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龔定庵 附：莊方耕 莊葆琛 劉申受 宋于庭 魏默深 戴子高 沈子敦 潘四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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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常州莊氏
言晚清學術者，蘇州、徽州而外，首及常州。
常州之學，始于武進莊存與，字方耕，生康熙五十八年，卒乾隆五十三年，年七十其學不顯于當世，而頗為後之學者所稱許。
阮元序其書，謂其「于六經皆能闡抉奧旨，不專為漢宋箋注之學，而獨得先聖微言大義于語言文字之外」。
又謂其「所學與當時講論或枘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
通其學者，門人邵學士晉涵，孔檢讨廣森及子孫數人而已」。
見阮元莊方耕宗伯經說序，此文刻入味經齋遺書卷首，而阮氏揅經室集未之收。
董士錫序其書，謂：「不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别流，而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正彙也。
」又曰：「方乾隆時，學者莫不由說文、爾雅而入，醰深于漢經師之言，而無溷以遊雜。
其門人為之，莫不以門戶自守，深疾宋以後之空言。
固其藝精，抑亦術峻，而又烏知世固有不為空言而實學恣肆如是者哉！」見董氏易說序。
亦刊味經齋遺書卷首魏源之序其書則曰：「韓詩外傳之言曰：『儒者，需也。
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
無類之言，不形之行，不贅之辭，君子慎之。
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别，朋友之序，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春秋繁露之言曰：『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說也。
聖人所欲說，在于說仁義而理之。
不然，傳于衆辭，觀于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
』韓傅、董生，處西漢之初，而其言若是。
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
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阙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說堯典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
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大患也。
』徐幹中論曰：『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
鄙儒之博學也，務于物名，詳于器械，考于诂訓，摘其章句，而不能通其大義所極。
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
』夫班、徐二子，生東漢之世，而其言又若是。
清之有天下，百餘年間，以經學名家者數十輩，獨先生嘗支離釽析，如韓、董、班、徐四子所譏，是以世之為漢學者罕稱道之。
烏虖，公所為真漢學者庶其在是！」見魏氏武進莊少宗伯遺書序，刊莊書卷首三家之序，出愈後者，推之愈崇，辨之愈暢。
莊氏之學猶是也，而世風既變，人心既易，則出主入奴之見自異焉。
然阮氏刻經解，僅收其春秋正辭，其意蓋猶取乎其專家，非取乎其大義也。
至龔自珍為莊氏神道碑銘，定庵文集卷上舉莊氏之不辨尚書今古文真僞者而亦曲譽婉稱之，謂：「學足以開天下，自韬污受不學之名，為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于天下。
」夫而後稽古之業，不如濟世，軒轾之間，斷然舍此而就彼矣。
至于魏氏之論，乃更入室操戈，即以漢儒之說駁漢學，而若惟莊氏為得學術之正統。
此皆風氣之變，未必即是非之準。
幹嘉之盛斥宋明，宋明未必非；道鹹之轉而不滿于幹嘉，因以推尊莊氏，莊氏亦未必是。
莊氏為學，既不屑屑于考據，故不能如幹嘉之笃實，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尋求義理于語言文字之表，而徒牽綴古經籍以為說，又往往比附以漢儒之迂怪，故其學乃有蘇州惠氏好誕之風而益肆。
汪中與畢沅書，自謂：「為考古之學，實事求是，不尚墨守，以此不合于元和惠氏。
」王引之與焦裡堂書，亦謂：「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于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
」王念孫拜經曰記序，亦謂：「世之言漢學者，但見其異于今者則寶貴之，而于古人之傳授，文字之變遷，多不暇緻辨，或以細而忽之。
」惠學流弊，當時已多能言之者。
其實則清代漢學考據之旁衍歧趨，不足為達道。
而考據既陷絕境，一時無大智承其弊而導之變，彷徨回惑之際，乃湊而偶泊焉。
其始則為公羊，又轉而為今文，而常州之學，乃足以掩脅晚清百年來之風氣而震蕩搖撼之。
卒之學術、治道，同趨澌滅，無救厄運，則由乎其先之非有深心巨眼、宏旨大端以導夫先路，而特任其自為波激風靡以極乎其所自至故也。
方耕有侄曰述祖，字[葆琛]，生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卒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年六十七所著曰珍執宦叢書，頗究明堂陰陽，亦蘇州惠學也。
葆琛有甥曰劉逢祿申受、宋翔鳳于庭，葆琛稱之曰：「吾諸甥中，劉申受可以為師，宋于庭可以為友。
」常州之學，蓋至是始顯。
又陽湖[恽敬]，字子居，生乾隆二十二年，卒嘉慶二十二年，年六十一與葆琛略同時，着三代因革論，謂： 漢興百餘年之後，始講求先王之遺意，蓋不見前古之盛，六百餘年矣。
朝野上下，大綱細目，久已無存，遺老故舊，亦無有能傳道者。
諸儒博士，于焚棄殘剝之餘，搜拾竈觚蠹簡，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艱，故其信之也笃。
書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為皆然；書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為不可不然。
嗚呼！何其愚也！三代因革論一 又曰： 彼諸儒博士者，過于尊聖賢，而疏于察凡庶；敢于從古昔，而怯于赴時勢；笃于信專門，而薄于考通方，豈足以知聖人哉！是故其為說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衆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經而通，推之衆經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經亦有不必通者。
至不必通而附會穿鑿以求其通，則天下之亂言也已。
三代因革論八 其言極悍廉明盡，惜乎其邑之人未能深領，遂輾轉牽引，至于二千年前漢博士專門絕業，掇拾補綴，謂可以當二千年後經世之大任，則何啻所謂「過于尊聖賢而疏于察凡庶，敢于從古昔而怯于赴時勢，笃于信專門而薄于考通方」，如漢博士之所為哉？夫蘇州惠氏專門之學，其意本在于考古，而常州諸賢，乃尊之為大義，援之以經世，此則其蔽也。
二 劉宋 劉逢祿，字申受，生乾隆四十一年，卒道光九年，年五十四亦籍武進。
幼傳外家莊氏之學。
葆琛故有意治公羊，而申受成其業。
謂： 清之有天下百年，開獻書之路，招文學之士，以表章六經為首，于是人恥鄉壁虛造，競守漢師家法。
若元和惠棟氏之于易，歙金榜氏之于禮，其善學者也。
祿……嘗以為學者莫不求知聖人；聖人之道，備乎五經；而春秋者，五經之筦鑰也。
先漢師儒略皆亡阙，惟詩毛氏、禮鄭氏、易虞氏有義例可說。
而撥亂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響。
然則求觀聖人之志，七十子之所傳，舍是奚适焉？公羊何氏釋例叙 又曰： [條例與家法]餘嘗以為經之可以條例求者，惟禮喪服及春秋而已。
經之有師傳者，惟禮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
漢人治經，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師說今皆散佚，十無二三。
世之言經者，于先漢則古詩毛氏，于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辭稍為完具。
然毛公詳故訓而略微言，虞君精象變而罕大義。
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則公羊傳在先漢有董仲舒氏，後漢有何邵公氏，子夏傳有鄭康成氏而已。
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诂之學也。
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邵公、鄭康成二氏為宗。
喪服之于五禮，一端而已。
春秋始元終麟，天道浃，人事備，以之綱羅衆經，若數一二、辨白黑也。
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箋叙 申受論學主家法，此蘇州惠氏之風也；戴望劉先生行狀，記嘉慶五年，劉舉拔貢生入都，父孰故舊徧京師，不往幹谒，惟就張惠言問虞氏易、鄭氏三禮。
張氏為學亦由惠氏家法入也。
劉氏有虞氏易言補，即補張氏書，又有易虞氏五述。
此劉氏之以家法治易者。
主條例，則徽州戴氏之說；又主微言大義；撥亂反正，則承其外家之傳緒；[公羊春秋特盛之背景]值時運世風之變，而治經之業乃折而萃于春秋，因其備人事治春秋又折而趨于公羊焉。
因其具師傳，詳條例。
惠士奇論春秋，曰：「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中。
左氏最有功于春秋，公、谷有功兼有過。
」此與申受專尊公羊，深抑左氏者大異，然無害謂常州之學原本惠氏。
前乎申受者，有曲阜[孔廣森]巽軒，生乾隆十七年，卒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為方耕門人，而亦從學戴氏，為公羊通義，已不遵南宋以來謂春秋直書其事，不煩褒貶之義，然于何休所定「三科九旨」，亦未盡守。
至申受乃舉何氏「三科九旨」為聖人微言大義所在，特着春秋論上、下篇，極論春秋之有書法，上篇針對錢竹汀潛研堂集春秋論而加駁難。
錢氏文例證堅明，而劉氏非之，此如莊方耕不斥古文尚書，實同為考證學之反動。
近人乃認晚清今文學為清代經學考證最後最精之結果，則尤誤也。
與條例之必遵何氏。
下篇針對孔巽軒公羊通義而發。
何氏「三科九旨」不見傳文，而劉氏信之，則以家法師說之論為辨，此焦裡堂所譏為「據守」之學也。
常州公羊學之淵源于蘇州惠氏家法之論，此等處最顯。
遂為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诂箋、發墨守評、谷梁廢疾申何諸篇，重興何氏一家之言。
又為左氏春秋考證、箴膏肓評，謂其書稱左氏春秋，與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同類，非傳春秋，而劉韻增書法，改名春秋左氏傳。
又為論語述何，則并欲以何氏之學說論語。
其意若謂孔門微言大義，惟何氏一家得之也。
[宋翔鳳]字于庭，長洲人。
亦述祖甥。
生乾隆四十一年，卒鹹豐十年，年八十五着論語發微，大意謂論語微言通于春秋，蓋亦申受述何之旨。
今續經解有宋氏論語說義十卷，乃論語發微之前稿。
又為大學古義說，以明堂陰陽相牽附。
此亦吳學惠氏遺風也[今古文與漢宋門戶]晚年編過庭錄，又深推兩宋道學，以程朱與董仲舒并尊，蓋幾幾泯漢宋之見焉。
見過庭錄卷十二「道學」條。
幹、嘉學者嚴辨漢、宋，道、鹹以下辨今、古文，而宋學轉非所斥，為一變。
幹、嘉研習讨論，多在三禮、小學，易與春秋鮮所盡心。
易自惠氏開其端，武進張氏繼之；春秋公羊自孔氏及于劉氏；宋氏則欲以公羊、易理說論語；自訓诂、考據轉而治易、春秋，為又一變。
此後南海康有為亦極推易、春秋，遂又以禮運說春秋，不知易傳、禮運皆戰國晚世雜采老、莊，鄒衍所成，豈誠孔門大義所在哉？要之常州公羊學與蘇州惠氏學，實以家法之觀念一脈相承，則彰然可見也。
三 魏默深 繼劉、宋而言今文者有龔、魏。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
生乾隆五十九年，卒鹹豐六年，年六十三初尚宋儒理學，後主今文。
謂毛詩晚出，據齊、魯、韓三家撰詩古微，又申史記、伏生大傳及漢書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難馬、鄭，為書古微。
又謂孔、劉皆公羊專家，亦止為何氏拾遺補缺，于董書未之詳，撰董子春秋發微。
嘗謂： 今日複古之要，由訓诂聲音以進于東京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以進于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于一，此魯一變至道也。
古微堂外集卷一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叙。
[劉魏之異點]劉氏惟尊家法，故以公羊、毛詩并言；魏氏則轉尚西漢，故既斥毛詩，又尊董于何。
然主微言大義，重經術、政事，則仍當治易、春秋。
魏氏詩、書古微之作，仍不脫家法觀念之作祟，仍落考據窠臼，非能真于微言大義、經術政事處見精神也。
[今文與公羊]然後今文學之壁壘漸立，與常州之所謂公羊者又異焉。
劉氏治公羊，不斥毛詩，即是一絕大異點。
然默深之求微言大義，頗不據于傳注，謂： 經有奧義，有大義。
研奧者，必以傳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經文彙觀而自足。
外集卷一論語孟子類編序 又曰： 自明以來，學者争朱陸；自本朝以來，學者争漢宋。
今不令學朱學陸，而但令學孔孟焉，夫何诤？然近日治漢學者，專務記醜，屏斥躬行，即論洙泗淵源，亦止雲定、哀間儒者之學如是，在子思、孟子以前。
其意欲托尊論語以排思、孟，甚至訓「一貫」為「壹行」，以诂經為生安之學，而以踐履為困勉之學。
同上。
按：所譏似指阮元。
是默深之說經，本主擺脫傳注，直求經文，此意較後來陳蘭甫為強。
又主以躬行踐履求經文也。
此則幾由漢返宋矣。
故曰： 明之季，梁溪、蕺山以躬行返天下虛習，敦于實際，體明用光，厥施未昌，而國初諸子裂之。
守朱者曰戶庭之儒，考經者曰塗轍之儒，皆将以挢虛就實，而叩其自得則瞠然，以所見諸用則瞠然。
卷四張鐵甫墓志銘。
按：陳蘭甫提倡鄭康成、朱子，仍不過返諸清初之戶庭塗轍，然如魏氏詩、書古微之作，則路徑更窄，更不實際，更無所謂「體明用光」矣。
是魏氏晚年之所緻力，即其當身之所呵斥也。
默深于幹嘉學風頗不滿，此與定庵态度微不同，以二人環境自異耳。
尤于當時四庫館臣之好譏彈宋儒者緻深嘅焉。
謂： [默深論四庫館臣]乾隆中修四庫書，紀文達公以侍讀學士總纂。
文達故不喜宋儒，其總目多所發揮，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錄之甚者也。
曰：「茲錄于安石、惠卿皆節取，而劉安世氣節凜然，徒以嘗劾程子，遂不登一字。
按：此數語見盡言集提要，魏氏誤記為言行錄以私滅公，是用憤懑。
」是說也，于茲錄發之，于元城語錄發之，于盡言集發之，又于宋如珪名臣琬琰錄發之，按：此乃「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之誤，提要惟以朱子之取安石、惠卿，例大珪之載及丁謂諸人，未嘗言及劉安世，亦魏氏誤憶之也。
于清江三孔集發之，按：三孔集提要亦不及劉安世，惟元城語錄提要有「道命錄備載孔平仲諸人彈論程子疏議，以示譏貶，獨不載安世之疏，蓋亦知安世人品，世所共信，不可動搖，未敢醜诋」一條，遂以誤憶。
于唐仲友經世圖譜發之。
昌言抨辟，汔再汔四，昭昭國門可懸，南山不易矣。
雖然，吾不知文達所見何本也？茲錄前集起宋初，後集起元佑，而劉公二十餘事在焉。
南宋黃震日鈔亦評骘茲錄諸人，亦廁劉公于王岩叟、範祖禹間，次第脗符。
是宋本、今本，五百年未之有改也。
文達殆徒睹董複亨繁露園集之瞽說，适惬其隐衷，而不暇檢原書，遂居為奇貨。
至書目于慶元黨禁謂「南宋亡于諸儒，不得委托之侂冑」；于龜山集謂「東林起于楊時，遂至再屋明社」；按：此均見四庫書目慶元黨禁，楊龜山集無之，亦魏氏誤憶。
則固無譏焉。
卷四書宋名臣言行錄後。
按：南宋胡緻堂讀史管見，四車斥其書不入著錄，提要引王應麟通鑒答問，謂「胡氏但就一事诋斥，不究其事之始終」，以為笃論。
而考答問實無
常州之學，始于武進莊存與，字方耕，生康熙五十八年，卒乾隆五十三年，年七十其學不顯于當世，而頗為後之學者所稱許。
阮元序其書，謂其「于六經皆能闡抉奧旨，不專為漢宋箋注之學，而獨得先聖微言大義于語言文字之外」。
又謂其「所學與當時講論或枘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
通其學者，門人邵學士晉涵，孔檢讨廣森及子孫數人而已」。
見阮元莊方耕宗伯經說序，此文刻入味經齋遺書卷首，而阮氏揅經室集未之收。
董士錫序其書，謂：「不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别流，而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正彙也。
」又曰：「方乾隆時，學者莫不由說文、爾雅而入，醰深于漢經師之言，而無溷以遊雜。
其門人為之，莫不以門戶自守，深疾宋以後之空言。
固其藝精，抑亦術峻，而又烏知世固有不為空言而實學恣肆如是者哉！」見董氏易說序。
亦刊味經齋遺書卷首魏源之序其書則曰：「韓詩外傳之言曰：『儒者，需也。
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
無類之言，不形之行，不贅之辭，君子慎之。
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别，朋友之序，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春秋繁露之言曰：『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說也。
聖人所欲說，在于說仁義而理之。
不然，傳于衆辭，觀于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
』韓傅、董生，處西漢之初，而其言若是。
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
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阙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說堯典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
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大患也。
』徐幹中論曰：『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
鄙儒之博學也，務于物名，詳于器械，考于诂訓，摘其章句，而不能通其大義所極。
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
』夫班、徐二子，生東漢之世，而其言又若是。
清之有天下，百餘年間，以經學名家者數十輩，獨先生嘗支離釽析，如韓、董、班、徐四子所譏，是以世之為漢學者罕稱道之。
烏虖，公所為真漢學者庶其在是！」見魏氏武進莊少宗伯遺書序，刊莊書卷首三家之序，出愈後者，推之愈崇，辨之愈暢。
莊氏之學猶是也，而世風既變，人心既易，則出主入奴之見自異焉。
然阮氏刻經解，僅收其春秋正辭，其意蓋猶取乎其專家，非取乎其大義也。
至龔自珍為莊氏神道碑銘，定庵文集卷上舉莊氏之不辨尚書今古文真僞者而亦曲譽婉稱之，謂：「學足以開天下，自韬污受不學之名，為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于天下。
」夫而後稽古之業，不如濟世，軒轾之間，斷然舍此而就彼矣。
至于魏氏之論，乃更入室操戈，即以漢儒之說駁漢學，而若惟莊氏為得學術之正統。
此皆風氣之變，未必即是非之準。
幹嘉之盛斥宋明，宋明未必非；道鹹之轉而不滿于幹嘉，因以推尊莊氏，莊氏亦未必是。
莊氏為學，既不屑屑于考據，故不能如幹嘉之笃實，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尋求義理于語言文字之表，而徒牽綴古經籍以為說，又往往比附以漢儒之迂怪，故其學乃有蘇州惠氏好誕之風而益肆。
汪中與畢沅書，自謂：「為考古之學，實事求是，不尚墨守，以此不合于元和惠氏。
」王引之與焦裡堂書，亦謂：「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于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
」王念孫拜經曰記序，亦謂：「世之言漢學者，但見其異于今者則寶貴之，而于古人之傳授，文字之變遷，多不暇緻辨，或以細而忽之。
」惠學流弊，當時已多能言之者。
其實則清代漢學考據之旁衍歧趨，不足為達道。
而考據既陷絕境，一時無大智承其弊而導之變，彷徨回惑之際，乃湊而偶泊焉。
其始則為公羊，又轉而為今文，而常州之學，乃足以掩脅晚清百年來之風氣而震蕩搖撼之。
卒之學術、治道，同趨澌滅，無救厄運，則由乎其先之非有深心巨眼、宏旨大端以導夫先路，而特任其自為波激風靡以極乎其所自至故也。
方耕有侄曰述祖，字[葆琛]，生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卒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年六十七所著曰珍執宦叢書，頗究明堂陰陽，亦蘇州惠學也。
葆琛有甥曰劉逢祿申受、宋翔鳳于庭，葆琛稱之曰：「吾諸甥中，劉申受可以為師，宋于庭可以為友。
」常州之學，蓋至是始顯。
又陽湖[恽敬]，字子居，生乾隆二十二年，卒嘉慶二十二年，年六十一與葆琛略同時，着三代因革論，謂： 漢興百餘年之後，始講求先王之遺意，蓋不見前古之盛，六百餘年矣。
朝野上下，大綱細目，久已無存，遺老故舊，亦無有能傳道者。
諸儒博士，于焚棄殘剝之餘，搜拾竈觚蠹簡，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艱，故其信之也笃。
書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為皆然；書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為不可不然。
嗚呼！何其愚也！三代因革論一 又曰： 彼諸儒博士者，過于尊聖賢，而疏于察凡庶；敢于從古昔，而怯于赴時勢；笃于信專門，而薄于考通方，豈足以知聖人哉！是故其為說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衆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經而通，推之衆經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經亦有不必通者。
至不必通而附會穿鑿以求其通，則天下之亂言也已。
三代因革論八 其言極悍廉明盡，惜乎其邑之人未能深領，遂輾轉牽引，至于二千年前漢博士專門絕業，掇拾補綴，謂可以當二千年後經世之大任，則何啻所謂「過于尊聖賢而疏于察凡庶，敢于從古昔而怯于赴時勢，笃于信專門而薄于考通方」，如漢博士之所為哉？夫蘇州惠氏專門之學，其意本在于考古，而常州諸賢，乃尊之為大義，援之以經世，此則其蔽也。
二 劉宋 劉逢祿，字申受，生乾隆四十一年，卒道光九年，年五十四亦籍武進。
幼傳外家莊氏之學。
葆琛故有意治公羊，而申受成其業。
謂： 清之有天下百年，開獻書之路，招文學之士，以表章六經為首，于是人恥鄉壁虛造，競守漢師家法。
若元和惠棟氏之于易，歙金榜氏之于禮，其善學者也。
祿……嘗以為學者莫不求知聖人；聖人之道，備乎五經；而春秋者，五經之筦鑰也。
先漢師儒略皆亡阙，惟詩毛氏、禮鄭氏、易虞氏有義例可說。
而撥亂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響。
然則求觀聖人之志，七十子之所傳，舍是奚适焉？公羊何氏釋例叙 又曰： [條例與家法]餘嘗以為經之可以條例求者，惟禮喪服及春秋而已。
經之有師傳者，惟禮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
漢人治經，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師說今皆散佚，十無二三。
世之言經者，于先漢則古詩毛氏，于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辭稍為完具。
然毛公詳故訓而略微言，虞君精象變而罕大義。
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則公羊傳在先漢有董仲舒氏，後漢有何邵公氏，子夏傳有鄭康成氏而已。
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诂之學也。
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邵公、鄭康成二氏為宗。
喪服之于五禮，一端而已。
春秋始元終麟，天道浃，人事備，以之綱羅衆經，若數一二、辨白黑也。
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箋叙 申受論學主家法，此蘇州惠氏之風也；戴望劉先生行狀，記嘉慶五年，劉舉拔貢生入都，父孰故舊徧京師，不往幹谒，惟就張惠言問虞氏易、鄭氏三禮。
張氏為學亦由惠氏家法入也。
劉氏有虞氏易言補，即補張氏書，又有易虞氏五述。
此劉氏之以家法治易者。
主條例，則徽州戴氏之說；又主微言大義；撥亂反正，則承其外家之傳緒；[公羊春秋特盛之背景]值時運世風之變，而治經之業乃折而萃于春秋，因其備人事治春秋又折而趨于公羊焉。
因其具師傳，詳條例。
惠士奇論春秋，曰：「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中。
左氏最有功于春秋，公、谷有功兼有過。
」此與申受專尊公羊，深抑左氏者大異，然無害謂常州之學原本惠氏。
前乎申受者，有曲阜[孔廣森]巽軒，生乾隆十七年，卒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為方耕門人，而亦從學戴氏，為公羊通義，已不遵南宋以來謂春秋直書其事，不煩褒貶之義，然于何休所定「三科九旨」，亦未盡守。
至申受乃舉何氏「三科九旨」為聖人微言大義所在，特着春秋論上、下篇，極論春秋之有書法，上篇針對錢竹汀潛研堂集春秋論而加駁難。
錢氏文例證堅明，而劉氏非之，此如莊方耕不斥古文尚書，實同為考證學之反動。
近人乃認晚清今文學為清代經學考證最後最精之結果，則尤誤也。
與條例之必遵何氏。
下篇針對孔巽軒公羊通義而發。
何氏「三科九旨」不見傳文，而劉氏信之，則以家法師說之論為辨，此焦裡堂所譏為「據守」之學也。
常州公羊學之淵源于蘇州惠氏家法之論，此等處最顯。
遂為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诂箋、發墨守評、谷梁廢疾申何諸篇，重興何氏一家之言。
又為左氏春秋考證、箴膏肓評，謂其書稱左氏春秋，與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同類，非傳春秋，而劉韻增書法，改名春秋左氏傳。
又為論語述何，則并欲以何氏之學說論語。
其意若謂孔門微言大義，惟何氏一家得之也。
[宋翔鳳]字于庭，長洲人。
亦述祖甥。
生乾隆四十一年，卒鹹豐十年，年八十五着論語發微，大意謂論語微言通于春秋，蓋亦申受述何之旨。
今續經解有宋氏論語說義十卷，乃論語發微之前稿。
又為大學古義說，以明堂陰陽相牽附。
此亦吳學惠氏遺風也[今古文與漢宋門戶]晚年編過庭錄，又深推兩宋道學，以程朱與董仲舒并尊，蓋幾幾泯漢宋之見焉。
見過庭錄卷十二「道學」條。
幹、嘉學者嚴辨漢、宋，道、鹹以下辨今、古文，而宋學轉非所斥，為一變。
幹、嘉研習讨論，多在三禮、小學，易與春秋鮮所盡心。
易自惠氏開其端，武進張氏繼之；春秋公羊自孔氏及于劉氏；宋氏則欲以公羊、易理說論語；自訓诂、考據轉而治易、春秋，為又一變。
此後南海康有為亦極推易、春秋，遂又以禮運說春秋，不知易傳、禮運皆戰國晚世雜采老、莊，鄒衍所成，豈誠孔門大義所在哉？要之常州公羊學與蘇州惠氏學，實以家法之觀念一脈相承，則彰然可見也。
三 魏默深 繼劉、宋而言今文者有龔、魏。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
生乾隆五十九年，卒鹹豐六年，年六十三初尚宋儒理學，後主今文。
謂毛詩晚出，據齊、魯、韓三家撰詩古微，又申史記、伏生大傳及漢書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難馬、鄭，為書古微。
又謂孔、劉皆公羊專家，亦止為何氏拾遺補缺，于董書未之詳，撰董子春秋發微。
嘗謂： 今日複古之要，由訓诂聲音以進于東京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以進于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于一，此魯一變至道也。
古微堂外集卷一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叙。
[劉魏之異點]劉氏惟尊家法，故以公羊、毛詩并言；魏氏則轉尚西漢，故既斥毛詩，又尊董于何。
然主微言大義，重經術、政事，則仍當治易、春秋。
魏氏詩、書古微之作，仍不脫家法觀念之作祟，仍落考據窠臼，非能真于微言大義、經術政事處見精神也。
[今文與公羊]然後今文學之壁壘漸立，與常州之所謂公羊者又異焉。
劉氏治公羊，不斥毛詩，即是一絕大異點。
然默深之求微言大義，頗不據于傳注，謂： 經有奧義，有大義。
研奧者，必以傳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經文彙觀而自足。
外集卷一論語孟子類編序 又曰： 自明以來，學者争朱陸；自本朝以來，學者争漢宋。
今不令學朱學陸，而但令學孔孟焉，夫何诤？然近日治漢學者，專務記醜，屏斥躬行，即論洙泗淵源，亦止雲定、哀間儒者之學如是，在子思、孟子以前。
其意欲托尊論語以排思、孟，甚至訓「一貫」為「壹行」，以诂經為生安之學，而以踐履為困勉之學。
同上。
按：所譏似指阮元。
是默深之說經，本主擺脫傳注，直求經文，此意較後來陳蘭甫為強。
又主以躬行踐履求經文也。
此則幾由漢返宋矣。
故曰： 明之季，梁溪、蕺山以躬行返天下虛習，敦于實際，體明用光，厥施未昌，而國初諸子裂之。
守朱者曰戶庭之儒，考經者曰塗轍之儒，皆将以挢虛就實，而叩其自得則瞠然，以所見諸用則瞠然。
卷四張鐵甫墓志銘。
按：陳蘭甫提倡鄭康成、朱子，仍不過返諸清初之戶庭塗轍，然如魏氏詩、書古微之作，則路徑更窄，更不實際，更無所謂「體明用光」矣。
是魏氏晚年之所緻力，即其當身之所呵斥也。
默深于幹嘉學風頗不滿，此與定庵态度微不同，以二人環境自異耳。
尤于當時四庫館臣之好譏彈宋儒者緻深嘅焉。
謂： [默深論四庫館臣]乾隆中修四庫書，紀文達公以侍讀學士總纂。
文達故不喜宋儒，其總目多所發揮，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錄之甚者也。
曰：「茲錄于安石、惠卿皆節取，而劉安世氣節凜然，徒以嘗劾程子，遂不登一字。
按：此數語見盡言集提要，魏氏誤記為言行錄以私滅公，是用憤懑。
」是說也，于茲錄發之，于元城語錄發之，于盡言集發之，又于宋如珪名臣琬琰錄發之，按：此乃「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之誤，提要惟以朱子之取安石、惠卿，例大珪之載及丁謂諸人，未嘗言及劉安世，亦魏氏誤憶之也。
于清江三孔集發之，按：三孔集提要亦不及劉安世，惟元城語錄提要有「道命錄備載孔平仲諸人彈論程子疏議，以示譏貶，獨不載安世之疏，蓋亦知安世人品，世所共信，不可動搖，未敢醜诋」一條，遂以誤憶。
于唐仲友經世圖譜發之。
昌言抨辟，汔再汔四，昭昭國門可懸，南山不易矣。
雖然，吾不知文達所見何本也？茲錄前集起宋初，後集起元佑，而劉公二十餘事在焉。
南宋黃震日鈔亦評骘茲錄諸人，亦廁劉公于王岩叟、範祖禹間，次第脗符。
是宋本、今本，五百年未之有改也。
文達殆徒睹董複亨繁露園集之瞽說，适惬其隐衷，而不暇檢原書，遂居為奇貨。
至書目于慶元黨禁謂「南宋亡于諸儒，不得委托之侂冑」；于龜山集謂「東林起于楊時，遂至再屋明社」；按：此均見四庫書目慶元黨禁，楊龜山集無之，亦魏氏誤憶。
則固無譏焉。
卷四書宋名臣言行錄後。
按：南宋胡緻堂讀史管見，四車斥其書不入著錄，提要引王應麟通鑒答問，謂「胡氏但就一事诋斥，不究其事之始終」，以為笃論。
而考答問實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