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魯迅先生 發揚愛國主義精神
關燈
小
中
大
實際行動者的推崇，更可明了他對于那時的資産階級的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革命運動是懷抱着如何的熱情與期望。
章太炎于一九○六年由上海出獄到日本，主持提倡革命的刊物《民報》，魯迅對《民報》也是愛讀的。
又因他對章太炎的堅強的人格素來崇仰，便與幾個朋友同往聽章太炎講學。
據他後來的記述是： 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
……我的知道中國有章太炎先生，并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于上海的西牢。
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志《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卻并不難懂。
這使我很感動，也至今并沒有忘記，…… 一九○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即主持《民報》。
我愛看這《民報》，并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并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且介亭雜文末編》） 魯迅在逝世不久以前，還追念太炎先生寫出此文，足見他對于這位富有反抗與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的老人具有深沉的懷念。
雖因太炎晚年有些舉動言論不滿人意，而魯迅從青年時對這位革命思想傳播者，卻認得很清楚。
以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
”他這樣懷念并推崇章太炎，基本上是由于敬佩這位有學問的革命家的堅定的人格與愛國的表現。
魯迅從一九○六年春回到東京，決心從事文藝運動，到一九○九年六月回國任教止，這幾年中他的著譯文章，奠定了他以後創作與大量譯述的基石。
曾經發起策劃專辦一個名叫《新生》的文學雜志，因受到一般自覺為熱血磅礴的青年的冷嘲熱諷，以及由于擔當文字的人與資本都已散去，遂緻未能出刊。
但就在這時期，魯迅卻為《河南》雜志寫過四篇頗長的文章，即：《人之曆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與《摩羅詩力說》。
我們從這四篇大文章裡可以具體地明了魯迅那時的思想，與他對于愛國精神的發揚。
原文俱在他的全集之中，為了節省篇幅起見，不可能多加引證。
但《科學史教篇》末後，引法國丁達爾的話：“法國爾時，實生二物，曰：科學與愛國”，可以證明一七九二年法國在内争外禍危急的時期，賴有人民強烈的愛國心與科學來挽回危機。
《文化偏至論》乃對當時中國的“維新變法”與枝枝節節的“洋務運動”來一個總的批判。
因為那時的封建統治者妄想用這些皮毛的方法維持他們對人民的統治權，并非真正有意想從根本上着手以救中國的危亡。
他在這篇文章裡，注重在要求群衆的解放，群衆的自由，達不到這個目的便無救于當前的危機。
至《摩羅詩力說》一篇是魯迅從文藝基點看出來的詩人的偉力。
對于各國具有反抗精神與富有革命思想的詩人介紹、贊歎，希望古老的中國有這樣的詩人出現。
篇中對幫助希臘獨立與強敵戰争的拜倫尤多稱美。
總之，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關于自己的民族革命的意志與希望，極為堅定，極為熱烈。
同時他勤于讀、寫，接受了歐洲進步的科學思想與革命文藝的影響，這就使他的愛國思想更打下了深固的基礎。
而在當時，民族革命運動的實際活動中，他也有所參加，在一九○八年曾加入過著名的革命政黨“光複會”。
當他回國後剛剛三個年頭，便是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
第二年，他應蔡元培先生的邀約任那時教育部
章太炎于一九○六年由上海出獄到日本，主持提倡革命的刊物《民報》，魯迅對《民報》也是愛讀的。
又因他對章太炎的堅強的人格素來崇仰，便與幾個朋友同往聽章太炎講學。
據他後來的記述是： 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
……我的知道中國有章太炎先生，并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于上海的西牢。
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志《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卻并不難懂。
這使我很感動，也至今并沒有忘記，…… 一九○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即主持《民報》。
我愛看這《民報》，并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并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且介亭雜文末編》） 魯迅在逝世不久以前，還追念太炎先生寫出此文，足見他對于這位富有反抗與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的老人具有深沉的懷念。
雖因太炎晚年有些舉動言論不滿人意，而魯迅從青年時對這位革命思想傳播者，卻認得很清楚。
以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
”他這樣懷念并推崇章太炎，基本上是由于敬佩這位有學問的革命家的堅定的人格與愛國的表現。
魯迅從一九○六年春回到東京，決心從事文藝運動，到一九○九年六月回國任教止，這幾年中他的著譯文章，奠定了他以後創作與大量譯述的基石。
曾經發起策劃專辦一個名叫《新生》的文學雜志，因受到一般自覺為熱血磅礴的青年的冷嘲熱諷，以及由于擔當文字的人與資本都已散去，遂緻未能出刊。
但就在這時期，魯迅卻為《河南》雜志寫過四篇頗長的文章，即：《人之曆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與《摩羅詩力說》。
我們從這四篇大文章裡可以具體地明了魯迅那時的思想，與他對于愛國精神的發揚。
原文俱在他的全集之中，為了節省篇幅起見，不可能多加引證。
但《科學史教篇》末後，引法國丁達爾的話：“法國爾時，實生二物，曰：科學與愛國”，可以證明一七九二年法國在内争外禍危急的時期，賴有人民強烈的愛國心與科學來挽回危機。
《文化偏至論》乃對當時中國的“維新變法”與枝枝節節的“洋務運動”來一個總的批判。
因為那時的封建統治者妄想用這些皮毛的方法維持他們對人民的統治權，并非真正有意想從根本上着手以救中國的危亡。
他在這篇文章裡，注重在要求群衆的解放，群衆的自由，達不到這個目的便無救于當前的危機。
至《摩羅詩力說》一篇是魯迅從文藝基點看出來的詩人的偉力。
對于各國具有反抗精神與富有革命思想的詩人介紹、贊歎，希望古老的中國有這樣的詩人出現。
篇中對幫助希臘獨立與強敵戰争的拜倫尤多稱美。
總之，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關于自己的民族革命的意志與希望，極為堅定，極為熱烈。
同時他勤于讀、寫，接受了歐洲進步的科學思想與革命文藝的影響，這就使他的愛國思想更打下了深固的基礎。
而在當時，民族革命運動的實際活動中，他也有所參加，在一九○八年曾加入過著名的革命政黨“光複會”。
當他回國後剛剛三個年頭，便是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
第二年，他應蔡元培先生的邀約任那時教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