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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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獨令學者習其書。
明道則謂：「王介甫行新法，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其為害不至此之甚。
」而介甫于橫渠，亦曰：「新政方行，欲求助于子厚。
」此皆北宋學術大體之可考見者。
[二程與橫渠] [北宋學術之兩大精神]辜較言之，北宋學術，不外經術、政事兩端。
大抵荊公新法以前，所重在政事；而新法以後，則所重尤在經術。
明道嘗言：「熙甯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
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
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為有才能知通變用之。
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
」故洛學所辨，「王霸」之外，尤嚴「義利」，而會其歸于「天理人欲」。
李延平所謂「大抵前輩議論麄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其間分别，董以洛學為樞機也。
[王霸義利之辨] [兩宋學術之轉變][東萊與南軒][朱子]迄乎南宋，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愈淡。
東萊與朱子書，謂：「向見論治道書，其間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财賦之類，此固為治之具。
然施之當有次第。
今日先務，恐當啟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為輔助。
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為治之具可次第舉也。
傥人心未孚，驟欲更張，則衆口嘩然，終見沮格。
」此正熙甯新法之所以敗，而東萊慨切言之。
張南軒則謂：「學莫先于義利之辨。
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
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
」朱子謂其「廣前聖之所未發，同于性善養氣之功」。
自是學者争務為鞭辟向裡，而北宋諸儒一新天下之法以返之唐虞三代之意，則稍稍疏焉。
故永嘉事功之學，為考亭之徒所不喜。
艮齋、止齋、水心、悅齋皆好言周禮，而朱子則非之，謂：「周禮周公未必盡行，教學者非所宜先。
」然王霸之辨，猶力持弗變，雖以龍川之龂龂力争，朱子終不稍屈。
則其一新天下之法令以返之三代之上者，如痿人之不忘起，瘖者之不忘言，固非絕然無意于斯也。
近世論宋學者，專本濂溪太極圖一案，遂謂其導源方外，與道、釋虛無等類并視，是豈為識宋學之真哉！[宋學決非無為] [鄙薄漢唐與新經義]「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此兩宋諸儒所倡王覇之辨也。
既欲一新天下之法令，而鄙薄漢唐為不足循，則經籍注疏之成于漢唐諸儒之手者，自亦無足存，而于是有所謂新經義之作。
此不徒介甫為之，兩宋諸儒，靡不為此，思以易夫舊，而其事大成于考亭。
既以為三代周孔之道，晦塞于漢唐而複明于今日，則所以講誦傳述之者，有待于師道之興起，而其精神所寄，則微見于書院之講學。
此自範希文、胡翼之已然，而荊公新法，亦汲汲以興學校、頒新經義為務，此固非偶然而為矣。
[鄙薄漢唐與書院講學]故言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
革新政治其事至荊公而止；創通經義，其業至晦庵而遂。
而書院講學，則其風至明末之東林而始竭。
東林者，亦本經義推之政事，則仍北宋學術真源之所灌注也。
下：晚明東林學派 [南宋以下書院之盛衰]南宋以來，書院講學之風尤盛。
然所講皆淵源伊洛，别标新義，與朝廷功令漢唐注疏之說不同。
及元仁宗皇慶中定制，改遵朱氏章句集注。
明承元舊，又編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然後往者書院私人之講章，懸為朝廷一代之令甲。
亦猶夫熙甯之三經矣。
功利所在，學者争趨，而書院講學之風亦衰。
其弊也，學者惟知科第，而學問盡于章句。
[陽明良知學與科舉]陽明良知之學，即針對當時章句訓诂功利之見而發。
其随地講學之所，據年譜所載，有龍岡書院，正德三年在龍場有貴陽書院，正德四年在貴陽有濂溪書院，正德十三年在贛有稽山書院，嘉靖三年在越有敷文書院，嘉靖七年在兩廣蓋亦南宋以來私家講學舊轍，與朝廷國學科舉生員之所治者，絕然異趣。
而同時有湛若水，與陽明平分講席，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其師陳白沙。
及陽明沒，而四方建書院以祀者尤夥。
實則書院講學，明與朝廷功令相背。
朱子自造章句集注，既與朝廷所頒十三經注疏及熙甯三經新義不同，而陽明所說，複與當時朝廷所頒五經四書大全有異。
陽明之樹異于朱子，猶朱子當日所以樹異于漢唐諸儒。
陽明之推本象山，亦無異于朱子之推本伊洛。
象山在明，伊洛在宋，亦俱非當時朝廷科舉之所尊也。
就此一端言之，則朱子、陽明，所論雖異，意趣則一。
故伊川在北宋，朱子在南宋，朝廷皆曾以僞學申禁。
而明世宗亦有诏毀書院之舉。
在嘉靖十六、十七年，陽明卒後十年。
由廷臣斥湛若水為邪學也。
顧一時學者建書院而講學之風，并不稍辍。
萬曆間，張居正當國，痛恨講學，立意翦抑，欲遍撤天下書院，然不能盡毀。
居正既敗，書院之風複起。
其著者京師有首善，而無錫有東林。
蓋書院講學，本已與朝廷功令異趣。
而明之季世，朝綱不振，閹寺弄權。
書院學者主持清議，遂益見忤而取禍。
天下書院乃盡毀于魏忠賢之手。
而東林尤為一時主目，黨禍與國運相終。
而言宋元明三朝六百年講學史者，亦以東林為殿。
然餘觀明清之際，學者流風餘韻，猶往往沿東林。
以言學術思想承先啟後之間，固難判劃。
茲既粗舉宋明學術淵源大要，複略論東林學者講學大旨着于篇，為近三百年學術思想作先導焉。
[東林書院之來曆]東林書院者，在無钖，宋政和間楊龜山從京洛南旋，僑寓講學之故址也。
明萬曆中，顧泾陽、泾凡兄弟與同裡高景逸，重事興起。
四方學者聞風來會。
以議朝廷政事招忌，天啟五年毀于魏忠賢。
并着東林黨人榜頒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削奪者禁锢；凡三百有九人。
其後複重建道南書院，終崇祯朝，講學甚盛。
其變則為複社，又分而為幾社。
蓋起萬曆迄崇祯，與明相終始者凡五十餘年。
然黃梨洲為東林學案，凡着十七人曰：顧泾陽憲成、高景逸攀龍、錢啟新一本、孫淇澳慎行、顧泾凡允成、史玉
明道則謂：「王介甫行新法，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其為害不至此之甚。
」而介甫于橫渠，亦曰：「新政方行，欲求助于子厚。
」此皆北宋學術大體之可考見者。
[二程與橫渠] [北宋學術之兩大精神]辜較言之，北宋學術，不外經術、政事兩端。
大抵荊公新法以前，所重在政事；而新法以後，則所重尤在經術。
明道嘗言：「熙甯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
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
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為有才能知通變用之。
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
」故洛學所辨，「王霸」之外，尤嚴「義利」，而會其歸于「天理人欲」。
李延平所謂「大抵前輩議論麄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其間分别，董以洛學為樞機也。
[王霸義利之辨] [兩宋學術之轉變][東萊與南軒][朱子]迄乎南宋，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愈淡。
東萊與朱子書，謂：「向見論治道書，其間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财賦之類，此固為治之具。
然施之當有次第。
今日先務，恐當啟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為輔助。
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為治之具可次第舉也。
傥人心未孚，驟欲更張，則衆口嘩然，終見沮格。
」此正熙甯新法之所以敗，而東萊慨切言之。
張南軒則謂：「學莫先于義利之辨。
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
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
」朱子謂其「廣前聖之所未發，同于性善養氣之功」。
自是學者争務為鞭辟向裡，而北宋諸儒一新天下之法以返之唐虞三代之意，則稍稍疏焉。
故永嘉事功之學，為考亭之徒所不喜。
艮齋、止齋、水心、悅齋皆好言周禮，而朱子則非之，謂：「周禮周公未必盡行，教學者非所宜先。
」然王霸之辨，猶力持弗變，雖以龍川之龂龂力争，朱子終不稍屈。
則其一新天下之法令以返之三代之上者，如痿人之不忘起，瘖者之不忘言，固非絕然無意于斯也。
近世論宋學者，專本濂溪太極圖一案，遂謂其導源方外，與道、釋虛無等類并視，是豈為識宋學之真哉！[宋學決非無為] [鄙薄漢唐與新經義]「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此兩宋諸儒所倡王覇之辨也。
既欲一新天下之法令，而鄙薄漢唐為不足循，則經籍注疏之成于漢唐諸儒之手者，自亦無足存，而于是有所謂新經義之作。
此不徒介甫為之，兩宋諸儒，靡不為此，思以易夫舊，而其事大成于考亭。
既以為三代周孔之道，晦塞于漢唐而複明于今日，則所以講誦傳述之者，有待于師道之興起，而其精神所寄，則微見于書院之講學。
此自範希文、胡翼之已然，而荊公新法，亦汲汲以興學校、頒新經義為務，此固非偶然而為矣。
[鄙薄漢唐與書院講學]故言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
革新政治其事至荊公而止；創通經義，其業至晦庵而遂。
而書院講學，則其風至明末之東林而始竭。
東林者，亦本經義推之政事，則仍北宋學術真源之所灌注也。
下：晚明東林學派 [南宋以下書院之盛衰]南宋以來，書院講學之風尤盛。
然所講皆淵源伊洛，别标新義，與朝廷功令漢唐注疏之說不同。
及元仁宗皇慶中定制，改遵朱氏章句集注。
明承元舊，又編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然後往者書院私人之講章，懸為朝廷一代之令甲。
亦猶夫熙甯之三經矣。
功利所在，學者争趨，而書院講學之風亦衰。
其弊也，學者惟知科第，而學問盡于章句。
[陽明良知學與科舉]陽明良知之學，即針對當時章句訓诂功利之見而發。
其随地講學之所，據年譜所載，有龍岡書院，正德三年在龍場有貴陽書院，正德四年在貴陽有濂溪書院，正德十三年在贛有稽山書院，嘉靖三年在越有敷文書院，嘉靖七年在兩廣蓋亦南宋以來私家講學舊轍，與朝廷國學科舉生員之所治者，絕然異趣。
而同時有湛若水，與陽明平分講席，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其師陳白沙。
及陽明沒，而四方建書院以祀者尤夥。
實則書院講學，明與朝廷功令相背。
朱子自造章句集注，既與朝廷所頒十三經注疏及熙甯三經新義不同，而陽明所說，複與當時朝廷所頒五經四書大全有異。
陽明之樹異于朱子，猶朱子當日所以樹異于漢唐諸儒。
陽明之推本象山，亦無異于朱子之推本伊洛。
象山在明，伊洛在宋，亦俱非當時朝廷科舉之所尊也。
就此一端言之，則朱子、陽明，所論雖異，意趣則一。
故伊川在北宋，朱子在南宋，朝廷皆曾以僞學申禁。
而明世宗亦有诏毀書院之舉。
在嘉靖十六、十七年，陽明卒後十年。
由廷臣斥湛若水為邪學也。
顧一時學者建書院而講學之風，并不稍辍。
萬曆間，張居正當國，痛恨講學，立意翦抑，欲遍撤天下書院，然不能盡毀。
居正既敗，書院之風複起。
其著者京師有首善，而無錫有東林。
蓋書院講學，本已與朝廷功令異趣。
而明之季世，朝綱不振，閹寺弄權。
書院學者主持清議，遂益見忤而取禍。
天下書院乃盡毀于魏忠賢之手。
而東林尤為一時主目，黨禍與國運相終。
而言宋元明三朝六百年講學史者，亦以東林為殿。
然餘觀明清之際，學者流風餘韻，猶往往沿東林。
以言學術思想承先啟後之間，固難判劃。
茲既粗舉宋明學術淵源大要，複略論東林學者講學大旨着于篇，為近三百年學術思想作先導焉。
[東林書院之來曆]東林書院者，在無钖，宋政和間楊龜山從京洛南旋，僑寓講學之故址也。
明萬曆中，顧泾陽、泾凡兄弟與同裡高景逸，重事興起。
四方學者聞風來會。
以議朝廷政事招忌，天啟五年毀于魏忠賢。
并着東林黨人榜頒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削奪者禁锢；凡三百有九人。
其後複重建道南書院，終崇祯朝，講學甚盛。
其變則為複社，又分而為幾社。
蓋起萬曆迄崇祯，與明相終始者凡五十餘年。
然黃梨洲為東林學案，凡着十七人曰：顧泾陽憲成、高景逸攀龍、錢啟新一本、孫淇澳慎行、顧泾凡允成、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