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戴東原 附：江慎修 惠定宇 程易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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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訛者，故讀從之。
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為說。
賈公彥于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辄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阙』之義。
夫漢逮于周，而唐又遠于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
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為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
」見漢學師承記故其弟子楊超曾稱之，謂：「其學大抵以經為綱領，以傳為條目，以周、秦諸子為左證，以兩漢諸儒為羽翼，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疑則阙之。
」見楊超曾惠公墓志銘，收碑傳集 此天牧治經主從古訓，故一依漢儒，并旁求之于周、秦諸子，而不肯下取晚世唐、宋之說也。
先是吳江朱鶴齡長孺，号愚庵，始專力詞賦，顧亭林勖以本原之學，乃研思經義，所著有尚書埤傳、禹貢長箋、詩經通義諸書。
[朱鶴齡與陳啟源]其友陳啟源長發為毛詩稽古編，訓诂準爾雅，篇義準小序，诠釋大義準毛傳，力主釋經惟求合古之旨。
書成康熙丁卯，時天牧尚在幼年。
亦是吳人治經尊古崇漢一來曆也。
及松崖守父意益堅，遂着九經古義，謂「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诂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着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于學官，與經并行，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
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
餘家四世傳經，鹹通古義，因述家學作九經古義一書。
」九經古義述首。
又朱鶴齡書尚有易廣義略、春秋集說、左傳日鈔。
日鈔著錄四庫，其書多采亭林杜解補正。
定宇左傳補注，即承是書而起，為九經古義之一部。
此所謂守古訓，尊師傅，守家法，而漢學之壁壘遂定。
其弟子同縣餘蕭客、江聲諸人先後羽翼之，流風所被，海内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其端自惠氏發之，王昶惠定宇墓志銘而于是有「蘇州學派」之稱。
[吳皖學淵源之不同]今考惠學淵源與戴學不同者，戴學從尊宋述朱起腳，而惠學則自反宋複古而來。
顧亭林已言「理學之名，自宋始有，古之所謂理學者，經學也」。
而通經則先識字，識字則先考音，亭林為音學五書，大意在據唐以正宋，據古經以正唐，即以複古者為反宋，以經學之訓诂破宋明之語錄，其風流被三吳，是即吳學之遠源也。
而浙東姚江舊鄉，陽明之精神尚在，如梨洲兄弟駁易圖，陳幹初疑大學，毛西河盛推大學古本，力辨朱子，其動機在争程朱、陸王之舊案，而結果所得，則與亭林有殊途同歸之巧，使學者曉然于古經籍之與宋學，未必為一物。
其次如閻百詩辨古文尚書，其意固猶專朱，而結果所得，亦使人知通經端在溯古，晉、唐以下已可疑，更無論宋、明也。
江、浙人物荟萃，典冊流播，聲氣易傳，考核易廣，清初諸老，尚途轍各殊，不數十年，至蘇州惠氏出，而懷疑之精神變為笃信，辨僞之工夫轉向求真，其還歸漢儒者，乃自蔑棄唐宋而然。
[江艮庭與王西莊]又江聲字尗澐，号艮庭，生康熙六十年，卒嘉慶四年，年七十九。
自稱：「年三十五師事同郡惠松崖先生，見所著古文尚書考，始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妄人僞作，于是搜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古訓，以足成之，為尚書集注音疏。
」而同時王鳴盛鳳喈，生康熙六十一年，卒嘉慶二年，年七十六。
亦為尚書後案，自謂鄭氏康成一家之學。
謂：「秦火後伏生傳今文三十四篇，漢注猶在，予遍觀羣書，搜羅鄭注，惜已殘阙，聊取馬、王、傅、疏益之，至二十五篇，則别為後辨附焉。
」書成于乾隆己亥，又稱「就正于有道江聲，乃克成編」，其書乃在江氏師事定宇後二十四年也。
江氏集注創始乾隆辛巳，成于丁亥；又六年而成疏，則為癸巳。
王氏後案成于己亥，尚在江書成後六年。
然王氏自謂草創遠始乙醜，王氏年二十四，尚在江氏師事定宇前十年，而江書則起始于師事定宇後之六年也。
竊疑王書頗受江書影響，吳德旋聞見錄謂王鳴盛撰尚書後案，廷艮庭于家，商訂疑義。
故曰「就正有道，乃克成編」也。
其自述草創之年，可置勿論耳。
又二書皆自注而自疏之，亦師定宇周易述體例。
二書動機，皆由知東晉古文尚書及孔傳之僞，乃進而為漢人二十八篇原注之搜讨，其意向取徑，正猶惠氏父子知宋後言易圖不可信，乃進而為漢易之搜讨也。
此又蘇州漢學，其淵源在辨晉、宋以來僞說，乃轉而反向上求之一證。
[吳皖兩派之诋宋]故以徽學與吳學較，則吳學實為急進，為趨新，走先一步，帶有革命之氣度；而徽學以地僻風淳，大體仍襲東林遺緒，初志尚在闡宋，尚在述朱，并不如吳學高瞻遠矚，劃分漢、宋，若冀、越之不同道也。
故定宇之評毛詩注疏也，曰：「棟則以為宋儒之禍，甚于秦灰。
」見李集敬堂鶴征錄其激昂如是。
而江藩宋學淵源記乃謂： 近今漢學昌明，徧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诋宋學。
然本朝為漢學者，始于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雲：「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
」不以為非，且以為法，為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藩為此記，實本師說。
又曰： 藩少長吳門，習聞碩德耆彥談論。
……耆英雕謝，文獻無征，甚懼斯道之将墜，恥躬行之不逮也。
漢學師承記亦雲：「宋儒率履有餘，考鏡不足。
」 據此言之，當時吳學後起，轉不以诋宋過甚為然矣。
汪容甫好诋宋儒，其子孟慈為汪氏學行記乃謂是淩次仲之誣讕，子幹父蠱，亦物極必反也。
蓋幹、嘉以往诋宋之風，自東原起而愈甚，[漢學家诋宋始自東原]而東原論學之尊漢抑宋，則實有聞于蘇州惠氏之風而起也。
東原在四庫館，盜竊趙東潛校水經注，僞謂自永樂大典輯出，以邀榮寵，其心術可知。
時紀曉岚主館事，紀固好诋宋者，東原疏證，傥亦有牛鼎之意乎？ 東原論學之第二期 東原于乾隆丁醜二十二年，東原年三十五南遊揚州，識松崖于鹽運使盧雅雨見曾署，自是客揚州者四年。
[東原遊揚洲後論學态度之轉變]東原論學宗旨，其時以後蓋始變，此可以集中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一篇證之。
其文大意謂： 前九年，震自京師南還，始觌先生于揚……明年，聞先生殁于家。
今徒拜觀遺像，……自愧學無所就……莫能窺先生涯涘。
然病夫六經微言，後人以歧趨而失之也。
言者輙曰：「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于故訓，一主于義理。
」此誠震之大不解也者。
夫所謂理義，苟可以舍經而空憑胸臆，将人人鑿空得之，奚有于經學？惟空憑胸臆之卒無當于賢人聖人之理義，然後求之古經。
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也，然後求之故訓。
[故訓明則義理明]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賢人聖人之理義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
松崖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事于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确有據依。
彼歧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為？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
其亦遠乎先生之教矣。
東原是文作于乾隆乙酉，三十年，東原年四十三，見年譜而議論與前舉已大異。
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說，謂于義理、制數互有得失者，今則并歸一途，所得盡在漢，所失盡在宋，義理統于故訓典制，不啻曰即故訓即典制而義理矣。
是東原論學一轉而近于吳學惠派之證也。
其後四年，己醜，乾隆三十四年，東原年四十七東原為松崖弟子餘蕭客序古經解鈎沉，年譜謂： 後之論漢儒者，輙曰故訓之學雲爾，未與于理精而義明，則試诘以求理義于古經之外乎？若猶存古經中也，則鑿空者得乎？……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
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适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
是故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詞生訓也，其一守訛傳謬也。
緣詞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訛傳謬者，所據之經，并非其本經。
今仲林餘字得稽古之學于其鄉惠君定宇，惠君與餘相善，蓋嘗深嫉乎鑿空以為經也。
據是觀之，東原此數年論學，其深契乎惠氏故訓之說無疑矣。
東原卒後，淩廷堪為作事略狀，謂「東原于揚州見元和惠棟，論學有合」，決非虛語。
王昶為東原墓志銘，亦謂「惠、戴見于揚州，交相推重」。
王鳴盛亦言：「方今學者，斷推惠、戴兩先生。
惠君之治經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無以為是。
」見洪榜東原行狀謂「舍古無以為是」者，上之即亭林「舍經學無理學」之說，後之即東原求義理不得鑿空于古經外之論也。
然則惠、戴論學，求其歸極，均之于六經，要非異趨矣。
[惠主求古戴主求是并非異趨]江藩漢學師承記洪榜傳，稱榜為衛道儒，又全緣其與朱笥河發明東原論學一書，可證其時不徒東原極推惠，而為惠學者亦尊戴，吳、皖非分幟也。
其異者，則徽學原于述朱而為格物，其精在三禮，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韻、名物諸端，其用心常在會諸經而求其通；吳學則希心複古，以辨後起之僞說，其所治如周易，如尚書，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
故吳學進于專家，而徽學達于征實，王氏所謂「惠求其古，戴求其是」者，即指是等而言也。
東原言義理三書 東原言義理者有三書：一、原善，二、緒言，三、孟子字義疏證。
今據段玉裁所為東原年譜，約略考定其成書之年代如次： 年譜雲：先生大制作，若原善上、中、下三篇，若尚書今文古文考，若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皆癸未東原年四十一以前，癸酉、甲戌以後十年内作也。
玉裁于癸未皆嘗抄謄。
先生嘗言：「作原善首篇成，樂不可言，吃飯亦别有甘味。
」 此定東原原善三篇皆癸未以前作者，由懋堂于癸未皆嘗抄謄也。
至的在何年，則不可知。
懋堂謂是癸酉、甲戌以後十年内者，此亦約略之辭，并無确據。
[原善三篇初成在丁醜後]以今考之，原善三篇，大約在丁醜遊揚州識松崖以後，以東原論學至是始變也。
[戴氏原善與惠氏易微言之關系]松崖治易，既主還複于漢儒，而漢易率主象數占筮，少言義理，故松崖又為易微言，會納先秦、兩漢諸家與易辭相通者，依次列舉，間出己見。
其目為： 元、體元、無、潛、隐、愛、微、三微、知微之顯、幾、虛、獨、蜀獨同義、始、素、深、初、本、至、要、約、極、一、緻一、貫、一貫、忠恕之義、一貫之道、子、藏、心、養心。
以上為上卷 道、遠、玄、神、幽贊、幽明、妙、誠、仁、中、善、純、辨精字義、易簡、易簡缺性命、性反之辨、三才、才、情、積、天地尚積、聖學尚積、王者尚積、孟子言積善、三五、幹元用九天下治義、大、理、人心道心、誠獨之辨、生安之辨、精一之辨。
以上為下卷 大抵上卷言天道，下卷言人道，所謂義理存乎故訓，故訓當本漢儒，而周、秦諸子可以為之旁證也。
當時吳派學者實欲以此奪宋儒講義理之傳統，松崖粗發其緒而未竟。
松崖卒年六十二，其弟子江藩謂：「先生年五十後，始專心經術，早年頗研文詞、有漁洋山人菁華錄訓纂二十四卷。
史籍，有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旁及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其精力所注，尤在周易述一書，為之三十年，書垂成而疾革，遂阙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傳二篇。
」漢學師承記學者精力有限，松崖已靡精耗神于此，不得複深探潛索于彼，故雖抽其緒而未究厥奧也。
而東原原善三篇，則其文頗似受松崖易微言之影響。
張臯文評東原勾股割圜記，謂：「其書務為簡奧，變易舊名，恒不易了。
」此東原早年作風如此，即原善三篇，亦有故為簡奧之病，而其即故訓中求義理之意，則固明明與松崖出一轍也。
年譜雲：乾隆丙戌，三十一年，東原年四十四歲玉裁入都會試，見先生，雲：「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謂孟子字義疏證也。
玉裁未能遽請讀，先生沒後，孔戶部廣森付刻，乃得見，近日始窺其阃奧。
蓋先生原善三篇、論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
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
所謂理者，必求諸人情之無憾，而後即安，不得謂性為理。
懋堂此年但聞東原自稱「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而實未見，及後讀孔刻遺書有孟子字義疏證，姑推以為即今年之所著耳，其實亦無确據。
餘考東原字義疏證成書尚晚，證詳下此年所著，蓋非其書也。
年譜又雲：原善卷上、卷中、卷下，孔戶部所刊戴氏遺書第九合為一冊。
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見于戶部所刊文集中者也，玉裁既于癸未抄寫熟讀矣。
至丙戌見先生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仍以三章者分為建首，比類合義，古聖賢之理義，舉不外乎是。
孟子字義疏證，亦所以闡明此恉也。
今按：東原有原善自序，謂： 餘始為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趨也，後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為建首，次成上、中、下三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着矣。
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
以今之去古聖哲既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聞，積非成是，餘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今文集段氏經韻樓本所收，即始為之三章，遺書本則修改之上、中、下三卷也。
上卷十一章，中卷五章，下卷十六章，而每卷首章即文集本之三篇，惟語有改省。
又文集有讀易系辭論性、讀孟子論性兩篇，又即為遺書本原善卷上、卷中之二章，蓋以篇幅較長，可以分别成文，故又收之文集耳。
或東原當時，既成原善三篇，又成讀易系辭、孟子論性兩篇，遂增擴而為原善三卷也。
丙戌，懋堂入都，親見東原本原善三篇舊稿，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則東原所告懋堂「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者，實即原善三篇之擴大本，懋堂不察，未經面質，後遂誤認為東原所告乃指字義疏證也。
[原善三卷之擴大本在丙戌]今定原善三卷本成于丙戌東原四十四歲之年，則上推原善三篇，其初成亦決距此不甚遠，至遲在癸未，因是年懋堂已抄謄及之至早在丁醜，遇松崖之年先後不出十年也。
乙酉，東原過蘇州，題松崖授經圖。
原善擴大成書，即在其翌年。
東原深推松崖，謂舍故訓無以明理義，原善三卷，即本此精神而成書。
故曰：「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
」則東原論學著書，其受松崖之影響，居可見矣。
[緒言草創在己醜]年譜雲：孟子字義疏證原稿名緒言，有壬辰乾隆三十七年，東原年五十菊月寫本，程氏易田于丙申四十一年，東原年五十四影抄。
按：緒言一書，孔刊遺書未收，錢竹汀大昕、王述庵昶、洪蕊登榜、孔巽軒廣森述東原著書亦未及，惟粵雅堂叢書有之。
程易田以孟子字義疏證非定本，定本改名緒言，又言于丙申影抄是書，戴本首頁有「壬辰菊月寫本」六字，自壬辰至丙申未嘗改竄。
懋堂則以疏證為定本，而緒言是其初稿，語詳經韻樓集卷七答程易田丈書蓋懋堂之辨是也。
惟謂疏證成于東原四十四歲時則亦誤，其時所成者乃原善三卷本，已詳前論。
至緒言成書年月，據程易田與段懋堂劄，謂：「壬辰東原館京師朱文正珪家，自言曩在山西方伯署中，僞病者十數日，起而語方伯：『我非真病，乃發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極圖耳。
』」段氏謂：「僞病十餘日，正是造緒言。
竊揣此書剙始于乙酉、丙戌，成于己醜朱方伯署中。
」以上俱詳經韻樓集卷七答程易田丈書今考東原四十六歲戊子，應直隸總督方觀承聘，修直隸河渠書一百二卷，二十四冊。
适方氏卒，其書未竣，以卷帙之重大，故孔氏刊遺書亦未及。
其後書為吳江王履泰所竊，易名畿輔安瀾志，語詳經韻樓集卷七與方葆岩『觀承子』兩書，又有趙戴直隸河渠書辨。
蓋東原此書，亦自襲趙東潛原本也。
此後五年，仆仆道途，往來燕、晉間，精力全耗于方志。
己醜，會試不第，朱石君珪招遊山西，以是年五月往，而秋後又自藩署至汾州，修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庚寅乃竣。
是年又還都待辛卯會試，又不第。
複遊晉，修汾陽縣志。
翌年壬辰，自汾陽入京會試不第，而赴浙江，主金華書院。
據程易田轉述其僞病之說，緒言草創，應在己醜秋前客山西藩署時無疑。
懋堂謂剏始乙酉、丙戌必誤。
辨詳前惟易田影抄是書，首頁有「壬辰菊月寫本」字樣，則殆東原是年到浙，又将己醜舊稿寫定一番也。
[緒言完成在壬辰]據此則緒言一書，應是創始于己醜秋前，而完成于壬辰之菊月，又考錢大昕孝廉胡君墓志銘，謂：「胡亦常同謙既下第南歸，與休甯戴東原同舟，至富春江乃别。
舟中盡鈔東原所著書攜歸，特刊之東粵」雲雲。
東原緒言惟刊于粵雅堂叢書，而不識所自來，若即系胡氏傳鈔本，則緒言成于遊浙前，又得一證。
惟程易田影抄本，與今粵雅堂考刊本，是否有異同，今仍無從詳論。
至丙申易田影抄時未嘗改竄，而疏證尚在後，否則東原何弗示易田以疏證，而顧出其已廢之初稿耶？ [孟子字義疏證最晚成在丁酉]年譜又雲：先生丁酉乾隆四十二年，東原五十五歲，東原即卒是年。
正月十四日，作書與玉裁曰：「仆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于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
為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
古人曰理解者，即尋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言『依乎天理』，即所謂『彼節者有間』也。
古賢人聖人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于私為理，是以意見殺人，鹹自信為理矣。
此猶舍字義、制度、名物，去語言、訓诂，而欲得聖人之道于遺經也。
」 又丁酉四月二十四日，作劄與玉裁雲：「仆足疾已踰一載，不能出戶，定于秋初乞假南旋，實不複出也。
仆生平著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
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
」 又丁酉四月有答彭進士紹升書，洪榜作先生行狀，雲：「此先生沒前一月手書也。
」先生以所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示彭君。
彭君有書與先生，刻其文集内先生答此書。
今按：東原特提「理、欲」之辨以駁宋儒，其說惟見于疏證，原善、緒言皆無之。
丁酉與懋堂兩書，鄭重道及，正是初成書後語也。
疏證之作，定在丙申易田抄緒言之後，而即成于是年。
至翌年丁酉正月與段懋堂書，正為「理」字義解，乃疏證最後新得，故屬草既竟，即以函告。
及四月一劄，乃雲「仆生平著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則其新着初成躊躇滿志之情也。
段懋堂謂「緒言改定于丙申冬後，丁酉春前，是為孟子字義疏證」，亦答程書語其說最是。
若疏證早成在前，東原極自得意，以易田與東原之交情，不應影抄其緒言而不獲見其俊定之疏證，故使易田亦疑疏證之非定本，而東原若非預知今年五月将不起，亦何以疏證早成在前，久默不告懋堂，至是乃連續及之乎？文集卷八『經韻樓本』孟子字義疏證序題下附注「丙申」二字，是懋堂亦知疏證成于丙申，惜乎編年譜時，未能據之為定論。
其與彭允初書，由允初在京師，以二林居制義示東原，并索觀東原原善，是允初亦不知東原尚有疏證，東原乃并出新着疏證示之，允初贻書讨論，東原答書謂：「南旋定于何日？」是其時允初在京師也。
又吳江陸朗夫耀有複戴東原言理欲書，切問齋文鈔謂： 春杪接書，久未裁複。
……足下究心典籍，高出群儒，修述之事，方期身任，胡遽有秋令假歸之語？……來教舉近儒理欲之說，而謂其以有蔽之心，發為意見，自以為得理，而所執之理實謬，可謂切中俗儒之病。
細按此書，蓋在丁酉夏東原卒前。
東原于春杪緻書，謂秋令假歸者，即是與懋堂書所雲「足疾已踰一載，定于秋初乞假南旋」也。
時朗夫在濟南，東原疏證新成，不克郵示，而特寫疏證新得理欲一辨大意告之。
蓋東原言義理三書，惟理欲之辨，得之最後，在丙申、丁酉之交。
今集中有與某書，經韻樓本卷九不知某是誰人，及答彭允初書，又兩與段懋堂書，及此與陸朗夫書，可指數者已五通，大率盡在丁酉。
東原固自深喜其說，故一時屢屢道之，此又足證疏證成書定在丙申也。
今考與某書有雲： 治經先考字義，次通文理，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
漢儒故訓有師承，亦有時傅會；晉人傅會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為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在其所棄。
我輩讀書……宜平心體會經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則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從此失……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賢聖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
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實未能得。
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
則東原自字義明義理之說，至此仍未變，[治經先考字義之理論始終不變]惟謂「漢儒故訓亦有時傅會」，此在序餘蕭客古經解鈎沉已微發其意，謂經自漢經師所授受，已差違失次，其所謂釋複各持異解是也。
此東原早年亦言之，知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為定，其識自遠超乎依傍漢儒故訓者。
故洪榜與朱筠書見漢學師承記謂： [字義疏證即訓诂]戴氏論性道，莫備于其論孟子之書，而其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 固不得謂無當于東原論學宗旨也。
按：戴集九乙亥與姚姬傳書，謂：「凡仆所以尋求于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闇汶于後世也。
」疏證前稿取名緒言，即謂是聖人緒言耳，與字義疏證涵旨正同，惟不如字義疏證之顯豁，非有别解也。
又集八原善序謂：「餘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緒言」之「緒」，即「振茲墜緒」之「緒」。
又按：東原同時交遊有[錢大昕]曉征，号竹汀。
『1728－1804，年七十七』經史淹雅，一時無兩。
東原知名當世，亦由竹汀推挹。
然東原謂「并世學人必以竹汀為第二」，蓋以第一人自居也。
竹汀之學，所涉甚廣，而識力不高，持論惟循惠、戴藩籬。
嘗謂：「六經者，聖人之言。
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诂訓始。
诂訓必自漢儒，以其去古未遠。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琳經義雜識序』又雲：「有文字而後有诂訓，有诂訓而後有義理。
訓诂者，義理之所出，非别有義理出乎訓诂之外者也。
」『文集二十四經籍篡诂序』此二文皆成于嘉慶己未，時竹汀年七十二矣。
此等議論，不過為惠、戴诂訓、義理之辨推波助瀾，無足深論。
據竹汀年譜，始讀說文，研究聲音、文字、訓诂之原，已在乾隆庚寅，竹汀年四十三，上距惠、戴揚州締交亦十三年矣。
則竹汀治聲音、訓诂之學，實聞惠、戴而起者，宜東原之以第二人處之也。
其後如方植之漢學商兌、夏卯生仲子集，诋病漢學，竹汀亦不免。
而并時侪偶如周春松藹、『參讀清文彙卷二十五周春答同年錢竹汀少詹序』章學誠實齋，『參讀下章』皆贻書竹汀，期其于漢學偏弊，有所救正。
良以惠、戴而外，學足以拔趙立漢，别樹一幟者，端推竹汀也。
惜其識不足以
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為說。
賈公彥于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辄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阙』之義。
夫漢逮于周，而唐又遠于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
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為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
」見漢學師承記故其弟子楊超曾稱之，謂：「其學大抵以經為綱領，以傳為條目，以周、秦諸子為左證，以兩漢諸儒為羽翼，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疑則阙之。
」見楊超曾惠公墓志銘，收碑傳集 此天牧治經主從古訓，故一依漢儒，并旁求之于周、秦諸子，而不肯下取晚世唐、宋之說也。
先是吳江朱鶴齡長孺，号愚庵，始專力詞賦，顧亭林勖以本原之學，乃研思經義，所著有尚書埤傳、禹貢長箋、詩經通義諸書。
[朱鶴齡與陳啟源]其友陳啟源長發為毛詩稽古編，訓诂準爾雅，篇義準小序，诠釋大義準毛傳，力主釋經惟求合古之旨。
書成康熙丁卯，時天牧尚在幼年。
亦是吳人治經尊古崇漢一來曆也。
及松崖守父意益堅，遂着九經古義，謂「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诂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着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于學官，與經并行，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
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
餘家四世傳經，鹹通古義，因述家學作九經古義一書。
」九經古義述首。
又朱鶴齡書尚有易廣義略、春秋集說、左傳日鈔。
日鈔著錄四庫，其書多采亭林杜解補正。
定宇左傳補注，即承是書而起，為九經古義之一部。
此所謂守古訓，尊師傅，守家法，而漢學之壁壘遂定。
其弟子同縣餘蕭客、江聲諸人先後羽翼之，流風所被，海内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其端自惠氏發之，王昶惠定宇墓志銘而于是有「蘇州學派」之稱。
[吳皖學淵源之不同]今考惠學淵源與戴學不同者，戴學從尊宋述朱起腳，而惠學則自反宋複古而來。
顧亭林已言「理學之名，自宋始有，古之所謂理學者，經學也」。
而通經則先識字，識字則先考音，亭林為音學五書，大意在據唐以正宋，據古經以正唐，即以複古者為反宋，以經學之訓诂破宋明之語錄，其風流被三吳，是即吳學之遠源也。
而浙東姚江舊鄉，陽明之精神尚在，如梨洲兄弟駁易圖，陳幹初疑大學，毛西河盛推大學古本，力辨朱子，其動機在争程朱、陸王之舊案，而結果所得，則與亭林有殊途同歸之巧，使學者曉然于古經籍之與宋學，未必為一物。
其次如閻百詩辨古文尚書，其意固猶專朱，而結果所得，亦使人知通經端在溯古，晉、唐以下已可疑，更無論宋、明也。
江、浙人物荟萃，典冊流播，聲氣易傳，考核易廣，清初諸老，尚途轍各殊，不數十年，至蘇州惠氏出，而懷疑之精神變為笃信，辨僞之工夫轉向求真，其還歸漢儒者，乃自蔑棄唐宋而然。
[江艮庭與王西莊]又江聲字尗澐，号艮庭，生康熙六十年，卒嘉慶四年，年七十九。
自稱：「年三十五師事同郡惠松崖先生，見所著古文尚書考，始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妄人僞作，于是搜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古訓，以足成之，為尚書集注音疏。
」而同時王鳴盛鳳喈，生康熙六十一年，卒嘉慶二年，年七十六。
亦為尚書後案，自謂鄭氏康成一家之學。
謂：「秦火後伏生傳今文三十四篇，漢注猶在，予遍觀羣書，搜羅鄭注，惜已殘阙，聊取馬、王、傅、疏益之，至二十五篇，則别為後辨附焉。
」書成于乾隆己亥，又稱「就正于有道江聲，乃克成編」，其書乃在江氏師事定宇後二十四年也。
江氏集注創始乾隆辛巳，成于丁亥；又六年而成疏，則為癸巳。
王氏後案成于己亥，尚在江書成後六年。
然王氏自謂草創遠始乙醜，王氏年二十四，尚在江氏師事定宇前十年，而江書則起始于師事定宇後之六年也。
竊疑王書頗受江書影響，吳德旋聞見錄謂王鳴盛撰尚書後案，廷艮庭于家，商訂疑義。
故曰「就正有道，乃克成編」也。
其自述草創之年，可置勿論耳。
又二書皆自注而自疏之，亦師定宇周易述體例。
二書動機，皆由知東晉古文尚書及孔傳之僞，乃進而為漢人二十八篇原注之搜讨，其意向取徑，正猶惠氏父子知宋後言易圖不可信，乃進而為漢易之搜讨也。
此又蘇州漢學，其淵源在辨晉、宋以來僞說，乃轉而反向上求之一證。
[吳皖兩派之诋宋]故以徽學與吳學較，則吳學實為急進，為趨新，走先一步，帶有革命之氣度；而徽學以地僻風淳，大體仍襲東林遺緒，初志尚在闡宋，尚在述朱，并不如吳學高瞻遠矚，劃分漢、宋，若冀、越之不同道也。
故定宇之評毛詩注疏也，曰：「棟則以為宋儒之禍，甚于秦灰。
」見李集敬堂鶴征錄其激昂如是。
而江藩宋學淵源記乃謂： 近今漢學昌明，徧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诋宋學。
然本朝為漢學者，始于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雲：「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
」不以為非，且以為法，為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藩為此記，實本師說。
又曰： 藩少長吳門，習聞碩德耆彥談論。
……耆英雕謝，文獻無征，甚懼斯道之将墜，恥躬行之不逮也。
漢學師承記亦雲：「宋儒率履有餘，考鏡不足。
」 據此言之，當時吳學後起，轉不以诋宋過甚為然矣。
汪容甫好诋宋儒，其子孟慈為汪氏學行記乃謂是淩次仲之誣讕，子幹父蠱，亦物極必反也。
蓋幹、嘉以往诋宋之風，自東原起而愈甚，[漢學家诋宋始自東原]而東原論學之尊漢抑宋，則實有聞于蘇州惠氏之風而起也。
東原在四庫館，盜竊趙東潛校水經注，僞謂自永樂大典輯出，以邀榮寵，其心術可知。
時紀曉岚主館事，紀固好诋宋者，東原疏證，傥亦有牛鼎之意乎？ 東原論學之第二期 東原于乾隆丁醜二十二年，東原年三十五南遊揚州，識松崖于鹽運使盧雅雨見曾署，自是客揚州者四年。
[東原遊揚洲後論學态度之轉變]東原論學宗旨，其時以後蓋始變，此可以集中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一篇證之。
其文大意謂： 前九年，震自京師南還，始觌先生于揚……明年，聞先生殁于家。
今徒拜觀遺像，……自愧學無所就……莫能窺先生涯涘。
然病夫六經微言，後人以歧趨而失之也。
言者輙曰：「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于故訓，一主于義理。
」此誠震之大不解也者。
夫所謂理義，苟可以舍經而空憑胸臆，将人人鑿空得之，奚有于經學？惟空憑胸臆之卒無當于賢人聖人之理義，然後求之古經。
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也，然後求之故訓。
[故訓明則義理明]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賢人聖人之理義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
松崖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事于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确有據依。
彼歧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為？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
其亦遠乎先生之教矣。
東原是文作于乾隆乙酉，三十年，東原年四十三，見年譜而議論與前舉已大異。
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說，謂于義理、制數互有得失者，今則并歸一途，所得盡在漢，所失盡在宋，義理統于故訓典制，不啻曰即故訓即典制而義理矣。
是東原論學一轉而近于吳學惠派之證也。
其後四年，己醜，乾隆三十四年，東原年四十七東原為松崖弟子餘蕭客序古經解鈎沉，年譜謂： 後之論漢儒者，輙曰故訓之學雲爾，未與于理精而義明，則試诘以求理義于古經之外乎？若猶存古經中也，則鑿空者得乎？……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
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适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
是故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詞生訓也，其一守訛傳謬也。
緣詞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訛傳謬者，所據之經，并非其本經。
今仲林餘字得稽古之學于其鄉惠君定宇，惠君與餘相善，蓋嘗深嫉乎鑿空以為經也。
據是觀之，東原此數年論學，其深契乎惠氏故訓之說無疑矣。
東原卒後，淩廷堪為作事略狀，謂「東原于揚州見元和惠棟，論學有合」，決非虛語。
王昶為東原墓志銘，亦謂「惠、戴見于揚州，交相推重」。
王鳴盛亦言：「方今學者，斷推惠、戴兩先生。
惠君之治經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無以為是。
」見洪榜東原行狀謂「舍古無以為是」者，上之即亭林「舍經學無理學」之說，後之即東原求義理不得鑿空于古經外之論也。
然則惠、戴論學，求其歸極，均之于六經，要非異趨矣。
[惠主求古戴主求是并非異趨]江藩漢學師承記洪榜傳，稱榜為衛道儒，又全緣其與朱笥河發明東原論學一書，可證其時不徒東原極推惠，而為惠學者亦尊戴，吳、皖非分幟也。
其異者，則徽學原于述朱而為格物，其精在三禮，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韻、名物諸端，其用心常在會諸經而求其通；吳學則希心複古，以辨後起之僞說，其所治如周易，如尚書，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
故吳學進于專家，而徽學達于征實，王氏所謂「惠求其古，戴求其是」者，即指是等而言也。
東原言義理三書 東原言義理者有三書：一、原善，二、緒言，三、孟子字義疏證。
今據段玉裁所為東原年譜，約略考定其成書之年代如次： 年譜雲：先生大制作，若原善上、中、下三篇，若尚書今文古文考，若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皆癸未東原年四十一以前，癸酉、甲戌以後十年内作也。
玉裁于癸未皆嘗抄謄。
先生嘗言：「作原善首篇成，樂不可言，吃飯亦别有甘味。
」 此定東原原善三篇皆癸未以前作者，由懋堂于癸未皆嘗抄謄也。
至的在何年，則不可知。
懋堂謂是癸酉、甲戌以後十年内者，此亦約略之辭，并無确據。
[原善三篇初成在丁醜後]以今考之，原善三篇，大約在丁醜遊揚州識松崖以後，以東原論學至是始變也。
[戴氏原善與惠氏易微言之關系]松崖治易，既主還複于漢儒，而漢易率主象數占筮，少言義理，故松崖又為易微言，會納先秦、兩漢諸家與易辭相通者，依次列舉，間出己見。
其目為： 元、體元、無、潛、隐、愛、微、三微、知微之顯、幾、虛、獨、蜀獨同義、始、素、深、初、本、至、要、約、極、一、緻一、貫、一貫、忠恕之義、一貫之道、子、藏、心、養心。
以上為上卷 道、遠、玄、神、幽贊、幽明、妙、誠、仁、中、善、純、辨精字義、易簡、易簡缺性命、性反之辨、三才、才、情、積、天地尚積、聖學尚積、王者尚積、孟子言積善、三五、幹元用九天下治義、大、理、人心道心、誠獨之辨、生安之辨、精一之辨。
以上為下卷 大抵上卷言天道，下卷言人道，所謂義理存乎故訓，故訓當本漢儒，而周、秦諸子可以為之旁證也。
當時吳派學者實欲以此奪宋儒講義理之傳統，松崖粗發其緒而未竟。
松崖卒年六十二，其弟子江藩謂：「先生年五十後，始專心經術，早年頗研文詞、有漁洋山人菁華錄訓纂二十四卷。
史籍，有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旁及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其精力所注，尤在周易述一書，為之三十年，書垂成而疾革，遂阙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傳二篇。
」漢學師承記學者精力有限，松崖已靡精耗神于此，不得複深探潛索于彼，故雖抽其緒而未究厥奧也。
而東原原善三篇，則其文頗似受松崖易微言之影響。
張臯文評東原勾股割圜記，謂：「其書務為簡奧，變易舊名，恒不易了。
」此東原早年作風如此，即原善三篇，亦有故為簡奧之病，而其即故訓中求義理之意，則固明明與松崖出一轍也。
年譜雲：乾隆丙戌，三十一年，東原年四十四歲玉裁入都會試，見先生，雲：「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謂孟子字義疏證也。
玉裁未能遽請讀，先生沒後，孔戶部廣森付刻，乃得見，近日始窺其阃奧。
蓋先生原善三篇、論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
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
所謂理者，必求諸人情之無憾，而後即安，不得謂性為理。
懋堂此年但聞東原自稱「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而實未見，及後讀孔刻遺書有孟子字義疏證，姑推以為即今年之所著耳，其實亦無确據。
餘考東原字義疏證成書尚晚，證詳下此年所著，蓋非其書也。
年譜又雲：原善卷上、卷中、卷下，孔戶部所刊戴氏遺書第九合為一冊。
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見于戶部所刊文集中者也，玉裁既于癸未抄寫熟讀矣。
至丙戌見先生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仍以三章者分為建首，比類合義，古聖賢之理義，舉不外乎是。
孟子字義疏證，亦所以闡明此恉也。
今按：東原有原善自序，謂： 餘始為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趨也，後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為建首，次成上、中、下三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着矣。
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
以今之去古聖哲既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聞，積非成是，餘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今文集段氏經韻樓本所收，即始為之三章，遺書本則修改之上、中、下三卷也。
上卷十一章，中卷五章，下卷十六章，而每卷首章即文集本之三篇，惟語有改省。
又文集有讀易系辭論性、讀孟子論性兩篇，又即為遺書本原善卷上、卷中之二章，蓋以篇幅較長，可以分别成文，故又收之文集耳。
或東原當時，既成原善三篇，又成讀易系辭、孟子論性兩篇，遂增擴而為原善三卷也。
丙戌，懋堂入都，親見東原本原善三篇舊稿，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則東原所告懋堂「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者，實即原善三篇之擴大本，懋堂不察，未經面質，後遂誤認為東原所告乃指字義疏證也。
[原善三卷之擴大本在丙戌]今定原善三卷本成于丙戌東原四十四歲之年，則上推原善三篇，其初成亦決距此不甚遠，至遲在癸未，因是年懋堂已抄謄及之至早在丁醜，遇松崖之年先後不出十年也。
乙酉，東原過蘇州，題松崖授經圖。
原善擴大成書，即在其翌年。
東原深推松崖，謂舍故訓無以明理義，原善三卷，即本此精神而成書。
故曰：「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
」則東原論學著書，其受松崖之影響，居可見矣。
[緒言草創在己醜]年譜雲：孟子字義疏證原稿名緒言，有壬辰乾隆三十七年，東原年五十菊月寫本，程氏易田于丙申四十一年，東原年五十四影抄。
按：緒言一書，孔刊遺書未收，錢竹汀大昕、王述庵昶、洪蕊登榜、孔巽軒廣森述東原著書亦未及，惟粵雅堂叢書有之。
程易田以孟子字義疏證非定本，定本改名緒言，又言于丙申影抄是書，戴本首頁有「壬辰菊月寫本」六字，自壬辰至丙申未嘗改竄。
懋堂則以疏證為定本，而緒言是其初稿，語詳經韻樓集卷七答程易田丈書蓋懋堂之辨是也。
惟謂疏證成于東原四十四歲時則亦誤，其時所成者乃原善三卷本，已詳前論。
至緒言成書年月，據程易田與段懋堂劄，謂：「壬辰東原館京師朱文正珪家，自言曩在山西方伯署中，僞病者十數日，起而語方伯：『我非真病，乃發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極圖耳。
』」段氏謂：「僞病十餘日，正是造緒言。
竊揣此書剙始于乙酉、丙戌，成于己醜朱方伯署中。
」以上俱詳經韻樓集卷七答程易田丈書今考東原四十六歲戊子，應直隸總督方觀承聘，修直隸河渠書一百二卷，二十四冊。
适方氏卒，其書未竣，以卷帙之重大，故孔氏刊遺書亦未及。
其後書為吳江王履泰所竊，易名畿輔安瀾志，語詳經韻樓集卷七與方葆岩『觀承子』兩書，又有趙戴直隸河渠書辨。
蓋東原此書，亦自襲趙東潛原本也。
此後五年，仆仆道途，往來燕、晉間，精力全耗于方志。
己醜，會試不第，朱石君珪招遊山西，以是年五月往，而秋後又自藩署至汾州，修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庚寅乃竣。
是年又還都待辛卯會試，又不第。
複遊晉，修汾陽縣志。
翌年壬辰，自汾陽入京會試不第，而赴浙江，主金華書院。
據程易田轉述其僞病之說，緒言草創，應在己醜秋前客山西藩署時無疑。
懋堂謂剏始乙酉、丙戌必誤。
辨詳前惟易田影抄是書，首頁有「壬辰菊月寫本」字樣，則殆東原是年到浙，又将己醜舊稿寫定一番也。
[緒言完成在壬辰]據此則緒言一書，應是創始于己醜秋前，而完成于壬辰之菊月，又考錢大昕孝廉胡君墓志銘，謂：「胡亦常同謙既下第南歸，與休甯戴東原同舟，至富春江乃别。
舟中盡鈔東原所著書攜歸，特刊之東粵」雲雲。
東原緒言惟刊于粵雅堂叢書，而不識所自來，若即系胡氏傳鈔本，則緒言成于遊浙前，又得一證。
惟程易田影抄本，與今粵雅堂考刊本，是否有異同，今仍無從詳論。
至丙申易田影抄時未嘗改竄，而疏證尚在後，否則東原何弗示易田以疏證，而顧出其已廢之初稿耶？ [孟子字義疏證最晚成在丁酉]年譜又雲：先生丁酉乾隆四十二年，東原五十五歲，東原即卒是年。
正月十四日，作書與玉裁曰：「仆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于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
為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
古人曰理解者，即尋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言『依乎天理』，即所謂『彼節者有間』也。
古賢人聖人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于私為理，是以意見殺人，鹹自信為理矣。
此猶舍字義、制度、名物，去語言、訓诂，而欲得聖人之道于遺經也。
」 又丁酉四月二十四日，作劄與玉裁雲：「仆足疾已踰一載，不能出戶，定于秋初乞假南旋，實不複出也。
仆生平著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
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
」 又丁酉四月有答彭進士紹升書，洪榜作先生行狀，雲：「此先生沒前一月手書也。
」先生以所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示彭君。
彭君有書與先生，刻其文集内先生答此書。
今按：東原特提「理、欲」之辨以駁宋儒，其說惟見于疏證，原善、緒言皆無之。
丁酉與懋堂兩書，鄭重道及，正是初成書後語也。
疏證之作，定在丙申易田抄緒言之後，而即成于是年。
至翌年丁酉正月與段懋堂書，正為「理」字義解，乃疏證最後新得，故屬草既竟，即以函告。
及四月一劄，乃雲「仆生平著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則其新着初成躊躇滿志之情也。
段懋堂謂「緒言改定于丙申冬後，丁酉春前，是為孟子字義疏證」，亦答程書語其說最是。
若疏證早成在前，東原極自得意，以易田與東原之交情，不應影抄其緒言而不獲見其俊定之疏證，故使易田亦疑疏證之非定本，而東原若非預知今年五月将不起，亦何以疏證早成在前，久默不告懋堂，至是乃連續及之乎？文集卷八『經韻樓本』孟子字義疏證序題下附注「丙申」二字，是懋堂亦知疏證成于丙申，惜乎編年譜時，未能據之為定論。
其與彭允初書，由允初在京師，以二林居制義示東原，并索觀東原原善，是允初亦不知東原尚有疏證，東原乃并出新着疏證示之，允初贻書讨論，東原答書謂：「南旋定于何日？」是其時允初在京師也。
又吳江陸朗夫耀有複戴東原言理欲書，切問齋文鈔謂： 春杪接書，久未裁複。
……足下究心典籍，高出群儒，修述之事，方期身任，胡遽有秋令假歸之語？……來教舉近儒理欲之說，而謂其以有蔽之心，發為意見，自以為得理，而所執之理實謬，可謂切中俗儒之病。
細按此書，蓋在丁酉夏東原卒前。
東原于春杪緻書，謂秋令假歸者，即是與懋堂書所雲「足疾已踰一載，定于秋初乞假南旋」也。
時朗夫在濟南，東原疏證新成，不克郵示，而特寫疏證新得理欲一辨大意告之。
蓋東原言義理三書，惟理欲之辨，得之最後，在丙申、丁酉之交。
今集中有與某書，經韻樓本卷九不知某是誰人，及答彭允初書，又兩與段懋堂書，及此與陸朗夫書，可指數者已五通，大率盡在丁酉。
東原固自深喜其說，故一時屢屢道之，此又足證疏證成書定在丙申也。
今考與某書有雲： 治經先考字義，次通文理，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
漢儒故訓有師承，亦有時傅會；晉人傅會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為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在其所棄。
我輩讀書……宜平心體會經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則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從此失……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賢聖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
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實未能得。
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
則東原自字義明義理之說，至此仍未變，[治經先考字義之理論始終不變]惟謂「漢儒故訓亦有時傅會」，此在序餘蕭客古經解鈎沉已微發其意，謂經自漢經師所授受，已差違失次，其所謂釋複各持異解是也。
此東原早年亦言之，知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為定，其識自遠超乎依傍漢儒故訓者。
故洪榜與朱筠書見漢學師承記謂： [字義疏證即訓诂]戴氏論性道，莫備于其論孟子之書，而其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 固不得謂無當于東原論學宗旨也。
按：戴集九乙亥與姚姬傳書，謂：「凡仆所以尋求于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闇汶于後世也。
」疏證前稿取名緒言，即謂是聖人緒言耳，與字義疏證涵旨正同，惟不如字義疏證之顯豁，非有别解也。
又集八原善序謂：「餘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緒言」之「緒」，即「振茲墜緒」之「緒」。
又按：東原同時交遊有[錢大昕]曉征，号竹汀。
『1728－1804，年七十七』經史淹雅，一時無兩。
東原知名當世，亦由竹汀推挹。
然東原謂「并世學人必以竹汀為第二」，蓋以第一人自居也。
竹汀之學，所涉甚廣，而識力不高，持論惟循惠、戴藩籬。
嘗謂：「六經者，聖人之言。
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诂訓始。
诂訓必自漢儒，以其去古未遠。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琳經義雜識序』又雲：「有文字而後有诂訓，有诂訓而後有義理。
訓诂者，義理之所出，非别有義理出乎訓诂之外者也。
」『文集二十四經籍篡诂序』此二文皆成于嘉慶己未，時竹汀年七十二矣。
此等議論，不過為惠、戴诂訓、義理之辨推波助瀾，無足深論。
據竹汀年譜，始讀說文，研究聲音、文字、訓诂之原，已在乾隆庚寅，竹汀年四十三，上距惠、戴揚州締交亦十三年矣。
則竹汀治聲音、訓诂之學，實聞惠、戴而起者，宜東原之以第二人處之也。
其後如方植之漢學商兌、夏卯生仲子集，诋病漢學，竹汀亦不免。
而并時侪偶如周春松藹、『參讀清文彙卷二十五周春答同年錢竹汀少詹序』章學誠實齋，『參讀下章』皆贻書竹汀，期其于漢學偏弊，有所救正。
良以惠、戴而外，學足以拔趙立漢，别樹一幟者，端推竹汀也。
惜其識不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