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兒的人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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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悲哀，不使之違背自然與對于人生的厭惡，在處處是光風霁月的境界裡，活潑“我”的思想，擴大“我”的容量，顯示“我”的内部的精神，以為宇宙的“動”，與自我的“生”相連鎖，時時用創造的機能，去維系我們，去順流我們的統一的意識，使内在的生命，和外在的生命——宇宙（神）的生命，久遠常相集合為一，于此中我們的人格，乃可以表現出。
而其為精神上與肉體上的需要，也同時發現，然由此便可以獲得世界的意識（world-conseiousness）。
但他主張我的内性的真實與神的人格相合，他并不是刍狗萬物的；不是否定一切的，“由放棄而獲得，”由放卻小我物質上一時的享受，而是到精神上永久的慰安；人要建立其充實的人格，并且要作到超人格的地位，則須将萬象全化融在“我”以内（Upanishad），因為要尋求它（真理與神）你須擁抱着萬象，必如此，則普遍的精神，遂可與我相合，而我的人格乃可确立。
“因為世界是無限人格的世界，它是我們的生命的目的，而與此無限人格的世界合而建立一個完全的與人格的關系，這是IshaUpanishat的教訓”既與此無限的人格的世界相合，則“我”的人格可以擴大而為超人格。
人格的表現，固然須藉用種種的途術，而最為有力的工具便是藝術。
泰戈兒最是崇拜藝術的功用的；他尤有藝術上偉大的成就，所以他不止以藝術為個人私有的一種趣味發展的對象，他卻以藝術中的自我，乃真正人格的表示。
于此我們不可不知泰戈兒的主張是反智論（anti―intellectualism），他是一個感情論的倡導者，所謂擁抱萬象；所謂宇宙的全愛；所謂無限之生的企慕，以及他在各種作品内的表象，與其幼年的轶事，幾乎全是為感情生活所籠罩，連鎖住。
而藝術中所表現的，全是由感情的源流中産出的。
換言之，就是一個完全人格的顯化，我們所以能夠将世界的外象，全融化在我們的意識界中，然後藝術去現示出，使我們自己與他人都能由感覺上辨明自然與世界的内性，使我們的人格完全與之融合，一首詩或一張繪畫，但是真實的作品，自然可以使我們感得到作者的人格在内。
所以藝術是永生的，而光明真笃的人格也是不朽的。
因為人類欲望的要求，是以無限為目标，而以蕲求得情感上的慰安為必經的步次，藝術的完全，有時看來是空虛的，但它卻是人們情緒内傾流的惟一的表現；是人格活躍的最适宜的宮殿，“他的真實世界的建築——真與美的活動的世界——是藝術的功用，”就是在藝術中既能示出不斷的創造，又能使萬象調諧；同時為造成超人格的工具，這無怪泰戈兒是如此的贊美了。
“……詩人在這等狀态之中既達到難數說的真實，而同時一切的反抗全都調諧。
因最終的真實是在人格之中而不在律法及實體中呵。
”由此更可以見出泰戈兒的人格觀念與衆不同之處。
自然論人格的，會分為行為的人格，及身體上的人格，與心理上的人格種種的說法，不過我想人格原是統一的，不但在行為與心理上不能判分為二，即在我與他人與神，若已融化在理想的真理的默念之中，則人格原是超越一切的，不然則超人格又何能存在？ 恒在的和平；恒在的歡快；恒在的運動不息，這都是泰戈兒的人格觀前進的目的。
人生絕不是矛盾的，反抗的，殘惡的；是平和而調諧，是如春花的燦爛，如弦音的和鳴，在宇宙中奏着悠揚的進行之曲，向神的歡樂之目标走去，而求到永久的聯合。
人在自己的生命裡，先要燃起光明的燭焰，引照着一己的人格，到神的座下。
悠悠的長途中，黑暗滅絕，煩苦滅絕，隻是歡樂與平和。
如此則我們自我的解脫，既然可以達到，而用無限之愛力，去滅絕一切由小我所貪圖的私利私見，用積極的态度，往無限之“我存在”的路程中行去，使我的人格，一方面先将“我”搏合統一，不使之有分裂的伏根，一方面更能光輝擴充，以與神的人格為絕對的滲化。
這就是“止有一種普遍的原理，能從絕望中将人的生命拯救出”。
……此種原理是完全的全體，在此中善與惡的反對是克服了。
但是信神者的“神”（thetheist'sGod）與比普遍的部分——善——是同樣的，而同時“惡”是抛棄在它所有的獨立之中。
“神”是有價值中的價值，而在他方反對神的一面說，也是邪惡中的邪惡。
信神論的“神”卻止是“絕對”的狀态，一種最深的真實的顯應。
”本來人格問題往往與善惡的問題易緻牽混，不過在泰戈兒看來“惡”在世界中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他以為“惡”在世界中不是不存在，但絕不是永久存在的，隻是一時的錯誤現象，隻是在理智生活中走入迷途的俄頃的過失，猶之死是在人類中必有的事，但何嘗是永在的，雖是帶有黑色的污暗，卻并不能有玷于“生”，也可知“惡”之與善，正是與生死有同一的現象。
他因為惡在人類中是種飄散的浮雲，不能蔽隐灼爍的日光，更不能因你的煩悶，痛苦，便對世界而生詛咒絕望的心。
由此可知欲求“我的人格與‘神’的人格相和合，必先達到自我犧牲與光明的地位，方能進一步而将超人格現示出。
”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泰戈兒是沒有為人格二字下過确切不移的定義的，他隻是将人格的全意義，融
而其為精神上與肉體上的需要，也同時發現，然由此便可以獲得世界的意識（world-conseiousness）。
但他主張我的内性的真實與神的人格相合，他并不是刍狗萬物的；不是否定一切的，“由放棄而獲得，”由放卻小我物質上一時的享受，而是到精神上永久的慰安；人要建立其充實的人格，并且要作到超人格的地位，則須将萬象全化融在“我”以内（Upanishad），因為要尋求它（真理與神）你須擁抱着萬象，必如此，則普遍的精神，遂可與我相合，而我的人格乃可确立。
“因為世界是無限人格的世界，它是我們的生命的目的，而與此無限人格的世界合而建立一個完全的與人格的關系，這是IshaUpanishat的教訓”既與此無限的人格的世界相合，則“我”的人格可以擴大而為超人格。
人格的表現，固然須藉用種種的途術，而最為有力的工具便是藝術。
泰戈兒最是崇拜藝術的功用的；他尤有藝術上偉大的成就，所以他不止以藝術為個人私有的一種趣味發展的對象，他卻以藝術中的自我，乃真正人格的表示。
于此我們不可不知泰戈兒的主張是反智論（anti―intellectualism），他是一個感情論的倡導者，所謂擁抱萬象；所謂宇宙的全愛；所謂無限之生的企慕，以及他在各種作品内的表象，與其幼年的轶事，幾乎全是為感情生活所籠罩，連鎖住。
而藝術中所表現的，全是由感情的源流中産出的。
換言之，就是一個完全人格的顯化，我們所以能夠将世界的外象，全融化在我們的意識界中，然後藝術去現示出，使我們自己與他人都能由感覺上辨明自然與世界的内性，使我們的人格完全與之融合，一首詩或一張繪畫，但是真實的作品，自然可以使我們感得到作者的人格在内。
所以藝術是永生的，而光明真笃的人格也是不朽的。
因為人類欲望的要求，是以無限為目标，而以蕲求得情感上的慰安為必經的步次，藝術的完全，有時看來是空虛的，但它卻是人們情緒内傾流的惟一的表現；是人格活躍的最适宜的宮殿，“他的真實世界的建築——真與美的活動的世界——是藝術的功用，”就是在藝術中既能示出不斷的創造，又能使萬象調諧；同時為造成超人格的工具，這無怪泰戈兒是如此的贊美了。
“……詩人在這等狀态之中既達到難數說的真實，而同時一切的反抗全都調諧。
因最終的真實是在人格之中而不在律法及實體中呵。
”由此更可以見出泰戈兒的人格觀念與衆不同之處。
自然論人格的，會分為行為的人格，及身體上的人格，與心理上的人格種種的說法，不過我想人格原是統一的，不但在行為與心理上不能判分為二，即在我與他人與神，若已融化在理想的真理的默念之中，則人格原是超越一切的，不然則超人格又何能存在？ 恒在的和平；恒在的歡快；恒在的運動不息，這都是泰戈兒的人格觀前進的目的。
人生絕不是矛盾的，反抗的，殘惡的；是平和而調諧，是如春花的燦爛，如弦音的和鳴，在宇宙中奏着悠揚的進行之曲，向神的歡樂之目标走去，而求到永久的聯合。
人在自己的生命裡，先要燃起光明的燭焰，引照着一己的人格，到神的座下。
悠悠的長途中，黑暗滅絕，煩苦滅絕，隻是歡樂與平和。
如此則我們自我的解脫，既然可以達到，而用無限之愛力，去滅絕一切由小我所貪圖的私利私見，用積極的态度，往無限之“我存在”的路程中行去，使我的人格，一方面先将“我”搏合統一，不使之有分裂的伏根，一方面更能光輝擴充，以與神的人格為絕對的滲化。
這就是“止有一種普遍的原理，能從絕望中将人的生命拯救出”。
……此種原理是完全的全體，在此中善與惡的反對是克服了。
但是信神者的“神”（thetheist'sGod）與比普遍的部分——善——是同樣的，而同時“惡”是抛棄在它所有的獨立之中。
“神”是有價值中的價值，而在他方反對神的一面說，也是邪惡中的邪惡。
信神論的“神”卻止是“絕對”的狀态，一種最深的真實的顯應。
”本來人格問題往往與善惡的問題易緻牽混，不過在泰戈兒看來“惡”在世界中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他以為“惡”在世界中不是不存在，但絕不是永久存在的，隻是一時的錯誤現象，隻是在理智生活中走入迷途的俄頃的過失，猶之死是在人類中必有的事，但何嘗是永在的，雖是帶有黑色的污暗，卻并不能有玷于“生”，也可知“惡”之與善，正是與生死有同一的現象。
他因為惡在人類中是種飄散的浮雲，不能蔽隐灼爍的日光，更不能因你的煩悶，痛苦，便對世界而生詛咒絕望的心。
由此可知欲求“我的人格與‘神’的人格相和合，必先達到自我犧牲與光明的地位，方能進一步而将超人格現示出。
”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泰戈兒是沒有為人格二字下過确切不移的定義的，他隻是将人格的全意義，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