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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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句戲言道：“且把上卷結束付印，留待十年後再續下去。
”“十年”是我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舊例，卻不料玄同先生來信提出“嚴重抗議”，他說的話我不好意思引在這裡，但我可以附帶聲明一句：這部文學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内繼續編成的。
現在要說明這部書的體例。
第一，這書名為“白話文學史”，其實是中國文學史。
我在本書的引子裡曾說： 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
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隻可叫做“古文傳統史”罷了…… 我們現在講白話文學史，正是要講明……中國文學史上這一大段最熱鬧，最富于創造性，最可以代表時代的文學史。
但我不能不用那傳統的死文學來做比較，故這部書時時讨論到古文學的曆史，叫人知道某種白話文學産生時有什麼傳統的文學作背景。
第二，我把“白話文學”的範圍放的很大，故包括舊文學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說話的作品。
我從前曾說過，“白話”有三個意思：一是戲台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
依這三個标準，我認定《史記》《漢書》裡有許多白話，古樂府歌辭大部分是白話的，佛書譯本的文字也是當時的白話或很近于白話，唐人的詩歌——尤其是樂府絕句——也有很多的白話作品。
這樣寬大的範圍之下，還有不及格而被排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學了。
第三，我這部文學史裡，每讨論一人或一派的文學，一定要舉出這人或這派的作品作為例子。
故這部書不但是文學史，還可算是一部中國文學名著選本。
文學史的著作者決不可假定讀者手頭案上總堆着無數名家的專集或總集。
這個毛病是很普遍的。
西洋的文學史家也往往不肯多舉例；單說某人的某一篇詩是如何如何；所以這種文學史上隻看見許多人名，詩題，書名，正同舊式朝代史上堆着無數人名年号一樣。
這種抽象的文學史是沒有趣味的，也沒有多大實用的。
第四，我很抱歉，此書不曾從《三百篇》做起。
這是因為我去年從外國回來，手頭沒有書籍，不敢做這一段很難做的研究。
但我希望将來能補作一篇古代文學史，即作為這書的“前編”。
我的朋友陸侃如先生和馮沅君女士不久要出版一部《古代文學史》。
他們的見地與工力都是很适宜于做這種工作的，我盼望他們的書能早日出來，好補我的書的缺陷。
此外，這部書裡有許多見解是我個人的見地，雖然是辛苦得來的居多，卻也難保沒有錯誤。
例如我說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又如說建安文學的主要事業在于制作樂府歌辭，又如說故事詩起來的時代，又如說佛教文學發生影響之晚與“唱導”“梵呗”的方法的重要，又如說白話詩的四種來源，又如王梵志與寒山的考證，李、杜的優劣論，天寶大亂後的文學的特别色彩說，盧仝、張籍的特别注重……這些見解，我很盼望渎者特别注意，并且很誠懇地盼望他們批評指教。
在客中寫二十萬字的書，随寫随付排印，那是很苦的事。
往往一章書剛排好時，我又發見新證據，或新材料了。
有些地方，我已在每章之後，加個後記，如第六章、第九章，第十一章，都有後記一節。
有時候，發現太遲了，書已印好，隻有在正誤表裡加上改正。
如第十一章裡，我曾說“後唐無保大年号，五代時也沒有一個年号有十一年之長的；保大乃遼時年号，當宋宣和三年至六年”。
當時我檢查陳垣先生的《中西回史日曆》，隻見一個保大年号。
後來我在廬山，偶然翻到《廬山志》裡的彭濱《舍利塔記》，忽見有南唐保大的年号，便記下來；回上海後，我又檢查别的書，始知南唐李氏果有保大年号。
這一段隻好列在正誤表裡，等到再版時再挖改了。
我開始改作此書時，北京的藏書都不曾搬來，全靠朋友借書給我參考。
張菊生先生（元濟）借書最多；他家中沒有的，便往東方圖書館轉借來給我用。
這是我最感激的。
餘上沅先生，程萬孚先生，還有新月書店的幾位朋友，都幫我校對這部書，都是應該道謝的。
疑古玄同先生給此書題字，我也要謝謝他。
一九二八，六，五。
”“十年”是我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舊例，卻不料玄同先生來信提出“嚴重抗議”，他說的話我不好意思引在這裡，但我可以附帶聲明一句：這部文學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内繼續編成的。
現在要說明這部書的體例。
第一，這書名為“白話文學史”，其實是中國文學史。
我在本書的引子裡曾說： 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
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隻可叫做“古文傳統史”罷了…… 我們現在講白話文學史，正是要講明……中國文學史上這一大段最熱鬧，最富于創造性，最可以代表時代的文學史。
但我不能不用那傳統的死文學來做比較，故這部書時時讨論到古文學的曆史，叫人知道某種白話文學産生時有什麼傳統的文學作背景。
第二，我把“白話文學”的範圍放的很大，故包括舊文學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說話的作品。
我從前曾說過，“白話”有三個意思：一是戲台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
依這三個标準，我認定《史記》《漢書》裡有許多白話，古樂府歌辭大部分是白話的，佛書譯本的文字也是當時的白話或很近于白話，唐人的詩歌——尤其是樂府絕句——也有很多的白話作品。
這樣寬大的範圍之下，還有不及格而被排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學了。
第三，我這部文學史裡，每讨論一人或一派的文學，一定要舉出這人或這派的作品作為例子。
故這部書不但是文學史，還可算是一部中國文學名著選本。
文學史的著作者決不可假定讀者手頭案上總堆着無數名家的專集或總集。
這個毛病是很普遍的。
西洋的文學史家也往往不肯多舉例；單說某人的某一篇詩是如何如何；所以這種文學史上隻看見許多人名，詩題，書名，正同舊式朝代史上堆着無數人名年号一樣。
這種抽象的文學史是沒有趣味的，也沒有多大實用的。
第四，我很抱歉，此書不曾從《三百篇》做起。
這是因為我去年從外國回來，手頭沒有書籍，不敢做這一段很難做的研究。
但我希望将來能補作一篇古代文學史，即作為這書的“前編”。
我的朋友陸侃如先生和馮沅君女士不久要出版一部《古代文學史》。
他們的見地與工力都是很适宜于做這種工作的，我盼望他們的書能早日出來，好補我的書的缺陷。
此外，這部書裡有許多見解是我個人的見地，雖然是辛苦得來的居多，卻也難保沒有錯誤。
例如我說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又如說建安文學的主要事業在于制作樂府歌辭，又如說故事詩起來的時代，又如說佛教文學發生影響之晚與“唱導”“梵呗”的方法的重要，又如說白話詩的四種來源，又如王梵志與寒山的考證，李、杜的優劣論，天寶大亂後的文學的特别色彩說，盧仝、張籍的特别注重……這些見解，我很盼望渎者特别注意，并且很誠懇地盼望他們批評指教。
在客中寫二十萬字的書，随寫随付排印，那是很苦的事。
往往一章書剛排好時，我又發見新證據，或新材料了。
有些地方，我已在每章之後，加個後記，如第六章、第九章，第十一章，都有後記一節。
有時候，發現太遲了，書已印好，隻有在正誤表裡加上改正。
如第十一章裡，我曾說“後唐無保大年号，五代時也沒有一個年号有十一年之長的；保大乃遼時年号，當宋宣和三年至六年”。
當時我檢查陳垣先生的《中西回史日曆》，隻見一個保大年号。
後來我在廬山，偶然翻到《廬山志》裡的彭濱《舍利塔記》，忽見有南唐保大的年号，便記下來；回上海後，我又檢查别的書，始知南唐李氏果有保大年号。
這一段隻好列在正誤表裡，等到再版時再挖改了。
我開始改作此書時，北京的藏書都不曾搬來，全靠朋友借書給我參考。
張菊生先生（元濟）借書最多；他家中沒有的，便往東方圖書館轉借來給我用。
這是我最感激的。
餘上沅先生，程萬孚先生，還有新月書店的幾位朋友，都幫我校對這部書，都是應該道謝的。
疑古玄同先生給此書題字，我也要謝謝他。
一九二八，六，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