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毛詩複古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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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詩之為僞書與否，從前已經是個聚訟紛纭的問題。
所以有些人以為《詩經》在秦火之後，經漢儒的竄改，添損，其本來面目，已失卻不少。
現在我們若詳加考證起來，萬不可依賴流行的本子去牽強附會的加以解釋，這是無庸說的。
自來治《詩經》者，大抵皆以毛詩為藍本，不過據漢書藝文志上說：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
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漢興。
魯申公為詩訓，而齊轅固，燕韓生者，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鹹非其本義。
興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三家皆列于學官。
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據藝文志所說，現在望文生義想來，大概當時治詩經的是以申公、轅固、韓生三家為指歸，而尤以魯申公的詩說為最可靠。
可見毛公的詩派，在那時并不甚著名；且不甚為一般經生所信任。
轅固在代表一個時代文學的源流志中，僅僅提到“又有毛公之學”，視作附帶之筆，其在漢時不甚為人注重，概可想見。
何以知道當時治詩者多，以魯申公為指歸？按史記儒林傳曰： “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無傳疑，疑則阙不傳。
” 漢書楚元王傳曰： “申公始為詩傳，号魯詩。
”又魯國先賢傳曰： “漢文帝時，聞申公修詩最精，以為博士。
申公為詩傳，号為魯詩。
” 由這幾條的文義看來，可知申公是漢時治詩的第一人；而且為許多人所景仰佩服。
至于轅固，韓生的佳說，亦曾屢見之于漢時著作的文章裡，又有專書，依我想，這三位先生的名字，在當時必高出于毛公之上。
但何以毛詩獨普遍于後世呢？這大約是憑藉了訓诂的力量。
申公，韓生，所為的詩說，都是傳而非訓诂，傳與訓，不但字義上不同；而且是工具的應用上也不同。
所謂“……至于傳則釋名，訓為傳示之傳。
正義以傳通其義，蓋古訓第就經文所無者而诠釋之，傳則并經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
……”此解頗為妥當。
如申公，如韓生等，其為詩說，大率以曆史的事實，加以考據，證明其所指，與釋其意理，不甚屑屑論及名物的細微處。
如現在流行的韓詩外傳取來與毛詩相比，意境與所用的功力的着眼處，自不相同。
因為漢時雖去春秋不遠，但以征戰的流徙，人民的喪亂，更因印刷術未曾發明書籍流傳不易，況秦火之後，損失更多，則意揣所及，春秋時的平民詩歌，在漢時，非人人容易閱讀。
況詩中所用的典故名物，更雜以方言，慣語，其有待以注解處甚多。
三家——申公、轅固、韓生之詩說，在一時固足以闡明舊藉中的意理，或者還可為一般人了解。
不過他們隻是說明大意的多，到了後來的讀詩者，去春秋的時代愈遠，則求知愈難。
所以毛公的訓诂詩說，自易為人所歡迎。
這也是種自然的趨勢。
不過說到這裡，都從根本上發生了一個問題。
即毛公是否果有其人？他的詩說是否可靠？但要解答這兩個問題，我想并不是十困難的。
我們要知道漢時所出的僞書最多，如今所流行的經書、子書等，秦以前的古籍，若詳加考證起來，大部分是不真實與曾經改竄添減過的。
從來治舊學的經生，對此問題，下的答案最多，獨于詩經比較上還少有疑惑之點。
毛公的詩說，據藝文志上說是出自子夏，所以現在通行本的《詩經》上的大序為蔔商所作，而詩譜曰：“齊人關雎釋文，引沈重雲：‘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蔔商意有不足，毛公足成’”我以為此實過于附會。
孔門弟子必學詩，這是他們一定的功課。
如：“不學詩，無以言”；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這都是孔氏的學派的治學與實踐上的一種功課。
但《詩經》上的大序，卻絕不是子夏所作。
如今看來，不但文字不似，而且也少有證據。
不過當時以一二人的傳記，數千年來遂以子夏作的詩序為鐵案不移。
徐整詩譜暢，今亦不傳。
釋文叙錄引徐整雲：“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
大毛公為故訓傳于其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未列學官。
”這段文字極奇怪。
徐整作的詩譜暢，今早已無可考。
他竟能述明子夏與大毛公受授的源流，如此熟悉，不知依據何書考得？況且薛倉子，帛妙子在古書中，愧我疏漏，不知這兩位先生大名的出處。
所以敢斷定，是不足憑信的。
毛詩周南正義書：“鄭譜謂魯人大毛公為訓诂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
”則毛公的出處非一，傳聞異詞，已可見了。
而漢書儒林傳文說：“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
”如此則毛公幾乎成了三個人。
至于大毛公，小毛公，見于漢時書籍者比比無真名，則尤為迷離惝恍。
況且漢書的體裁，與在漢武帝以前的紀事，幾乎全仿自《史記》。
何以《史記》上會沒見過毛公二字的名字？獨有申公，轅固……諸人。
總之毛公其人，不必有不必沒有，其所傳的毛詩，不可盡信亦不可全不信。
至于傳自子夏一說，尤屬毫無證實。
即朱熹後來亦為此說所騙。
我們如今去叙論，隻要考查用毛詩的著作的時代，及其解詩的利弊正誤處，正不必斤斤去計較其人了。
漢時所竄改添減的春秋戰國時的著作，大概劉歆父子，當負責不少。
他們父子作漢時的太常博士，校書天祿閣，所有那時發現的古書，其考訂與參閱的責任，全歸其擔任。
況劉歆逢迎王莽，其人格亦甚卑鄙。
所以經他一後改訂之書，多少總有損于本來面目。
或者當時亦曾有毛公其人，至其書之得流傳于世，不止是劉歆的功力；恐怕他還自己添加了許多。
平心論去毛詩，在後來自有其些微的價值，不過古人的著作，惟恐怕用自己的名字，所以必多方掩飾，借重他人。
劉歆也許是因此心理，所以有毛詩出現。
至其年代，依我臆斷，當然是在三家詩說發布之後。
毛詩不盡可憑，但後來研究《詩經》的，除了根據毛詩本還可多掠取一點，更不能自己用力。
所以鄭玄便作毛詩箋，毛詩譜，直到以後研究《詩經》的經學家，多半逃不出毛鄭的範圍。
但盡信書不如無書，孟轲已經明白示告我們以讀書與批評的方法。
而中國以前的讀書人，隻知規規于字句訓诂之内，再不會撷得書中的真精神所在，遂緻“扣槃扪燭”愈出愈奇；而愈不得其正解，則不能說古人的著作誤人，反是後人不善讀解誤了古書了。
我們既知毛詩已不可盡信，則後人附會毛詩，妄加注解引證者，其為纰缪，必不能免。
不過果使是僅屬小謬，還不至遺誤他人，而以謬傳謬，遂至其用力甚勤，而誤點甚多的，我們不厚評昔人；然而也不能不指數出他的大謬的特點來。
我相信這是我們在今日批評舊書與加以整理之功的最合适的方法。
毛詩既已不盡對，而又有毛詩的複古的著作，望文生義，已可令人疑惑。
況且愈說複古，則曲文強解，愈将真義晦塞，這真是勞而無功的事。
毛詩複古錄這部書，想來還沒有好多人見過，因為作者雖生于清乾嘉時代，——正是清漢學的初盛時代，而因他不是顯宦，又不是聲名喧傳的老先生，所以也沒有當時那些經學家的大名。
但據他的傳看來，自然也是個躬行笃踐孳孳用力的樸學者。
我所見的版本，是光緒甲午年的刻本，據仁和徐琪的序上說： “餘按試高州，得吳生錫疇……詢其家世，始知其曾大父回溪先生，以經術著聞。
……及鄉試時，錫疇來會垣之時餘将往試雷瓊，因先取所著毛詩複古錄，捐篇授梓。
……” 可知這本書雖成在乾嘉時代，而以僻邑窮士的緣故，
所以有些人以為《詩經》在秦火之後，經漢儒的竄改，添損，其本來面目，已失卻不少。
現在我們若詳加考證起來，萬不可依賴流行的本子去牽強附會的加以解釋，這是無庸說的。
自來治《詩經》者，大抵皆以毛詩為藍本，不過據漢書藝文志上說：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
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漢興。
魯申公為詩訓，而齊轅固，燕韓生者，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鹹非其本義。
興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三家皆列于學官。
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據藝文志所說，現在望文生義想來，大概當時治詩經的是以申公、轅固、韓生三家為指歸，而尤以魯申公的詩說為最可靠。
可見毛公的詩派，在那時并不甚著名；且不甚為一般經生所信任。
轅固在代表一個時代文學的源流志中，僅僅提到“又有毛公之學”，視作附帶之筆，其在漢時不甚為人注重，概可想見。
何以知道當時治詩者多，以魯申公為指歸？按史記儒林傳曰： “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無傳疑，疑則阙不傳。
” 漢書楚元王傳曰： “申公始為詩傳，号魯詩。
”又魯國先賢傳曰： “漢文帝時，聞申公修詩最精，以為博士。
申公為詩傳，号為魯詩。
” 由這幾條的文義看來，可知申公是漢時治詩的第一人；而且為許多人所景仰佩服。
至于轅固，韓生的佳說，亦曾屢見之于漢時著作的文章裡，又有專書，依我想，這三位先生的名字，在當時必高出于毛公之上。
但何以毛詩獨普遍于後世呢？這大約是憑藉了訓诂的力量。
申公，韓生，所為的詩說，都是傳而非訓诂，傳與訓，不但字義上不同；而且是工具的應用上也不同。
所謂“……至于傳則釋名，訓為傳示之傳。
正義以傳通其義，蓋古訓第就經文所無者而诠釋之，傳則并經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
……”此解頗為妥當。
如申公，如韓生等，其為詩說，大率以曆史的事實，加以考據，證明其所指，與釋其意理，不甚屑屑論及名物的細微處。
如現在流行的韓詩外傳取來與毛詩相比，意境與所用的功力的着眼處，自不相同。
因為漢時雖去春秋不遠，但以征戰的流徙，人民的喪亂，更因印刷術未曾發明書籍流傳不易，況秦火之後，損失更多，則意揣所及，春秋時的平民詩歌，在漢時，非人人容易閱讀。
況詩中所用的典故名物，更雜以方言，慣語，其有待以注解處甚多。
三家——申公、轅固、韓生之詩說，在一時固足以闡明舊藉中的意理，或者還可為一般人了解。
不過他們隻是說明大意的多，到了後來的讀詩者，去春秋的時代愈遠，則求知愈難。
所以毛公的訓诂詩說，自易為人所歡迎。
這也是種自然的趨勢。
不過說到這裡，都從根本上發生了一個問題。
即毛公是否果有其人？他的詩說是否可靠？但要解答這兩個問題，我想并不是十困難的。
我們要知道漢時所出的僞書最多，如今所流行的經書、子書等，秦以前的古籍，若詳加考證起來，大部分是不真實與曾經改竄添減過的。
從來治舊學的經生，對此問題，下的答案最多，獨于詩經比較上還少有疑惑之點。
毛公的詩說，據藝文志上說是出自子夏，所以現在通行本的《詩經》上的大序為蔔商所作，而詩譜曰：“齊人關雎釋文，引沈重雲：‘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蔔商意有不足，毛公足成’”我以為此實過于附會。
孔門弟子必學詩，這是他們一定的功課。
如：“不學詩，無以言”；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這都是孔氏的學派的治學與實踐上的一種功課。
但《詩經》上的大序，卻絕不是子夏所作。
如今看來，不但文字不似，而且也少有證據。
不過當時以一二人的傳記，數千年來遂以子夏作的詩序為鐵案不移。
徐整詩譜暢，今亦不傳。
釋文叙錄引徐整雲：“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
大毛公為故訓傳于其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未列學官。
”這段文字極奇怪。
徐整作的詩譜暢，今早已無可考。
他竟能述明子夏與大毛公受授的源流，如此熟悉，不知依據何書考得？況且薛倉子，帛妙子在古書中，愧我疏漏，不知這兩位先生大名的出處。
所以敢斷定，是不足憑信的。
毛詩周南正義書：“鄭譜謂魯人大毛公為訓诂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
”則毛公的出處非一，傳聞異詞，已可見了。
而漢書儒林傳文說：“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
”如此則毛公幾乎成了三個人。
至于大毛公，小毛公，見于漢時書籍者比比無真名，則尤為迷離惝恍。
況且漢書的體裁，與在漢武帝以前的紀事，幾乎全仿自《史記》。
何以《史記》上會沒見過毛公二字的名字？獨有申公，轅固……諸人。
總之毛公其人，不必有不必沒有，其所傳的毛詩，不可盡信亦不可全不信。
至于傳自子夏一說，尤屬毫無證實。
即朱熹後來亦為此說所騙。
我們如今去叙論，隻要考查用毛詩的著作的時代，及其解詩的利弊正誤處，正不必斤斤去計較其人了。
漢時所竄改添減的春秋戰國時的著作，大概劉歆父子，當負責不少。
他們父子作漢時的太常博士，校書天祿閣，所有那時發現的古書，其考訂與參閱的責任，全歸其擔任。
況劉歆逢迎王莽，其人格亦甚卑鄙。
所以經他一後改訂之書，多少總有損于本來面目。
或者當時亦曾有毛公其人，至其書之得流傳于世，不止是劉歆的功力；恐怕他還自己添加了許多。
平心論去毛詩，在後來自有其些微的價值，不過古人的著作，惟恐怕用自己的名字，所以必多方掩飾，借重他人。
劉歆也許是因此心理，所以有毛詩出現。
至其年代，依我臆斷，當然是在三家詩說發布之後。
毛詩不盡可憑，但後來研究《詩經》的，除了根據毛詩本還可多掠取一點，更不能自己用力。
所以鄭玄便作毛詩箋，毛詩譜，直到以後研究《詩經》的經學家，多半逃不出毛鄭的範圍。
但盡信書不如無書，孟轲已經明白示告我們以讀書與批評的方法。
而中國以前的讀書人，隻知規規于字句訓诂之内，再不會撷得書中的真精神所在，遂緻“扣槃扪燭”愈出愈奇；而愈不得其正解，則不能說古人的著作誤人，反是後人不善讀解誤了古書了。
我們既知毛詩已不可盡信，則後人附會毛詩，妄加注解引證者，其為纰缪，必不能免。
不過果使是僅屬小謬，還不至遺誤他人，而以謬傳謬，遂至其用力甚勤，而誤點甚多的，我們不厚評昔人；然而也不能不指數出他的大謬的特點來。
我相信這是我們在今日批評舊書與加以整理之功的最合适的方法。
毛詩既已不盡對，而又有毛詩的複古的著作，望文生義，已可令人疑惑。
況且愈說複古，則曲文強解，愈将真義晦塞，這真是勞而無功的事。
毛詩複古錄這部書，想來還沒有好多人見過，因為作者雖生于清乾嘉時代，——正是清漢學的初盛時代，而因他不是顯宦，又不是聲名喧傳的老先生，所以也沒有當時那些經學家的大名。
但據他的傳看來，自然也是個躬行笃踐孳孳用力的樸學者。
我所見的版本，是光緒甲午年的刻本，據仁和徐琪的序上說： “餘按試高州，得吳生錫疇……詢其家世，始知其曾大父回溪先生，以經術著聞。
……及鄉試時，錫疇來會垣之時餘将往試雷瓊，因先取所著毛詩複古錄，捐篇授梓。
……” 可知這本書雖成在乾嘉時代，而以僻邑窮士的緣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