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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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民族中互起無意義的戰争，殺人遍野，蕩析離居，好好的将整個的社會毀滅于兵災之中，農夫棄其耒耜，商工停其職業，這都是應當詛咒的。
而在世界未曾大同以前，國際的局面沒曾打破，民族的侵略沒曾都棄其野心，忽而有國破家亡之厄，所謂異族憑陵，恣其殘暴，那末，有些熱血沸騰的文人，自然不免為鼓動他的人民奪回政治上的勢力的緣故，而高唱革命的悲歌，期望在慘淡辛苦中争回天賦的自由。
例如瑪志尼、拜倫、陸遊諸人，即是根于這一類動機，而有贊美戰争的文學作品出現。
所以非戰這是我們時刻不忘的思想，尤其是在今日尚不對于窮兵以逞以無數兄弟的頭顱為少數人換取權利的永久質券的事加以攻擊，則心肝何在？不過論起過去的文學家他們贊美戰争的，卻也有他們的環境及其遭遇的不同，我們不但須分别評論，并且對于他們那樣血躍的情緒，狂熱的讴歌，給他們同時的那些忍垢含辱，低首下心的人民飲下清醒的興奮劑，還更當歎賞，而且他們的真誠，又足令後世的我們為之灑一掬的同情之淚。
不過到了今日，多數的戰争隻是為個人地位，或少數人的欲望而驅迫多數無知的人民為作沙場的死奴，“義戰”二字已提不到。
所以我們看起來，不要以為如同在劇場中看紅花面與黑花面相打，聊作笑樂，以為無關于我們的痛癢。
誠然，“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但我們少有思想的，若果安于“刍狗生活”，就不必高揚着“人為萬物之靈”的旗幟，傲然地予智自雄，一任這個混沌的世界，互相搏滅，互相争殺罷了。
如果尚以為我們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人”，我們還要有同類的情感，那麼，對于灼如烈火，厲如惡魔的戰争，便當擴大我們的同情心，力加反對。
我們常聽見說：文人的情感比起常人為豐富，而容易激動，這或者是他們有反對戰争作品出現的一種原因，倒不必理會，隻須從良心上下一番觀察，則知同是我們的為兄弟，乃為一、二奸黠者作死奴，食不終飽，血染頭顱，好男兒的體魄，竟作了春閨夢裡的倩影，我們便不禁血熱如沸，而有不可抑過的情感，驅上我們的舌端筆尖，想替無辜的人民作不平之鳴。
觀于歐戰中及戰後的非戰文學，可以想見人同此理了。
誰能讀到安特列夫的《紅笑》（TheRedLaugh）不為之震驚！誰能讀過加爾洵的《四日》不為之慘恻
而在世界未曾大同以前，國際的局面沒曾打破，民族的侵略沒曾都棄其野心，忽而有國破家亡之厄，所謂異族憑陵，恣其殘暴，那末，有些熱血沸騰的文人，自然不免為鼓動他的人民奪回政治上的勢力的緣故，而高唱革命的悲歌，期望在慘淡辛苦中争回天賦的自由。
例如瑪志尼、拜倫、陸遊諸人，即是根于這一類動機，而有贊美戰争的文學作品出現。
所以非戰這是我們時刻不忘的思想，尤其是在今日尚不對于窮兵以逞以無數兄弟的頭顱為少數人換取權利的永久質券的事加以攻擊，則心肝何在？不過論起過去的文學家他們贊美戰争的，卻也有他們的環境及其遭遇的不同，我們不但須分别評論，并且對于他們那樣血躍的情緒，狂熱的讴歌，給他們同時的那些忍垢含辱，低首下心的人民飲下清醒的興奮劑，還更當歎賞，而且他們的真誠，又足令後世的我們為之灑一掬的同情之淚。
不過到了今日，多數的戰争隻是為個人地位，或少數人的欲望而驅迫多數無知的人民為作沙場的死奴，“義戰”二字已提不到。
所以我們看起來，不要以為如同在劇場中看紅花面與黑花面相打，聊作笑樂，以為無關于我們的痛癢。
誠然，“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但我們少有思想的，若果安于“刍狗生活”，就不必高揚着“人為萬物之靈”的旗幟，傲然地予智自雄，一任這個混沌的世界，互相搏滅，互相争殺罷了。
如果尚以為我們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人”，我們還要有同類的情感，那麼，對于灼如烈火，厲如惡魔的戰争，便當擴大我們的同情心，力加反對。
我們常聽見說：文人的情感比起常人為豐富，而容易激動，這或者是他們有反對戰争作品出現的一種原因，倒不必理會，隻須從良心上下一番觀察，則知同是我們的為兄弟，乃為一、二奸黠者作死奴，食不終飽，血染頭顱，好男兒的體魄，竟作了春閨夢裡的倩影，我們便不禁血熱如沸，而有不可抑過的情感，驅上我們的舌端筆尖，想替無辜的人民作不平之鳴。
觀于歐戰中及戰後的非戰文學，可以想見人同此理了。
誰能讀到安特列夫的《紅笑》（TheRedLaugh）不為之震驚！誰能讀過加爾洵的《四日》不為之慘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