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三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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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夜的睡前，不一杯香茗，一卷佳詩，自尋消遣，卻執筆畫紙的寫這些無聊的話？但我是受了思想的激沖，看着環境的可憐，使我不得不寫與你看。
近來主張“人的生活”的話頭，在報紙雜志上，差不多比開放改造，是比較意義較深一層，而談的較少的第二流流行的名辭了。
然我要獨标一谛，主張“真的生活”。
這是我被虛僞的生活，所逼迫而擊打的反應。
Tagore說：“‘真’是無所不存在的，所以無論什麼事物，都是我們求智識的目的。
”（見其TbeRealisationofBeauty文中）這話非常确切。
然而從科學上解釋“真”，已經難得很明了的定義，萬物由于分子，而分子直到如今，還是層出不窮，分子就是萬物本體最後的真實嗎？至于從哲學上讨論“真”，古代空想的哲學不必說，近代哲學的新發明，都要立基于科學之上。
科學上物理的“真”，尚在不能一定的時代，那末依據科學，講求哲學的精神上的“真”，更在何處？我的學識淺薄，對于這點，早已懷疑。
但上面我又說什麼“真的生活”，那不是“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到底什麼生活是“真”？什麼生活是僞，然我對于這種空論，——或不止為空論——卻要引Russell論真實與虛僞（見其哲學問題中）的主張，少有證明。
Russell以為關于“真實”二字性質上的理論，不論如何，須有三條件：（一）論“真實”必容許真實的反面為虛僞存在。
（二）“真實”與虛僞，必基于信仰，無信仰則“真”與僞不能成立，亦不能判分。
（三）“真實”的性質，乃全恃乎信仰，對于外物的關系而成立。
所以我先以Russell的話作讨論的标準。
姑不論“真實”的本體如何，要在先承認世界上是否有虛僞的存在？如果沒人說世界上沒有虛僞的人和虛僞的事，那末虛僞必有對象，——無對象不能成立——對象就不能為認之為“真”。
這還是就淺顯比較者讨論，若講究到宇宙的本體，萬象的有無，那是玄之又玄的讨論，我們可以暫且不管。
再就“真”與僞何由判分得這樣清楚，則信仰确為其樞紐，此在少明哲理的人，一思即解。
至于信仰必非空無所有的說法，故必有恃于外物的關系而造成。
我因為想到“真”的生活的名詞，又連類引證到Russell的哲學問題，以求正于你，想你也不能以我的前後主張，是自陷于矛盾的地步。
我們也不必高談玄妙，暢論學理，隻就現在中國人的生活說。
他人都說非人的生活，我以為簡直是虛僞的生活。
不論做什麼事，說什麼話，總要至少含着幾分作用的意思在内。
不要說沒有高偉光明的态度與事實，就是那點人類本能的原有性質，被了惡俗的陶冶；吃人禮教的鍛煉，非人化的傳染，惡俗性的熏浸，也都沒得一毫存在。
不要說沒有真正的超人，就連昔時所說“慕義彊仁”的人，也不多見。
且不論仁義二字，昔時與現在是有什麼異同的解釋。
然曰“慕”，曰“彊”，已經是虛名浮誇，不能自信之徒。
然或标以名，或趨以利，而總還可以立人有為的志氣，啟人的奮發。
可憐在這個風雨潇晦時代的中國人，以及中國人的生活，不幸也同曾國藩所說：“所為涉覽書冊，講求系舊者同一非欺人之事！所為高談古今，寥寥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露！”我們不論曾國藩他這等覺悟，是否真實。
然後在的人，恐怕連這兩句：“中夜以思，汗下如露”！的話，也不肯說。
實則欺人之言，與欺人之事，我們不用高瞻遠矚，不用旁征博引，即任聽一人之言，任到哪處，或哪一個小社會裡去觀察一過，他們那裡：“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謾，不以為恥！”的惡現狀，令人可憐！可憫！我也不願多引證事實，實則引不勝引。
不必說政客軍閥，都是“一丘之貉”，就是比較高明的青年界，馴良的安常守故，浮嚣的棄業盲為而己學未得，為人利用，幾至到處皆是。
至于生活的苦慘，與凡百事業的淩亂，更不必說。
總而言之：這等生活，這等生活的表象，還是人類的生活嗎？然根本的弊病，卻是在于人人以虛僞相逐，攫取利權，将“真”的一字，使同個人同社會遠離。
卻隻餘了幾個熱心的青年，憂天憂人，縱論橫議的呼出苦悶的呼聲！Tolstoy氏晚年所著長篇有名的小說《婀娜傳》中，至其的結尾時，稱婀娜因種種激刺，種種忏悔，在火車上自思：“人生之初，百苦俱來，互相詐欺，人不自知，猶可共度朝夕，一經識破，則殚思竭慮，欲得挽回之法，勢必不能！”這是婀娜将死于鐵道上最後的感觸。
其
近來主張“人的生活”的話頭，在報紙雜志上，差不多比開放改造，是比較意義較深一層，而談的較少的第二流流行的名辭了。
然我要獨标一谛，主張“真的生活”。
這是我被虛僞的生活，所逼迫而擊打的反應。
Tagore說：“‘真’是無所不存在的，所以無論什麼事物，都是我們求智識的目的。
”（見其TbeRealisationofBeauty文中）這話非常确切。
然而從科學上解釋“真”，已經難得很明了的定義，萬物由于分子，而分子直到如今，還是層出不窮，分子就是萬物本體最後的真實嗎？至于從哲學上讨論“真”，古代空想的哲學不必說，近代哲學的新發明，都要立基于科學之上。
科學上物理的“真”，尚在不能一定的時代，那末依據科學，講求哲學的精神上的“真”，更在何處？我的學識淺薄，對于這點，早已懷疑。
但上面我又說什麼“真的生活”，那不是“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到底什麼生活是“真”？什麼生活是僞，然我對于這種空論，——或不止為空論——卻要引Russell論真實與虛僞（見其哲學問題中）的主張，少有證明。
Russell以為關于“真實”二字性質上的理論，不論如何，須有三條件：（一）論“真實”必容許真實的反面為虛僞存在。
（二）“真實”與虛僞，必基于信仰，無信仰則“真”與僞不能成立，亦不能判分。
（三）“真實”的性質，乃全恃乎信仰，對于外物的關系而成立。
所以我先以Russell的話作讨論的标準。
姑不論“真實”的本體如何，要在先承認世界上是否有虛僞的存在？如果沒人說世界上沒有虛僞的人和虛僞的事，那末虛僞必有對象，——無對象不能成立——對象就不能為認之為“真”。
這還是就淺顯比較者讨論，若講究到宇宙的本體，萬象的有無，那是玄之又玄的讨論，我們可以暫且不管。
再就“真”與僞何由判分得這樣清楚，則信仰确為其樞紐，此在少明哲理的人，一思即解。
至于信仰必非空無所有的說法，故必有恃于外物的關系而造成。
我因為想到“真”的生活的名詞，又連類引證到Russell的哲學問題，以求正于你，想你也不能以我的前後主張，是自陷于矛盾的地步。
我們也不必高談玄妙，暢論學理，隻就現在中國人的生活說。
他人都說非人的生活，我以為簡直是虛僞的生活。
不論做什麼事，說什麼話，總要至少含着幾分作用的意思在内。
不要說沒有高偉光明的态度與事實，就是那點人類本能的原有性質，被了惡俗的陶冶；吃人禮教的鍛煉，非人化的傳染，惡俗性的熏浸，也都沒得一毫存在。
不要說沒有真正的超人，就連昔時所說“慕義彊仁”的人，也不多見。
且不論仁義二字，昔時與現在是有什麼異同的解釋。
然曰“慕”，曰“彊”，已經是虛名浮誇，不能自信之徒。
然或标以名，或趨以利，而總還可以立人有為的志氣，啟人的奮發。
可憐在這個風雨潇晦時代的中國人，以及中國人的生活，不幸也同曾國藩所說：“所為涉覽書冊，講求系舊者同一非欺人之事！所為高談古今，寥寥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露！”我們不論曾國藩他這等覺悟，是否真實。
然後在的人，恐怕連這兩句：“中夜以思，汗下如露”！的話，也不肯說。
實則欺人之言，與欺人之事，我們不用高瞻遠矚，不用旁征博引，即任聽一人之言，任到哪處，或哪一個小社會裡去觀察一過，他們那裡：“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謾，不以為恥！”的惡現狀，令人可憐！可憫！我也不願多引證事實，實則引不勝引。
不必說政客軍閥，都是“一丘之貉”，就是比較高明的青年界，馴良的安常守故，浮嚣的棄業盲為而己學未得，為人利用，幾至到處皆是。
至于生活的苦慘，與凡百事業的淩亂，更不必說。
總而言之：這等生活，這等生活的表象，還是人類的生活嗎？然根本的弊病，卻是在于人人以虛僞相逐，攫取利權，将“真”的一字，使同個人同社會遠離。
卻隻餘了幾個熱心的青年，憂天憂人，縱論橫議的呼出苦悶的呼聲！Tolstoy氏晚年所著長篇有名的小說《婀娜傳》中，至其的結尾時，稱婀娜因種種激刺，種種忏悔，在火車上自思：“人生之初，百苦俱來，互相詐欺，人不自知，猶可共度朝夕，一經識破，則殚思竭慮，欲得挽回之法，勢必不能！”這是婀娜将死于鐵道上最後的感觸。
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