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毛詩複古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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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解；若吳氏的解釋，則愈去愈遠了。
其實毛詩的鄭箋中釋“子甯不嗣音”一句，的“嗣”字，說：“韓詩作诒，诒寄也。
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己。
”然即作“寄”字解，為甚麼不能用之于兩性之間？如靜女篇中：“贻我彤管”，此贻字與此篇中的嗣字，正可互相證明。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孔疏引的正義話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學記文由其須友，以如此故思之甚。
”這些話哪句不是生吞活剝的解釋。
而吳氏愈求返古，則去古愈遠，恐怕也是先受了他以前那些迂拘的治詩家影響呢。
同例當有葛屦詩。
吳氏釋此為“魏之世家巨室，皆循男冠女婚禮，以節儉為尚，令貪者亦易于舉行，恐有以儉為恥者，作是詩以箴之。
”由此段釋文，可見出吳氏處處以“禮”解詩的方法，而其謬處，即随其方法而發見。
按魏風尚儉，自是不誣的議論。
如左傳上季紮說：“美哉飒飒乎，大而婉，儉而易行”是贊美魏風的話。
但此必非專指昏禮而言，誰也可看得出。
吳氏引用冠昏禮；夏用葛屦，冬作皮屦，以為與事實相合，已未必真；而他又謂“摻摻女手”二名，謂自作行嫁之服，尤屬無根之言。
又謂：“嫁者稱好人，猶娶者稱作良人”，更屬勉強。
最古時稱良人，已不必專指男子，而嫁女稱好人，卻未曾見說過。
吳氏的解，多屬此類，尤以注解詩經中國風的部分的詩為多。
他以“禮”說詩，便強詩就“禮”。
因之将那些抒情，發憤，活潑的韻文，都牽扯到與“禮”有關。
而此詩如照他的注解，反不如集注上的“魏地狹隘，其俗儉啬而褊急，故以葛屦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為就事論事的妥當。
後來還有人以此詩指為諷魏王的，亦屬牽就。
此詩的正解，大都不外縫衣女子，或是當時詩人的作品。
所謂女手縫裳，隻為好人之服罷了。
而一結已可見出肉食者的無用來。
貧女不過辛苦勞力，為他人作衣的感慨，已可發露無餘。
據我看解此詩者，還以姜氏廣義所說，為比較的妥當。
“風人從無說出所以刺之之故者，而此詩明言之以儉本美德，原無可刺；儉而太過，至于褊急，則不能無譏矣。
詩人之意，正使後世驕侈惰慢者，不得以是詩為口實也。
” 但這段話，雖有其見地，而我以為此詩，詩人所以從無說出刺之之故的，正是此詩的藝術高巧處。
雖不能說她是有近代寫實文學的風格，但詩中所用的“可以縫裳”，“惟是褊心，是以為棘”等話，真是富有諷刺性的文學作品。
“好人”二字，在此詩中最易誤解。
胡承珙說：“案古亦有美人佳人為男子之稱者，然美與佳本有大訓，此好人隻當作容好解。
”而方言雲“自關西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
是也。
北方常謂人面貌美麗，為“長得好，”是句極通行的句俗話，也可為胡說的證明。
曆來解此詩者，比較還是胡說為較可憑信。
而吳氏乃說到昏禮上去，所謂終是走不出圈子的話，終是為他自己的主見所蒙蔽了。
以上略舉幾條，已可證明吳說的支離牽強。
而何以此等錯點，在國風中獨多，而大小雅及頌中還少些呢？因為大小雅，多叙鬼神，祭享，及特聘往來，與一國中人追念先烈，及兵役諸事的為多。
而周頌，魯頌，則祭神，談政的為多，所以吳氏不但解此等詩錯點較少，且他根據古書，還時有發明之處。
而諸風内，小詩多；抒情的詩尤多，勞人思歸，感懷，借物興比的篇什，自然多得很。
而吳氏仍然純以說禮讀教的目光去批評，解釋，那便不會有許多恰當的地方。
毛詩原序多不可信，而鄭箋誤于前，孔疏誤于後吳氏更力求複古，佐以禮樂的證據，其結果，解風詩乃至大失敗的一步。
我當想從前的經生研究尚書禮記等書，還可多可觀之處，至于《左傳》等書，已經非他們卑狹的思想所易了然貫徹。
詩經是部專門文學的書易經是部古代哲學的書，他們雖然考據引證，終是少有搔着癢處的吳氏努力治詩若幹年甚在七十歲上，才寫定，尚有此等大錯的地方，也足以證明我的話了。
總之：吳氏解詩雖時時獨創新解，——新解誤否且不論——而其根本的思想，仍不脫前人的範圍；不但不脫前人的範圍，反而更陷入于古的深淵去，比别人為深些。
他必是位極講“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老先生，所以将風中那好多的戀歌，都很費苦心的去給它們另裝換上了一付道德禮教的面具。
除上叙幾條之外，如雞既鳴矣，如桑中，如遵大路，如隰有苌楚等篇，他一方面既依違于鄭箋、孔疏的解說的界限；一面又時時由禮儀及事實上，自出其見地。
但同一的結果，都是将些小詩歌，變為教訓論了。
以上所說，也還多略而不詳之處，然已經可見此書的内容與價值，我相信無論是古人，是今人，凡是他真能潛心有恒地去研究一樁事，去著作一部書，即錯點甚多，總不能沒有一部分可取之處。
吳氏固然是囿于偏見，但他的音韻的考證與地理上的位置，卻不能不說是無一點是處。
如其證明豳風乃周公居東在豳邱時所作的詩，而非公劉的豳。
魏乃入晉以後的魏，桧乃入鄭後的桧。
這些發明，頗有其充足的理由。
再則在大雅及周頌内，所說明祭儀的禮節，及樂奏的次序，雖也有博采前人的話，而大體引證，得還惬人意。
如此等地方，究竟是不可泯沒的。
所以他最好是專作考證與訓诂的工夫，則對詩經的貢獻，還好些，而他的失敗之處，隻是被一個“禮”字欺惑，且拘束住了。
他有時不信毛詩的序言，但他的注釋，卻大部分是從毛序中推演出來的。
毛序在今日看來，已經不能定說是大毛公或小毛公所作，其為漢人的僞作，恐怕是不可掩卻的事實。
所以序言最多不合情理，而過于武斷的話。
數千年後，又遇見好古的吳懋清，且過于信古了；以“禮”而求詩的複古，依違毛序，更加曲文牽就，遂将國風中大部分的好詩，錯為注解。
吳氏的用力可嘉，然不能不說他是被毛序的大部分遺誤了他自己。
一部中國最古而且最好的文學書，可惜自古屈服在太過于講禮教的先生們的筆下，遂緻使得後來讀詩人，逃不出他們注釋的範圍。
他們注解的稍好的，就是詳述禽獸草木之名，與考訂當時的風俗，禮儀等等。
很少有人當它作一種純文學去研究。
在情感與藝術方面，加以評論，所以愈到後來，不過将這部古文學書，看作一部古代——春秋——時的風俗史，及禮樂的根據書罷了。
文學的價值如何，沒有幾個人能見的到說的出。
而最大最普通的誤解，即以此書是種教訓的韻文集。
處處不能忘了溫柔敦厚，處處不能失卻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與思無邪的标準，皆以古之人為理學派的聖人賢人，所以評注《詩經》的，都是先存了一個理想的事實與人格的模型，然後從詩中去強添扯上，以合于自己被束縛下的理性的觀念中的事實與人格的模型。
而吳懋清氏即是他們中的一個代表者。
我們現在雖在舊籍中發現與搜求出它的真面目來，固然不可居心立異強古人的理想見地，以強合于今日；但好好的書籍，為注釋家的主觀所蒙蔽過的，我們卻不可不将這等假的面具為之卸下。
但若施以消極的批評，尚不如掘發出舊日著書者的思想工作上根本中毒之處。
如吳懋清的毛詩複古錄，的确是中了“禮”字的毒，以為聖人删詩，不當存非禮之作。
因此他以為不但桑中等詩，是有深重的教訓意味，并且将雞鳴等詩，亦曲解為與齊家治國的“禮”攸關。
這可以見出他的思想的根本所在；而他作這部書是為的甚麼了。
我對于這部書，本還發現出許多不合之處，但以時間關系，不暇詳說。
如上所叙，已可使未見此書的，得到一種概括的觀念了。
一九二三年二月上海《時事新報·文學旬刊》第六十三～六十六期
其實毛詩的鄭箋中釋“子甯不嗣音”一句，的“嗣”字，說：“韓詩作诒，诒寄也。
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己。
”然即作“寄”字解，為甚麼不能用之于兩性之間？如靜女篇中：“贻我彤管”，此贻字與此篇中的嗣字，正可互相證明。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孔疏引的正義話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學記文由其須友，以如此故思之甚。
”這些話哪句不是生吞活剝的解釋。
而吳氏愈求返古，則去古愈遠，恐怕也是先受了他以前那些迂拘的治詩家影響呢。
同例當有葛屦詩。
吳氏釋此為“魏之世家巨室，皆循男冠女婚禮，以節儉為尚，令貪者亦易于舉行，恐有以儉為恥者，作是詩以箴之。
”由此段釋文，可見出吳氏處處以“禮”解詩的方法，而其謬處，即随其方法而發見。
按魏風尚儉，自是不誣的議論。
如左傳上季紮說：“美哉飒飒乎，大而婉，儉而易行”是贊美魏風的話。
但此必非專指昏禮而言，誰也可看得出。
吳氏引用冠昏禮；夏用葛屦，冬作皮屦，以為與事實相合，已未必真；而他又謂“摻摻女手”二名，謂自作行嫁之服，尤屬無根之言。
又謂：“嫁者稱好人，猶娶者稱作良人”，更屬勉強。
最古時稱良人，已不必專指男子，而嫁女稱好人，卻未曾見說過。
吳氏的解，多屬此類，尤以注解詩經中國風的部分的詩為多。
他以“禮”說詩，便強詩就“禮”。
因之将那些抒情，發憤，活潑的韻文，都牽扯到與“禮”有關。
而此詩如照他的注解，反不如集注上的“魏地狹隘，其俗儉啬而褊急，故以葛屦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為就事論事的妥當。
後來還有人以此詩指為諷魏王的，亦屬牽就。
此詩的正解，大都不外縫衣女子，或是當時詩人的作品。
所謂女手縫裳，隻為好人之服罷了。
而一結已可見出肉食者的無用來。
貧女不過辛苦勞力，為他人作衣的感慨，已可發露無餘。
據我看解此詩者，還以姜氏廣義所說，為比較的妥當。
“風人從無說出所以刺之之故者，而此詩明言之以儉本美德，原無可刺；儉而太過，至于褊急，則不能無譏矣。
詩人之意，正使後世驕侈惰慢者，不得以是詩為口實也。
” 但這段話，雖有其見地，而我以為此詩，詩人所以從無說出刺之之故的，正是此詩的藝術高巧處。
雖不能說她是有近代寫實文學的風格，但詩中所用的“可以縫裳”，“惟是褊心，是以為棘”等話，真是富有諷刺性的文學作品。
“好人”二字，在此詩中最易誤解。
胡承珙說：“案古亦有美人佳人為男子之稱者，然美與佳本有大訓，此好人隻當作容好解。
”而方言雲“自關西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
是也。
北方常謂人面貌美麗，為“長得好，”是句極通行的句俗話，也可為胡說的證明。
曆來解此詩者，比較還是胡說為較可憑信。
而吳氏乃說到昏禮上去，所謂終是走不出圈子的話，終是為他自己的主見所蒙蔽了。
以上略舉幾條，已可證明吳說的支離牽強。
而何以此等錯點，在國風中獨多，而大小雅及頌中還少些呢？因為大小雅，多叙鬼神，祭享，及特聘往來，與一國中人追念先烈，及兵役諸事的為多。
而周頌，魯頌，則祭神，談政的為多，所以吳氏不但解此等詩錯點較少，且他根據古書，還時有發明之處。
而諸風内，小詩多；抒情的詩尤多，勞人思歸，感懷，借物興比的篇什，自然多得很。
而吳氏仍然純以說禮讀教的目光去批評，解釋，那便不會有許多恰當的地方。
毛詩原序多不可信，而鄭箋誤于前，孔疏誤于後吳氏更力求複古，佐以禮樂的證據，其結果，解風詩乃至大失敗的一步。
我當想從前的經生研究尚書禮記等書，還可多可觀之處，至于《左傳》等書，已經非他們卑狹的思想所易了然貫徹。
詩經是部專門文學的書易經是部古代哲學的書，他們雖然考據引證，終是少有搔着癢處的吳氏努力治詩若幹年甚在七十歲上，才寫定，尚有此等大錯的地方，也足以證明我的話了。
總之：吳氏解詩雖時時獨創新解，——新解誤否且不論——而其根本的思想，仍不脫前人的範圍；不但不脫前人的範圍，反而更陷入于古的深淵去，比别人為深些。
他必是位極講“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老先生，所以将風中那好多的戀歌，都很費苦心的去給它們另裝換上了一付道德禮教的面具。
除上叙幾條之外，如雞既鳴矣，如桑中，如遵大路，如隰有苌楚等篇，他一方面既依違于鄭箋、孔疏的解說的界限；一面又時時由禮儀及事實上，自出其見地。
但同一的結果，都是将些小詩歌，變為教訓論了。
以上所說，也還多略而不詳之處，然已經可見此書的内容與價值，我相信無論是古人，是今人，凡是他真能潛心有恒地去研究一樁事，去著作一部書，即錯點甚多，總不能沒有一部分可取之處。
吳氏固然是囿于偏見，但他的音韻的考證與地理上的位置，卻不能不說是無一點是處。
如其證明豳風乃周公居東在豳邱時所作的詩，而非公劉的豳。
魏乃入晉以後的魏，桧乃入鄭後的桧。
這些發明，頗有其充足的理由。
再則在大雅及周頌内，所說明祭儀的禮節，及樂奏的次序，雖也有博采前人的話，而大體引證，得還惬人意。
如此等地方，究竟是不可泯沒的。
所以他最好是專作考證與訓诂的工夫，則對詩經的貢獻，還好些，而他的失敗之處，隻是被一個“禮”字欺惑，且拘束住了。
他有時不信毛詩的序言，但他的注釋，卻大部分是從毛序中推演出來的。
毛序在今日看來，已經不能定說是大毛公或小毛公所作，其為漢人的僞作，恐怕是不可掩卻的事實。
所以序言最多不合情理，而過于武斷的話。
數千年後，又遇見好古的吳懋清，且過于信古了；以“禮”而求詩的複古，依違毛序，更加曲文牽就，遂将國風中大部分的好詩，錯為注解。
吳氏的用力可嘉，然不能不說他是被毛序的大部分遺誤了他自己。
一部中國最古而且最好的文學書，可惜自古屈服在太過于講禮教的先生們的筆下，遂緻使得後來讀詩人，逃不出他們注釋的範圍。
他們注解的稍好的，就是詳述禽獸草木之名，與考訂當時的風俗，禮儀等等。
很少有人當它作一種純文學去研究。
在情感與藝術方面，加以評論，所以愈到後來，不過将這部古文學書，看作一部古代——春秋——時的風俗史，及禮樂的根據書罷了。
文學的價值如何，沒有幾個人能見的到說的出。
而最大最普通的誤解，即以此書是種教訓的韻文集。
處處不能忘了溫柔敦厚，處處不能失卻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與思無邪的标準，皆以古之人為理學派的聖人賢人，所以評注《詩經》的，都是先存了一個理想的事實與人格的模型，然後從詩中去強添扯上，以合于自己被束縛下的理性的觀念中的事實與人格的模型。
而吳懋清氏即是他們中的一個代表者。
我們現在雖在舊籍中發現與搜求出它的真面目來，固然不可居心立異強古人的理想見地，以強合于今日；但好好的書籍，為注釋家的主觀所蒙蔽過的，我們卻不可不将這等假的面具為之卸下。
但若施以消極的批評，尚不如掘發出舊日著書者的思想工作上根本中毒之處。
如吳懋清的毛詩複古錄，的确是中了“禮”字的毒，以為聖人删詩，不當存非禮之作。
因此他以為不但桑中等詩，是有深重的教訓意味，并且将雞鳴等詩，亦曲解為與齊家治國的“禮”攸關。
這可以見出他的思想的根本所在；而他作這部書是為的甚麼了。
我對于這部書，本還發現出許多不合之處，但以時間關系，不暇詳說。
如上所叙，已可使未見此書的，得到一種概括的觀念了。
一九二三年二月上海《時事新報·文學旬刊》第六十三～六十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