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黃梨洲 附:陳幹初 潘用微 呂晚村傳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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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制宜複,而憚違流俗之言,其弊也,井田裂,封建廢,而民生不聊。

    今法宜變,而惡咈世主之意,其弊也,淫樂作,慝禮興,而風俗大敗。

    」此見呂氏議論,已有先端。

     [永康史學經濟派之流弊]後世儒者,亦習于功利詐力之事,自先信仁政必王不及,隻在時勢利害上商量。

    直謂王道難行,貶損以就後世苟且之術。

    旋且張大以為此即三代之意……此永康事功之害,朱子辟之,與金溪同。

    凡熟講史學經濟,未有不堕此坑塹者。

    卷三十四 古人所抱之道大,故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世,無不可為之君……然其道斷不可貶……後世人臣本自無道,但從利祿起見。

    安得不為諧媚之言?卷三十六。

    湖南曾靜,即為晚村此等議論激發。

    見大義覺迷錄 [論君臣體制]又曰: 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為門戶溫飽起見。

    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欲之私,先據其中,而後講如何事君。

    便講到敬事,也隻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

    卷十八。

    曾靜知新錄雲:「科舉詞章之習,比陽明之害更大更廣。

    陽明尚依傍道理,科舉之習公然講名講利,卑污苟賤而不知恥,直把道理一筆勾消,人類盡滅。

    」即從晚村此等處出。

    當時欲講革命,不得不先打破士人應舉心理也。

    後世人臣,隻多與十萬缗塞破屋子,此宋太祖與趙普語便稱身荷國恩矣。

    谏行言聽,膏澤下民,與彼卻無幹涉。

    卷三十七 又曰: 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

    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為生民也……君臣之尊卑雖定,而其遞降相去,隻一間耳。

    三代以後……尊君卑臣,相去懸絕。

    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

    及其不能攝也,則篡弒随之。

    直弄成一個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宇隔絕。

    卷六 自三代以後,以詐力取天下,以法術治天下,一切于人欲上修飾補苴。

    君臣之間,皆以論爵祿代耕之義駕馭術數為事……總忘卻一「天」字。

    不知君臣之所由來,由「天降下民」起義。

    卷六 此一倫不正,上體驕而下志污。

    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

    卷二十七 又曰: 代耕之義,上通于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盡耳。

    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

    特人各緻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

    君、卿、大夫、士俱合一夫之食。

    特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謂代也。

    卷三十九 爵祿從上看來,似推到庶人住。

    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庶人始,直推到天子住耳。

    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

    卷三十九 天生民而立之君,必足以濟斯民而後享斯民之養。

    故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謂之天祿。

    天祿本于農,祿自農生,故差自農始。

    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止此一義。

    卷三十七 忠信重祿,是天理上事……不特忠信是天性相接,即重祿亦是天性中合如此。

    不是人主可以私意颠倒豪傑也。

    若但從交谪養廉起見,則是下不過為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

    隻流露今日仕大夫必坎中物耳,豈三代君臣之義也?卷二十七 [論君臣去就]又曰: 君臣以義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隻為後世封建廢為郡縣,天下統于一君,遂但有進退而無去就。

    嬴秦無道,創為尊君卑臣之禮。

    上下相隔懸絕,并進退亦制于君而無所逃。

    而千古君臣之義,為之一變。

    卷三十七。

    按:曾靜知新錄有雲:「封建是聖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禦戎狄之大法。

    」曾靜獄起之年,又殺廣西陸生枬。

    生枬作通鑒論十七篇,頗主複封建。

    雍正論謂:「大凡叛逆之人呂留良、曾靜、陸生枬輩,皆以宜複封建為言,蓋此種悖亂之人,自知奸惡傾邪,不見容于鄉國,欲效策士遊說之風,意謂不見容于此國,則去而之他國,殊不知狂肆逆惡如陸生枬者,實天下所不容也。

    」雍正所指摘,正是晚村此條所言之義。

    其時顧亭林、王船山言封建,謂衆建勢力不緻速亡,晚村此條,則謂封建可削君權,皆有激而言也。

     [論人倫尤有大于君臣者]又曰: 君臣之義,域中第一事,人倫之至大。

    若此節一失,雖有勳業作為,無足以贖其罪者。

    ……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于君臣之倫,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

    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

    卷十七。

    曾靜知新錄雲:「如何以人類中君臣之義,向人與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許以仁?蓋以華夷之分大于君臣之倫。

    」又雲:「人與夷狄無君臣之分」,皆從晚村此論出。

     [晚村思想與黃氏待訪錄]凡晚村論政之意見具如此。

    自朱子卒至是四百餘年,服膺朱子而闡述其學者衆矣,然絕未有巨眼深心用思及此者。

    自此以往,朱學益發皇,然無慮皆熟軟媚上,仰異族恩威之鼻息,奉以為古聖先賢之淵旨。

    窺帝王之意向,定正學之南針。

    極其能事,尚有媿夫吳、許,更無論晚村所雲雲矣。

    然則晚村良不媿清初講朱學一大師,于晦庵門牆無玷其光榮。

    而餘觀其說,頗似梨洲明夷待訪錄所論。

    待訪錄成于康熙壬寅、癸卯間,而癸卯梨洲至語溪,館于晚村家。

    蓋當時交遊議論之所及,必有至于是者。

    故梨洲着之于待訪錄,而晚村則見之四書講義。

    其後三年丙午,晚村則決意棄諸生,不複應試。

    然則此數年間,梨洲、晚村之交誼,其思想議論之互為幫助,必甚大矣。

    此後兩人雖隙末,要其當年之一段往還,實至有價值,可供後人想味。

    惟梨洲待訪錄,自晚清以來,極為一時傳誦,而晚村四書講義則注意者尠。

    身後聲名,固亦有幸有不幸。

    而外族淫威之深摧嚴抑,足以使學者精神長埋至于數百年而終不顯白。

    即觀于晚村之事,不足為論清初學術者一至可悲而可畏之例耶!同時顧亭林日知錄議論與黃、呂頗相似,卷七「周室班爵祿」一條,亦闡述代耕之義,與晚村全同。

    亦力主複封建。

    當時諸儒于政治原理上頗多感慨發明,其後清廷屢興文字之獄,此等理論乃絕。

     [晚村深斥功利之微旨]且餘觀晚村所以發明君臣之義,其寓意至深隐。

    蓋世之為君者既專為一家謀私利,而為之臣者亦惟其身家溫飽之是圖,則複何論乎胤姓,何論乎種族!彼為我君而我之身家得托庇以溫飽焉者,則我亦君之焉耳矣。

    故君臣之義既昧,出處進退之節既失,則夷夏之防必且大潰,而黃冑華種長淪于夷狄狐貉,士大夫猶且彈冠而相慶,蹈舞稱臣,恬不知恥。

    此勢之所必至,而有心者之所深憂也。

    故晚村所大聲疾呼而斥者,厥惟曰功利。

    功利之毒淪漬于人之心髓,則君臣之義無可托,夷夏之防無可立。

    晚村身為亡國遺民,于此雖耿耿,若骨之鲠之在喉,不吐不快,而終有所顧忌不敢一吐以為快者。

    故于論「微管仲」一節獨表其意曰「春秋大義,尤有大于君臣之倫」者。

    此即夷夏也。

    而晚村又繼之曰「原是重節義,不是重功名」。

    蓋夷夏之防,定于節義,而搖于功名。

    人惟功名之是見,則夷夏之防終隳。

    人惟節義之是守,而夷夏之防可立。

    晚村所以深斥永嘉而敬推朱子者,其意在是。

    晚村所以深斥姚江而敬推朱子者,其意亦在是也。

    永嘉不諱言功利,姚江力排功利而言良知,然從事于功利者每借良知為借口,惟謹守朱子之所謂義理,則顯與功利背馳。

    而言良知者,其根極歸趣亦無以自外焉。

    其後媚清趨榮者不為永嘉、姚江而為建安,則又晚村所不料也。

    故晚村言出處事業,一以理判,而深不喜言權變。

    其言曰: [晚村論作用權變]天下妄作苟取之徒,動以豪傑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

    此為作用權變……聖賢門下豈有靡所不為之豪傑哉?惟禅與良知家,自謂門風廣大,無所不可,故此一流下梢無不收拾其中。

    反謂程朱澹薄,留人不住,遂皆歸彼而仇此。

    但觀今日诋毀程朱之學者,察其生平,未有不靡所不為者也。

    卷三十七 又曰: 聖賢于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識權變,隻為經天緯地事業,都在這些子上做,毫厘差不得耳。

    自作用之學興,竟分體用為兩截。

    更精而講合一,則索性以作用為本體。

    晚村所謂「作用」、「本體」,即近人所謂手段與目的也。

    引得一輩苟且無忌憚之徒,妄作妄取,辄以英雄自命。

    曰「成大業者不顧小節」。

    外間靡所不為,隻不管自己身心如何。

    雖其中亦雅俗高卑之不同,然下梢總歸于小人。

    即諺所稱「光棍」耳。

    卷三十八。

    曾靜知新錄謂:「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

    甚者老奸巨猾,即諺所謂光棍也。

    若論正位,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該孟子做,秦以後該程、朱做,明末皇帝該呂子做。

    」亦從晚村此等議論引出也。

    又雲:「敬卿『張熙字』、景叔『廖易字,亦曾徒。

    』推崇過量,把某看做莫大人物,心心念念望世變事革,想某乘運起來複三代。

    」此可以見當時彼等抱負也。

     [英雄與光棍]夫至于天下之自命豪傑者,皆靡所不為之光棍,則更何論于君臣之義,更何論于夷夏之防!以若是之人心,講若是之學術,而宛轉踐踏于異族股蹄之下,亦惟有不惜搖尾乞憐,永淪地獄而已耳,複何興複振起之望耶!其時社會已有宋腐之诮,而晚村獨深喜宋人,曰: [晚村論宋儒]宋人之學,自有轶漢唐而直接三代者。

    文集卷一答張菊人書 [宋儒不迂]有謂儒家好論理,至于空虛而必入于迂腐,其治亂興亡之故不知也。

    先生曰:「好論理安得空虛?空虛迂腐正是不明理耳。

    明理安有不知治亂興亡之故者?卷三十九 又曰: [宋儒不苛]人每怪宋儒苛論,古無完人,以為好譏彈,非也。

    宋諸子論古之嚴,正是為己求精,亦以憂天下後世耳……好譏彈者,私也,惡也。

    析辨研窮,以求至善,使後世可法,此公也,善也。

    此之謂能論世知人,此之謂能尚友。

    卷三十九 蓋晚村之意,亦曰宋學主義理斥功利。

    惟此一端足以警惕人心,複明夷夏之大防,以脫斯民于狐貉耳。

    梨洲自為待訪錄,其後即一意理學,絕口不及政治。

    而其言理學也,又曰「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是本體」,折而歸于陳幹初、潘用微一邊,與晚村意見大殊。

    時河北有顔習齋,感慨世故,力斥宋學,盛言功利。

    以為宋、明之不免淪于夷狄,皆空言義理不重事功之故,亦與晚村意見懸絕。

    繼晚村之後而言程朱宋學者,上之為陸稼書,下之為李光地。

    稼書已不能過吳、許,至于光地,程朱有鬼,不食其祭。

    然陸、李稱榮于當時,黃、顔見推于後世;惟晚村之說,晦霾不鮮,故為表而出之。

    若使晚村複生于今日,又不知将若何為說也![戴田有]繼晚村而以科舉文名世者,有桐城戴名世田有。

    其批選時文,極推晚村。

    謂其「為學者分别邪正,求講指歸,由俗儒之講章而推溯之至于程、朱,由制義而上之至于古文,維挽風氣,力砥狂瀾,其功有不可沒」『潛虛先生文集卷四九科文總序』然田有亦以史獄遭極禍,與晚村同其荼毒焉。

     附錄:陳幹初大學辨此文無刻本,特再錄全文于此。

    海昌叢載刻幹初遺集,一鱗片爪,無以見幹初論學之大體。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謂幹初有遺稿鈔本四十餘卷,丁氏八千卷樓書目有鈔本陳幹初文集十八卷、詩集十二卷、别集十九卷,蓋即一物,聞其稿現藏南京國學圖書館,恨未得見。

     陳确氏曰:大學首章,非聖經也,其傳十章,非賢傅也。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未始質言孔子,朱子則曰:「右經一章,蓋夫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古書「蓋」字皆作疑詞。

    朱子對或人之問,亦雲「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于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以自釋「蓋」字之疑。

    程朱之說如此,而後人直奉為聖經,固已漸倍于程朱矣。

    雖然,程朱之于大學,恐亦有惑焉而未之察也。

    大學,其言似聖,而其旨實竄于禅,其辭遊而無根,其趨罔而終困,支離虛誕,此遊夏之徒所不道,決非秦以前儒者所作可知。

    苟終信為孔曾之書,則誣往聖、誤來學,其害有莫可終窮者,若之何無辨!客曰:「若此則程朱之誤甚矣。

    以程朱之賢而暴其誤,可乎?」曰:「君子固可欺。

    程朱之誤,君子之過也。

    夫君子未嘗無過,孔子嘗信宰予之言,程朱偶惑大學之說。

    程朱之賢如日月之經天,大學之誤如雲翳之虧蔽,于程朱奚損焉?而終覆之,損程朱乃大耳。

    」故敢卒辨之。

    辨曰:首言「大學」雲者,非知道者之言也。

    子言之矣:「下學而上達」,夫學,何大小之有?「大學」「小學」僅見王制,亦讀「太」。

    作大學者,疑即本此,亦猶宋人之作小學也雲耳。

    雖然,吾又烏知小學之非即大學也?吾又烏知小學之不更勝大學也?夫道,一而已矣,故易稱蒙養即聖功。

    古人為學,自少至老,隻是一路,所以有成。

    今乃别之為大學,而若将有所待也,則亦終于有待而已矣。

    古學之不可複,其以此也。

    其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者,皆非知道者之言也。

    三言皆脫胎帝典。

    帝典自「克明峻德」,至「黎民于變時雍」,凡七句。

    此以三言括之,似益簡切,而不自知其倍也。

    「新民」即在「明德」之中,「至善」又即在「明」、「親」之中,故帝典「克明」句下貫一「以」字,便文理燦然。

    而此下三「在」字,若三事然,則不通矣。

    古人之學,雖不離乎明,而未嘗專言明。

    推之易、詩、書可見,惡其逃于虛焉故也。

    而大學首言「明明」,固已倍矣。

    且古之君子非有所親疏于民也,而有以民饑民溺為己責者,有以一夫不被澤為恥者,又有箪瓢陋巷以自樂者,而其道則靡不同。

    此古人之學所以能善因乎時勢而莫之有執也。

    今使推高禹、稷、尹為大人之學,而貶絕顔子為小人之學,則可笑矣。

    故君子之學不言「新民」而新民在,言「新民」而新民或反不在,亦猶吾向之治學也,不言「大」而大見,言大而大或不見也。

    「至善」,未易言也;「止至善」,尤未易言也。

    古之君子亦知有學焉而已。

    善之未至,既欲止而不敢;善之已至,尤欲止而不能。

    夫學何盡之有?有善之中又有善焉,至善之中又有至善焉,固非若邦畿、丘隅之可以息而止之也,而傳引之,固矣。

    故「明」、「新」、「至善」之言,皆末學之誇詞,僞士之膚說也。

    而又曰「知止」雲雲者,則愈誣矣,辟适遠者,未啟行而遙望逆旅以自慰曰:吾已知所稅駕也,知止則知止矣,而止故未有日矣。

    故未至而知止,如弗知而已,而何遽「定」、「靜」、「安」、「慮」、「得」之可易言乎?且吾不知其所謂「知止」者,謂一知無複知者耶?抑一事有一事之知止,事事有事事之知止;一時有一時之知止,時時有時時之知止者耶?如其然也,則今日而知止,則自今日而後,而「定」、「靜」、「安」、「慮」、」得」之無不能,不待言也。

    脫他日又有所謂「知止」焉,則他日之知,非即今日之所未知乎?是「定」、「靜」、「安」、「慮」、「得」之中,而又紛然有所謂未「定、靜、安、慮、得」者存,斯旨之難通,固已不待其辭之畢矣。

    大學之所謂「知止」,必不然也。

    必也,其一知無複知者也。

    一知無複知,惟禅學之誕有之,聖學則無是也。

    君子之于學也,終身焉而已,則其于知也,亦終身焉而已。

    故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非吾能素知之也,又非可以一概而知也,又非吾之聰明知識可以臆而盡之也。

    清心寡欲,兢兢焉,業業焉,勤谘而審察焉,而僅而知之耳,而猶懼有失也,稍怠肆焉,蔑勿懵矣。

    是故以堯舜之神焉而猶病,文王之聖焉而「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此二帝一王者,豈故為此虛懷以示弘廣雲爾哉?所謂「猶病」,則真猶病,所謂「如傷、未見」,則真如傷、未見也。

    天下之理無窮,一人之心有限,而傲然自信以為吾無遺知焉者,則必天下之大妄人矣!又安得一旦貫通而釋然于天下之事之理之日也哉?舜之問、察,終身以之,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于人者」。

    使舜既知之,而又好問、察焉,則是舜之僞也。

    夫舜之非僞,則雖确之愚蒙,有以知其必然也。

    然而問、察無已,則是雖大聖人之智,而果無一知無複知之日也,而又誰欺乎?故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聖人有不知,不害其為聖人也。

    以不知為知,斯下愚之甚者矣。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聖人有不能,不害其為聖人也。

    以不能為能,斯不肖之尤者矣。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人猶有憾,不害為天地之大也。

    以有憾為無憾,斯誣天地之至者矣。

    君子之于道也,亦學之不已而已,而奚以誇誕為哉?學之不已,終将有獲,而不可以豫期其效。

    豫期其效以求知,則浮僞滋甚。

    今即所謂「知止」者,真知止矣,然猶知之而已耳,于道浩乎其未有至也。

    而遽歆之以「定」、「靜」、「安」、「慮」、「得」之效,長誇心而堕實行,必此焉始矣。

    禅家之求頓悟,正由斯蔽也,而不可不察也。

    其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雲雲者,尤非知道者之言也。

    古人之慎修其身也,非有所為而為之也,而家以之齊,而國以之治,而天下以之平,則固非吾意之所敢必矣。

    孟子之釋恒言,提一「本」字,何等渾融?大學紛紛曰「欲」曰「先」,悉是私僞,何得雲「誠」?甯古人之學之多夾雜乃爾乎?聖人之言之甚鄙倍乃爾乎?至「正心」以往,益加舛缪。

    既言「正心」,不當複言「誠意」。

    既先「誠、正」,何得又先「格、緻」?夫心之與意,固若此其二乎?故大學之所謂「誠」者非誠也。

    凡言「誠」者,多兼内外言。

    中庸言「誠身」不言「誠意」,誠隻在意,即是不誠。

    朱子之解「誠意」曰:「實其心之所發。

    」心之所發者,欲正也,欲修也,欲齊、治、平也。

    而苟有未正、未修、未齊治平焉者,則是心之所發猶虛而不實也,而何以謂之誠乎?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并兼物言。

    是故言「誠」可不更言「正」、「修」、「齊」、」治」、「平」,而分别若此者,則是所謂「誠」者非誠,所謂「正」者非正,所謂「修」者非修也。

    而所謂「緻知、格物」雲者,非即以吾心緻之、吾心格之乎?心者,身之主也。

    存心公恕,夫後能知己之過,知物之情。

    知己之過,故修之而無弗至;知物之情,故齊、治、平之可以一貫也。

    今不先求之正心,而欲徐俟之格緻之後,正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鮮不殆矣。

    心之不正,必且以未緻為已緻,未格為已格,又孰從而定之?傳不雲乎:「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而況能緻知格物雲爾乎?嗚呼!其亦勿思而已矣。

    「正」亦可釋「敬」,易「君子敬以直内」是也。

    心惟敬,故緻知而無不緻,格物而無不格。

    山陰先生曰:「主敬之外更無窮理」,至哉師言!程子亦曰:「入道莫若敬」,又曰:「未有緻知而不在敬者」,則固已知正心之先于格緻矣。

    又曰:「緻知存乎所養,養知莫善于寡欲」,非正心乎?而大學之序如彼,而曾不疑其罔,則固非确之所能解矣。

    故程子之言「主敬」也,陽明之言「緻良知」也,山陰先生之言「慎獨」也,一也,皆聖人之道也,無弗合也。

    而以之說大學,則斷斷不可合。

    欲合之而不可合,則不得不各變其說。

    各變其說,而于大學之解愈不可合。

    不可合于大學之解,而又未始不可合于聖人之道,則諸儒之言固無有弗合也。

    而有勿合者,徒以大學之故而已矣。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象山曰:「千百世之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也」,吾友張考夫曰:「惟理不可損也,不可益也」。

    今獨格緻之說,言人人殊,雖以朱子之尊信程子,而補傳之不能無異同于程子已如此矣,況後儒乎?山陰先生稱:「前後言『格緻』者七十有二家,說非不備也,求其言之可以确然俟聖人而不惑者,吾未之見。

    」何則?惟大學之誣而不可以理求焉故也。

    是故以諸儒之言合之聖人之道,則無不合;合之大學之說,則必無合。

    豈惟諸儒之必無合,将曆千秋萬世之久而終莫之合也。

    莫之合而又莫不求其合,猶之合儒于佛于老,而曰三教無不合也。

    夫合則無不合矣,而誣已甚矣。

    蓋大學言「知」不言「行」,必為禅學無疑。

    雖曰「親民」,曰「齊、治、平」,若且内外交修者,并是裝排不根之言。

    其精思所注,隻在「緻知」、「知止」等字,竟是空寂之學。

    書有之:「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大學之意若曰:「行之非艱,知之惟艱」。

    玩「知止」四節文氣,不其然乎?聖學之不明,必由于此。

    故大學廢則聖道自明,大學行則聖道不明。

    關系儒教甚巨,不敢不争,非好辨也。

    至複說「物格」一節,詞益支蔓。

    蔣書升雲:「使我學子作時文若此,猶惡其蕪而削之矣,曾聖經而然乎?」予甚韪其語。

    其「本亂」一節文勢亦同,此并是後儒靡靡之習,聖言無是也。

    知聖經之非聖,則賢傳之非賢,不待言矣。

    客曰:子之辨誠快矣,雖然,亦有本乎?曰:程子之聖是書也,亦有本乎?抑餘則有本矣。

    大學兩引夫子之言,則自「于止、聽訟」兩節而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

    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而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

    由是觀之,雖作大學者絕未有一言竊附孔曾。

    而自漢有戴記,至于宋千有餘年間,亦絕未有一人焉謂是孔曾之書焉者。

    謂是千有餘年中無一學人焉,吾不信也。

    而自程朱二子表章大學以來,至于今五百餘年中,又絕未有一人謂非孔曾之書焉者。

    謂是五百餘年無一非學人焉,吾益不信也。

    嗟乎!學者之信耳而不信心,已見于前事矣,而又奚本之足據乎?故君子之聽言也,不惟其人,惟其言。

    使其言是,雖愚夫之言其能不聽?使其言非,雖賢者之言其能不疑?向使确幸得親承孔曾之教,而于心有未安,猶當辨而正之;況如大學之說之甚倍于孔曾者,而欲使确終信而不疑,則确無人心者而後可,而确則安敢以自昧也?故陽明先生之言「緻良知」也,山陰先生之言「慎獨」也,以疏「格緻」而非以疏「格緻」也,皆以吾學之所得而救大學之敝焉雲耳。

    而救之而無可救,弗如黜之而已矣。

    學者言道,不苟為異,亦不苟為同,而惟中焉之從。

    故水火非相戾也,而相濟也。

    堯用四兇,舜皆誅之,不為畔堯。

    春秋善五伯,孟子黜之,不為畔孔子。

    程朱表章大學,後人駁之,豈為畔程朱哉?使程朱而可作也,知其不予咈也已。

    吾信諸心而已;亦勿取信諸心,信諸理而已。

    雖然,心非吾一人之心,理非吾一人之理也,吾其又敢以吾之說為必無疑于天下後世哉?其敬以俟之知道者,而确之罪巳莫逭矣,予懼以沒世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