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顧亭林 附：馬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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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值漢學極盛，推溯來曆，亦謂起明季，與四庫館臣之言相應。
此自清儒正論，謂考證由顧、閻開山，其說起挽近，按實固無據也。
[清儒考證學之來曆] 餘又考方東樹漢學商兌序謂： [清儒治考證之三派]近世為漢學考證著書辟宋儒，以言心、言性、言理為厲禁，究其所以為之罪者不過三端：一則以其講學标榜門戶分争，為害于家國。
一則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堕于空虛心學禅宗，為歧于聖道。
一則以其高談性命，束書不觀，空疎不學，為荒于經術。
而其人所以為言之指亦有數等：若黃震、萬斯同、顧亭林輩，自是目擊時弊，意有所激，創為救病之論，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
楊慎、焦竑、毛奇齡輩，則出于淺肆矜名，深妒宋史創立道學傳，若加乎儒林之上，緣隙奮筆，忿設诐辭。
若夫好學而愚，智不足以識真，如東吳惠氏、武進臧氏，則為闇于是非。
其言分漢學為三派，亦良有見地。
如其所舉，漢學家辟宋儒三罪，苟依梨洲明儒學案序所闡，流弊皆可免。
亭林「經學即理學」之論，雖意切救時，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誠有如方氏之所譏者。
惟以亭林與毛氏、惠氏之俦，一例以考證學者目之，亦方氏所不取也。
抑「經學即理學，舍經學安所得理學」之說，亦非亭林首創。
牧齋初學集卷二十八新刻十三經注疏序文作于崇祯十二年十一月已謂： [經學即理學論之來源]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
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也。
離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标目，務勝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窮诘。
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複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絕續之大端也。
[錢牧齋]牧齋此言，即亭林「經學即理學」之說。
兩人立身制行，固不可拟，然言思轍迹之同，皎然有不可掩者。
又初學集卷七十九與卓去病論經學書謂： 六經之學，淵源于兩漢，大備于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誠亦有之，然其訓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義去聖賢之門猶未遠也。
學者治經，必以漢人為宗主。
漢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後求之近代；庶幾聖賢之門仞可窺，儒先之钤鍵可得。
此則俨然幹嘉漢學家理論矣。
牧齋乃當時南方文史冠冕，經學非其所長，顧其對經學議論已如是。
亭林與牧齋雖疏，然亭林友好如歸玄恭、潘力田、吳赤溟諸人，皆與牧齋有雅，梨洲、晚村與牧齋過從亦密，其後閻百詩并推牧齋、黃、顧為「海内三讀書人」，清初經史之學，牧齋不能絕無影響，又可知矣。
參閱有學集卷十七賴古堂文選序論明末經學三缪、史學三缪牧齋于理學不深談，而極推陽明，參閱初學集卷四十四重修維揚書院記其論明末學弊，頗诋王、李，與帖括、語錄并舉，目為俗學。
參閱初學集卷三十五贈别方子玄進士序而自述學問途轍，則溯源震川，謂： 先生鑽研六經，含茹雒、閩之學，而追遡其元本。
謂秦火已後，儒者專門名家，确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于漢、唐而乍辟于有宋；儒林、道學分為兩科，儒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溪、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
真知獨信，側出于千載之下。
有學集卷十六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 [牧齋與震川]則震川在當時，先已有決破南宋以下理學藩籬，而直窮經籍之志矣。
故曰： 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
夫能明于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于講道也。
震川集卷九送何氏二子序 「講道」、「講經」之分，其言為牧齋所襲，見上引即亭林「經學」、「理學」之辨也。
而清初學者治經諸大端，如辨易圖、辨尚書今古文、辨詩風淫正、考春秋氏族土地、辨周官郊丘祀典，震川皆已及之。
參閱震川集卷一易圖論、尚書叙錄，卷二經叙錄序諸篇特震川專力古文，于經學未能自赴其所見。
至牧齋亦以文史自負，然其述途轍，辨趨向，争儒林、道學之分合，平反漢、宋經義之失得，則昭乎确乎其為震川之遺說也。
梨洲文史之業，接踵牧齋，步趨未變。
而亭林漫遊河、淮，于江左文史夙習，滌棄若盡，要其辨經學、理學，分漢、宋疆界，則終亦不能遠異于其鄉先生之緒論耳。
近人既推亭林為漢學開山，以其力斥陽明良知之說，遂謂清初漢學之興，全出明末王學反動，夫豈盡然？或乃謂清初經學複興，乃受明代文人王、李複古之影響，是亦考之于常熟、昆山之兩集而未見其合也。
植之既為商兌，陽湖李申耆兆洛贻書讨論，謂： 漢、宋紛纭，亦事勢相激使然。
明代以八股取士，學士低首束縛于集注之日久，久則厭而思遁。
一二才智之士，鑿空造奇，一遁而之子，再遁而之史，然皆不能越集注範圍。
漢學興，于是乎以注攻注，以為得計，其實非為解經，為八股耳。
[漢學考證與科舉八股]此則謂漢學之興，全從八股反動，較之方說，似為偏舉，然視今日全以清初學術為王學反動者，猶為得之。
且李氏此意，桐城姚鼐姬傳已先言之曰： 元、明以來，以程、朱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為其學者，以為進趨富貴而已。
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其得，亦不知其所以得也。
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今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攻駁程、朱為能。
倡于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為學術之害。
惜抱軒文集六複蔣松如書 又曰： 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于功令，未必果當于道。
及其久，意見益偏，不複能深思熟玩于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于蔽陷之過而不自知。
近世如休甯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為論之僻，則更有甚于流俗者。
文後集一程綿莊文集序 是皆以清代漢學為激起于八股也。
此不僅姚、李言之，即治漢學者亦言之。
王昶為惠棟作墓志銘，亦謂： 自孔、賈奉勅作正義，而漢、魏、六朝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之說并廢。
又近時吳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時文倡導學者，而經術益衰。
先生生數千載後，耽思旁訊，探古訓不傳之秘，以求聖賢之微言大義。
流風所煽，海内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發之。
此亦以幹嘉經學發轫，針對當時之時文應舉言也。
江藩亦雲： 有明一代，囿于性理，汨于制義，無一人知讀古經注疏者。
漢學師承記卷八 則謂幹嘉經學考古之風，為有激于舉業，固清儒之公言矣。
亭林亦謂： 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于鹹陽之所坑。
日知錄卷十六 閻百詩亦謂： 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時文者而極。
潛邱剳記 則即謂清初考古博雅之風，乃有激于當世之時文舉業而然，亦不為過。
集注束縛人既久，而八股亦遂有不依注以為高者，此風盛于明末。
清初如呂晚村、陸稼書盛唱尊朱，其實隻求為八股者一字一句反之朱注，與亭林諸人之求反之漢、唐注疏者，取術雖不同，其為針對當時時文八股之風尚習俗而發則一也。
故亭林治經學，所謂明流變，求證佐，以開後世之塗轍者，明人已導其先路。
而亭林所以尊經之論，謂經學即理學，舍經學無理學可言，求以易前人之徽幟者，亦非亭林獨創。
考證博雅之學之所由日盛，其事亦多端，惟亭林以竣絕之姿，為斬截之論，既謂經學即理學，因以明經即明道，而謂救世之道在是。
至欲一切反今以複之古，其于音韻，至謂「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複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此何以免「迂而難行」之诮？四庫提要評日知錄語。
歸玄恭遺着有與顧甯人書，亦謂：「友人頗傳兄論音韻必宗上古，謂孔子未免有誤，不亦迂怪之甚！」此則尤評骘亭林學術者之所當知也。
[日知錄]然亭林著述之盛，要當首推日知錄。
亭林自謂日知錄一書，「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後王」。
與楊雪臣書又謂「有王者起，将以見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
與人書二十五其門人潘耒為之序，亦謂先生之學： [經世與考訂]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讨論其所以然。
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
……出必載書數簏自随。
旅店少休，披尋搜讨，曾無倦色。
有一疑義，反複參考，必歸于至當。
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
……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随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
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财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
至于歎禮教之衰遲，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為深切着明……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采用其說，見諸施行，于世道人心，實非小補。
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着此書之意也。
[日知錄最用意處]是亭林此書，最所用意，如潘氏所稱述，實在第十三卷之論風俗，即上述所謂亭林行己之教者，既已不為後世重視。
至其撥亂滌污，博考治道，欲見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者，後儒亦舍棄不道。
故四庫提要評此書，意見乃與潘氏正相反。
以為： [後人對日知錄評價之轉移]炎武生于明末，喜談經世之務。
激于時事，慨然以複古為志。
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
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複起，必舉今日之音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務，殆非笃論矣。
近人章炳麟檢論哀焚書謂： 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孫氏則夏峯集，顧氏則亭林集、日知錄，黃氏則行朝錄、南雷文案，及諸文士侯、魏、丘、彭所纂述，皆以诋觸見燼。
其後紀昀等作提要，孫、顧諸家稍複入錄，而頗去其貶文。
或曰朱、邵數君子實左右之。
[今本日知錄因诋觸見删]今考亭林與人書，既言「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與楊雪臣書又謂「未敢為今人道。
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與人書二十五又曰：「惟多寫數本以诒之同好，庶不為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
」與友人論門人書又初刻日知錄自序亦曰：「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于是刻。
」則亭林日知錄在當時實多避忌。
刻本流傳，既非日知錄之全。
而今傳三十三卷足本，亦複有所去，非亭林絕筆之真，斷可想矣。
今刻本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有錄無書，即因語有诋觸而去之未盡，乃猶誤存其條目也。
近人黃侃季剛有日知錄校記，據傳鈔本有此條，文長六、七百宇，又他所删改處甚多。
而當時館臣所以深貶日知錄之經濟無當，其為媚清取容，更無俟深論。
故于原書論政諸端，全不一及，而獨拈音學五書序一語輕緻譏彈，顯見其為遁辭。
道光十三年癸巳，陽湖李兆洛申耆、嘉定黃汝成潛夫為日知錄作箋注，始謂「中言時務八卷，乃全書精華。
亭林所雲為王者取法也。
欲于漕運、河務、鹽政諸大端，皆博采名臣奏議及時賢論議，與相發明」。
『語見蔣彤李申耆年諧。
』先是泾縣包世臣慎伯，于申耆處得讀日知錄，亦謂「其書經國碩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風俗而大為之防；惟摘章句以說經，及畸零證據，猶未免經生射策之習」。
而同時邵陽魏源默灤為賀長齡編經世文編，亦多采此書。
日知錄評價遂又一變。
要之亭林論治之見，其是非可無論，至其經世之志，為日知錄一書之本幹者，其後亦未為清儒所紹續，則即此可見也。
何義門菰中随筆序，謂「亭林身後遺書，悉歸其甥東海徐氏，然不知愛惜，或為人取去」。
亭林有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何氏于徐處見一帙，言治河事，皆細書，不識能寶藏否。
若遂付之鼠齧蟲穿，不惟有負亭林，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今其書已失。
又錢氏十駕齋養新錄，大旨似日知錄，而經世時務之略，概不一及。
即此可征學術精神之轉向也。
[纂輯之學風]然則清儒所重視于日知錄者何在？曰：亦在其成書之方法，而不在其旨義。
所謂日知錄成書方法者，其最顯著之面目，厥為纂輯。
亭林嘗自述先祖之教，以為： [著書不如鈔書]「著書不如鈔書。
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
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
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
」……
此自清儒正論，謂考證由顧、閻開山，其說起挽近，按實固無據也。
[清儒考證學之來曆] 餘又考方東樹漢學商兌序謂： [清儒治考證之三派]近世為漢學考證著書辟宋儒，以言心、言性、言理為厲禁，究其所以為之罪者不過三端：一則以其講學标榜門戶分争，為害于家國。
一則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堕于空虛心學禅宗，為歧于聖道。
一則以其高談性命，束書不觀，空疎不學，為荒于經術。
而其人所以為言之指亦有數等：若黃震、萬斯同、顧亭林輩，自是目擊時弊，意有所激，創為救病之論，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
楊慎、焦竑、毛奇齡輩，則出于淺肆矜名，深妒宋史創立道學傳，若加乎儒林之上，緣隙奮筆，忿設诐辭。
若夫好學而愚，智不足以識真，如東吳惠氏、武進臧氏，則為闇于是非。
其言分漢學為三派，亦良有見地。
如其所舉，漢學家辟宋儒三罪，苟依梨洲明儒學案序所闡，流弊皆可免。
亭林「經學即理學」之論，雖意切救時，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誠有如方氏之所譏者。
惟以亭林與毛氏、惠氏之俦，一例以考證學者目之，亦方氏所不取也。
抑「經學即理學，舍經學安所得理學」之說，亦非亭林首創。
牧齋初學集卷二十八新刻十三經注疏序文作于崇祯十二年十一月已謂： [經學即理學論之來源]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
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也。
離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标目，務勝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窮诘。
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複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絕續之大端也。
[錢牧齋]牧齋此言，即亭林「經學即理學」之說。
兩人立身制行，固不可拟，然言思轍迹之同，皎然有不可掩者。
又初學集卷七十九與卓去病論經學書謂： 六經之學，淵源于兩漢，大備于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誠亦有之，然其訓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義去聖賢之門猶未遠也。
學者治經，必以漢人為宗主。
漢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後求之近代；庶幾聖賢之門仞可窺，儒先之钤鍵可得。
此則俨然幹嘉漢學家理論矣。
牧齋乃當時南方文史冠冕，經學非其所長，顧其對經學議論已如是。
亭林與牧齋雖疏，然亭林友好如歸玄恭、潘力田、吳赤溟諸人，皆與牧齋有雅，梨洲、晚村與牧齋過從亦密，其後閻百詩并推牧齋、黃、顧為「海内三讀書人」，清初經史之學，牧齋不能絕無影響，又可知矣。
參閱有學集卷十七賴古堂文選序論明末經學三缪、史學三缪牧齋于理學不深談，而極推陽明，參閱初學集卷四十四重修維揚書院記其論明末學弊，頗诋王、李，與帖括、語錄并舉，目為俗學。
參閱初學集卷三十五贈别方子玄進士序而自述學問途轍，則溯源震川，謂： 先生鑽研六經，含茹雒、閩之學，而追遡其元本。
謂秦火已後，儒者專門名家，确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于漢、唐而乍辟于有宋；儒林、道學分為兩科，儒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溪、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
真知獨信，側出于千載之下。
有學集卷十六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 [牧齋與震川]則震川在當時，先已有決破南宋以下理學藩籬，而直窮經籍之志矣。
故曰： 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
夫能明于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于講道也。
震川集卷九送何氏二子序 「講道」、「講經」之分，其言為牧齋所襲，見上引即亭林「經學」、「理學」之辨也。
而清初學者治經諸大端，如辨易圖、辨尚書今古文、辨詩風淫正、考春秋氏族土地、辨周官郊丘祀典，震川皆已及之。
參閱震川集卷一易圖論、尚書叙錄，卷二經叙錄序諸篇特震川專力古文，于經學未能自赴其所見。
至牧齋亦以文史自負，然其述途轍，辨趨向，争儒林、道學之分合，平反漢、宋經義之失得，則昭乎确乎其為震川之遺說也。
梨洲文史之業，接踵牧齋，步趨未變。
而亭林漫遊河、淮，于江左文史夙習，滌棄若盡，要其辨經學、理學，分漢、宋疆界，則終亦不能遠異于其鄉先生之緒論耳。
近人既推亭林為漢學開山，以其力斥陽明良知之說，遂謂清初漢學之興，全出明末王學反動，夫豈盡然？或乃謂清初經學複興，乃受明代文人王、李複古之影響，是亦考之于常熟、昆山之兩集而未見其合也。
植之既為商兌，陽湖李申耆兆洛贻書讨論，謂： 漢、宋紛纭，亦事勢相激使然。
明代以八股取士，學士低首束縛于集注之日久，久則厭而思遁。
一二才智之士，鑿空造奇，一遁而之子，再遁而之史，然皆不能越集注範圍。
漢學興，于是乎以注攻注，以為得計，其實非為解經，為八股耳。
[漢學考證與科舉八股]此則謂漢學之興，全從八股反動，較之方說，似為偏舉，然視今日全以清初學術為王學反動者，猶為得之。
且李氏此意，桐城姚鼐姬傳已先言之曰： 元、明以來，以程、朱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為其學者，以為進趨富貴而已。
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其得，亦不知其所以得也。
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今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攻駁程、朱為能。
倡于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為學術之害。
惜抱軒文集六複蔣松如書 又曰： 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于功令，未必果當于道。
及其久，意見益偏，不複能深思熟玩于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于蔽陷之過而不自知。
近世如休甯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為論之僻，則更有甚于流俗者。
文後集一程綿莊文集序 是皆以清代漢學為激起于八股也。
此不僅姚、李言之，即治漢學者亦言之。
王昶為惠棟作墓志銘，亦謂： 自孔、賈奉勅作正義，而漢、魏、六朝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之說并廢。
又近時吳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時文倡導學者，而經術益衰。
先生生數千載後，耽思旁訊，探古訓不傳之秘，以求聖賢之微言大義。
流風所煽，海内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發之。
此亦以幹嘉經學發轫，針對當時之時文應舉言也。
江藩亦雲： 有明一代，囿于性理，汨于制義，無一人知讀古經注疏者。
漢學師承記卷八 則謂幹嘉經學考古之風，為有激于舉業，固清儒之公言矣。
亭林亦謂： 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于鹹陽之所坑。
日知錄卷十六 閻百詩亦謂： 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時文者而極。
潛邱剳記 則即謂清初考古博雅之風，乃有激于當世之時文舉業而然，亦不為過。
集注束縛人既久，而八股亦遂有不依注以為高者，此風盛于明末。
清初如呂晚村、陸稼書盛唱尊朱，其實隻求為八股者一字一句反之朱注，與亭林諸人之求反之漢、唐注疏者，取術雖不同，其為針對當時時文八股之風尚習俗而發則一也。
故亭林治經學，所謂明流變，求證佐，以開後世之塗轍者，明人已導其先路。
而亭林所以尊經之論，謂經學即理學，舍經學無理學可言，求以易前人之徽幟者，亦非亭林獨創。
考證博雅之學之所由日盛，其事亦多端，惟亭林以竣絕之姿，為斬截之論，既謂經學即理學，因以明經即明道，而謂救世之道在是。
至欲一切反今以複之古，其于音韻，至謂「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複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此何以免「迂而難行」之诮？四庫提要評日知錄語。
歸玄恭遺着有與顧甯人書，亦謂：「友人頗傳兄論音韻必宗上古，謂孔子未免有誤，不亦迂怪之甚！」此則尤評骘亭林學術者之所當知也。
[日知錄]然亭林著述之盛，要當首推日知錄。
亭林自謂日知錄一書，「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後王」。
與楊雪臣書又謂「有王者起，将以見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
與人書二十五其門人潘耒為之序，亦謂先生之學： [經世與考訂]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讨論其所以然。
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
……出必載書數簏自随。
旅店少休，披尋搜讨，曾無倦色。
有一疑義，反複參考，必歸于至當。
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
……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随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
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财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
至于歎禮教之衰遲，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為深切着明……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采用其說，見諸施行，于世道人心，實非小補。
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着此書之意也。
[日知錄最用意處]是亭林此書，最所用意，如潘氏所稱述，實在第十三卷之論風俗，即上述所謂亭林行己之教者，既已不為後世重視。
至其撥亂滌污，博考治道，欲見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者，後儒亦舍棄不道。
故四庫提要評此書，意見乃與潘氏正相反。
以為： [後人對日知錄評價之轉移]炎武生于明末，喜談經世之務。
激于時事，慨然以複古為志。
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
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複起，必舉今日之音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務，殆非笃論矣。
近人章炳麟檢論哀焚書謂： 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孫氏則夏峯集，顧氏則亭林集、日知錄，黃氏則行朝錄、南雷文案，及諸文士侯、魏、丘、彭所纂述，皆以诋觸見燼。
其後紀昀等作提要，孫、顧諸家稍複入錄，而頗去其貶文。
或曰朱、邵數君子實左右之。
[今本日知錄因诋觸見删]今考亭林與人書，既言「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與楊雪臣書又謂「未敢為今人道。
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與人書二十五又曰：「惟多寫數本以诒之同好，庶不為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
」與友人論門人書又初刻日知錄自序亦曰：「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于是刻。
」則亭林日知錄在當時實多避忌。
刻本流傳，既非日知錄之全。
而今傳三十三卷足本，亦複有所去，非亭林絕筆之真，斷可想矣。
今刻本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有錄無書，即因語有诋觸而去之未盡，乃猶誤存其條目也。
近人黃侃季剛有日知錄校記，據傳鈔本有此條，文長六、七百宇，又他所删改處甚多。
而當時館臣所以深貶日知錄之經濟無當，其為媚清取容，更無俟深論。
故于原書論政諸端，全不一及，而獨拈音學五書序一語輕緻譏彈，顯見其為遁辭。
道光十三年癸巳，陽湖李兆洛申耆、嘉定黃汝成潛夫為日知錄作箋注，始謂「中言時務八卷，乃全書精華。
亭林所雲為王者取法也。
欲于漕運、河務、鹽政諸大端，皆博采名臣奏議及時賢論議，與相發明」。
『語見蔣彤李申耆年諧。
』先是泾縣包世臣慎伯，于申耆處得讀日知錄，亦謂「其書經國碩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風俗而大為之防；惟摘章句以說經，及畸零證據，猶未免經生射策之習」。
而同時邵陽魏源默灤為賀長齡編經世文編，亦多采此書。
日知錄評價遂又一變。
要之亭林論治之見，其是非可無論，至其經世之志，為日知錄一書之本幹者，其後亦未為清儒所紹續，則即此可見也。
何義門菰中随筆序，謂「亭林身後遺書，悉歸其甥東海徐氏，然不知愛惜，或為人取去」。
亭林有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何氏于徐處見一帙，言治河事，皆細書，不識能寶藏否。
若遂付之鼠齧蟲穿，不惟有負亭林，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今其書已失。
又錢氏十駕齋養新錄，大旨似日知錄，而經世時務之略，概不一及。
即此可征學術精神之轉向也。
[纂輯之學風]然則清儒所重視于日知錄者何在？曰：亦在其成書之方法，而不在其旨義。
所謂日知錄成書方法者，其最顯著之面目，厥為纂輯。
亭林嘗自述先祖之教，以為： [著書不如鈔書]「著書不如鈔書。
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
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
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