘的詩九首，見于徐陵的《玉台新詠》；其中八首收入蕭統的《文選》，都在“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之中。
蕭統還不敢說是誰人作的；徐陵生于蕭統之後，卻敢武斷是枚乘的詩，這不是很可疑的嗎？ 大概西漢隻有民歌；那時的文人也許有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而作詩歌的，但風氣未開，這種作品隻是“俗文學”，《漢書·禮樂志》哀帝廢樂府诏所謂“鄭聲”，《王褒傳》宣帝所謂“鄭衛”，是也。
到了東漢中葉以後，民間文學的影響已深入了，已普遍了，方才有上流文人出來公然仿效樂府歌辭，造作歌詩。
文學史上遂開一個新局面。
這個新局面起于二世紀的晚年，漢靈帝（一六八—一八九）與獻帝（一九〇—二二〇）的時代。
靈帝時有個名士趙壹，恃才倨傲，受人的排擠，屢次得罪，幾乎喪了生命。
他作了一篇《疾邪賦》，賦中有歌兩首，其一雲：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
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
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伊優北堂上，肮髒倚門邊。
這雖不是好詩，但古賦中夾着這種白話歌辭，很可以看時代風氣的轉移了。
這個時代（靈帝、獻帝時代）是個大亂的時代。
政治的昏亂到了極端。
清流的士大夫都被那“黨锢”之禍一網打盡（黨锢起于一六六，至一八四始解）。
外邊是鮮卑連年寇邊，裡面是黃巾的大亂。
中央的權力漸漸瓦解，成了一個州牧割據的局面，許多的小割據區域漸漸被并吞征服，後來隻剩下中部的曹操，西南的劉備，東南的孫權，遂成了三國分立的局面。
直到晉武帝平了孫吳（二八〇），方才暫時有近二十年的統一。
這個紛亂時代，卻是文學史上的一個很燦爛的時代。
這時代的領袖人物是曹操。
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當時無人比得上他。
他卻又是一個天才很高的文學家。
他在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
自己又愛才如命，故能招集許多文人，造成一個提倡文學的中心。
他的兒子曹丕、曹植也都是天才的文學家，故曹操死後這個文學運動還能繼續下去。
這個時期在文學史上叫做“建安（一九六—二二〇）正始（二四〇—二四九）時期”。
這個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的文學運動，他的主要事業在于制作樂府歌辭，在于文人用古樂府的舊曲改作新詞。
《晉書·樂志》說： 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絕，不可複知。
及魏武（曹操）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 又說： 巴渝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
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辭。
粲問巴渝帥李管和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為之改為《矛渝新福曲歌》《弩渝新福曲歌》《安台新福曲歌》《行辭新福曲歌》，以述魏德。
又引曹植《鼙舞詩·序》雲： 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鼙舞。
遭世荒亂，堅播越關西，随将軍段煨。
先帝（曹操）聞其舊伎，下書召堅。
堅年逾七十，中間廢而不為，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聲五篇。
“依前曲，作新聲”即是後世的依譜填詞。
《樂志》又說： 漢時有短箫铙歌之樂。
其曲有《朱鹭》《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戰陣之事。
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襲為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