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蒲松齡的幾則瑣談
關燈
小
中
大
石硯，歸他的九世孫名文洪的收藏，今已獻出。
另一件是今年夏天找到的一個舊式雕花木床，傳說是蒲松齡曾在畢家館中睡過的。
還有一塊“醉醒石”，說是蒲氏酒醉時常常握過的。
現在都陳列于其故居中。
五 贈張杞園的長詩手迹 說也巧，同樣經二百多年的變動，兵火搶攘中，這張蒲松齡于1702年（康熙41年）在濟南（蒲氏時六十三歲）手書贈與張杞園的一首古風竟尚完好，且經張氏後人、現在的青島市副市長張公制老先生（八十歲）捐贈給山東文管會（今在山東博物館内）。
張杞園年紀比蒲氏大三歲，山東安丘人，在清初也是位名士，擅長書畫，遊曆的地方頗多。
他們晚年在大明湖畔由于朱子青的介紹成了朋友。
蒲松齡寫成此詩，大約沒帶印章，隻是簽上名字送與張杞園。
張家把這張字裱在一本書畫冊頁中間，這些年放在一個箱子裡，到處流轉，竟未損失。
張公制先生捐獻此頁，使我們對于蒲松齡的字迹有更清楚的認識，而他手書的詩稿，也隻有這一紙存留于世。
他日蒲氏詩、文、俚曲集刊行，應當印入以廣流傳。
六 正在編訂中的蒲松齡的詩、文、俚曲集 1953年夏天，經路大荒先生把多年搜集也曾在抗戰前印行過的蒲氏遺著中的詩、文和俚曲集交山東省文聯，清抄出一份底本。
因為有些後來發現的資料以及篇目不同，時間先後等種種原因，須重行編訂。
但那隻是個先抄出準備好好整理的底本，當然，各地如有新發現而可靠的蒲氏遺著自應随時增入。
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已與路先生約定，期以半年的工夫把這些蒲氏的遺著排比、整訂，使可成為比較完善的本子。
路先生原有《蒲松齡年譜》之作，但仍須重行改訂，增加新的材料，将來也可在此期間寫好。
這隻是初在進行中的工作，沒得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和路先生的同意，我在此約略提到，為了對蒲氏遺著關心的讀者早說一句，望人民文學出版社和路先生原諒我“透漏消息”！ 至于蒲松齡的作品除《聊齋志異》外，究竟有多少種，現在有印本或抄本的有多少種，這個問題似乎還沒人能夠下一句肯定的斷語，我們也正不必急着“一口咬定”。
現在隻好據确已知道是他的遺作的，比類編訂，印行傳播，以供研究與愛讀蒲氏作品者的參考。
有些作品還在疑似之間，一時又找不出真憑實據，隻好先等一等，後來或有新材料的發現，研究者的精密證明，斷定是否。
這次捷克斯洛伐克的普實克院士到山東來，同我談及，他力持慎重态度，對于某些作品相傳是蒲氏作的，如無有力的反
另一件是今年夏天找到的一個舊式雕花木床，傳說是蒲松齡曾在畢家館中睡過的。
還有一塊“醉醒石”，說是蒲氏酒醉時常常握過的。
現在都陳列于其故居中。
五 贈張杞園的長詩手迹 說也巧，同樣經二百多年的變動，兵火搶攘中，這張蒲松齡于1702年（康熙41年）在濟南（蒲氏時六十三歲）手書贈與張杞園的一首古風竟尚完好，且經張氏後人、現在的青島市副市長張公制老先生（八十歲）捐贈給山東文管會（今在山東博物館内）。
張杞園年紀比蒲氏大三歲，山東安丘人，在清初也是位名士，擅長書畫，遊曆的地方頗多。
他們晚年在大明湖畔由于朱子青的介紹成了朋友。
蒲松齡寫成此詩，大約沒帶印章，隻是簽上名字送與張杞園。
張家把這張字裱在一本書畫冊頁中間，這些年放在一個箱子裡，到處流轉，竟未損失。
張公制先生捐獻此頁，使我們對于蒲松齡的字迹有更清楚的認識，而他手書的詩稿，也隻有這一紙存留于世。
他日蒲氏詩、文、俚曲集刊行，應當印入以廣流傳。
六 正在編訂中的蒲松齡的詩、文、俚曲集 1953年夏天，經路大荒先生把多年搜集也曾在抗戰前印行過的蒲氏遺著中的詩、文和俚曲集交山東省文聯，清抄出一份底本。
因為有些後來發現的資料以及篇目不同，時間先後等種種原因，須重行編訂。
但那隻是個先抄出準備好好整理的底本，當然，各地如有新發現而可靠的蒲氏遺著自應随時增入。
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已與路先生約定，期以半年的工夫把這些蒲氏的遺著排比、整訂，使可成為比較完善的本子。
路先生原有《蒲松齡年譜》之作，但仍須重行改訂，增加新的材料，将來也可在此期間寫好。
這隻是初在進行中的工作，沒得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和路先生的同意，我在此約略提到，為了對蒲氏遺著關心的讀者早說一句，望人民文學出版社和路先生原諒我“透漏消息”！ 至于蒲松齡的作品除《聊齋志異》外，究竟有多少種，現在有印本或抄本的有多少種，這個問題似乎還沒人能夠下一句肯定的斷語，我們也正不必急着“一口咬定”。
現在隻好據确已知道是他的遺作的，比類編訂，印行傳播，以供研究與愛讀蒲氏作品者的參考。
有些作品還在疑似之間，一時又找不出真憑實據，隻好先等一等，後來或有新材料的發現，研究者的精密證明，斷定是否。
這次捷克斯洛伐克的普實克院士到山東來，同我談及，他力持慎重态度，對于某些作品相傳是蒲氏作的，如無有力的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