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漢朝的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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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離漢朝太遠了，保存的材料又太少，沒有法子可以考見當時民間文學産生的詳細狀況。
但從這些民歌裡，我們可以看出一些活的問題、真的哀怨、真的情感，自從地産出這些活的文學。
小孩睡在睡籃裡哭，母親要編隻兒歌哄他睡着；大孩子在地上吵，母親要說個故事哄他不吵；小兒女要唱山歌，農夫要唱曲子；癡男怨女要歌唱他們的戀愛，孤兒棄婦要叙述他們的痛苦；征夫離婦要聲訴他們的離情别恨；舞女要舞曲，歌伎要新歌——這些人大都是不識字的平民，他們不能等候二十年先去學了古文再來唱歌說故事。
所以他們隻真率地說了他們的歌；真率地說了他們的故事。
這是一切平民文學的起點。
散文的故事不容易流傳，故很少被保存的。
韻文的歌曲卻越傳越遠；你改一句，他改一句；你添一個花頭，他翻一個花樣，越傳越有趣了，越傳越好聽了。
遂有人傳寫下來，遂有人收到“樂府”裡去。
“樂府”即是後世所謂“教坊”。
《漢書》卷二十二說，[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讴。
以李延年的協律都尉。
多舉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又卷九十三雲：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
延年坐法腐刑（受閹割之刑），給事狗監中。
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延年善歌，為新變聲。
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
又卷九十七上說李夫人死後，武帝思念她，令方士少翁把她的鬼招來；那晚上，仿佛有鬼來，卻不能近看她。
武帝更想念她，為作詩曰： 是邪？非邪？ 立而望之。
偏何姗姗其來遲？ 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
總看這幾段記載，樂府即是唐以後所謂教坊，那是毫無疑義的。
李延年的全家都是倡；延年自己是閹割了的倡工，在狗監裡當差。
司馬相如也不是什麼上等人，他不但曾“著犢鼻裈，與傭保雜作”，在他的太太開的酒店裡洗碗盞；他的進身也是靠他的同鄉狗監楊得意推薦的（《漢書》卷五十七上）。
這一班狗監的朋友組織的“樂府”便成了一個俗樂的機關，民歌的保存所。
《漢書》卷二十二又說： 是時（成帝時）鄭聲尤甚。
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富顯于世。
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争女樂。
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鄭衛之聲興則淫僻之化興，而欲黎庶敦樸，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其罷樂府官。
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别屬他官。
” 因恨淫聲而遂廢“樂府”，可見樂府是俗樂的中心。
當時丞相孔光奏覆，把“樂府”中八百二十九人之中，裁去了四百四十一人！《漢書》記此事，接着說： 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這可見當時俗樂民歌的勢力之大。
“樂府”這種制度在文學史上很有關系。
第一，民間歌曲因此得了寫定的機會。
第二，民間的文學因此有機會同文人接觸，文人從此不能不受民歌的影響。
第三，文人感覺民歌的可愛，有時因為音樂的關系不能不把民歌更改添減，使他協律；有時因為文學上的沖動，文人忍不住要模仿民歌，因此他們的作品便也往往帶着“平民化”的趨勢，因此便添了不少的自活或近于白話的詩歌。
這三種關系，自漢至唐，繼續存在。
故民間的樂歌收在樂府的，叫做“樂府”；而文人模仿民歌做的樂歌，也王叫做“樂府”；而後來文人模仿古樂府作的不能入樂的詩歌，也叫做“樂府”或“新樂府”。
從漢到唐的白話韻文可以叫做“樂府”時期。
樂府是平民文學的征集所、保存館。
這些平民的歌曲層出不窮地供給了無數新花樣、新形式、新體裁；引起了當代的文人的新興趣，使他們不能不愛玩、不能不佩服、不能不模仿。
漢以後的韻文的文學所以能保存得一點生氣、一點新生命，全靠有民間的歌曲時時供給活的體裁和新的風趣。
但從這些民歌裡，我們可以看出一些活的問題、真的哀怨、真的情感，自從地産出這些活的文學。
小孩睡在睡籃裡哭，母親要編隻兒歌哄他睡着；大孩子在地上吵，母親要說個故事哄他不吵；小兒女要唱山歌，農夫要唱曲子；癡男怨女要歌唱他們的戀愛，孤兒棄婦要叙述他們的痛苦；征夫離婦要聲訴他們的離情别恨；舞女要舞曲，歌伎要新歌——這些人大都是不識字的平民，他們不能等候二十年先去學了古文再來唱歌說故事。
所以他們隻真率地說了他們的歌；真率地說了他們的故事。
這是一切平民文學的起點。
散文的故事不容易流傳，故很少被保存的。
韻文的歌曲卻越傳越遠；你改一句，他改一句；你添一個花頭，他翻一個花樣，越傳越有趣了，越傳越好聽了。
遂有人傳寫下來，遂有人收到“樂府”裡去。
“樂府”即是後世所謂“教坊”。
《漢書》卷二十二說，[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讴。
以李延年的協律都尉。
多舉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又卷九十三雲：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
延年坐法腐刑（受閹割之刑），給事狗監中。
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延年善歌，為新變聲。
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
又卷九十七上說李夫人死後，武帝思念她，令方士少翁把她的鬼招來；那晚上，仿佛有鬼來，卻不能近看她。
武帝更想念她，為作詩曰： 是邪？非邪？ 立而望之。
偏何姗姗其來遲？ 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
總看這幾段記載，樂府即是唐以後所謂教坊，那是毫無疑義的。
李延年的全家都是倡；延年自己是閹割了的倡工，在狗監裡當差。
司馬相如也不是什麼上等人，他不但曾“著犢鼻裈，與傭保雜作”，在他的太太開的酒店裡洗碗盞；他的進身也是靠他的同鄉狗監楊得意推薦的（《漢書》卷五十七上）。
這一班狗監的朋友組織的“樂府”便成了一個俗樂的機關，民歌的保存所。
《漢書》卷二十二又說： 是時（成帝時）鄭聲尤甚。
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富顯于世。
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争女樂。
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鄭衛之聲興則淫僻之化興，而欲黎庶敦樸，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其罷樂府官。
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别屬他官。
” 因恨淫聲而遂廢“樂府”，可見樂府是俗樂的中心。
當時丞相孔光奏覆，把“樂府”中八百二十九人之中，裁去了四百四十一人！《漢書》記此事，接着說： 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這可見當時俗樂民歌的勢力之大。
“樂府”這種制度在文學史上很有關系。
第一，民間歌曲因此得了寫定的機會。
第二，民間的文學因此有機會同文人接觸，文人從此不能不受民歌的影響。
第三，文人感覺民歌的可愛，有時因為音樂的關系不能不把民歌更改添減，使他協律；有時因為文學上的沖動，文人忍不住要模仿民歌，因此他們的作品便也往往帶着“平民化”的趨勢，因此便添了不少的自活或近于白話的詩歌。
這三種關系，自漢至唐，繼續存在。
故民間的樂歌收在樂府的，叫做“樂府”；而文人模仿民歌做的樂歌，也王叫做“樂府”；而後來文人模仿古樂府作的不能入樂的詩歌，也叫做“樂府”或“新樂府”。
從漢到唐的白話韻文可以叫做“樂府”時期。
樂府是平民文學的征集所、保存館。
這些平民的歌曲層出不窮地供給了無數新花樣、新形式、新體裁；引起了當代的文人的新興趣，使他們不能不愛玩、不能不佩服、不能不模仿。
漢以後的韻文的文學所以能保存得一點生氣、一點新生命，全靠有民間的歌曲時時供給活的體裁和新的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