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中國文學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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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夫，尚不是一時能作得完善，批評上當然要注意，這等地方，判斷方法的應用，是更為寬廣了。
總之，判斷的意義，是在複雜混淆的事實中，求得出較為清晰的目标。
于石玉相亂的堆中，檢出有價值的瓊琚。
是要用清晰的觀察，比較的手段，于深微處求得其意義，加以自己表現的判論。
這個方法，我以為用着去批評舊文學，分外相宜。
三 解釋的批評 這一種的批評，在應用上極為困難，且是在中國的著作林中，可以武斷一句說，向來就沒人用過。
要說明此處所說解釋（interpretation），不是箋咧，注釋的那類解釋。
此處的解釋，就是對一種作品的人物，特别的印象，布局，主義，及其全篇的頂點等等，加以證解的說明，而表示其優劣，與藝術上應用的巧拙。
絕對不是僅僅對于一種作品去注出一個簡單而浮淺的概念便算完了。
其實這種批評法，是包括了歸納與判斷的兩種方法在内。
更進一步說，它是立在批評之主要而精密的地位之上，對于歸納與判斷兩種方法，更加以周到的說明。
我們知道歸納的方法，是用觀察與集合的方術，而求得出一種新的印象，由文學作品的本身，而判斷的。
方法卻重在比較，鑒别，與論斷方面。
至于研究與發現一個作品中人物與事迹的關連，描寫與叙述的工夫，色彩的表現，與精神的密接，使讀者多得到一點細密與有組織的了解，那非用解釋批評的方法，是不完全的。
我們要詳密的了解作品中全體的精神分析，與集合，以上的層次，萬不能缺乏。
所謂解釋批評，就是使得判斷批評，更有些清楚的界限，與細密的解釋。
就是對于細節上更多得出些疑問之點來。
而在一般的通解之内，去觀察到那些細節的調和與統一。
其次是用這些疑問所獲得的有結果的通釋，預備着去作寬廣的通釋的基礎。
這種批評，細密而繁瑣，在極短的作品中，可以不去用它，而要去批評長篇大著的文學著作，非用這等細密的功夫，那是不能有完全的成就的。
而且不用這種批評，是仍然不能逃出浮光掠影之弊。
這種批評的方法，是近代的産物。
在歐美的有名批評家，大半須利用這種批評方法。
而在中國，還沒有人合宜的去用它，作批評的指針。
更何況古代呢？ 我且少說原理，但講到這個方法的應用上，在中國古書中，我一時實在想不起有這樣文學的批評著作。
這等方法，萬不是從前那種逐回，逐節，屢批，按語的零碎批評法所可比拟。
這是要将一種作品外表的形式，内在的生命，完全拿到文學試驗的工具中，去分析出合化他的原質何在；測量出他的交點何在；計算出他的乘除何來。
固然不是有一定的公式，如物理，幾何那樣的不可移易，然而絕不是如舊日沒一點有組織的批評的方法所能夢到。
中國文學，在舊日不會有過真正精警的批評，最大原因，卻是在此。
我寫到這裡，苦思要找出一個例證來，忽然想到俞平伯君今年對于《石頭記》的批評，頗有點解釋批評方法的表現。
固然在俞君作這等文章時，未必即想到一定用此等方法。
不過在他的“左右逢源”的批評，與綿密的說明之中，于此方法，可見出特長來。
本來解釋批評，要對于細節，對話，前後的連貫，人物的插寫的印證，事實的表現的确實，都須處處留神，連鎖而為一氣。
然後方能見出一部著作的真面目來。
于此我們可更得一佐證：凡是能用解釋法去批評的，必先具有歸納與判斷的兩種方法為其基礎。
如上面已述過的那兩種方法，所以能用得好而不至流入魯莽妄斷的原因，卻在對某種作品有特識，又須熟識，考核與切實的研究過，方能用歸納的方法與判斷的方法，方能用解釋的方法，作通體的詳密的批評。
俞君對于《石頭記》一書，可謂有至深的研究。
即看他所發表的《後三十回的紅樓夢》，及《高作後四十回的批評》，可以見出他對于此書，在未曾作此文以前用過什麼功夫。
創作固然是不容易，有時批評努力與困難，與創作相等；或者有時還要更費力些，更困難些，比諸創作。
所以此後我很盼望有心批評舊文學的同志，不要看輕了批評二字；尤其不要看輕了批評舊文學五個字。
幾千年來在中國的陳舊社會之中，許多文人學子，用志不紛的去專攻文學，去考究批評，而因為方法的錯用，遂至沒有幾部有價值文學批評的書出現。
何況在現代生活狀況複雜，多用腦力的環境之中，若再誤用方法，那末不越發使舊文學沒有露出真面目來的一日嗎？ 解釋方法，極為細密，我在此段中，隻說個梗概，貢獻出這點意見，以供從事此途的參考。
他日有暇，還想專為這一種批評的方法，作更為詳述的文字。
而即就上面所說，也可明了解釋的批評的大概了。
以上三種方法，對于批評舊文學，我認為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自然呵，批評文學，難說到用一定不易的方式，去作成自縛的範圍，但在現在我們想去批評舊文學，雖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确切不能不立出幾個批評的标準來，我想除了上述三種之外，用之于文學批評上的，也還是别的方法，不過我這篇文字是個簡單的提議，也就不多說了。
中國舊文學到了今日，方有點發掘而整理的現象，以前漢學家，以及專門的文學家，實在不能說他們對于舊文學上，沒有相當的功績。
而時代不同，思想不同，文學的趨向不同，所以此後我們于介紹西洋文學，以及創作出新文學的作品之外，更希望有人去批評與整理舊文學，使在地道下的東西，也可以重見天日，而放射出一點光輝來。
我作此文，時間極少，且于百忙之中，任意寫的，萬不敢自以為完全。
這是當向讀者告罪的！再則在此文的範圍之内，我隻是講到批評方法的應用上，至于應如何去整理舊文學，那固然與批評有關，但卻另當專論，在此文中，不能包括。
所以我也少說到這一面的方法與感想。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夜十二點于北京
總之，判斷的意義，是在複雜混淆的事實中，求得出較為清晰的目标。
于石玉相亂的堆中，檢出有價值的瓊琚。
是要用清晰的觀察，比較的手段，于深微處求得其意義，加以自己表現的判論。
這個方法，我以為用着去批評舊文學，分外相宜。
三 解釋的批評 這一種的批評，在應用上極為困難，且是在中國的著作林中，可以武斷一句說，向來就沒人用過。
要說明此處所說解釋（interpretation），不是箋咧，注釋的那類解釋。
此處的解釋，就是對一種作品的人物，特别的印象，布局，主義，及其全篇的頂點等等，加以證解的說明，而表示其優劣，與藝術上應用的巧拙。
絕對不是僅僅對于一種作品去注出一個簡單而浮淺的概念便算完了。
其實這種批評法，是包括了歸納與判斷的兩種方法在内。
更進一步說，它是立在批評之主要而精密的地位之上，對于歸納與判斷兩種方法，更加以周到的說明。
我們知道歸納的方法，是用觀察與集合的方術，而求得出一種新的印象，由文學作品的本身，而判斷的。
方法卻重在比較，鑒别，與論斷方面。
至于研究與發現一個作品中人物與事迹的關連，描寫與叙述的工夫，色彩的表現，與精神的密接，使讀者多得到一點細密與有組織的了解，那非用解釋批評的方法，是不完全的。
我們要詳密的了解作品中全體的精神分析，與集合，以上的層次，萬不能缺乏。
所謂解釋批評，就是使得判斷批評，更有些清楚的界限，與細密的解釋。
就是對于細節上更多得出些疑問之點來。
而在一般的通解之内，去觀察到那些細節的調和與統一。
其次是用這些疑問所獲得的有結果的通釋，預備着去作寬廣的通釋的基礎。
這種批評，細密而繁瑣，在極短的作品中，可以不去用它，而要去批評長篇大著的文學著作，非用這等細密的功夫，那是不能有完全的成就的。
而且不用這種批評，是仍然不能逃出浮光掠影之弊。
這種批評的方法，是近代的産物。
在歐美的有名批評家，大半須利用這種批評方法。
而在中國，還沒有人合宜的去用它，作批評的指針。
更何況古代呢？ 我且少說原理，但講到這個方法的應用上，在中國古書中，我一時實在想不起有這樣文學的批評著作。
這等方法，萬不是從前那種逐回，逐節，屢批，按語的零碎批評法所可比拟。
這是要将一種作品外表的形式，内在的生命，完全拿到文學試驗的工具中，去分析出合化他的原質何在；測量出他的交點何在；計算出他的乘除何來。
固然不是有一定的公式，如物理，幾何那樣的不可移易，然而絕不是如舊日沒一點有組織的批評的方法所能夢到。
中國文學，在舊日不會有過真正精警的批評，最大原因，卻是在此。
我寫到這裡，苦思要找出一個例證來，忽然想到俞平伯君今年對于《石頭記》的批評，頗有點解釋批評方法的表現。
固然在俞君作這等文章時，未必即想到一定用此等方法。
不過在他的“左右逢源”的批評，與綿密的說明之中，于此方法，可見出特長來。
本來解釋批評，要對于細節，對話，前後的連貫，人物的插寫的印證，事實的表現的确實，都須處處留神，連鎖而為一氣。
然後方能見出一部著作的真面目來。
于此我們可更得一佐證：凡是能用解釋法去批評的，必先具有歸納與判斷的兩種方法為其基礎。
如上面已述過的那兩種方法，所以能用得好而不至流入魯莽妄斷的原因，卻在對某種作品有特識，又須熟識，考核與切實的研究過，方能用歸納的方法與判斷的方法，方能用解釋的方法，作通體的詳密的批評。
俞君對于《石頭記》一書，可謂有至深的研究。
即看他所發表的《後三十回的紅樓夢》，及《高作後四十回的批評》，可以見出他對于此書，在未曾作此文以前用過什麼功夫。
創作固然是不容易，有時批評努力與困難，與創作相等；或者有時還要更費力些，更困難些，比諸創作。
所以此後我很盼望有心批評舊文學的同志，不要看輕了批評二字；尤其不要看輕了批評舊文學五個字。
幾千年來在中國的陳舊社會之中，許多文人學子，用志不紛的去專攻文學，去考究批評，而因為方法的錯用，遂至沒有幾部有價值文學批評的書出現。
何況在現代生活狀況複雜，多用腦力的環境之中，若再誤用方法，那末不越發使舊文學沒有露出真面目來的一日嗎？ 解釋方法，極為細密，我在此段中，隻說個梗概，貢獻出這點意見，以供從事此途的參考。
他日有暇，還想專為這一種批評的方法，作更為詳述的文字。
而即就上面所說，也可明了解釋的批評的大概了。
以上三種方法，對于批評舊文學，我認為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自然呵，批評文學，難說到用一定不易的方式，去作成自縛的範圍，但在現在我們想去批評舊文學，雖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确切不能不立出幾個批評的标準來，我想除了上述三種之外，用之于文學批評上的，也還是别的方法，不過我這篇文字是個簡單的提議，也就不多說了。
中國舊文學到了今日，方有點發掘而整理的現象，以前漢學家，以及專門的文學家，實在不能說他們對于舊文學上，沒有相當的功績。
而時代不同，思想不同，文學的趨向不同，所以此後我們于介紹西洋文學，以及創作出新文學的作品之外，更希望有人去批評與整理舊文學，使在地道下的東西，也可以重見天日，而放射出一點光輝來。
我作此文，時間極少，且于百忙之中，任意寫的，萬不敢自以為完全。
這是當向讀者告罪的！再則在此文的範圍之内，我隻是講到批評方法的應用上，至于應如何去整理舊文學，那固然與批評有關，但卻另當專論，在此文中，不能包括。
所以我也少說到這一面的方法與感想。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夜十二點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