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康長素 附：朱子襄 廖季平 譚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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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略
康有為，原名祖诒，字廣廈，号長素。
廣東南海人。
生清鹹豐八年戊午，卒民國十六年丁卯，1858－1927年七十。
祖贊修，官連州教谕，治程朱學。
有為親受教，有志為聖人，開口辄曰「聖人聖人」焉，裡黨戲号之曰「聖人為」。
年十九，遊同縣朱次琦門。
六年而次琦卒。
光緒十四年戊子，有為年三十一，初至京師，上書請變法，格不達。
乙未，中日和議成，有為集各省公交車上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三事。
是年，成進士，複獨再上書。
南返，于上海開強學會。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膠灣事起，适有為又赴京，上書陳事變之急。
翌年戊戌，光緒命王大臣傳見有為于總理衙門，有為上疏，論變法須統籌全局。
又立保國會于京師。
是年得蒙召見，命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特許專折言事。
旋召侍讀楊銳、中書林旭、主事劉光第、知府譚嗣同參預新政，廢八股，開學堂，汰冗員，廣言路，方銳意為維新。
有為又奏請行憲法，開國會。
未幾而政變作，有為出亡。
蓋所謂新政之設施，先後僅三月也。
自是亡命海外，作汗漫遊者十六年，足迹所至，遍十三國。
組保皇黨，與革命黨相抗衡。
民二歸國，刊行不忍雜志，唱虛君共和之說。
多掎摭時病為箴砭。
民六，結張勳謀複辟，事敗，避居美使館，着共和平議一書，仍持夙見不少變。
蓋當前清時力主維新，舉國目之為狂，至是力主守舊，舉國又目之為怪雲。
所著書有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論語注、孟子微、大學中庸禮運注、大同書諸種。
康氏之長興講學 言近三百年學術者，必以長素為殿軍，而長素學術生命可記者，則始于其長興之講學。
長興，羊城裡名，長素以陳千秋、梁啟超請，講學于裡之萬木草堂，着[長興學記]為學規。
時光緒十七年辛卯，長素年三十四也。
陳千秋為學記作跋，謂： 孔子剙造六經，改制聖法，傳于七十，以法後王。
雖然，大義昧沒，心知其意者蓋寡。
漢之學發得春秋，宋、明之學發得四書，二千年之治賴是矣。
國朝之儒，刳心绌性而宋學亡，經師碎義逃難而漢學亦亡。
陵夷至道、鹹之季，大盜猖披，國命危阽，民生日顇，莫之振救，儒效既覩，而世變亦日新矣。
吾師康先生，思聖道之衰，憫王制之缺，慨然發憤，思易天下……爰述斯記……。
其詞雖約，而治道、經術之大，隐隐乎撥而檖光晶之。
孔子之道，庶幾煥炳。
……綴學之士，知所趨向，推行漸廣，風氣漸移，生民之托命，或有賴焉。
此當時師弟子長興講學之精神也。
長素亦自言之，曰： 顧亭林鑒晚明講學之弊，乃曰：「今日祇當著書，不當講學。
」……後進沿流，以講學為大戒。
江藩謂劉台拱言義理而不講學，所以可取，其悖謬如此。
近世著書，獵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絕無所關。
戴震死時，乃曰：「至此平日所讀之書，皆不能記，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
」段玉裁曰：「今日氣節壞，政事蕪，皆由不講學之過。
此與王衍之悔清談無異。
故國朝讀書之博，風俗之壞，[亭林為功之首，亦罪之魁]也。
今與二三子剪除荊棘，變易陋習，昌言追孔子講學之舊。
時長素之意，固已欲判然劃一境界，以自别于亭林以來清儒博雅之學矣。
其所謂「孔子講學之舊」者，大意謂： 天下道術至衆，以孔子為折衷。
孔子言論至多，以論語為可尊。
論語之義理至廣，以「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遊于藝」四言為至該。
按：長素此時，尚未專以禮運、公羊說孔教，故仍尊論語，與以後見解不同。
逮既取公羊，則不得不舍論語。
劉逢祿述何、戴望論語注，早已走上絕路，長素亦無從再進也。
因舉四言為綱，分注條目如下： 志于道，四目： 一曰格物。
言為學之始，首在扞格外物。
樂記：「好惡無節于内，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
」孟子曰：「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
」不為物所引奪，非扞格外物而何？ 二曰厲節。
後漢、晚明之儒，皆以氣節自厲。
勁挺有立，剛毅近仁，卑污柔懦，終難振起。
按：此說後亦不取，謂東漢雖美，未足盡孔子之道。
三曰辨惑。
大道以多歧而亡，學術以小辨而惑。
近世聲音、訓诂之學，則所謂小言破道，足收小學之益，決不能冒大道之傳，則辨之不足辨也。
四曰慎獨。
劉蕺山标為宗旨，以救王學末流。
按：格物、慎獨皆宋學語，長素此後亦不取，謂孔子決不若宋人之拘且隘。
凡此所列，主人生實行，不主訓诂考訂，與幹、嘉以來風尚絕異。
宋儒理欲之辨，為戴東原所極诋，今則以「存天理，去人欲」訓「格物」，奉為入學之首義焉。
因字義明經訓，為惠、戴所盛唱，今則謂其決不能冒大道之傳焉。
曰厲節、慎獨，則求返之晚明東林、蕺山，亦幹、嘉諸儒所絕口不道也。
據于德，四目： 一曰主靜出倪。
二曰養心不動。
三曰變化氣質。
四曰檢攝威儀。
依于仁，四目： 一曰敦行孝弟。
二曰崇尚任恤。
三曰廣宣教惠。
四曰同體饑溺。
遊于藝，四目： 一曰義理之學。
原于孔子，析于宋賢。
今但推本于孔子。
二曰經世之學。
經世之學，令今可行，務通變宜民。
三曰考據之學。
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則博而寡要，勞而鮮功，賢者識其大，是在高識之士。
四曰詞章之學。
學與時異，周人有六藝之學為公學，有專官之學為私學，皆經世之學也。
漢人皆經學，六朝、隋、唐人多詞學，宋、明人多義理學，國朝人多考據學，要不出此四者。
此分四學，較之戴東原、姚惜抱，多經世一項；此遠起道、鹹以來，近如朱一新諸人皆然。
又以義理歸宋，考據歸清儒，皆其卓然異于幹、嘉者。
又曰： 孔子之學，有義理，有經世。
宋學本于論語，而小戴之大學、中庸及孟子佐之。
朱子為之嫡嗣，凡宋、明以來之學，皆其所統；宋、元、明及國朝學案，其衆子孫也。
多于義理者也。
漢學則本于春秋之公羊、谷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輔之。
而以董仲舒為公羊嫡嗣，劉向為谷梁嫡嗣，凡漢學皆其所統；史記、兩漢君臣政議，其支派也。
近于經世者也……夫義理即德行也，經世即政事也。
言語、文學亦發明二者。
按：此亦長素初見，後乃專就公羊一路，謂論語非孔教正統矣。
又此處所舉尚不及禮運，知以春秋三世會通禮運講大同，尚是後事。
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
」故孔子經世之學，在于春秋……凡兩漢四百年政事、學術皆法焉。
非如近世言經學者，僅為士人口耳簡畢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聞也。
…… 今與二三子，通漢、宋之故，而一歸于孔子，譬猶導水自江、河，則南北條皆可正。
是謂漢、宋經世義理，分得孔門四科之旨，而清儒經學，實不得謂漢學。
孔門四科之教，陳東塾已言之，然東塾不輕言經世，又以鄭、朱并舉，不數西漢，仍不脫幹、嘉諸儒牢籠，故不免以勸人讀注疏終。
康說微近東塾，然舍鄭玄而取董仲舒，以西漢議政易東漢之說經，以經世、義理為孔學兩幹，局度恢張，意趣宏括，實較東塾為勝。
此長興講學之綱領也。
至其教人讀書則曰： 本原既舉，則曆朝經世之學，自廿四史外，通鑒着治亂之統，通考詳沿革之故，及夫國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
宋、明義理之學，自朱子書外，陸王心學為别派，四朝學案為荟萃。
至于諸子學術，異教學派，亦當審焉。
博稽而通其變，務緻之用，以求仁為歸。
此處所舉，首史籍，次理學，又次諸子，而幹、嘉以來一切考據訓诂必治之書不得與，此亦當時講學态度之絕異于幹、嘉者也。
[梁啟超記初見長素之情景]，謂： 餘以少年科第，梁以十七歲中舉，時年十八且于時流所推重之訓诂、詞章學，頗有所知，辄沾沾自喜。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诘，悉舉而摧陷廓清之。
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竟夕不能寐。
明日再谒，請為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并及史學、西學之梗概。
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于南海之門。
又曰： 辛卯，餘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講學于廣東城長興裡之萬木草堂……先生為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日課則宋元明學案、二十四史、文獻通考等。
梁氏三十自述 當時長興講學，卓然與幹、嘉以來學風劃一新線之情景與其意義及影響，亦俱可見矣。
然長素長興規模，蓋有所受之，受之其師[朱次琦]也。
次琦字稚圭，一字子襄，學者稱九江先生。
亦南海人。
生嘉慶十二年丁卯，卒光緒七年辛巳，年七十五。
1807－1881以早慧受知于阮元，為學海堂都講。
其學亦主融漢、宋，嘗謂： 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
朱子又即漢學而稽之者也。
會同六經，權衡四書，使孔子之道大着于天下……朱子，百世之師也。
……然而攻之者互起。
有明姚江之學，以緻良知為宗，則攻朱子之格物。
乾隆中葉至于今日，天下之學，多尊漢而退宋，以考據為宗，則攻朱子為空疏。
一朱子也，而攻之者乃相矛盾。
……彼考據者，不宋學而漢學矣，而獵瑣文，蠹大誼，叢脞無用，漢學之長有是哉？……學孔子之學，無漢學無宋學也。
簡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譜講學大旨 是子襄雖亦主融漢、宋，而與陳東塾之為見複異。
東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論，則在納康成于朱子。
故曰：「朱子又即漢學而稽之，會同六經，權衡四書，為百世師。
」故東塾教人，不免于讀注疏，而子襄居九江，講學禮山下，诏學者以四行五學焉。
其言曰： [禮山講學規模]修身之實四，曰：惇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
讀書之實五，曰：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
年譜講學大旨 此四行五學，即長興學記之所本。
節目之間，大同小異，要之萬木草堂之規模，襲取之于禮山，其事甚顯。
長素年十九，始從子襄問學，自謂： 未冠，以回、參之列，辟咡受學，康父及伯、叔父，皆九江弟子則先生年垂七十矣。
光緒二年，九江年适七十也。
才質無似，粗聞大道之傳，決以聖人為可學，而盡棄俗學，自此始也。
又曰： 先生厲節行于後漢，探義理于宋人。
既則舍康成，釋紫陽，一以孔子為歸。
朱九江先生遺集序。
按：朱卒光緒七年冬十二月，康文謂在八年春，一誤也。
簡朝亮編集九江詩文付梓，在光緒二十三年之冬，而康文在光緒三十四年，謂「先生卒，同門友議遺文，簡竹居、胡少恺相約勿刻，至于今又垂三十年」，二誤也。
康謂朱氏舍康成，釋紫陽，恐特由融漢、宋之說而鑿深揚高言之耳；亦不如簡譜論學要旨一節為得朱氏真意。
張伯桢南海康先生傳，謂：「朱先生極推尊韓昌黎，先師<康>謂昌黎道術淺薄，朱先生素方嚴，貴為猖狂，同學亦暗譏之。
是年冬即欲束裝歸，明年别禮山草堂歸卧」雲雲，見康氏在朱門，實未深契。
此長素自述師門宗旨，亦與長興學記所倡導者大體脗合。
故學記開首即雲「鄙人常侍九江之末席，聞大賢之餘論，謹誦所聞，為二三子言之」也。
竊謂九江之有南海，蓋猶蕺山之有梨洲，問學請業，皆在早年，而晚歲聲名，遠越師門。
三百年學術，有此遙遙相對，足成佳話。
惟梨洲自言：「始學于子劉子，志在畢業，不能有得，聊備門人之一數。
天移地轉，殭餓深山，盡發藏書而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礙解剝，始知曩日之孤負。
」今不論朱、劉造諧深淺，惟九江之死，既盡焚其遺書，而南海奔波海内外，從政問俗之心殷，講道治學之日淺，亦似無梨洲晚年一番境界。
此則長興學舍之成就，所由不能與證人并論也。
康氏之新考據 抑長素長興講學，所可大書特書者，厥為力反幹、嘉以來考據之學，而别求辟一新徑。
然長素未能自赴其所志也。
方長素講學長興，而已有[新學僞經考]之作。
學記成于光緒十七年二月，僞經考序在四月，相差僅兩月。
僞經考刊成在七月「新學僞經」者，謂東漢以來經學，皆出劉歆僞造，乃新莽一朝之學，與孔子無涉。
其書亦似從幹、嘉考據來，而已入考據絕途，與長興宗旨并不合，而長素不自知。
且僞經考大意，亦已粗見于學記，謂： 劉歆挾校書之權，僞撰古文，雜亂諸經。
……鄭康成兼揉今古，盡亂家法，深入歆室。
……國朝經學最盛，顧、閻、惠、戴、段、王，盛言漢學，天下風靡，然日盤旋許、鄭肘下而不自知。
于是二千年皆為歆學。
……諸儒用力雖勤，入蔀愈深，悖聖愈甚……可謂之新學，不可謂之漢學，況足與論夫子之學哉！既無學識，思以求勝，則大其言曰：「欲知聖人之道，在通聖人之經；欲通聖人之經，在識諸經之字。
」于是古音古義之學，争出競奏。
以此求道，何異磨碑作鏡，蒸沙成飯？西漢之學，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谏，以洪範說災異，皆實可施行。
自歆始尚訓诂，以變異博士之學，段、王輩扇之。
乃标樹漢學，聳動後生，沈溺天下，相率于無用。
可為太息！ 推其意，不過謂幹、嘉以下段、王所治古音古義之學，悉無當于治道世事耳。
乃以牽涉于今古文家法，歸罪于劉歆，若幹、嘉漢學導源皆在歆，非無根不經之譚乎！漢儒家法，特博士章句之學，班孟堅所議「祿利之途然」者。
至當時治古學者，大率務通大義，不事章句。
莽、歆緣飾經術，施之政事，正是禹貢行河、洪範說災異之類耳。
長素以變亂博士之學罪歆，亦未深曉漢代學術真相。
蓋長素僞經考一書，亦非自創，而特剽竊之于川人廖平。
猶長興學記之言義理，皆有所聞而張皇以為之說，非由寝饋之深而自得之也。
朱重義理，融漢歸宋，廖主考核，蔑宋伸漢，精神意趣絕不同，長素左右牽引，知其于兩家所涉皆淺。
學記先雲：「孔子言論至多，以論語為可尊。
」而其下即雲：「論語為後世語錄之類，不盡可據。
」一篇之中，自為矛盾，則已露兩家沖突之破綻矣。
[廖平]，字季平。
四川井研人。
生鹹豐二年，卒民國二十一年，年八十一。
自稱早年研求宋學，漸而開悟，主張尊孔。
又謂： 幼笃好宋五子書、八家文。
丙子，光緒二年，廖氏年二十五從事訓诂文字之學，博覽考據諸書。
庚辰光緒六年，廖氏年二十九以後，厭棄破碎，專求大義。
按：廖氏又稱庚辰在家時專治春秋，則所謂「專求大義」者，即指治春秋也。
此蓋已受劉、龔諸家影響矣。
而及其成學，則專以分析今古為說。
謂： 國朝經學，顧、閻雜事漢、宋，惠、戴專申訓诂，二陳左海、卓人漸及今、古。
論學三書與宋芸子論學書 其分今、古也，又自稱有五變。
癸未：今古。
光緒九年，廖氏年三十二。
戊子：尊今抑古。
光緒十四年，廖氏年三十七。
戊戌：小大。
光緒二十四年，廖氏年四十七。
壬寅：天人。
光緒二十八年，廖氏年五十一。
此所謂「經學四變」也。
見四益館經學四變記序目，劉申叔摘本及戊午，民國七年，廖氏年六十八改去「今古」名目，歸之「小大」，專就六經分天人、大小，則謂之經學之「五變」。
五變記其書最先成者曰[今古學考]，在光緒十二年丙戌，廖氏年三十五。
自謂「不過初變、二變萌蘖之生耳」。
五變記小注其書 據五經異義所立今、古二百餘條，專載禮制，不載文字。
定為今學主王制、孔子，古學主周禮、周公。
然不久即變其說，謂六藝皆新經，非舊史。
以尊經者作知聖篇，辟古者作辟劉篇。
則所謂「尊今抑古」之候也。
又後有[古學考]，謂： 丙戌刊學考……謹守漢法，中分二派。
八年以來，曆經通人指摘，不能自堅前說，謹次所聞，錄為此冊。
以古學為目者，既明古學之僞，則今學大同，無待詳說。
古學考成于光緒二十年甲午四月，廖氏年四十三。
此季平治經學，初主今、古中分，既則尊今抑古之大略也。
[康廖交涉]長素辨新學僞經，實啟始自季平。
此為長素所深諱，而季平則力揭之。
謂： 廣州康長素，奇才博識，精力絕人，平生專以制度說經。
戊、己間，從沈君子豐處得學考，謬引為知己。
及還羊城，同黃季度過廣雅書局相訪，按：趙豐田康長素先生年譜稿：「長素返粵，在光緒十五年己醜之冬，而移居羊城安徽會館，則在十六年庚寅之春。
」季平己醜在粵，庚寅至鄂，二人初晤，應在己、庚冬春之際。
餘以知聖篇示之。
馳書相戒，近萬餘言，斥為好名骛外，輕變前說，急當焚毀。
當時答以面談再決。
後訪之城南安徽會館。
按：此在庚寅春兩心相協，談論移晷。
明年，聞江叔海得俞蔭老書，而新學僞經考成矣。
甲午，晤龍濟齋大令，聞孔子會典已将成……然則王制義證可以不作矣。
生公說法，求之頑石，得此大國，益信不孤。
長素刊長興學記，大有行教泰西之意……長素或亦儒門之達摩，受命闡教者乎？經話甲編一 又曰： 己醜在蘇，晤俞蔭甫先生，按：此當廖先在蘇，後至粵也。
極蒙獎掖，謂學考為不刊之書。
語以已經改易……先生不以為然，曰：「俟書成再議。
」蓋舊誤承襲已久……一旦欲變其門戶，雖蔭老亦疑之。
乃辟劉之議，康長素踰年成書數冊。
又曰： 外間所祖述之改制考，即祖述知聖篇；僞經考即祖述辟劉篇，而多失其宗旨。
又曰： 戊子以前，尊經友人撰王制義證，藁已及半，後乃散失……繼聞康長素會典即是此意，即決意不作。
又曰： 丁亥，光緒十三年，廖氏年三十六。
作今古學考。
按：廖氏古學考序，自稱今古學考刊于丙戌，此又雲作于丁亥，必有一誤。
戊子成為二篇，述今學為知聖篇，古學為辟劉篇。
按：據此則知聖、辟劉兩書均已成，何以又雲「己醜在蘇見俞蔭甫，曰俟書成再議」乎？抑猶未為定稿乎？大抵廖既屢變其說，又故自矜誇，所言容有不盡信者。
昔李恕谷欲為毛西河作年譜，苦其自述先後紊亂不可據而止。
以廖視毛，尤甚。
庚寅，晤康長素于廣州，議論相克。
逾年，僞經考出，倚馬成書，真絕倫也！經話甲篇卷二 季平既屢屢自道其事，又親緻書長素争之，曰： 龍濟之大令來蜀，奉讀大着僞經考、長興學記，按學記成書在康、廖會談之後，所以中亦釆及寥說也。
并雲孔子會典已将成書。
彈指之間，遂成數萬寶塔，何其盛哉！……後之人不治經則已，治經則無論從違，僞經考不能不一問途，與鄙人今古學考，永為治經之門徑，欣忭何極！惟庚寅羊城安徽會館之會，鄙人左傳經說雖未成書，然大端已定，足下以左學列入新莽，則殊與鄙意相左。
……今觀僞經考，外貌雖極炳琅……而内無底蘊，不出史學、目錄二派之窠臼，尚未足以洽鄙懷也。
當時以為速于成書，未能深考……乃俟之五、六年，仍持故說，殊乖雅望。
昔年在廣雅，足下投書相戒，謂今古學考為至善，以攻新莽為好名。
……今足下大名……百倍鄙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久宜收斂……又吾兩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聞知。
餘不願貪天功以為己力，足下之學自有之可也。
然足下深自諱避，使人有向秀按：應作郭象之謗。
每大庭廣衆中，一聞鄙名，足下進退未能自安，淺見者又或以作俑馳書歸咎，鄙人難于酬答，是吾兩人皆失也。
天下之為是說，惟我二人，聲氣相求，不宜隔絕，以招讒間。
其中位置，一聽尊命。
謂昔年之會，如邵、程也可，如朱、陸也可，如白虎、石渠亦可。
稱引必及，使命必道，得失相聞，患難與共。
且吾之學詳于内，吾子之學詳于外，彼此一時，未能相兼，則通力合作，秦、越一家，乃今日之急務，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
四益館文集緻某人書 龍濟之至蜀在甲午，據前引經話甲編古學考刊于甲午四月，已引及僞經考，則龍之至蜀，應在甲午初春也。
長素僞經考後序，謂「僞經考初出時，海内風行，上海及各直省，翻印五版。
徐仁鑄督學湖南，以之試士，而攻之者亦羣起，朝野嘩然」。
故季平謂「今足下大名，震動天下，百倍鄙人」也。
是年二月，長素入京會試未第，六月歸粵，七月清廷即下谕毀禁其書。
季平與長素書當在其時；故有「久宜收斂」又「患難與共」之語，而猶未知毀禁之令，故書中亦未及。
其曰「稱引必及」，蓋名士相标榜之故智。
僞經考既享大名，季平欲藉其稱引，自顯姓字，故為古學考先兩引長素僞經考雲雲，我以此施，亦期彼以此報。
蓋長素驟得盛名，全由僞經考一書，公交車上書，尚在明年乙未宜季平健羨不能置。
而長素則深諱不願自白。
然季平亦震于盛名，方期相為桴鼓，故書辭亦遜，而古學考亦未及長素攘己書事。
及戊戌，長素得罪，季平亦盡棄舊說，則經學之三變，不複為今古之辨矣。
僞經考一案，凡季平之龂龂于其事者，具如上述。
而長素則藏喙若噤，始終不一辨。
及民國六年丁巳為僞經考後序，始稍稍道及之，其言曰： 吾向亦受古文經說，然自劉申受、魏默深、龔定庵以來，疑攻劉歆之作僞多矣，吾蓄疑于心久矣。
吾居西樵山之北，銀塘之鄉，讀書澹如之樓，卧七桧之下，碧陰茂對，藤床偃息。
藏書連屋，拾取史記，聊以遮目，非以考古也。
偶得河間獻王傳、魯共王傳讀之，乃無「得古文經」一事，大驚疑。
乃取漢書河間獻王、魯共王傳對較史記讀之，又取史記、漢書兩儒林傳對讀之，則漢書詳言古文事，與史記大反。
乃益大驚大疑。
按：此實無足驚疑者，辨詳後……于是以史記為主，徧考漢書而辨之；以今文為主，徧考古文而辨之。
……先撰僞經考，粗發其大端。
按：撰僞經考在羊城，不在銀塘，上文皆飾說也。
長素又謂撰禮運注亦在銀塘澹如樓七桧之下，亦飾說，辨詳下。
……今世亦有好學深思之士，談今古之辨，或闇有相合者。
惜其一面尊今文而攻古文，一面尊信僞周官以為皇帝王霸之運，矛盾自陷，界畛自亂。
其它所在多有，脈絡不清，條理不晰，其為半明半昧之識，與前儒雜糅今古者無異，何以明真教而導後士？或者不察，聽其所言，則觀其尊僞周禮一事，而知其道不相謀，翩其反而也。
按：長素先亦尊信僞周官，聞廖氏之論而變，今乃轉以譏廖，亦一奇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此文有之。
其回翔瞻顧，誠如季平所謂「進退未能自安」者。
謂自劉、魏、龔以來疑攻劉歆者多矣，此特微見彼之所為不必出自季平，抑不悟其與僞經考初成書時所言異也。
長素當日之言曰： 始作僞，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僞經，篡孔統者，成于鄭玄。
閱二千年……鹹奉僞經為聖法……亦無一人敢違者，亦無一人敢疑者。
……竊怪二千年來，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成為瞀惑，無一人焉發奸露覆，雪先聖之沈冤，出諸儒于雲霧者，豈聖制赫闇，有所待耶？ 又曰： 孤鳴而正易之，吾亦知其難。
然提聖法于既墜，明六經于闇曶……吾雖孤微，烏可以已！ 則長素在當時，應不知有廖季平其人，不知有知聖、辟劉其書，且不知有劉、魏、龔諸氏而可。
不然，知聖、辟劉之篇，固足以助我之孤鳴矣。
此無怪乎季平之喋喋而道也。
長素謂「道不相謀，翩其反而」，事亦有之，惟
廣東南海人。
生清鹹豐八年戊午，卒民國十六年丁卯，1858－1927年七十。
祖贊修，官連州教谕，治程朱學。
有為親受教，有志為聖人，開口辄曰「聖人聖人」焉，裡黨戲号之曰「聖人為」。
年十九，遊同縣朱次琦門。
六年而次琦卒。
光緒十四年戊子，有為年三十一，初至京師，上書請變法，格不達。
乙未，中日和議成，有為集各省公交車上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三事。
是年，成進士，複獨再上書。
南返，于上海開強學會。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膠灣事起，适有為又赴京，上書陳事變之急。
翌年戊戌，光緒命王大臣傳見有為于總理衙門，有為上疏，論變法須統籌全局。
又立保國會于京師。
是年得蒙召見，命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特許專折言事。
旋召侍讀楊銳、中書林旭、主事劉光第、知府譚嗣同參預新政，廢八股，開學堂，汰冗員，廣言路，方銳意為維新。
有為又奏請行憲法，開國會。
未幾而政變作，有為出亡。
蓋所謂新政之設施，先後僅三月也。
自是亡命海外，作汗漫遊者十六年，足迹所至，遍十三國。
組保皇黨，與革命黨相抗衡。
民二歸國，刊行不忍雜志，唱虛君共和之說。
多掎摭時病為箴砭。
民六，結張勳謀複辟，事敗，避居美使館，着共和平議一書，仍持夙見不少變。
蓋當前清時力主維新，舉國目之為狂，至是力主守舊，舉國又目之為怪雲。
所著書有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論語注、孟子微、大學中庸禮運注、大同書諸種。
康氏之長興講學 言近三百年學術者，必以長素為殿軍，而長素學術生命可記者，則始于其長興之講學。
長興，羊城裡名，長素以陳千秋、梁啟超請，講學于裡之萬木草堂，着[長興學記]為學規。
時光緒十七年辛卯，長素年三十四也。
陳千秋為學記作跋，謂： 孔子剙造六經，改制聖法，傳于七十，以法後王。
雖然，大義昧沒，心知其意者蓋寡。
漢之學發得春秋，宋、明之學發得四書，二千年之治賴是矣。
國朝之儒，刳心绌性而宋學亡，經師碎義逃難而漢學亦亡。
陵夷至道、鹹之季，大盜猖披，國命危阽，民生日顇，莫之振救，儒效既覩，而世變亦日新矣。
吾師康先生，思聖道之衰，憫王制之缺，慨然發憤，思易天下……爰述斯記……。
其詞雖約，而治道、經術之大，隐隐乎撥而檖光晶之。
孔子之道，庶幾煥炳。
……綴學之士，知所趨向，推行漸廣，風氣漸移，生民之托命，或有賴焉。
此當時師弟子長興講學之精神也。
長素亦自言之，曰： 顧亭林鑒晚明講學之弊，乃曰：「今日祇當著書，不當講學。
」……後進沿流，以講學為大戒。
江藩謂劉台拱言義理而不講學，所以可取，其悖謬如此。
近世著書，獵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絕無所關。
戴震死時，乃曰：「至此平日所讀之書，皆不能記，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
」段玉裁曰：「今日氣節壞，政事蕪，皆由不講學之過。
此與王衍之悔清談無異。
故國朝讀書之博，風俗之壞，[亭林為功之首，亦罪之魁]也。
今與二三子剪除荊棘，變易陋習，昌言追孔子講學之舊。
時長素之意，固已欲判然劃一境界，以自别于亭林以來清儒博雅之學矣。
其所謂「孔子講學之舊」者，大意謂： 天下道術至衆，以孔子為折衷。
孔子言論至多，以論語為可尊。
論語之義理至廣，以「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遊于藝」四言為至該。
按：長素此時，尚未專以禮運、公羊說孔教，故仍尊論語，與以後見解不同。
逮既取公羊，則不得不舍論語。
劉逢祿述何、戴望論語注，早已走上絕路，長素亦無從再進也。
因舉四言為綱，分注條目如下： 志于道，四目： 一曰格物。
言為學之始，首在扞格外物。
樂記：「好惡無節于内，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
」孟子曰：「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
」不為物所引奪，非扞格外物而何？ 二曰厲節。
後漢、晚明之儒，皆以氣節自厲。
勁挺有立，剛毅近仁，卑污柔懦，終難振起。
按：此說後亦不取，謂東漢雖美，未足盡孔子之道。
三曰辨惑。
大道以多歧而亡，學術以小辨而惑。
近世聲音、訓诂之學，則所謂小言破道，足收小學之益，決不能冒大道之傳，則辨之不足辨也。
四曰慎獨。
劉蕺山标為宗旨，以救王學末流。
按：格物、慎獨皆宋學語，長素此後亦不取，謂孔子決不若宋人之拘且隘。
凡此所列，主人生實行，不主訓诂考訂，與幹、嘉以來風尚絕異。
宋儒理欲之辨，為戴東原所極诋，今則以「存天理，去人欲」訓「格物」，奉為入學之首義焉。
因字義明經訓，為惠、戴所盛唱，今則謂其決不能冒大道之傳焉。
曰厲節、慎獨，則求返之晚明東林、蕺山，亦幹、嘉諸儒所絕口不道也。
據于德，四目： 一曰主靜出倪。
二曰養心不動。
三曰變化氣質。
四曰檢攝威儀。
依于仁，四目： 一曰敦行孝弟。
二曰崇尚任恤。
三曰廣宣教惠。
四曰同體饑溺。
遊于藝，四目： 一曰義理之學。
原于孔子，析于宋賢。
今但推本于孔子。
二曰經世之學。
經世之學，令今可行，務通變宜民。
三曰考據之學。
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則博而寡要，勞而鮮功，賢者識其大，是在高識之士。
四曰詞章之學。
學與時異，周人有六藝之學為公學，有專官之學為私學，皆經世之學也。
漢人皆經學，六朝、隋、唐人多詞學，宋、明人多義理學，國朝人多考據學，要不出此四者。
此分四學，較之戴東原、姚惜抱，多經世一項；此遠起道、鹹以來，近如朱一新諸人皆然。
又以義理歸宋，考據歸清儒，皆其卓然異于幹、嘉者。
又曰： 孔子之學，有義理，有經世。
宋學本于論語，而小戴之大學、中庸及孟子佐之。
朱子為之嫡嗣，凡宋、明以來之學，皆其所統；宋、元、明及國朝學案，其衆子孫也。
多于義理者也。
漢學則本于春秋之公羊、谷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輔之。
而以董仲舒為公羊嫡嗣，劉向為谷梁嫡嗣，凡漢學皆其所統；史記、兩漢君臣政議，其支派也。
近于經世者也……夫義理即德行也，經世即政事也。
言語、文學亦發明二者。
按：此亦長素初見，後乃專就公羊一路，謂論語非孔教正統矣。
又此處所舉尚不及禮運，知以春秋三世會通禮運講大同，尚是後事。
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
」故孔子經世之學，在于春秋……凡兩漢四百年政事、學術皆法焉。
非如近世言經學者，僅為士人口耳簡畢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聞也。
…… 今與二三子，通漢、宋之故，而一歸于孔子，譬猶導水自江、河，則南北條皆可正。
是謂漢、宋經世義理，分得孔門四科之旨，而清儒經學，實不得謂漢學。
孔門四科之教，陳東塾已言之，然東塾不輕言經世，又以鄭、朱并舉，不數西漢，仍不脫幹、嘉諸儒牢籠，故不免以勸人讀注疏終。
康說微近東塾，然舍鄭玄而取董仲舒，以西漢議政易東漢之說經，以經世、義理為孔學兩幹，局度恢張，意趣宏括，實較東塾為勝。
此長興講學之綱領也。
至其教人讀書則曰： 本原既舉，則曆朝經世之學，自廿四史外，通鑒着治亂之統，通考詳沿革之故，及夫國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
宋、明義理之學，自朱子書外，陸王心學為别派，四朝學案為荟萃。
至于諸子學術，異教學派，亦當審焉。
博稽而通其變，務緻之用，以求仁為歸。
此處所舉，首史籍，次理學，又次諸子，而幹、嘉以來一切考據訓诂必治之書不得與，此亦當時講學态度之絕異于幹、嘉者也。
[梁啟超記初見長素之情景]，謂： 餘以少年科第，梁以十七歲中舉，時年十八且于時流所推重之訓诂、詞章學，頗有所知，辄沾沾自喜。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诘，悉舉而摧陷廓清之。
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竟夕不能寐。
明日再谒，請為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并及史學、西學之梗概。
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于南海之門。
又曰： 辛卯，餘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講學于廣東城長興裡之萬木草堂……先生為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日課則宋元明學案、二十四史、文獻通考等。
梁氏三十自述 當時長興講學，卓然與幹、嘉以來學風劃一新線之情景與其意義及影響，亦俱可見矣。
然長素長興規模，蓋有所受之，受之其師[朱次琦]也。
次琦字稚圭，一字子襄，學者稱九江先生。
亦南海人。
生嘉慶十二年丁卯，卒光緒七年辛巳，年七十五。
1807－1881以早慧受知于阮元，為學海堂都講。
其學亦主融漢、宋，嘗謂： 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
朱子又即漢學而稽之者也。
會同六經，權衡四書，使孔子之道大着于天下……朱子，百世之師也。
……然而攻之者互起。
有明姚江之學，以緻良知為宗，則攻朱子之格物。
乾隆中葉至于今日，天下之學，多尊漢而退宋，以考據為宗，則攻朱子為空疏。
一朱子也，而攻之者乃相矛盾。
……彼考據者，不宋學而漢學矣，而獵瑣文，蠹大誼，叢脞無用，漢學之長有是哉？……學孔子之學，無漢學無宋學也。
簡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譜講學大旨 是子襄雖亦主融漢、宋，而與陳東塾之為見複異。
東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論，則在納康成于朱子。
故曰：「朱子又即漢學而稽之，會同六經，權衡四書，為百世師。
」故東塾教人，不免于讀注疏，而子襄居九江，講學禮山下，诏學者以四行五學焉。
其言曰： [禮山講學規模]修身之實四，曰：惇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
讀書之實五，曰：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
年譜講學大旨 此四行五學，即長興學記之所本。
節目之間，大同小異，要之萬木草堂之規模，襲取之于禮山，其事甚顯。
長素年十九，始從子襄問學，自謂： 未冠，以回、參之列，辟咡受學，康父及伯、叔父，皆九江弟子則先生年垂七十矣。
光緒二年，九江年适七十也。
才質無似，粗聞大道之傳，決以聖人為可學，而盡棄俗學，自此始也。
又曰： 先生厲節行于後漢，探義理于宋人。
既則舍康成，釋紫陽，一以孔子為歸。
朱九江先生遺集序。
按：朱卒光緒七年冬十二月，康文謂在八年春，一誤也。
簡朝亮編集九江詩文付梓，在光緒二十三年之冬，而康文在光緒三十四年，謂「先生卒，同門友議遺文，簡竹居、胡少恺相約勿刻，至于今又垂三十年」，二誤也。
康謂朱氏舍康成，釋紫陽，恐特由融漢、宋之說而鑿深揚高言之耳；亦不如簡譜論學要旨一節為得朱氏真意。
張伯桢南海康先生傳，謂：「朱先生極推尊韓昌黎，先師<康>謂昌黎道術淺薄，朱先生素方嚴，貴為猖狂，同學亦暗譏之。
是年冬即欲束裝歸，明年别禮山草堂歸卧」雲雲，見康氏在朱門，實未深契。
此長素自述師門宗旨，亦與長興學記所倡導者大體脗合。
故學記開首即雲「鄙人常侍九江之末席，聞大賢之餘論，謹誦所聞，為二三子言之」也。
竊謂九江之有南海，蓋猶蕺山之有梨洲，問學請業，皆在早年，而晚歲聲名，遠越師門。
三百年學術，有此遙遙相對，足成佳話。
惟梨洲自言：「始學于子劉子，志在畢業，不能有得，聊備門人之一數。
天移地轉，殭餓深山，盡發藏書而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礙解剝，始知曩日之孤負。
」今不論朱、劉造諧深淺，惟九江之死，既盡焚其遺書，而南海奔波海内外，從政問俗之心殷，講道治學之日淺，亦似無梨洲晚年一番境界。
此則長興學舍之成就，所由不能與證人并論也。
康氏之新考據 抑長素長興講學，所可大書特書者，厥為力反幹、嘉以來考據之學，而别求辟一新徑。
然長素未能自赴其所志也。
方長素講學長興，而已有[新學僞經考]之作。
學記成于光緒十七年二月，僞經考序在四月，相差僅兩月。
僞經考刊成在七月「新學僞經」者，謂東漢以來經學，皆出劉歆僞造，乃新莽一朝之學，與孔子無涉。
其書亦似從幹、嘉考據來，而已入考據絕途，與長興宗旨并不合，而長素不自知。
且僞經考大意，亦已粗見于學記，謂： 劉歆挾校書之權，僞撰古文，雜亂諸經。
……鄭康成兼揉今古，盡亂家法，深入歆室。
……國朝經學最盛，顧、閻、惠、戴、段、王，盛言漢學，天下風靡，然日盤旋許、鄭肘下而不自知。
于是二千年皆為歆學。
……諸儒用力雖勤，入蔀愈深，悖聖愈甚……可謂之新學，不可謂之漢學，況足與論夫子之學哉！既無學識，思以求勝，則大其言曰：「欲知聖人之道，在通聖人之經；欲通聖人之經，在識諸經之字。
」于是古音古義之學，争出競奏。
以此求道，何異磨碑作鏡，蒸沙成飯？西漢之學，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谏，以洪範說災異，皆實可施行。
自歆始尚訓诂，以變異博士之學，段、王輩扇之。
乃标樹漢學，聳動後生，沈溺天下，相率于無用。
可為太息！ 推其意，不過謂幹、嘉以下段、王所治古音古義之學，悉無當于治道世事耳。
乃以牽涉于今古文家法，歸罪于劉歆，若幹、嘉漢學導源皆在歆，非無根不經之譚乎！漢儒家法，特博士章句之學，班孟堅所議「祿利之途然」者。
至當時治古學者，大率務通大義，不事章句。
莽、歆緣飾經術，施之政事，正是禹貢行河、洪範說災異之類耳。
長素以變亂博士之學罪歆，亦未深曉漢代學術真相。
蓋長素僞經考一書，亦非自創，而特剽竊之于川人廖平。
猶長興學記之言義理，皆有所聞而張皇以為之說，非由寝饋之深而自得之也。
朱重義理，融漢歸宋，廖主考核，蔑宋伸漢，精神意趣絕不同，長素左右牽引，知其于兩家所涉皆淺。
學記先雲：「孔子言論至多，以論語為可尊。
」而其下即雲：「論語為後世語錄之類，不盡可據。
」一篇之中，自為矛盾，則已露兩家沖突之破綻矣。
[廖平]，字季平。
四川井研人。
生鹹豐二年，卒民國二十一年，年八十一。
自稱早年研求宋學，漸而開悟，主張尊孔。
又謂： 幼笃好宋五子書、八家文。
丙子，光緒二年，廖氏年二十五從事訓诂文字之學，博覽考據諸書。
庚辰光緒六年，廖氏年二十九以後，厭棄破碎，專求大義。
按：廖氏又稱庚辰在家時專治春秋，則所謂「專求大義」者，即指治春秋也。
此蓋已受劉、龔諸家影響矣。
而及其成學，則專以分析今古為說。
謂： 國朝經學，顧、閻雜事漢、宋，惠、戴專申訓诂，二陳左海、卓人漸及今、古。
論學三書與宋芸子論學書 其分今、古也，又自稱有五變。
癸未：今古。
光緒九年，廖氏年三十二。
戊子：尊今抑古。
光緒十四年，廖氏年三十七。
戊戌：小大。
光緒二十四年，廖氏年四十七。
壬寅：天人。
光緒二十八年，廖氏年五十一。
此所謂「經學四變」也。
見四益館經學四變記序目，劉申叔摘本及戊午，民國七年，廖氏年六十八改去「今古」名目，歸之「小大」，專就六經分天人、大小，則謂之經學之「五變」。
五變記其書最先成者曰[今古學考]，在光緒十二年丙戌，廖氏年三十五。
自謂「不過初變、二變萌蘖之生耳」。
五變記小注其書 據五經異義所立今、古二百餘條，專載禮制，不載文字。
定為今學主王制、孔子，古學主周禮、周公。
然不久即變其說，謂六藝皆新經，非舊史。
以尊經者作知聖篇，辟古者作辟劉篇。
則所謂「尊今抑古」之候也。
又後有[古學考]，謂： 丙戌刊學考……謹守漢法，中分二派。
八年以來，曆經通人指摘，不能自堅前說，謹次所聞，錄為此冊。
以古學為目者，既明古學之僞，則今學大同，無待詳說。
古學考成于光緒二十年甲午四月，廖氏年四十三。
此季平治經學，初主今、古中分，既則尊今抑古之大略也。
[康廖交涉]長素辨新學僞經，實啟始自季平。
此為長素所深諱，而季平則力揭之。
謂： 廣州康長素，奇才博識，精力絕人，平生專以制度說經。
戊、己間，從沈君子豐處得學考，謬引為知己。
及還羊城，同黃季度過廣雅書局相訪，按：趙豐田康長素先生年譜稿：「長素返粵，在光緒十五年己醜之冬，而移居羊城安徽會館，則在十六年庚寅之春。
」季平己醜在粵，庚寅至鄂，二人初晤，應在己、庚冬春之際。
餘以知聖篇示之。
馳書相戒，近萬餘言，斥為好名骛外，輕變前說，急當焚毀。
當時答以面談再決。
後訪之城南安徽會館。
按：此在庚寅春兩心相協，談論移晷。
明年，聞江叔海得俞蔭老書，而新學僞經考成矣。
甲午，晤龍濟齋大令，聞孔子會典已将成……然則王制義證可以不作矣。
生公說法，求之頑石，得此大國，益信不孤。
長素刊長興學記，大有行教泰西之意……長素或亦儒門之達摩，受命闡教者乎？經話甲編一 又曰： 己醜在蘇，晤俞蔭甫先生，按：此當廖先在蘇，後至粵也。
極蒙獎掖，謂學考為不刊之書。
語以已經改易……先生不以為然，曰：「俟書成再議。
」蓋舊誤承襲已久……一旦欲變其門戶，雖蔭老亦疑之。
乃辟劉之議，康長素踰年成書數冊。
又曰： 外間所祖述之改制考，即祖述知聖篇；僞經考即祖述辟劉篇，而多失其宗旨。
又曰： 戊子以前，尊經友人撰王制義證，藁已及半，後乃散失……繼聞康長素會典即是此意，即決意不作。
又曰： 丁亥，光緒十三年，廖氏年三十六。
作今古學考。
按：廖氏古學考序，自稱今古學考刊于丙戌，此又雲作于丁亥，必有一誤。
戊子成為二篇，述今學為知聖篇，古學為辟劉篇。
按：據此則知聖、辟劉兩書均已成，何以又雲「己醜在蘇見俞蔭甫，曰俟書成再議」乎？抑猶未為定稿乎？大抵廖既屢變其說，又故自矜誇，所言容有不盡信者。
昔李恕谷欲為毛西河作年譜，苦其自述先後紊亂不可據而止。
以廖視毛，尤甚。
庚寅，晤康長素于廣州，議論相克。
逾年，僞經考出，倚馬成書，真絕倫也！經話甲篇卷二 季平既屢屢自道其事，又親緻書長素争之，曰： 龍濟之大令來蜀，奉讀大着僞經考、長興學記，按學記成書在康、廖會談之後，所以中亦釆及寥說也。
并雲孔子會典已将成書。
彈指之間，遂成數萬寶塔，何其盛哉！……後之人不治經則已，治經則無論從違，僞經考不能不一問途，與鄙人今古學考，永為治經之門徑，欣忭何極！惟庚寅羊城安徽會館之會，鄙人左傳經說雖未成書，然大端已定，足下以左學列入新莽，則殊與鄙意相左。
……今觀僞經考，外貌雖極炳琅……而内無底蘊，不出史學、目錄二派之窠臼，尚未足以洽鄙懷也。
當時以為速于成書，未能深考……乃俟之五、六年，仍持故說，殊乖雅望。
昔年在廣雅，足下投書相戒，謂今古學考為至善，以攻新莽為好名。
……今足下大名……百倍鄙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久宜收斂……又吾兩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聞知。
餘不願貪天功以為己力，足下之學自有之可也。
然足下深自諱避，使人有向秀按：應作郭象之謗。
每大庭廣衆中，一聞鄙名，足下進退未能自安，淺見者又或以作俑馳書歸咎，鄙人難于酬答，是吾兩人皆失也。
天下之為是說，惟我二人，聲氣相求，不宜隔絕，以招讒間。
其中位置，一聽尊命。
謂昔年之會，如邵、程也可，如朱、陸也可，如白虎、石渠亦可。
稱引必及，使命必道，得失相聞，患難與共。
且吾之學詳于内，吾子之學詳于外，彼此一時，未能相兼，則通力合作，秦、越一家，乃今日之急務，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
四益館文集緻某人書 龍濟之至蜀在甲午，據前引經話甲編古學考刊于甲午四月，已引及僞經考，則龍之至蜀，應在甲午初春也。
長素僞經考後序，謂「僞經考初出時，海内風行，上海及各直省，翻印五版。
徐仁鑄督學湖南，以之試士，而攻之者亦羣起，朝野嘩然」。
故季平謂「今足下大名，震動天下，百倍鄙人」也。
是年二月，長素入京會試未第，六月歸粵，七月清廷即下谕毀禁其書。
季平與長素書當在其時；故有「久宜收斂」又「患難與共」之語，而猶未知毀禁之令，故書中亦未及。
其曰「稱引必及」，蓋名士相标榜之故智。
僞經考既享大名，季平欲藉其稱引，自顯姓字，故為古學考先兩引長素僞經考雲雲，我以此施，亦期彼以此報。
蓋長素驟得盛名，全由僞經考一書，公交車上書，尚在明年乙未宜季平健羨不能置。
而長素則深諱不願自白。
然季平亦震于盛名，方期相為桴鼓，故書辭亦遜，而古學考亦未及長素攘己書事。
及戊戌，長素得罪，季平亦盡棄舊說，則經學之三變，不複為今古之辨矣。
僞經考一案，凡季平之龂龂于其事者，具如上述。
而長素則藏喙若噤，始終不一辨。
及民國六年丁巳為僞經考後序，始稍稍道及之，其言曰： 吾向亦受古文經說，然自劉申受、魏默深、龔定庵以來，疑攻劉歆之作僞多矣，吾蓄疑于心久矣。
吾居西樵山之北，銀塘之鄉，讀書澹如之樓，卧七桧之下，碧陰茂對，藤床偃息。
藏書連屋，拾取史記，聊以遮目，非以考古也。
偶得河間獻王傳、魯共王傳讀之，乃無「得古文經」一事，大驚疑。
乃取漢書河間獻王、魯共王傳對較史記讀之，又取史記、漢書兩儒林傳對讀之，則漢書詳言古文事，與史記大反。
乃益大驚大疑。
按：此實無足驚疑者，辨詳後……于是以史記為主，徧考漢書而辨之；以今文為主，徧考古文而辨之。
……先撰僞經考，粗發其大端。
按：撰僞經考在羊城，不在銀塘，上文皆飾說也。
長素又謂撰禮運注亦在銀塘澹如樓七桧之下，亦飾說，辨詳下。
……今世亦有好學深思之士，談今古之辨，或闇有相合者。
惜其一面尊今文而攻古文，一面尊信僞周官以為皇帝王霸之運，矛盾自陷，界畛自亂。
其它所在多有，脈絡不清，條理不晰，其為半明半昧之識，與前儒雜糅今古者無異，何以明真教而導後士？或者不察，聽其所言，則觀其尊僞周禮一事，而知其道不相謀，翩其反而也。
按：長素先亦尊信僞周官，聞廖氏之論而變，今乃轉以譏廖，亦一奇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此文有之。
其回翔瞻顧，誠如季平所謂「進退未能自安」者。
謂自劉、魏、龔以來疑攻劉歆者多矣，此特微見彼之所為不必出自季平，抑不悟其與僞經考初成書時所言異也。
長素當日之言曰： 始作僞，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僞經，篡孔統者，成于鄭玄。
閱二千年……鹹奉僞經為聖法……亦無一人敢違者，亦無一人敢疑者。
……竊怪二千年來，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成為瞀惑，無一人焉發奸露覆，雪先聖之沈冤，出諸儒于雲霧者，豈聖制赫闇，有所待耶？ 又曰： 孤鳴而正易之，吾亦知其難。
然提聖法于既墜，明六經于闇曶……吾雖孤微，烏可以已！ 則長素在當時，應不知有廖季平其人，不知有知聖、辟劉其書，且不知有劉、魏、龔諸氏而可。
不然，知聖、辟劉之篇，固足以助我之孤鳴矣。
此無怪乎季平之喋喋而道也。
長素謂「道不相謀，翩其反而」，事亦有之，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