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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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要講白話文學史呢？
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不是這三四年來幾個人憑空捏造出來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是有曆史的，是有很長又很光榮的曆史的。
我要人人都知道國語文學乃是一千幾百年曆史進化的産兒。
國語文學若沒有這一千幾百年的曆史，若不是曆史進化的結果，這幾年來的運動決不會有那樣的容易，決不能在那麼短的時期内變成一種全國的運動，決不能在三五年内引起那麼多的人的響應與贊助。
現在有些人不明白這個曆史的背景，以為文學的運動是這幾年來某人某人提倡的功效。
這是大錯的。
我們要知道，一千八百年前的時候，就有人用白話做書了；一千年前，就有許多詩人用白話做詩做詞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話講學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話做小說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話的戲曲了；《水浒》《三國》《西遊》《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紅樓夢》，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作品。
我們要知道，這幾百年來，中國社會裡銷行最廣、勢力最大的書籍，并不是《四書》《五經》，也不是程、朱語錄，也不是韓、柳文章。
乃是那些“言之不文，行之最遠”的白話小說！這就是國語文學的曆史的背景。
這個背景早已造成了，《水浒》《紅樓夢》……已經在社會上養成了白話文學的信用了，時機已成熟了，故國語文學的運動者能于短時期中坐收很大的功效。
我們今日收的功效，其實大部分全靠那無數白話文人、白話詩人替我們種下了種子，造成了空氣。
我們現在研究這一二千年的白話文學史，正是要我們明白這個曆史進化的趨勢。
我們懂得了這段曆史，便可以知道我們現在參加的運動已經有了無數的前輩，無數的先鋒了；便可以知道我們現在的責任是要繼續那無數開路先鋒沒有做完的事業，要替他們修殘補阙，要替他們發揮光大。
第二，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一個什麼地位。
老實說罷，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隻可叫做“古文傳統史”罷了。
前天有個學生來問我道：“西洋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的文學總代表那一個時代的精神。
何以我們中國的文學不能代表時代呢？何以姚鼐的文章和韓愈的文章沒有什麼時代的差别呢？”我回答道：“你自己錯讀了文學史，所以你覺得中國文學不代表時代了。
其實你看的‘文學史’，隻是‘古文傳統史’。
在那‘古文傳統史’上，做文的隻會模仿韓、柳、歐、蘇，做詩的隻會模仿李、杜、蘇、黃：一代模仿一代，人人隻想做‘肖子肖孫’，自然不能代表時代的變遷了。
你要想尋那可以代表時代的文學，千萬不要去尋那‘肖子’的文學家，你應該去尋那‘不肖子’的文學！你要曉得，當吳汝綸、馬其昶、林纾正在努力做方苞、姚鼐的‘肖子’的時候，有個李伯元也正在做《官場現形記》，有個劉鹗也正在做《老殘遊記》，有個吳趼人也正在做《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你要尋清末的時代文學的代表，還是尋吳汝綸呢？還是尋吳趼人呢？你要曉得，當方苞、姚鼐正在努力做韓愈、歐陽修的‘肖子’的時候，有個吳敬梓也正在做《儒林外史》，有個曹雪芹也正在做《紅樓夢》。
那個雍正、乾隆時代的代表文學。
究竟是《望溪文集》與《惜抱軒文集》呢？還是《儒林外史》與《紅樓夢》呢？再回頭一兩百年，當明朝李夢陽、何景明極力模仿秦、漢，唐順之、歸有光極力恢複唐、宋的時候，《水浒傳》也出來了，《金瓶梅》也出來了
我要人人都知道國語文學乃是一千幾百年曆史進化的産兒。
國語文學若沒有這一千幾百年的曆史，若不是曆史進化的結果，這幾年來的運動決不會有那樣的容易，決不能在那麼短的時期内變成一種全國的運動，決不能在三五年内引起那麼多的人的響應與贊助。
現在有些人不明白這個曆史的背景，以為文學的運動是這幾年來某人某人提倡的功效。
這是大錯的。
我們要知道，一千八百年前的時候，就有人用白話做書了；一千年前，就有許多詩人用白話做詩做詞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話講學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話做小說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話的戲曲了；《水浒》《三國》《西遊》《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紅樓夢》，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作品。
我們要知道，這幾百年來，中國社會裡銷行最廣、勢力最大的書籍，并不是《四書》《五經》，也不是程、朱語錄，也不是韓、柳文章。
乃是那些“言之不文，行之最遠”的白話小說！這就是國語文學的曆史的背景。
這個背景早已造成了，《水浒》《紅樓夢》……已經在社會上養成了白話文學的信用了，時機已成熟了，故國語文學的運動者能于短時期中坐收很大的功效。
我們今日收的功效，其實大部分全靠那無數白話文人、白話詩人替我們種下了種子，造成了空氣。
我們現在研究這一二千年的白話文學史，正是要我們明白這個曆史進化的趨勢。
我們懂得了這段曆史，便可以知道我們現在參加的運動已經有了無數的前輩，無數的先鋒了；便可以知道我們現在的責任是要繼續那無數開路先鋒沒有做完的事業，要替他們修殘補阙，要替他們發揮光大。
第二，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一個什麼地位。
老實說罷，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隻可叫做“古文傳統史”罷了。
前天有個學生來問我道：“西洋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的文學總代表那一個時代的精神。
何以我們中國的文學不能代表時代呢？何以姚鼐的文章和韓愈的文章沒有什麼時代的差别呢？”我回答道：“你自己錯讀了文學史，所以你覺得中國文學不代表時代了。
其實你看的‘文學史’，隻是‘古文傳統史’。
在那‘古文傳統史’上，做文的隻會模仿韓、柳、歐、蘇，做詩的隻會模仿李、杜、蘇、黃：一代模仿一代，人人隻想做‘肖子肖孫’，自然不能代表時代的變遷了。
你要想尋那可以代表時代的文學，千萬不要去尋那‘肖子’的文學家，你應該去尋那‘不肖子’的文學！你要曉得，當吳汝綸、馬其昶、林纾正在努力做方苞、姚鼐的‘肖子’的時候，有個李伯元也正在做《官場現形記》，有個劉鹗也正在做《老殘遊記》，有個吳趼人也正在做《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你要尋清末的時代文學的代表，還是尋吳汝綸呢？還是尋吳趼人呢？你要曉得，當方苞、姚鼐正在努力做韓愈、歐陽修的‘肖子’的時候，有個吳敬梓也正在做《儒林外史》，有個曹雪芹也正在做《紅樓夢》。
那個雍正、乾隆時代的代表文學。
究竟是《望溪文集》與《惜抱軒文集》呢？還是《儒林外史》與《紅樓夢》呢？再回頭一兩百年，當明朝李夢陽、何景明極力模仿秦、漢，唐順之、歸有光極力恢複唐、宋的時候，《水浒傳》也出來了，《金瓶梅》也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