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章實齋 附：袁簡齋 汪容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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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以迄孔門，分标子目，附諸說而終通論，略舉大凡，著述學未成，成條目纂述大旨一卷。
……今所刊述學内、外等篇，則彙錄諸說經雜着諸作，非其全書。
汪氏遺書後序 據此則容甫述學之所拟議，大體可見。
其說與實齋文史、校雠兩通義所論，古者官師流變，政學分合，意見殆相近似。
[章汪兩人之關系]實齋、容甫于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同遊皖；翌年，實齋即草創通義，然其詳已無考。
通義重要議論，當始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而「六經皆史」論則始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容甫與劉端臨書自道有意為述學，在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兩人對此問題發見之先後，雖無可确考，然容甫之非得自實齋，則可知也。
鄭獻甫補學軒文外集書三通序後，謂：「章氏校雠通義，獨創之見，皆出夾漈。
今取其編次必謹類例論觀之，首雲：『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
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
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忘』雲雲，此即章氏得間之處。
後來推拓盡緻，乃托本于太史公六家、劉子駿七略，諱其所出，并舉校雠緒論，駁其未純；然其所從來，無可諱也。
」今按：章氏論史學極推夾漈，獻甫所指摘，亦或情實。
然汪氏亦有述學之經營，則學思途徑，往往彙于世需，自然合轍，固不必一一指尋其來曆矣。
大抵宋、明矩矱既遠，清儒論學，顔、李六藝習行為一派，吳、皖以經訓明經義為又一派，而章氏官史典章之說為又一派，同時如汪容甫，稍後如龔定庵，皆有志于此者。
迨清社将覆，學者乃不辨學術而競言改制，則所謂今文學之末流也。
而諸家軌迹，又莫不有其相通，故汪、龔之或先或後，皆可以參實齋思想在當時之消息也。
容甫、端臨訂交，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實齋識端臨，亦當在四十三年戊戌前；兩人同交端臨，固當相知。
其後容甫客遊武昌，實齋亦至，乃成隙末。
劉刻章氏遺書卷二十九，又答朱少白，謂：「淮、揚間人有從先生<朱筠>遊者，其才甚美，學問雖未成家，記誦則甚侈富，仆向以為畏友。
近見之于湖、湘間，與之談款，一妄人耳。
言大而不知慚，切而按之，枵然空落而無所有，有才無識，不善用其所長。
激以名心，鑿以私智，久遊江湖，客氣多而志不遜。
以彼之甚才而美，又加十許年之功力，不但無進而反有遜者，傲與慢也。
」此所謂「淮、揚間人」即指容甫。
實齋自道「向以為畏友」，武昌再面，容甫恃才傲物，又文名籍甚，必有得罪于實齋者。
及容甫卒，實齋特為一文诋之，謂： [實齋诋容甫]其人聰明有餘，而識力不足，不善盡其天質之良，而強言學問，恒得其似而不得其是。
……蓋得其是者貴自得，而難于投衆好之緣；得其似者掠光影，而易于招聲氣之附也。
散萬殊者為聰明，初學之童，出語驚其長老，聰明也；等而上之，至于學充文富，而宗本尚未之聞，猶聰明也。
定于一者為識力，其學包羅萬有，其言千變萬化，而所以為言之故，則如詩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識力也。
舍學識而空言宗本，是窭子據空室而指其門闼以為家也；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是莞庫為人守藏，多财而不得主其财也。
今觀汪氏書，所謂内篇者，首解參辰之義……次明三九之說……雜舉經傳小學，辨别名诂義訓，時尚是趨初無類例，亦無次序。
苟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鮮助。
雜引經傳以證其義，博采旁搜以暢其旨，則此紛然叢出者，亦當列于雜篇，不但不可為内，亦并不可謂之外也……古人著書，各有立言之宗，内外分篇，蓋有經緯，非如藝文著錄，必甲經傳而乙丙子史也。
……觀其外篇，則序記雜文，泛應辭章，代畢制府黃鶴樓記等亦泛入斯乃與「述學」标題如風馬牛，列為外篇以拟諸子，可謂貌同而心異矣。
然此正汪之所長，使不分心于著述，固可進于專家之業也。
内其所外而外其所内，識力闇于内而名心骛于外也。
文史通義外篇一，立言有本 又曰： 汪氏之文，聰明有餘，真識不足，觸隅皆悟，大體茫然。
述學駁文附注 其所以評述學者則是已，其于容甫為學本末，又何不相瞭知之甚耶！實齋當經學考訂全盛之日，孤識獨抱，屢發「知難」之歎，若袁簡齋、汪容甫，雖為學途徑，與實齋不全似，然持論立言之足以相通者不少矣，顧實齋獨深加诋毀，則「知難」之歎果不虛欤！按：章氏遺書卷九，與邵二雲論學，謂：「鄙昔着言公篇，久有謝名之意。
良以立言垂後，何必名出于我？」而餘觀北大所藏遺書鈔本，言公篇初刻，題下附文一行，雲：「遭聽塗說，争名趨詭，腑械心窬，斯文如毀，着言公上、中、下篇。
」仍不免情見乎辭也。
又與陳鑒亭論學則謂：「鄙着通義，凡意見有與古人不約而同者，必着前人之說，示不相襲。
幸足下與同志諸君，為檢先儒緒論，審有似此者否？<按：指原道、原學篇言。
>如其有之，幸即寄示，俾得免于雷同剿說之愆，感荷非淺鮮矣。
」夫豈實齋過以創辟自喜，遂于毫厘之辨，尤斤斤不甘輕舍耶？較之戴東原攘竊人書，大言欺世，固為美矣。
要之亦似有一間未達，未能盡符其學術經世，言公謝名之深旨也。
餘故于實齋篇後，稍舉袁、汪兩氏之說，備尚論者之兼觀焉。
附錄：章實齋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今年冬，舊都書肆有攜章氏遺書鈔本至北京大學求售者，餘取閱之，審其為實齋子華绂所錄副本也。
既轉寫其未見傳刻者近二十篇，時此書适排版，餘親校字，因稍摘一二增入，而全錄本篇附此。
淵如先生執事：十年不見，積思殊深，雲泥道殊，久疎音問。
前歲維揚稅駕，劇欲踵訪旌轅。
适以俗事南旋，不克一罄積愫，至今為怅！傾晤少白于皖撫署中，詳悉近狀，良慰良慰！又從少白索君問子堂集讀之，如鄉人入五都市，驚耳駭目，處處得未曾有，畏氣外斂，愧心内生。
大約博綜貫串，而又出以穎敏之思，斷以沉摯之識，卓然不朽，夫複何疑？顧諸家商複疑問，不必盡同尊旨，而皆列首簡，不以為忌，則又虛懷樂善，雖在古人，猶且難之，集思廣益，愈見包涵之大。
因思鄙人所業，至為專陋，凡學業途徑，苟非夙所專門，不欲強與其事。
尊着貫徹天人，包羅萬有，多非鄙見所及，無論不敢妄彈，即稱說亦恐不得其似，謹謝無能為役矣！惟文史、校雠二事，鄙人頗涉藩籬，以謂向、歆以後，校雠絕學失傳，區區略有窺測，似于大集校刊諸家書序，所見不無異同，謹獻其疑，猶願執事明以教我，幸矣！一曰：校定神農本草，據大觀本取白字書别出古經，是也；其過信皇甫氏帝王世紀，而謂本草與素問之書，皆出炎、黃之世，則好奇之過矣。
文字最古，莫過羲畫虞典，五經則多三代之文，下逮春秋而止。
若夫傳記與諸子家言，皆出戰國，同為籍去官亡而作。
春秋以前，凡有文字，莫非官司典守，即大小術藝，亦莫非世氏師傳，未有空言著述，不隸官籍，如後世之家自為書者也。
本草、素問，道術原本炎、黃，曆三代以至春秋，守在官司世氏，其間或存識記，或傳口耳，疊相受授，言不盡于書也。
至戰國而官亡籍去，遂有醫家者流，取所受授而筆之于書，今所傳本是也。
靈、素問難，旨多精微闳奧，出于炎、黃故也。
若其文辭，非惟不類三代，并不類于春秋時，出于後撰集故也。
執事好奇太過，欲求古于六經之上，往往據靈、素諸文，以折經傳是非，則戰國時固有為神農言者矣，恐未可全信也。
素問文字為春秋前所無者甚多，即開端上古天真論中「真」字從化，乃神仙家言，字出戰國，亦春秋以前所無。
前人疑漢藝文志不載本草，王伯厚據郊祀志及樓護傳，證明西京實有本草，足破其疑。
執事猶以為不足，而漫據賈氏周官疏引漢藝文志食禁文為食藥，遂取以當本草，則畫蛇又添足矣。
按「食藥」二字，文義難曉，必賈疏傳本之悮。
食禁七卷，蓋出周官食醫之遺，食醫固與疾醫、瘍醫分科而治者也。
若取食禁以當本草，無論名目卷數全不相符，且漢志遺漏之書甚多，豈能悉補？即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言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脈書，今漢志并無其書，又将何物當之？叔孫朝儀，蕭何律令，尤顯著紀傳，為一朝之大制作，今漢志之載，亦豈有他書之相似而可證者耶？李氏本草綱目，如論考古，則本經以下，各有叙錄辨證，未嘗變亂古人。
如論證今，則數百年來醫家奉為圭臬，未嘗悮人術業。
且其書乃彙集諸家，自為經緯，并非墨守大觀舊本，不可移易，今乃謂其割裂舊本，何耶？又诋其命名已愚，夫正名為綱，附釋為目，名正言順，何愚之有？二曰：墨子之書，謂出夏禮，說似奇創，實無所本。
據本書與公孟辨，謂法周不如法夏，及莊子叙墨子，稱禹自操橐耜諸語，及淮南要略謂其背周而行夏政，遂定為墨出夏禮。
不知戰國諸子，稱道黃、農、虞、夏，殆如賦詩比興，惟意所欲，并非真有前代之禮，可成一家學術者也。
當籍去官亡之際，本朝典制，尚不能稽，況夏禮無征，甚于殷宋，孔子生春秋時，已不可見，而謂戰國尚可學其禮哉？如以墨子尚儉之說，推于菲衣惡食，為出夏禮，則茅茨十階，安知不合唐、虞？如以荒度勤勞為合禹事，則己溺己饑，安知不合稷、尹？一偏似是之說，觸處皆可傅合，非定論也。
三年之喪，孟子明着三代共之，夏喪三月，自是傳記之訛。
薄喪之說，孟子嘗诘夷子，如果出于夏禮，夷子必據儒家尊禹之說以抗其辨，何轉引周書保赤文哉？且殷人尚鬼，正與明鬼之義相近，若緻孝鬼神，則大舜宗廟享之，武王、周公達孝，又未見其必為夏也。
三曰：柳子厚論晏子書，謂齊人為墨學者為之，其說是也。
蓋尚儉之意，似諷齊俗侈也。
然在田齊之時，而非姜齊時書。
蓋春秋時本無著述，而其文辭輕利，并不類于戰國初年文也。
執事斥柳氏為文人不學，蓋以晏氏為春秋名卿，不當稱之為墨學耳。
不知柳氏之意，以書為墨學，非以晏子為墨者徒也。
且其說亦不始于柳氏，孔叢诘墨之篇，所诘孔子相魯及晏事三君、路寝哭聲諸條，凡指謂墨說者，今俱在晏子書中，古人久有明證，柳說不為無本，豈可輕議！鄙嘗疑漢藝文志道家有伊尹、太公，儒家有魏文侯、平原君書，其書已亡，其名不倫不類，以意度之，當出諸子稱述，如孟子之有梁惠王、滕文公，論語之有季氏、陽貨、衛靈公之類耳。
按：漢志平原君七篇，班注：「朱建也。
」此章氏誤說校雠諸家，或取篇目名書，如經記之有檀弓，使其書亡，人亦必疑檀弓為著書人矣。
然則晏子書為墨者所述，何足為異？執事必欲晏子列于儒家，意非僅從漢志，且為晏子争其地位，則大惑矣。
儒家者流，誦法先王，不得位而行道，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不得已而著書，後世列為儒家，若曾、孟、荀卿諸人是也。
晏子身為齊相，行事着于國史，與列國名卿子産、叔向諸人，先後照灼春秋之傳，豈皆守先待後之流耶？且管、晏同稱久矣，如以班、馬之法修齊史，将管、鮑、甯、隰諸賢皆入儒林傳乎？至晏子春秋之名，亦戰國時人習氣，自孔子筆削春秋，有「知我罪我」之說，後人因以「春秋」二字，為胸中别具是非之通名，不盡拘于編年例也。
虞卿、呂不韋之書，與晏子春秋所出，未知孰先孰後，何以見其效法而襲其号？亦何必謂從國史中刺取其事而用齊春秋名也？如管子生春秋初年，管子之書，皆後人采取齊史及齊官掌故而成，不聞仍齊春秋，何獨于晏子變其例乎？晏子卒于齊景公前，景公卒于周敬王三十年辛亥，為魯哀公五年，下距哀公十四年庚申春秋絕筆又二年，夫子卒。
當春秋時，并無諸子著書之事，孔子之前，亦無别出儒家之名，儒行之篇，乃戰國雜出傳記，非孔子時所撰述也，皆不足為晏子儒家之證，明矣。
墨子序稱「與奢甯儉」，又稱「節用愛人」，謂「孔子未嘗非墨」，晏子序言「晏子居喪亦與墨子短喪法異」，皆任情予奪。
四曰：執事不信春秋之世無著書事，而據史記列傳，阖闾稱孫武十三篇，遂為當時手着。
不知春秋内外傳，記吳、楚交兵甚詳，其無孫武其人，即縱橫短長之言，亦鮮稱述之者，故葉水心氏疑其子虛烏有。
且觀阖闾用兵前後得失，亦與孫武之書，大相剌謬。
天下固有所行不逮其所言者，必出遊士空談，不應名将終身用兵，所言如出兩人。
是則史遷悮采不根傳記，着于列傳，明矣。
至其書，實可為精能，校雠之司，當列撰人阙疑，而不得憑悮采傳聞之列傳耳。
藝文稱「八十二篇，圖九卷」者，書既亡逸，當着缺篇，亦不得懸斷合圖為八十二篇，又不得懸斷十三篇為上卷，而知中、下二卷皆圖，鄙人向有專篇讨論，行笈未帶，容後錄呈強合七錄三卷之數也。
孫子書言：「興師十萬，出征千裡，日費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春秋用兵，未有至十萬者，即此便見非阖闾時。
且以十萬之師，而雲「不得操事七十萬家」，明着七國顯證，決非春秋時語矣。
執事謂其文在列、莊、孟、荀之前，似未審也。
五曰：文子之書，漢志疑周平王問出于依托。
執事以書稱平王，本無「周」字，遂謂是楚平王，班氏悮讀。
今按文子全書，未有托春秋初年事者，此言指楚平王，以時考之，良是。
但非文子手着，亦出戰國時人撰述，執事所未信也。
蓋其書有秦、楚、燕、魏之歌，執事以為楚平王時之人，六國之時猶在，試以年計，可乎？按十二諸侯年表，楚平王卒于周敬王四年乙酉，是為魯昭公二十六年，下距哀公十四年庚申，春秋絕筆，為敬王三十九年，凡三十六年，又四年為敬王四十三年甲子，共四十年，又曆元王八年，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五年，凡五十一年，再曆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三晉始得列于諸侯，乃有秦、楚、燕、魏之稱，相去已一百十四年矣。
文子見楚平王，亦須生十有餘歲，見時未必即其薨年，秦、楚、燕、魏之語，未必即在三家分晉之年，是文子必須一百四、五十歲，方合尊旨。
神仙長生之說，起于後世，春秋之季，未聞有此壽也。
六曰：天文曆算，鄙人懵然，不敢與聞。
惟執事力辟歲差之說，則以淺說度之，不能無疑。
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曆家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如以其言為不可信，則何以冬至日躔，子年不與醜年同度？如以其言可信，則閏月止能畫氣盈朔虛之平，不能齊四分度之一也。
若果無歲差，則周天必三百六十有六度，更無絲毫盈歉而後可。
果無絲毫盈歉，則每周朞冬至日躔，又當同度無參差矣。
此二說不容兩立，則此事容待徐商否耶？七曰：古人疏證論辨之文，取其明白峻潔，俾讀者洞若觀火，是非豁然，足矣。
立言莫如夫子，而文、武之政，則雲布在方策；好辨莫如孟子，而孟獻子之五友，忘其三人，封建井田，但舉大略。
豈孔、孟學荒記疎，不如今之博雅流哉？言以達意，不過如斯而已。
竊見執事序論緒篇，繁稱博引，有類經生對策，市廛揭招，若惟恐人不知其腹笥便富，而于所指是非，轉不明豁。
淺人觀之，則徒增迷眩，而無所解；深人觀之，則曰：「吾取二三策，而餘皆可置勿論」，毋乃為紙墨惜欤！且言多必失，古人之言，本不可以一端而盡，巧構似形，削趾就屦，以證一隅之說，原性篇書後已詳辨轉授人以反證，緻啟莊、惠濠梁之辨。
夫稱先述古，以雲明例，非雲窮類也；例足明而不已，是将窮其類矣。
明例則舉一自可反三，窮類則挂九不免漏一，則是欲益而反見損也。
經傳之外，旁證子緯百家，亡逸古書，博采他書所引，極為考古之樂。
近則誇多鬥靡，相習成風，賴識者能擇要耳。
欲望高明稍加删節，必雲不能割愛，則裁為小注，附于下方，姑使文氣不為蕪累，抑其次也。
八曰：人不幸而為古人，不能閱後世之窮、變、通、久，而有未見之事與理。
又不能一言一動，處處自作注解，以使後人之不疑。
又不能留其口舌，以待後生掎摭之時，出而與之質辨。
惟有升天入地，一聽後起之魏伯起爾。
然百年之後，吾輩亦古人也，設身處地，又當何如？夫辨論疏證之文，出自名家者流，大源本于官禮。
鄙人所業，文史、校雠；文史之争義例，校雠之辨源流，與執事所為考核疏證之文，途轍雖異，作用頗同，皆不能不駁正古人。
譬如官禦史者，不能無彈劾；官刑曹者，不能不執法。
天性于此見優，亦我輩之不幸耳！古人差謬，我輩既已明知，豈容為諱？但期于明道，非争勝氣也。
古人先我而生，設使可見，齒讓亦當在長者行。
馬、鄭、孔、賈諸儒，于前代經師說不合者，但辨其理，未嘗指斥其人。
即今官修奏禦之書，辨正先儒同異，尚稱孔氏安國、鄭氏康成雲雲，未有直斥先儒姓名，史傳又是一例，不與論辨相涉可覆按也。
尊着于前古諸賢，皆直斥姓名，橫肆诟詈，不曰愚妄，則曰庸陋，如官長之責胥吏，塾師之诃弟子，何其甚也！劉子玄曰：「談經諱言服、鄭之嗤，論史畏聞遷、固之失。
」史通多譏先哲，後人必不服從，至今相去千年，其言頗驗。
蓋其卓識不磨，史家陰用其法，其論鋒可畏，故人多陽毀其書。
鄙人于文史自馬、班而下，校雠自中壘父子而下，凡所攻刺，古人未有能解免者。
雖雲不得不然，然人心不平，後世必将陽棄而陰用其言，則亦聽之無可如何而已。
吳氏新唐書之糾謬，為治唐史者之準繩，乃人競責其憾歐陽而快私憤，何耶？蓋攻摘本無所非，而人情不容一人獨是，故擊人者人恒擊之，莊生所以着齊物也。
今請于辨正文字，但明其理，而不必過責其人，且于稱謂之間，稍存嚴敬，是亦足以平人之心。
且我輩立言，道固當如是耳。
鄙着亦染此病，特未如尊者之甚耳。
今已知悔，多所删改九曰：天地之大，可一言盡，學固貴博，守必欲約。
人如孔子，不過學周禮一言，足以盡其生平。
别有專篇論著，容另錄呈執事才長學富，膽大心雅，問字堂集，未為全豹，然兼該其廣，未知尊旨所在。
内而身心性命，外而天文地理，名物象數，諸子百家，三教九流，無不包羅，可謂博矣。
昔老聃以六經太泛，願問其要，夫子答以要在仁義，說雖出于諸子，然觀漢志所叙諸家流别，未有無所主者。
昔人謂博愛而情不專，愚謂必情專而始可與之言博。
蓋學問無窮，而人之聰明有盡，以有盡逐無窮，堯、舜之知不遍物也。
尊着浩瀚如海，鄙人望洋而驚，然一蠡之測，覺海波似少歸宿，敢望示我以尾闾也！十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雖尚泛愛，氣類亦宜有别。
簡端刻諸家商訂異同，是矣。
集中與某人論考據書，可為太不自愛，為玷豈止白圭所雲乎哉！彼以纖佻傾仄之才，一部優伶劇中才子佳人，俗惡見解，淫辭邪說，宕惑士女，肆侮聖言，以六經為導欲宣淫之具，敗壞風俗人心，名教中之罪人，不誅為幸。
彼又烏知學問文章為何物？所言如夏畦人議中書堂事，豈值一笑！又如瘋狂谵呓，不特難以取裁，即诘責之，亦無理解可入。
天地之大，自有此種沴氣，非道義所可喻也。
此可與之往複，豈不自穢其著述之例乎？别有專篇聲讨，此不複詳幸即刊削其文，以歸雅潔，幸甚幸甚！嗟乎，學術豈易言哉！前後有風氣循環，同時則有門戶角立，欲以一人一時之見，使人姑舍汝而從我，雖夫子之聖，猶且難之，況學者乎？前輩移書辨難，最為門戶聲氣之習，鄙人不敢出也。
鄙人所業，幸在寂寞之途，殆于陶朱公之所謂人棄我取，故無同道之争。
一時通人，亦多不屑顧盼，故無毀譽為之勸阻。
而鄙性又不甚樂于舍己從時尚也，故浮沈至此。
然區區可自信者，能駁古人尺寸之非，而不敢并忽其尋丈之善。
知己才之不足以兼人，而不敢強己量之所不及。
知己學之不可以槩世，而惟恐人有不得盡其才。
以為道必合偏而會于全也。
杜子美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是矣。
鄙請益曰：「不棄春華愛秋實。
」故于執事道不同科，而欲攀援調劑，以斟于盡善，是則區區相愛之誠，未知有當裁擇否耳？行笈無書，而記性又劣，書辭撮舉大指，如有訛悮，容後檢正也。
按：劉刻遺書附錄，臧镛堂丙辰山中草跋雲：「論學十規、古文十弊、淮南子洪保辨、祠堂神主議等，偉論闳議，又複精細入神，切中文學之病，不朽之作也。
有時文序二首及與人書之無要者，當删之。
谷塍先生以此冊惠讀，即以鄙見質之，然否？」據此，臧镛堂曾于王谷塍處見此文，今劉刻遺書雲「王目有文缺」，殆王氏删去之也。
此鈔本将題文「十規」二字貼去，又将文中「十日」下評簡齋一節鈎抹，殆亦嫌其語過而欲删削存之耳。
又婦學篇書後，今傳刻本屢見「不學之徒」一語，觀此鈔本，知原文并不爾，亦後人代改也。
然則論學而輕肆逾量之诋诃，誠何為者！此文實齋先以規孫，旋複自犯，白璧之瑕，不能為之掩也。
……今所刊述學内、外等篇，則彙錄諸說經雜着諸作，非其全書。
汪氏遺書後序 據此則容甫述學之所拟議，大體可見。
其說與實齋文史、校雠兩通義所論，古者官師流變，政學分合，意見殆相近似。
[章汪兩人之關系]實齋、容甫于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同遊皖；翌年，實齋即草創通義，然其詳已無考。
通義重要議論，當始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而「六經皆史」論則始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容甫與劉端臨書自道有意為述學，在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兩人對此問題發見之先後，雖無可确考，然容甫之非得自實齋，則可知也。
鄭獻甫補學軒文外集書三通序後，謂：「章氏校雠通義，獨創之見，皆出夾漈。
今取其編次必謹類例論觀之，首雲：『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
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
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忘』雲雲，此即章氏得間之處。
後來推拓盡緻，乃托本于太史公六家、劉子駿七略，諱其所出，并舉校雠緒論，駁其未純；然其所從來，無可諱也。
」今按：章氏論史學極推夾漈，獻甫所指摘，亦或情實。
然汪氏亦有述學之經營，則學思途徑，往往彙于世需，自然合轍，固不必一一指尋其來曆矣。
大抵宋、明矩矱既遠，清儒論學，顔、李六藝習行為一派，吳、皖以經訓明經義為又一派，而章氏官史典章之說為又一派，同時如汪容甫，稍後如龔定庵，皆有志于此者。
迨清社将覆，學者乃不辨學術而競言改制，則所謂今文學之末流也。
而諸家軌迹，又莫不有其相通，故汪、龔之或先或後，皆可以參實齋思想在當時之消息也。
容甫、端臨訂交，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實齋識端臨，亦當在四十三年戊戌前；兩人同交端臨，固當相知。
其後容甫客遊武昌，實齋亦至，乃成隙末。
劉刻章氏遺書卷二十九，又答朱少白，謂：「淮、揚間人有從先生<朱筠>遊者，其才甚美，學問雖未成家，記誦則甚侈富，仆向以為畏友。
近見之于湖、湘間，與之談款，一妄人耳。
言大而不知慚，切而按之，枵然空落而無所有，有才無識，不善用其所長。
激以名心，鑿以私智，久遊江湖，客氣多而志不遜。
以彼之甚才而美，又加十許年之功力，不但無進而反有遜者，傲與慢也。
」此所謂「淮、揚間人」即指容甫。
實齋自道「向以為畏友」，武昌再面，容甫恃才傲物，又文名籍甚，必有得罪于實齋者。
及容甫卒，實齋特為一文诋之，謂： [實齋诋容甫]其人聰明有餘，而識力不足，不善盡其天質之良，而強言學問，恒得其似而不得其是。
……蓋得其是者貴自得，而難于投衆好之緣；得其似者掠光影，而易于招聲氣之附也。
散萬殊者為聰明，初學之童，出語驚其長老，聰明也；等而上之，至于學充文富，而宗本尚未之聞，猶聰明也。
定于一者為識力，其學包羅萬有，其言千變萬化，而所以為言之故，則如詩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識力也。
舍學識而空言宗本，是窭子據空室而指其門闼以為家也；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是莞庫為人守藏，多财而不得主其财也。
今觀汪氏書，所謂内篇者，首解參辰之義……次明三九之說……雜舉經傳小學，辨别名诂義訓，時尚是趨初無類例，亦無次序。
苟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鮮助。
雜引經傳以證其義，博采旁搜以暢其旨，則此紛然叢出者，亦當列于雜篇，不但不可為内，亦并不可謂之外也……古人著書，各有立言之宗，内外分篇，蓋有經緯，非如藝文著錄，必甲經傳而乙丙子史也。
……觀其外篇，則序記雜文，泛應辭章，代畢制府黃鶴樓記等亦泛入斯乃與「述學」标題如風馬牛，列為外篇以拟諸子，可謂貌同而心異矣。
然此正汪之所長，使不分心于著述，固可進于專家之業也。
内其所外而外其所内，識力闇于内而名心骛于外也。
文史通義外篇一，立言有本 又曰： 汪氏之文，聰明有餘，真識不足，觸隅皆悟，大體茫然。
述學駁文附注 其所以評述學者則是已，其于容甫為學本末，又何不相瞭知之甚耶！實齋當經學考訂全盛之日，孤識獨抱，屢發「知難」之歎，若袁簡齋、汪容甫，雖為學途徑，與實齋不全似，然持論立言之足以相通者不少矣，顧實齋獨深加诋毀，則「知難」之歎果不虛欤！按：章氏遺書卷九，與邵二雲論學，謂：「鄙昔着言公篇，久有謝名之意。
良以立言垂後，何必名出于我？」而餘觀北大所藏遺書鈔本，言公篇初刻，題下附文一行，雲：「遭聽塗說，争名趨詭，腑械心窬，斯文如毀，着言公上、中、下篇。
」仍不免情見乎辭也。
又與陳鑒亭論學則謂：「鄙着通義，凡意見有與古人不約而同者，必着前人之說，示不相襲。
幸足下與同志諸君，為檢先儒緒論，審有似此者否？<按：指原道、原學篇言。
>如其有之，幸即寄示，俾得免于雷同剿說之愆，感荷非淺鮮矣。
」夫豈實齋過以創辟自喜，遂于毫厘之辨，尤斤斤不甘輕舍耶？較之戴東原攘竊人書，大言欺世，固為美矣。
要之亦似有一間未達，未能盡符其學術經世，言公謝名之深旨也。
餘故于實齋篇後，稍舉袁、汪兩氏之說，備尚論者之兼觀焉。
附錄：章實齋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今年冬，舊都書肆有攜章氏遺書鈔本至北京大學求售者，餘取閱之，審其為實齋子華绂所錄副本也。
既轉寫其未見傳刻者近二十篇，時此書适排版，餘親校字，因稍摘一二增入，而全錄本篇附此。
淵如先生執事：十年不見，積思殊深，雲泥道殊，久疎音問。
前歲維揚稅駕，劇欲踵訪旌轅。
适以俗事南旋，不克一罄積愫，至今為怅！傾晤少白于皖撫署中，詳悉近狀，良慰良慰！又從少白索君問子堂集讀之，如鄉人入五都市，驚耳駭目，處處得未曾有，畏氣外斂，愧心内生。
大約博綜貫串，而又出以穎敏之思，斷以沉摯之識，卓然不朽，夫複何疑？顧諸家商複疑問，不必盡同尊旨，而皆列首簡，不以為忌，則又虛懷樂善，雖在古人，猶且難之，集思廣益，愈見包涵之大。
因思鄙人所業，至為專陋，凡學業途徑，苟非夙所專門，不欲強與其事。
尊着貫徹天人，包羅萬有，多非鄙見所及，無論不敢妄彈，即稱說亦恐不得其似，謹謝無能為役矣！惟文史、校雠二事，鄙人頗涉藩籬，以謂向、歆以後，校雠絕學失傳，區區略有窺測，似于大集校刊諸家書序，所見不無異同，謹獻其疑，猶願執事明以教我，幸矣！一曰：校定神農本草，據大觀本取白字書别出古經，是也；其過信皇甫氏帝王世紀，而謂本草與素問之書，皆出炎、黃之世，則好奇之過矣。
文字最古，莫過羲畫虞典，五經則多三代之文，下逮春秋而止。
若夫傳記與諸子家言，皆出戰國，同為籍去官亡而作。
春秋以前，凡有文字，莫非官司典守，即大小術藝，亦莫非世氏師傳，未有空言著述，不隸官籍，如後世之家自為書者也。
本草、素問，道術原本炎、黃，曆三代以至春秋，守在官司世氏，其間或存識記，或傳口耳，疊相受授，言不盡于書也。
至戰國而官亡籍去，遂有醫家者流，取所受授而筆之于書，今所傳本是也。
靈、素問難，旨多精微闳奧，出于炎、黃故也。
若其文辭，非惟不類三代，并不類于春秋時，出于後撰集故也。
執事好奇太過，欲求古于六經之上，往往據靈、素諸文，以折經傳是非，則戰國時固有為神農言者矣，恐未可全信也。
素問文字為春秋前所無者甚多，即開端上古天真論中「真」字從化，乃神仙家言，字出戰國，亦春秋以前所無。
前人疑漢藝文志不載本草，王伯厚據郊祀志及樓護傳，證明西京實有本草，足破其疑。
執事猶以為不足，而漫據賈氏周官疏引漢藝文志食禁文為食藥，遂取以當本草，則畫蛇又添足矣。
按「食藥」二字，文義難曉，必賈疏傳本之悮。
食禁七卷，蓋出周官食醫之遺，食醫固與疾醫、瘍醫分科而治者也。
若取食禁以當本草，無論名目卷數全不相符，且漢志遺漏之書甚多，豈能悉補？即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言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脈書，今漢志并無其書，又将何物當之？叔孫朝儀，蕭何律令，尤顯著紀傳，為一朝之大制作，今漢志之載，亦豈有他書之相似而可證者耶？李氏本草綱目，如論考古，則本經以下，各有叙錄辨證，未嘗變亂古人。
如論證今，則數百年來醫家奉為圭臬，未嘗悮人術業。
且其書乃彙集諸家，自為經緯，并非墨守大觀舊本，不可移易，今乃謂其割裂舊本，何耶？又诋其命名已愚，夫正名為綱，附釋為目，名正言順，何愚之有？二曰：墨子之書，謂出夏禮，說似奇創，實無所本。
據本書與公孟辨，謂法周不如法夏，及莊子叙墨子，稱禹自操橐耜諸語，及淮南要略謂其背周而行夏政，遂定為墨出夏禮。
不知戰國諸子，稱道黃、農、虞、夏，殆如賦詩比興，惟意所欲，并非真有前代之禮，可成一家學術者也。
當籍去官亡之際，本朝典制，尚不能稽，況夏禮無征，甚于殷宋，孔子生春秋時，已不可見，而謂戰國尚可學其禮哉？如以墨子尚儉之說，推于菲衣惡食，為出夏禮，則茅茨十階，安知不合唐、虞？如以荒度勤勞為合禹事，則己溺己饑，安知不合稷、尹？一偏似是之說，觸處皆可傅合，非定論也。
三年之喪，孟子明着三代共之，夏喪三月，自是傳記之訛。
薄喪之說，孟子嘗诘夷子，如果出于夏禮，夷子必據儒家尊禹之說以抗其辨，何轉引周書保赤文哉？且殷人尚鬼，正與明鬼之義相近，若緻孝鬼神，則大舜宗廟享之，武王、周公達孝，又未見其必為夏也。
三曰：柳子厚論晏子書，謂齊人為墨學者為之，其說是也。
蓋尚儉之意，似諷齊俗侈也。
然在田齊之時，而非姜齊時書。
蓋春秋時本無著述，而其文辭輕利，并不類于戰國初年文也。
執事斥柳氏為文人不學，蓋以晏氏為春秋名卿，不當稱之為墨學耳。
不知柳氏之意，以書為墨學，非以晏子為墨者徒也。
且其說亦不始于柳氏，孔叢诘墨之篇，所诘孔子相魯及晏事三君、路寝哭聲諸條，凡指謂墨說者，今俱在晏子書中，古人久有明證，柳說不為無本，豈可輕議！鄙嘗疑漢藝文志道家有伊尹、太公，儒家有魏文侯、平原君書，其書已亡，其名不倫不類，以意度之，當出諸子稱述，如孟子之有梁惠王、滕文公，論語之有季氏、陽貨、衛靈公之類耳。
按：漢志平原君七篇，班注：「朱建也。
」此章氏誤說校雠諸家，或取篇目名書，如經記之有檀弓，使其書亡，人亦必疑檀弓為著書人矣。
然則晏子書為墨者所述，何足為異？執事必欲晏子列于儒家，意非僅從漢志，且為晏子争其地位，則大惑矣。
儒家者流，誦法先王，不得位而行道，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不得已而著書，後世列為儒家，若曾、孟、荀卿諸人是也。
晏子身為齊相，行事着于國史，與列國名卿子産、叔向諸人，先後照灼春秋之傳，豈皆守先待後之流耶？且管、晏同稱久矣，如以班、馬之法修齊史，将管、鮑、甯、隰諸賢皆入儒林傳乎？至晏子春秋之名，亦戰國時人習氣，自孔子筆削春秋，有「知我罪我」之說，後人因以「春秋」二字，為胸中别具是非之通名，不盡拘于編年例也。
虞卿、呂不韋之書，與晏子春秋所出，未知孰先孰後，何以見其效法而襲其号？亦何必謂從國史中刺取其事而用齊春秋名也？如管子生春秋初年，管子之書，皆後人采取齊史及齊官掌故而成，不聞仍齊春秋，何獨于晏子變其例乎？晏子卒于齊景公前，景公卒于周敬王三十年辛亥，為魯哀公五年，下距哀公十四年庚申春秋絕筆又二年，夫子卒。
當春秋時，并無諸子著書之事，孔子之前，亦無别出儒家之名，儒行之篇，乃戰國雜出傳記，非孔子時所撰述也，皆不足為晏子儒家之證，明矣。
墨子序稱「與奢甯儉」，又稱「節用愛人」，謂「孔子未嘗非墨」，晏子序言「晏子居喪亦與墨子短喪法異」，皆任情予奪。
四曰：執事不信春秋之世無著書事，而據史記列傳，阖闾稱孫武十三篇，遂為當時手着。
不知春秋内外傳，記吳、楚交兵甚詳，其無孫武其人，即縱橫短長之言，亦鮮稱述之者，故葉水心氏疑其子虛烏有。
且觀阖闾用兵前後得失，亦與孫武之書，大相剌謬。
天下固有所行不逮其所言者，必出遊士空談，不應名将終身用兵，所言如出兩人。
是則史遷悮采不根傳記，着于列傳，明矣。
至其書，實可為精能，校雠之司，當列撰人阙疑，而不得憑悮采傳聞之列傳耳。
藝文稱「八十二篇，圖九卷」者，書既亡逸，當着缺篇，亦不得懸斷合圖為八十二篇，又不得懸斷十三篇為上卷，而知中、下二卷皆圖，鄙人向有專篇讨論，行笈未帶，容後錄呈強合七錄三卷之數也。
孫子書言：「興師十萬，出征千裡，日費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春秋用兵，未有至十萬者，即此便見非阖闾時。
且以十萬之師，而雲「不得操事七十萬家」，明着七國顯證，決非春秋時語矣。
執事謂其文在列、莊、孟、荀之前，似未審也。
五曰：文子之書，漢志疑周平王問出于依托。
執事以書稱平王，本無「周」字，遂謂是楚平王，班氏悮讀。
今按文子全書，未有托春秋初年事者，此言指楚平王，以時考之，良是。
但非文子手着，亦出戰國時人撰述，執事所未信也。
蓋其書有秦、楚、燕、魏之歌，執事以為楚平王時之人，六國之時猶在，試以年計，可乎？按十二諸侯年表，楚平王卒于周敬王四年乙酉，是為魯昭公二十六年，下距哀公十四年庚申，春秋絕筆，為敬王三十九年，凡三十六年，又四年為敬王四十三年甲子，共四十年，又曆元王八年，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五年，凡五十一年，再曆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三晉始得列于諸侯，乃有秦、楚、燕、魏之稱，相去已一百十四年矣。
文子見楚平王，亦須生十有餘歲，見時未必即其薨年，秦、楚、燕、魏之語，未必即在三家分晉之年，是文子必須一百四、五十歲，方合尊旨。
神仙長生之說，起于後世，春秋之季，未聞有此壽也。
六曰：天文曆算，鄙人懵然，不敢與聞。
惟執事力辟歲差之說，則以淺說度之，不能無疑。
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曆家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如以其言為不可信，則何以冬至日躔，子年不與醜年同度？如以其言可信，則閏月止能畫氣盈朔虛之平，不能齊四分度之一也。
若果無歲差，則周天必三百六十有六度，更無絲毫盈歉而後可。
果無絲毫盈歉，則每周朞冬至日躔，又當同度無參差矣。
此二說不容兩立，則此事容待徐商否耶？七曰：古人疏證論辨之文，取其明白峻潔，俾讀者洞若觀火，是非豁然，足矣。
立言莫如夫子，而文、武之政，則雲布在方策；好辨莫如孟子，而孟獻子之五友，忘其三人，封建井田，但舉大略。
豈孔、孟學荒記疎，不如今之博雅流哉？言以達意，不過如斯而已。
竊見執事序論緒篇，繁稱博引，有類經生對策，市廛揭招，若惟恐人不知其腹笥便富，而于所指是非，轉不明豁。
淺人觀之，則徒增迷眩，而無所解；深人觀之，則曰：「吾取二三策，而餘皆可置勿論」，毋乃為紙墨惜欤！且言多必失，古人之言，本不可以一端而盡，巧構似形，削趾就屦，以證一隅之說，原性篇書後已詳辨轉授人以反證，緻啟莊、惠濠梁之辨。
夫稱先述古，以雲明例，非雲窮類也；例足明而不已，是将窮其類矣。
明例則舉一自可反三，窮類則挂九不免漏一，則是欲益而反見損也。
經傳之外，旁證子緯百家，亡逸古書，博采他書所引，極為考古之樂。
近則誇多鬥靡，相習成風，賴識者能擇要耳。
欲望高明稍加删節，必雲不能割愛，則裁為小注，附于下方，姑使文氣不為蕪累，抑其次也。
八曰：人不幸而為古人，不能閱後世之窮、變、通、久，而有未見之事與理。
又不能一言一動，處處自作注解，以使後人之不疑。
又不能留其口舌，以待後生掎摭之時，出而與之質辨。
惟有升天入地，一聽後起之魏伯起爾。
然百年之後，吾輩亦古人也，設身處地，又當何如？夫辨論疏證之文，出自名家者流，大源本于官禮。
鄙人所業，文史、校雠；文史之争義例，校雠之辨源流，與執事所為考核疏證之文，途轍雖異，作用頗同，皆不能不駁正古人。
譬如官禦史者，不能無彈劾；官刑曹者，不能不執法。
天性于此見優，亦我輩之不幸耳！古人差謬，我輩既已明知，豈容為諱？但期于明道，非争勝氣也。
古人先我而生，設使可見，齒讓亦當在長者行。
馬、鄭、孔、賈諸儒，于前代經師說不合者，但辨其理，未嘗指斥其人。
即今官修奏禦之書，辨正先儒同異，尚稱孔氏安國、鄭氏康成雲雲，未有直斥先儒姓名，史傳又是一例，不與論辨相涉可覆按也。
尊着于前古諸賢，皆直斥姓名，橫肆诟詈，不曰愚妄，則曰庸陋，如官長之責胥吏，塾師之诃弟子，何其甚也！劉子玄曰：「談經諱言服、鄭之嗤，論史畏聞遷、固之失。
」史通多譏先哲，後人必不服從，至今相去千年，其言頗驗。
蓋其卓識不磨，史家陰用其法，其論鋒可畏，故人多陽毀其書。
鄙人于文史自馬、班而下，校雠自中壘父子而下，凡所攻刺，古人未有能解免者。
雖雲不得不然，然人心不平，後世必将陽棄而陰用其言，則亦聽之無可如何而已。
吳氏新唐書之糾謬，為治唐史者之準繩，乃人競責其憾歐陽而快私憤，何耶？蓋攻摘本無所非，而人情不容一人獨是，故擊人者人恒擊之，莊生所以着齊物也。
今請于辨正文字，但明其理，而不必過責其人，且于稱謂之間，稍存嚴敬，是亦足以平人之心。
且我輩立言，道固當如是耳。
鄙着亦染此病，特未如尊者之甚耳。
今已知悔，多所删改九曰：天地之大，可一言盡，學固貴博，守必欲約。
人如孔子，不過學周禮一言，足以盡其生平。
别有專篇論著，容另錄呈執事才長學富，膽大心雅，問字堂集，未為全豹，然兼該其廣，未知尊旨所在。
内而身心性命，外而天文地理，名物象數，諸子百家，三教九流，無不包羅，可謂博矣。
昔老聃以六經太泛，願問其要，夫子答以要在仁義，說雖出于諸子，然觀漢志所叙諸家流别，未有無所主者。
昔人謂博愛而情不專，愚謂必情專而始可與之言博。
蓋學問無窮，而人之聰明有盡，以有盡逐無窮，堯、舜之知不遍物也。
尊着浩瀚如海，鄙人望洋而驚，然一蠡之測，覺海波似少歸宿，敢望示我以尾闾也！十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雖尚泛愛，氣類亦宜有别。
簡端刻諸家商訂異同，是矣。
集中與某人論考據書，可為太不自愛，為玷豈止白圭所雲乎哉！彼以纖佻傾仄之才，一部優伶劇中才子佳人，俗惡見解，淫辭邪說，宕惑士女，肆侮聖言，以六經為導欲宣淫之具，敗壞風俗人心，名教中之罪人，不誅為幸。
彼又烏知學問文章為何物？所言如夏畦人議中書堂事，豈值一笑！又如瘋狂谵呓，不特難以取裁，即诘責之，亦無理解可入。
天地之大，自有此種沴氣，非道義所可喻也。
此可與之往複，豈不自穢其著述之例乎？别有專篇聲讨，此不複詳幸即刊削其文，以歸雅潔，幸甚幸甚！嗟乎，學術豈易言哉！前後有風氣循環，同時則有門戶角立，欲以一人一時之見，使人姑舍汝而從我，雖夫子之聖，猶且難之，況學者乎？前輩移書辨難，最為門戶聲氣之習，鄙人不敢出也。
鄙人所業，幸在寂寞之途，殆于陶朱公之所謂人棄我取，故無同道之争。
一時通人，亦多不屑顧盼，故無毀譽為之勸阻。
而鄙性又不甚樂于舍己從時尚也，故浮沈至此。
然區區可自信者，能駁古人尺寸之非，而不敢并忽其尋丈之善。
知己才之不足以兼人，而不敢強己量之所不及。
知己學之不可以槩世，而惟恐人有不得盡其才。
以為道必合偏而會于全也。
杜子美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是矣。
鄙請益曰：「不棄春華愛秋實。
」故于執事道不同科，而欲攀援調劑，以斟于盡善，是則區區相愛之誠，未知有當裁擇否耳？行笈無書，而記性又劣，書辭撮舉大指，如有訛悮，容後檢正也。
按：劉刻遺書附錄，臧镛堂丙辰山中草跋雲：「論學十規、古文十弊、淮南子洪保辨、祠堂神主議等，偉論闳議，又複精細入神，切中文學之病，不朽之作也。
有時文序二首及與人書之無要者，當删之。
谷塍先生以此冊惠讀，即以鄙見質之，然否？」據此，臧镛堂曾于王谷塍處見此文，今劉刻遺書雲「王目有文缺」，殆王氏删去之也。
此鈔本将題文「十規」二字貼去，又将文中「十日」下評簡齋一節鈎抹，殆亦嫌其語過而欲删削存之耳。
又婦學篇書後，今傳刻本屢見「不學之徒」一語，觀此鈔本，知原文并不爾，亦後人代改也。
然則論學而輕肆逾量之诋诃，誠何為者！此文實齋先以規孫，旋複自犯，白璧之瑕，不能為之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