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章實齋 附：袁簡齋 汪容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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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略
章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人。
生乾隆三年戊午，卒嘉慶六年辛酉，1738－1801年六十四。
幼多病，十四歲，四子書尚未卒業。
十五、六時，讀書絕騃滞，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
為文，虛字多不當理。
廿一二歲以後，骎骎向長，縱覽羣書，尤好史部。
二十三歲始出遊，至北京。
二十九歲始依朱筠，得見當世名流，遂知名。
三十四歲，朱筠為安徽學政，先生與邵晉涵、洪亮吉、黃景仁諸人皆從遊，與晉涵尤相知，以同治史學也。
四十歲，中順天鄉試。
四十一歲，成進士。
疊主定州定武，肥鄉清漳、水平敬勝、保定蓮池、歸德文正諸書院講席，又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書，最後為湖北通志，時年五十七。
自後遂歸浙，時遊揚州，以老。
學術述要 文史通義與經學 實齋著述最大者，為文史、校雠兩通義，近代治實齋之學者，亦率以文史家目之。
然實齋着通義，實[為箴砭當時經學而發]，此意則知者甚尠。
實齋上辛楣宮詹錢大昕一書，頗道其崖略。
謂： 學誠從事于文史校雠，蓋将有所發明，然辨論之間，頗乖時人好惡，故不欲多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為外人道也。
夫……世俗風尚，必有所偏，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載筆之士，不思救挽，無為貴著述矣。
苟欲有所救挽，則必逆于時趨。
時趨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
……韓退之報張司業書，謂：「釋、老之學，王公貴人方且崇奉，吾豈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諸篇，當日未嘗昭揭衆目。
太史公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不知者以謂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
韓退之雲：「傳來世莫若書，化當世莫若口。
……」由韓氏之言體之，則著書為後世計；而今人著書欲以表襮于時，此愚見之所不識也。
若夫天壤之大，豈絕知音？針芥之投，甯無暗合？則固采懷而出，何所秘焉！劉刻遺書卷第二十九 此絕非泛泛牢騷語，所謂「世俗風尚」，即指經學，通義、校雠兩書則為挽救經學流弊而作，其意甚顯白。
經學家最大理論，莫若謂道在六經，通經所以明道，此自亭林唱「經學即理學」之說以來，迄東原無變，實齋始對此持異議。
曰： [六書七音乃專門之學]或曰：聯文而後成辭，屬辭而後着義，六書不明，五經不可得而誦也。
然則數千年來，諸儒尚無定論，數千年人不得誦五經乎？故生當古學失傳之後，六書、七音，天性自有所長，則當以專門為業；否則粗通大義而不鑿，轉可不甚謬乎古人，而五經顯指，未嘗遂雲霾而日食也。
說文字原課本書後，文史通義外篇二 此即明對「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之說而發也。
又曰： [就經傳而作訓故]，雖伏、鄭大儒，不能無強求失實之弊，以人事有意為攻取也……[離經傳而說大義]，雖諸子百家，未嘗無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機無意而自呈也。
吳澄野太史曆代詩鈔商語，校雠通義外篇 此則明對「求道必于六經」之說而發也。
而實齋所持[最精義理]，則在今文史通義内篇卷二之[原道]上、中、下三篇，大意謂：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
三人居室而道形，猶未着也。
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着。
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
……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着，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道無所為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衆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
……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即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也……學于聖人，斯為賢人；學于賢人，斯為君子；學于衆人，斯為聖人。
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為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
實齋此文，成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時戴東原已卒十二年。
實齋論道之意，蓋采諸東原而略變者。
[實齋東原二人論學異點]實齋于東原論學，頗持異見，而于其論性、原善諸篇，則極推許，謂：「于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
」文史通義書朱陸篇後又謂：「其原善諸篇，雖先夫子朱筠亦所不取，其實精微醇邃，實有古人未發之旨。
」又曰：「原善諸篇文不容沒。
」劉刻遺書補遺又與朱少白書至緒言、疏證兩書，實齋似未見，故頗少稱引。
實齋謂道不外人倫日用，此在東原緒言、疏證兩書中，主之甚力，即原善亦本此旨，惟發之未暢耳。
實齋所謂「道之自然」與「不得不然」者，亦即原善「自然」與「必然」之辨。
故主求道于人倫日用，乃兩氏之所同。
惟東原謂歸于必然，适全其自然，必然乃自然之極緻，而盡此必然者為聖人，聖人之遺言存于經，故六經乃道之所寄。
實齋則聖人之不得不然乃所以合乎道，而非可即為道，自然變，則聖人之不得不然者亦将随而變，故時會不同，則所以為聖人者亦不同，故曰聖人學于衆人，又曰「六經皆史」，則六經固不足以盡夫道也。
故東原始終立論不脫因訓诂考核以通經，因通經以明古聖人之義理，而我之義理亦從而明，蓋以義理存于必然，必然乃自然之極緻也。
實齋則謂： [道出六經與道出事物之辨]道備于六經，義蘊之匿于前者，章句訓诂足以發明之。
事變之出于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随時撰述以究大道也。
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郁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
所謂「不得不然」者，乃從「自然」中來，其所以為窮、變、通、久，決不限于前人之成局。
故東原謂「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
天下之道盡于順，天下之教一于常，天下之性同于德」。
有所謂一常，有所謂同德，即聖人六經而求之者是也。
實齋則稱事變，稱時會，稱創制，不能即聖人之六經而求。
蓋一主稽古，一主通今，此實兩氏議論之分歧點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二人遇甯波道署，論修志，東原主詳沿革，實齋主重文獻，即證兩人意見之不同矣。
實齋有記與戴東原論修志一文詳其事，可參閱。
東原在當時，雖稱經學大師，然并時經學家真知戴學者已鮮，實齋曾慨乎言之，謂： 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
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诂、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
及戴着論性、原善諸篇，于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
文史通義内篇卷二，書朱陸篇後 今實齋著書，尚求挽救戴氏議論，又不肯暢所欲言，以招時毀，隐約其辭，婉轉其說，宜乎知其意者之益寡矣。
今通義原道篇後有[邵晉涵一跋]，謂： 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為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誠者。
餘谛審之，謂朱少白名錫庚曰：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别論，皆出自然，無矯強耳。
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
邵氏乃實齋論學摯友，相知最深切，于實齋此文，若有意袒護，實亦全不曉實齋用意所在，則其它可知。
實齋有與邵二雲論學書，文史通義外篇三亦謂：「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誦法聖人之言，以謂聖人别有一道，在我輩日用事為之外耳。
」此即原道宗旨，而二雲不識也。
故實齋勉之曰：「足下既疏爾雅，豈特解釋人言，竟無自得于言者乎？足下博綜十倍于仆，用力之勤亦十倍于仆，而聞見之擇執，博綜之要領，尚未見其一言蔽而萬緒該也。
此非足下有疏于學，恐于聞道之日猶有待也。
」然則實齋固未許二雲以知道，二雲亦竟不識實齋之所謂道者，所以實齋發憤，有知難之篇也。
見文史通義内篇卷四 實齋論「道」，既與東原不同，言「理」與東原亦别。
東原言理，主從人之情欲求之，謂「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又曰：「情之至于纖微無憾是謂理。
」實齋言理，則本事物。
故曰： [求理于情欲與求理于事物之辨]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
器有大小淺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
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之挹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争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
朱陸篇 又曰：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言理。
經解中 又曰： 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
易教上 東原以性情言理，聖人先得吾心之同然，理之大端，猶可于聖人之遺經求之，仍是經學家意見。
實齋以事物言理，事物之變，多出六經之外，宜不得執六經而認為理之歸宿矣。
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 實齋與東原論學異同，溯而上之，即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之異同。
其在清初，則為亭林與梨洲；其在南宋，即朱陸之異同也。
今文史通義内篇卷二有浙東學術與朱陸兩篇，即發其意。
實齋謂： 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
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即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
其與朱氏為難，學百倍于陸王之末流，思更深于朱門之從學。
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
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
……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于多學而識，寓約禮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
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為勉齋、黃幹九峯，蔡沈再傳而為西山、真德秀鶴山、魏了翁東發、黃震厚齋，王應麟三傳而為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四傳而為潛溪、宋濂義烏，王祎五傳而為甯人、顧炎武百詩，閻若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
……生乎今世，因聞甯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
無如其人慧過于識，而氣蕩乎志，反為朱子诟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
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
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
曆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遺法也。
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曆而貶羲和也……攻陸王者出僞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為陸王病也。
貶朱者之即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戴學源出朱子]參看劉刻遺書補遺又與朱少白書 實齋此篇即為東原而作，時東原猶末卒，故文中隐其名。
後又為書後一篇，始明說朱陸篇為正戴而發，則東原已下世十餘年矣。
書後亦似成于己酉，與原道諸篇同時，姑孰夏課甲編所謂「附有舊稿一篇」即朱陸篇，又加以書後也。
實齋謂： 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源，不可易矣。
顧以訓诂名義，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醜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诋以妄作。
且雲：「自戴氏出，而朱子徼幸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運亦當漸替。
」此則謬妄甚矣。
戴君筆于書者，其于朱子有所異同，措辭與顧氏甯人、閻氏百詩相似，未敢有所譏刺，固承朱學之家法也。
其異于顧、閻諸君，則于朱子間有微辭，亦未敢公然顯非之也。
而口談之謬，乃至此極，害義傷教，豈淺顯哉！ 蓋實齋實未見東原疏證諸書，故謂東原「于朱子間有微辭，亦未敢公然顯非之也」。
實齋極賞東原鑿空言理之戒，謂其源本朱子，而自述學統，則不歸朱而歸陸，不屬浙西而列浙東。
其言曰： [浙東源出象山]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袁燮、袁肅、袁甫父子之流，多宗江西陸氏。
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
至陽明王子，揚孟子之良知，複與朱子抵牾。
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
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兄弟經史之學，以至于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于朱者也。
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為然也。
世推顧亭林氏為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
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于浙東，雖與顧氏并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
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
[宗主與門戶]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
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
……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
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
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
近儒談經，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謂義理矣。
[義理與人事]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陸異同，幹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荊棘之林也。
究其所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于世者，陽明得之為事功，蕺山得之為節義，梨洲得之為隐逸，萬氏兄弟得之為經術史裁，授受雖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
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學問，則黃茅白葦，極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為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争門戶也。
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并論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且如六經同出于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
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
此所謂浙東貴專家，善言天人性命而切于人事，史學所以經世，非空言著述，不可無宗主，又不可有門戶，凡皆自道其學統之精神也。
浙東源于陸王，浙西傳自朱子，真知學者莫不實事求是，不争門戶，故實齋能賞東原。
而東原以朱學傳統反攻朱子，故實齋譏之，謂其「飲水忘源」也。
并見通義朱陸篇及與朱少白書 經學與史學 浙西講經學，浙東重史學，實齋文史通義唱「六經皆史」之說，蓋所以救當時經學家以訓诂考核求道之流弊。
其所謂「史」者，詳見于通義内篇卷五之史釋篇： [六經皆史論之意義]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内史、外史、太史、小史、禦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
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
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内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
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存先王之道也。
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
……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為著作，而文為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
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于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
……學者崇奉六經，以為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章也。
傳曰：「禮，時為大。
」又曰：「書同文。
」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
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為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為鬬奇射覆之資，不複計其實用也。
故道隐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
故無志于學則已，君子苟有志于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于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
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于實用也審矣。
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府史之所易也。
故舍器而言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求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義者也。
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
……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于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故曰： 六經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
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
易教上 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于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
經解上 此為實齋「六經皆史」論之要旨。
苟明六經皆史之意，則求道者不當舍當身事物、人倫日用，以尋之訓诂考訂，而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斷可知矣。
實齋稍後，亦以遊幕著者有安吳[包世臣]慎伯，<生乾隆四十年乙未，卒鹹豐五年乙卯，年八十一。
>初客朱竹君皖署，适實齋初刻文史通義之翌年也。
嘉慶辛酉，成說儲上、下篇，是歲實齋卒。
說儲主改書吏名為「史」，謂：「史者，所以繕行文移，檢校簿書，習土而明風俗，近民而究情僞。
漢、魏以前，皆出身辟舉，傑才間出，每至公卿。
唐、宋以還，屏為流外，絕進身之望，去代耕之祿；然而居其地者以長子孫，故紳無世家，官無世職，而胥吏承襲，徧及天下，惟獄為市，弊極于今。
」因主命級賦祿，敦選士人，精考課績。
繼此論吏弊最著者，有魯一同通甫類稿之吏胥論。
晚清論治及吏弊者多矣，其說始于包，而包主改吏為史，通公卿、吏胥而一之，其說蓋得之章也。
章氏六經皆史之論，本主通今緻用，施之政事。
其前有李恕谷，後有包慎伯、周保緒、魏默深，與實齋皆以遊幕而主經世。
其大膽為朝廷改制者，則始于包氏之說儲。
時文網尚密，故書未刊布。
『後國粹學報始為排印』經生竊其說治經，乃有公羊改制之論。
龔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為文，固時襲實齋之緒餘者。
公羊今文之說，其實與六經皆史之意相通流，則實齋論學，影響于當時者不為不深宏矣。
近人誤會「六經皆史」之旨，遂謂「流水賬簿盡是史料」。
嗚呼！此豈章氏之旨哉！ 學問與功力 實齋本此發抒其論學之意見，大體見于文史通義卷二原學上、中、下三篇，謂： [思與學]古人之學，不遺事物……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寝，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夫思，亦學者之事；而别思于學……者，蓋謂必習于事而後可以言學，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
……極思而未習于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
原學中 學博者長于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骛于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
才雄者健于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于文者，終身苦身焦思以構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
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于道矣。
原學下 是實齋論學，徹頭徹尾主本當身事物實用，所謂學以經世，即空思義理，仍屬無當。
而當時經學家風氣，則專尚考核，并思想義理而無之，故實齋譏之曰： [征實與發揮]近日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揮太少。
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
與汪龍莊書，文史通義外篇三 又曰： 以學問為銅，文章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為道也。
風尚所趨，但知聚銅，不解鑄釜。
其下焉者，則沙礫糞土，亦曰聚之而已。
與邵二雲書，文史通義外篇三 實齋直斥此等為「竹頭木屑之僞學」，亦見與邵二雲書而暢論其意于文史通義之博約篇，内篇二曰： [博與約]博學強識，自可以待問耳；不知約守，而祇為待問設焉，則無問者，儒将無學乎？……王伯厚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
……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于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于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
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
學不可以驟幾，人當緻攻乎功力則可耳。
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秫黍以為酒也。
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
[功
生乾隆三年戊午，卒嘉慶六年辛酉，1738－1801年六十四。
幼多病，十四歲，四子書尚未卒業。
十五、六時，讀書絕騃滞，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
為文，虛字多不當理。
廿一二歲以後，骎骎向長，縱覽羣書，尤好史部。
二十三歲始出遊，至北京。
二十九歲始依朱筠，得見當世名流，遂知名。
三十四歲，朱筠為安徽學政，先生與邵晉涵、洪亮吉、黃景仁諸人皆從遊，與晉涵尤相知，以同治史學也。
四十歲，中順天鄉試。
四十一歲，成進士。
疊主定州定武，肥鄉清漳、水平敬勝、保定蓮池、歸德文正諸書院講席，又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書，最後為湖北通志，時年五十七。
自後遂歸浙，時遊揚州，以老。
學術述要 文史通義與經學 實齋著述最大者，為文史、校雠兩通義，近代治實齋之學者，亦率以文史家目之。
然實齋着通義，實[為箴砭當時經學而發]，此意則知者甚尠。
實齋上辛楣宮詹錢大昕一書，頗道其崖略。
謂： 學誠從事于文史校雠，蓋将有所發明，然辨論之間，頗乖時人好惡，故不欲多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為外人道也。
夫……世俗風尚，必有所偏，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載筆之士，不思救挽，無為貴著述矣。
苟欲有所救挽，則必逆于時趨。
時趨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
……韓退之報張司業書，謂：「釋、老之學，王公貴人方且崇奉，吾豈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諸篇，當日未嘗昭揭衆目。
太史公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不知者以謂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
韓退之雲：「傳來世莫若書，化當世莫若口。
……」由韓氏之言體之，則著書為後世計；而今人著書欲以表襮于時，此愚見之所不識也。
若夫天壤之大，豈絕知音？針芥之投，甯無暗合？則固采懷而出，何所秘焉！劉刻遺書卷第二十九 此絕非泛泛牢騷語，所謂「世俗風尚」，即指經學，通義、校雠兩書則為挽救經學流弊而作，其意甚顯白。
經學家最大理論，莫若謂道在六經，通經所以明道，此自亭林唱「經學即理學」之說以來，迄東原無變，實齋始對此持異議。
曰： [六書七音乃專門之學]或曰：聯文而後成辭，屬辭而後着義，六書不明，五經不可得而誦也。
然則數千年來，諸儒尚無定論，數千年人不得誦五經乎？故生當古學失傳之後，六書、七音，天性自有所長，則當以專門為業；否則粗通大義而不鑿，轉可不甚謬乎古人，而五經顯指，未嘗遂雲霾而日食也。
說文字原課本書後，文史通義外篇二 此即明對「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之說而發也。
又曰： [就經傳而作訓故]，雖伏、鄭大儒，不能無強求失實之弊，以人事有意為攻取也……[離經傳而說大義]，雖諸子百家，未嘗無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機無意而自呈也。
吳澄野太史曆代詩鈔商語，校雠通義外篇 此則明對「求道必于六經」之說而發也。
而實齋所持[最精義理]，則在今文史通義内篇卷二之[原道]上、中、下三篇，大意謂：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
三人居室而道形，猶未着也。
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着。
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
……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着，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道無所為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衆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
……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即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也……學于聖人，斯為賢人；學于賢人，斯為君子；學于衆人，斯為聖人。
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為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
實齋此文，成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時戴東原已卒十二年。
實齋論道之意，蓋采諸東原而略變者。
[實齋東原二人論學異點]實齋于東原論學，頗持異見，而于其論性、原善諸篇，則極推許，謂：「于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
」文史通義書朱陸篇後又謂：「其原善諸篇，雖先夫子朱筠亦所不取，其實精微醇邃，實有古人未發之旨。
」又曰：「原善諸篇文不容沒。
」劉刻遺書補遺又與朱少白書至緒言、疏證兩書，實齋似未見，故頗少稱引。
實齋謂道不外人倫日用，此在東原緒言、疏證兩書中，主之甚力，即原善亦本此旨，惟發之未暢耳。
實齋所謂「道之自然」與「不得不然」者，亦即原善「自然」與「必然」之辨。
故主求道于人倫日用，乃兩氏之所同。
惟東原謂歸于必然，适全其自然，必然乃自然之極緻，而盡此必然者為聖人，聖人之遺言存于經，故六經乃道之所寄。
實齋則聖人之不得不然乃所以合乎道，而非可即為道，自然變，則聖人之不得不然者亦将随而變，故時會不同，則所以為聖人者亦不同，故曰聖人學于衆人，又曰「六經皆史」，則六經固不足以盡夫道也。
故東原始終立論不脫因訓诂考核以通經，因通經以明古聖人之義理，而我之義理亦從而明，蓋以義理存于必然，必然乃自然之極緻也。
實齋則謂： [道出六經與道出事物之辨]道備于六經，義蘊之匿于前者，章句訓诂足以發明之。
事變之出于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随時撰述以究大道也。
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郁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
所謂「不得不然」者，乃從「自然」中來，其所以為窮、變、通、久，決不限于前人之成局。
故東原謂「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
天下之道盡于順，天下之教一于常，天下之性同于德」。
有所謂一常，有所謂同德，即聖人六經而求之者是也。
實齋則稱事變，稱時會，稱創制，不能即聖人之六經而求。
蓋一主稽古，一主通今，此實兩氏議論之分歧點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二人遇甯波道署，論修志，東原主詳沿革，實齋主重文獻，即證兩人意見之不同矣。
實齋有記與戴東原論修志一文詳其事，可參閱。
東原在當時，雖稱經學大師，然并時經學家真知戴學者已鮮，實齋曾慨乎言之，謂： 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
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诂、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
及戴着論性、原善諸篇，于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
文史通義内篇卷二，書朱陸篇後 今實齋著書，尚求挽救戴氏議論，又不肯暢所欲言，以招時毀，隐約其辭，婉轉其說，宜乎知其意者之益寡矣。
今通義原道篇後有[邵晉涵一跋]，謂： 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為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誠者。
餘谛審之，謂朱少白名錫庚曰：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别論，皆出自然，無矯強耳。
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
邵氏乃實齋論學摯友，相知最深切，于實齋此文，若有意袒護，實亦全不曉實齋用意所在，則其它可知。
實齋有與邵二雲論學書，文史通義外篇三亦謂：「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誦法聖人之言，以謂聖人别有一道，在我輩日用事為之外耳。
」此即原道宗旨，而二雲不識也。
故實齋勉之曰：「足下既疏爾雅，豈特解釋人言，竟無自得于言者乎？足下博綜十倍于仆，用力之勤亦十倍于仆，而聞見之擇執，博綜之要領，尚未見其一言蔽而萬緒該也。
此非足下有疏于學，恐于聞道之日猶有待也。
」然則實齋固未許二雲以知道，二雲亦竟不識實齋之所謂道者，所以實齋發憤，有知難之篇也。
見文史通義内篇卷四 實齋論「道」，既與東原不同，言「理」與東原亦别。
東原言理，主從人之情欲求之，謂「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又曰：「情之至于纖微無憾是謂理。
」實齋言理，則本事物。
故曰： [求理于情欲與求理于事物之辨]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
器有大小淺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
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之挹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争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
朱陸篇 又曰：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言理。
經解中 又曰： 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
易教上 東原以性情言理，聖人先得吾心之同然，理之大端，猶可于聖人之遺經求之，仍是經學家意見。
實齋以事物言理，事物之變，多出六經之外，宜不得執六經而認為理之歸宿矣。
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 實齋與東原論學異同，溯而上之，即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之異同。
其在清初，則為亭林與梨洲；其在南宋，即朱陸之異同也。
今文史通義内篇卷二有浙東學術與朱陸兩篇，即發其意。
實齋謂： 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
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即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
其與朱氏為難，學百倍于陸王之末流，思更深于朱門之從學。
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
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
……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于多學而識，寓約禮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
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為勉齋、黃幹九峯，蔡沈再傳而為西山、真德秀鶴山、魏了翁東發、黃震厚齋，王應麟三傳而為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四傳而為潛溪、宋濂義烏，王祎五傳而為甯人、顧炎武百詩，閻若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
……生乎今世，因聞甯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
無如其人慧過于識，而氣蕩乎志，反為朱子诟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
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
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
曆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遺法也。
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曆而貶羲和也……攻陸王者出僞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為陸王病也。
貶朱者之即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戴學源出朱子]參看劉刻遺書補遺又與朱少白書 實齋此篇即為東原而作，時東原猶末卒，故文中隐其名。
後又為書後一篇，始明說朱陸篇為正戴而發，則東原已下世十餘年矣。
書後亦似成于己酉，與原道諸篇同時，姑孰夏課甲編所謂「附有舊稿一篇」即朱陸篇，又加以書後也。
實齋謂： 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源，不可易矣。
顧以訓诂名義，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醜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诋以妄作。
且雲：「自戴氏出，而朱子徼幸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運亦當漸替。
」此則謬妄甚矣。
戴君筆于書者，其于朱子有所異同，措辭與顧氏甯人、閻氏百詩相似，未敢有所譏刺，固承朱學之家法也。
其異于顧、閻諸君，則于朱子間有微辭，亦未敢公然顯非之也。
而口談之謬，乃至此極，害義傷教，豈淺顯哉！ 蓋實齋實未見東原疏證諸書，故謂東原「于朱子間有微辭，亦未敢公然顯非之也」。
實齋極賞東原鑿空言理之戒，謂其源本朱子，而自述學統，則不歸朱而歸陸，不屬浙西而列浙東。
其言曰： [浙東源出象山]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袁燮、袁肅、袁甫父子之流，多宗江西陸氏。
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
至陽明王子，揚孟子之良知，複與朱子抵牾。
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
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兄弟經史之學，以至于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于朱者也。
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為然也。
世推顧亭林氏為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
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于浙東，雖與顧氏并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
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
[宗主與門戶]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
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
……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
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
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
近儒談經，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謂義理矣。
[義理與人事]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陸異同，幹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荊棘之林也。
究其所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于世者，陽明得之為事功，蕺山得之為節義，梨洲得之為隐逸，萬氏兄弟得之為經術史裁，授受雖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
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學問，則黃茅白葦，極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為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争門戶也。
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并論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且如六經同出于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
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
此所謂浙東貴專家，善言天人性命而切于人事，史學所以經世，非空言著述，不可無宗主，又不可有門戶，凡皆自道其學統之精神也。
浙東源于陸王，浙西傳自朱子，真知學者莫不實事求是，不争門戶，故實齋能賞東原。
而東原以朱學傳統反攻朱子，故實齋譏之，謂其「飲水忘源」也。
并見通義朱陸篇及與朱少白書 經學與史學 浙西講經學，浙東重史學，實齋文史通義唱「六經皆史」之說，蓋所以救當時經學家以訓诂考核求道之流弊。
其所謂「史」者，詳見于通義内篇卷五之史釋篇： [六經皆史論之意義]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内史、外史、太史、小史、禦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
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
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内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
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存先王之道也。
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
……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為著作，而文為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
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于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
……學者崇奉六經，以為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章也。
傳曰：「禮，時為大。
」又曰：「書同文。
」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
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為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為鬬奇射覆之資，不複計其實用也。
故道隐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
故無志于學則已，君子苟有志于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于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
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于實用也審矣。
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府史之所易也。
故舍器而言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求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義者也。
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
……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于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故曰： 六經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
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
易教上 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于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
經解上 此為實齋「六經皆史」論之要旨。
苟明六經皆史之意，則求道者不當舍當身事物、人倫日用，以尋之訓诂考訂，而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斷可知矣。
實齋稍後，亦以遊幕著者有安吳[包世臣]慎伯，<生乾隆四十年乙未，卒鹹豐五年乙卯，年八十一。
>初客朱竹君皖署，适實齋初刻文史通義之翌年也。
嘉慶辛酉，成說儲上、下篇，是歲實齋卒。
說儲主改書吏名為「史」，謂：「史者，所以繕行文移，檢校簿書，習土而明風俗，近民而究情僞。
漢、魏以前，皆出身辟舉，傑才間出，每至公卿。
唐、宋以還，屏為流外，絕進身之望，去代耕之祿；然而居其地者以長子孫，故紳無世家，官無世職，而胥吏承襲，徧及天下，惟獄為市，弊極于今。
」因主命級賦祿，敦選士人，精考課績。
繼此論吏弊最著者，有魯一同通甫類稿之吏胥論。
晚清論治及吏弊者多矣，其說始于包，而包主改吏為史，通公卿、吏胥而一之，其說蓋得之章也。
章氏六經皆史之論，本主通今緻用，施之政事。
其前有李恕谷，後有包慎伯、周保緒、魏默深，與實齋皆以遊幕而主經世。
其大膽為朝廷改制者，則始于包氏之說儲。
時文網尚密，故書未刊布。
『後國粹學報始為排印』經生竊其說治經，乃有公羊改制之論。
龔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為文，固時襲實齋之緒餘者。
公羊今文之說，其實與六經皆史之意相通流，則實齋論學，影響于當時者不為不深宏矣。
近人誤會「六經皆史」之旨，遂謂「流水賬簿盡是史料」。
嗚呼！此豈章氏之旨哉！ 學問與功力 實齋本此發抒其論學之意見，大體見于文史通義卷二原學上、中、下三篇，謂： [思與學]古人之學，不遺事物……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寝，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夫思，亦學者之事；而别思于學……者，蓋謂必習于事而後可以言學，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
……極思而未習于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
原學中 學博者長于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骛于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
才雄者健于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于文者，終身苦身焦思以構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
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于道矣。
原學下 是實齋論學，徹頭徹尾主本當身事物實用，所謂學以經世，即空思義理，仍屬無當。
而當時經學家風氣，則專尚考核，并思想義理而無之，故實齋譏之曰： [征實與發揮]近日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揮太少。
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
與汪龍莊書，文史通義外篇三 又曰： 以學問為銅，文章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為道也。
風尚所趨，但知聚銅，不解鑄釜。
其下焉者，則沙礫糞土，亦曰聚之而已。
與邵二雲書，文史通義外篇三 實齋直斥此等為「竹頭木屑之僞學」，亦見與邵二雲書而暢論其意于文史通義之博約篇，内篇二曰： [博與約]博學強識，自可以待問耳；不知約守，而祇為待問設焉，則無問者，儒将無學乎？……王伯厚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
……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于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于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
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
學不可以驟幾，人當緻攻乎功力則可耳。
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秫黍以為酒也。
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
[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