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編後記五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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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健吾君明森君所譯散文,原作者既系名家,亦各有他們的想象與見解,足以耐人深思。

     《對于翻譯問題的意見》共十四篇,因為每篇可以獨立,所以分在三期上刊載。

    原文系巴黎文化合作社編印的,集合現代各國的翻譯名家與名作者的意見,讨論翻譯的各種困難問題。

    原文不易購求,今經陳君精細譯出,易稿數次,不止可供我們譯書界的參考,亦可借此約略知道文學作品在各國中互譯的情形。

     末後,我們要将茅盾君的短評特别提出與讀者讨論一下。

    茅盾君久已未作正式的評論文壇趨勢的文字了,這可說是他在本年中的第一篇,将現時對文藝關心的議論分作幾派,予以解釋與評判,而以不必過分為文藝有危機擔心作斷定。

    本來,曆史的進展何曾輕輕地繞過人生,慌張,憂疑,或走頭無路,進退皆非,是一位有識力有定見批評家,一位有眼光有才能的作者,在無論何種時代中應當屏棄,應當一笑置之的。

    有時代在,有現實在,有我們的心力與筆在,我們為什麼疑惑,為什麼自餒! 日本詩人武城康雄熱心于中日文壇交流的問題,曾數次來函與編者作私人的讨論。

    新近在他們的同人雜志《星座》上發表《對于中日文壇交流的希望》一文,所見深切,遠大,故本社托陳琳君譯出與讀者共覽。

    本拟将武城君的來函編者的答複附帶刊出,為頁數所限,隻好移入下期。

     《文學》九卷二号編後記 在近百度的奇熱中編完了這一期,恰好是華北被敵人炮火威脅的嚴重關頭,我們的“文化城”,——“沙漠的城”已經在人家的包圍中了。

    國難至此,全國人民同聲激憤,我們弄筆墨的同人,平常被稱為“文化人”,為“知識分子”,值此全民族将受敵人的鐵騎蹂躏,全國土地将染遍血迹的時期,有什麼表示,有什麼一緻的力量,有什麼悲壯強毅的精神,可以無愧平常時被人稱呼的好名稱? 雖然從曆史上詳細考證,對于曆來的所謂“士氣”的看法,不能沒有一點點的折扣。

    但幾千年立國的精神,知識分子的特殊表現,“士氣”這兩個字并非全無力量。

    何況是生當現代,遇到異族憑淩,這空前的奇恥,大辱,——真夠得上“是可忍,孰不可忍”!難道我們便壓得住這一腔憤懑,容得住這當前的苦難,以潇灑的态度,幽閑的心情,眼看着“河山變色”,無動于衷?文人,有他們的偉大,有他們的成就;卻也有他們的缺陷,與他們的貧弱!僅能弄弄筆頭,說說空話,已經愧對殺身浴血的前線上的壯士,與流離饑餓的無數的人民。

    但憑我們的所能,尚可借文字作激揚憤感,描寫殘酷,刻畫醜惡,揭發黑暗的工具給多數讀者一點興奮的力量,一種真切的認識。

    我們不是狹隘地說除開這類題材的文字便無文學的價值,我們更不會看輕了每個作者的自由思想與揀選任何材料的自由,也非贊同隻有主題的積極性而忽略了巧妙的安置與藝術方法的表現。

    但現在,為什麼我們不敢對“現實”注視?為什麼隻能對富于“時代感”的青年人的作品搖頭?為什麼激不起具有所謂“敏感”者對國難(廣義的)的憤慨?為什麼永遠好在個人的興趣的偏至中轉圈子?這裡,不需要多談理論,就在當前的情形中,凡是具有良心與正義感的作者不容你不“驚心動魄”?将個人興趣的偏至先放在一邊,用我們的心與筆給全民族的垂危的生命注射上一份慷慨悲壯的精神與強健勇往的氣力!不論是“言志”也好,“載道”也好,若蔑視這血淋淋的“現實”隻求藝術的陶醉;忘卻多數人的苦難專以文字抒發個人的興趣,是非姑且不論,怕連我們自己的心與自己的筆都有點慚恧吧! 我們不是狹義的愛國主義者,但不能輕看民族的興亡,我們反對帝國主義者的不義之戰,但我們即為人道二字設想也應“予打擊者以打擊”,我們不是盲目的鼓動他人犧牲生命,但我們怎樣也忍不住在自己的疆土中任憑敵騎的蹴踏! 也許有人譏笑我們所見的不免狹隘吧?也許有人說我們對文藝的主張是過于趨重“功利觀”吧?但我們的真感所在卻願掬誠貢獻于我們的文藝界!我們隻是希求我們的作者: 正視這血淋淋的“現實”的時期用組織巧妙的文字傳達出悲壯的精神,激發讀者的勇氣。

     至少,在這樣的危難中這并不是過分的希求? 關于本期中各篇的内容不及縷述,惟以篇幅與各門材料的分配關系,創作除長篇連載外隻登出三個短篇。

    本想開始登載《詩歌與蘇聯的詩歌問題》一文,以“翻譯讨論”至九月号内方能刊完,故決定将此長篇譯文載入十月号中。

     書評兩篇字數已超過每期的這一欄的預計,故《最近文藝刊物述評》隻好缺登。

     九月号中文字可以預告者:除長篇創作與翻譯連續登載外,有張天翼孫陵澎島的短篇創作,有沈起予君的《論文學模式》譯文,有茅盾,胡愈之,王統照,屈轶等的短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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