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譚嗣同 蔡锷 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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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編之民劇’，豈非不詞？蓋劇者，人民樂之而不審其所由然；苟其欲之，不能自制，而必請益于我。
唯政府亦然。
英美之傳統思想，為人人可以治國，中國則反是。
中國人而跻于治人之位，必經國定之試程。
試程雖未必當，而用意要無可議。
餘所當講，亦如何而使試符其用耳。
”于是士钊之政治信念漸變，遂返國也。
會曹锟以直隸督軍脅總統黎元洪而逐之，其大将吳佩孚練兵洛陽，申讨軍實以為奔走禦侮。
锟彌洋洋自得，又欲藉重議士，餌誘以選為總統。
士钊既未甘以自貨，遂遁而之上海。
橐筆已久，辄複思論。
而自以《甲寅》得大名，欲踵前軌，名仍《甲寅》，刊則以周。
招資授事，計議初定而軒波大起。
江蘇督軍齊燮元用吳佩孚之命，起兵以逐盧永祥于浙江。
吳佩孚自将大軍出山海關以攻張作霖。
馮玉祥随吳佩孚出師而有貳志，取間道歸以襲北京，取曹锟，而與作霖聯軍以夾擊佩孚，盡俘其衆，欲推段祺瑞以主國是。
祺瑞失職久，莫知所為，而以士钊能文善論，思請以為謀主。
士钊乃置《甲寅》周刊不論而奔命以赴，告祺瑞曰：“約法既壞，新法未生，何用總統舊名。
西史紀元前，羅馬初設民主，署曰公薩，譯為執政。
請以臨時執政名義起用事。
”于是祺瑞以執政建号北京，而用士钊為司法總長，尋兼教育總長，為十三年十一月也。
自以為習熟情僞，奮欲更張，天是渙然号于衆曰：“吾國興學己久，而校紀日頹，學績不舉。
學生謀便曠廢，緻倡不受試驗之議。
即受試矣，或求指範圍，或脅加分數，醜迹四播，有試若無。
為教授者，以所講并無切實工夫，複圖見好學生以便操縱，虛應故事，亦固其然。
他國大學教授，在職愈久，愈見一學之權威，而吾國适得其反。
夫留學生初出校門，講章在抱，雖無成業，條貫粗明。
而又朝氣尚好，污俗未染，驟膺教職，亦以兢兢。
此類人選，他國至多置之研究院内，助教室中，而在吾國，則為上品通才，良足矜貴。
何校得此，生氣立滋。
過此以往，漸成廢料。
新知不益，物誘日多，内谄學生，外幹時事。
标榜之術工，空疏化為神聖；犷悍之氣盛，一切可以把持。
教風若斯，誰樂治學？獨念吾國号為文化古國，海通以還。
學術之途徑日辟。
今時述作，将百倍于古而未有已。
乃自上海制造局倡議譯書以還，垂四五十年，譯事迄無進步，而文字轉形蕪俚。
所學不邃，鹵莽滅裂。
讀之，轉發不如無書之歎。
昔徐壽、徐建寅、華蘅芳、李善蘭、趙元益輩，所譯質力天算諸書，貫通中西，字斟句酌；由今視之，恍若典冊高文，攀跻不及。
即下而至于格緻書院課藝，其風貌亦非今時碩博之所能幾。
以雲進化，适得其反。
髦士以俚語為自豪，小生求不學而名家，黃茅白葦，一往無餘。
學者自扪，甯誠不怍？而為之學生者，讀西籍，既無相稱之功能；質本師，又乏可供之著述。
幾紙數年不易、破碎不全之講義，屍祝社稷，于是出焉。
此雲興學，甯非背道？且大學為學術總集之名，猶之内閣為政治總集之名。
内閣有長财政者，不聞稱财政内閣；有長司法者，不聞稱司法内閣。
今大學有農業大學，有工業大學，有法政大學，甚至師範美術，文科中之一部耳，亦獨立稱大學。
幹為支滅，别得類名，邏輯所不能通，行政所大不便。
部落思想，橫被學林。
卒之兼課紛纭，師生旁午，學統盡壞，排媢風生。
欲圖易俗，乃畫三策：一、本部設考試委員會，仿倫敦大學成例，學生入學畢業諸試，概由部辦。
二、本部設編譯館，求各大學教授通力合作，優加獎勵，期以新著，播之黉舍，辭理并富，餍人取求。
三、合并北京各大學。
”驟議之日，士钊持說侃侃，無所避就，莫之能難。
然而風聲所播，诟謗乃叢。
部試諸生，青年尤大不悅。
先生長者，陽持陰默而陰和之，潛勢極張。
宏獎著述，則以為欲甄别教授。
而合并各大學，施受之間，暗潮不可終日。
士钊又以其間緟刊《甲寅》，論多違俗。
于時胡适方主講北京大學，而以倡新文化稱大師，萬流景仰，薄海風動。
顧士钊則切論之，以謂；“新者對夫舊而言之。
彼以為反乎舊之即所謂新。
今即求新，勢且一切舍舊。
舍舊，何有曆史？而曆史者，則在人類社會諸可寶貴之物之中，最為寶貴。
今人競言教育，不知教育者，在以前輩之所發明經驗傳之後人，使後人可以較少之心力進而益上；不似前人之枉費心力，慘淡經營，以安于一知半解而已。
又嘗譬之，社會之進程取連環式，其由第一環以達于今環，中經無數環，與接為構。
而所謂第一環者，容與今環不同形，其間若渺不屬。
然諸環之原形，在邏輯依然各在。
其間接又間接與今環相牽之故，可想象得之。
故今之人而求改善今環，不得不求知原環及以次諸環之情實，資為印證。
此曆史一科所由立。
而知新者早無形孕育于舊者之中，而決非無因突出于舊者之外。
蓋舊者非他，乃數千年來巨人長德、方家藝士之所殚精存積，流傳至今也。
新雲舊雲，特當時當地之人，以際遇所環，情感所至，希望嗜好所逼拶，惰力生力所交乘，因字将謝者為‘舊’，受代者為‘新’耳。
于思想本身何所容心。
若升高而鳥瞰之，新新舊舊，蓋往複流轉于宇輿久間，恒相間而疊見。
其所以然，則人類厭常與笃舊之兩矛盾性，時乃融會貫通而趨于一。
蓋吾人久處一境，饫聞而厭見，每以疲苶惱亂，思有所遷。
念之初起，必有奮力向外馳去，冀得嶄新之異壤。
而盤旋久之，未見有得。
于時但覺祖宗累代之所遞嬗，或自身早歲之所曾經，注存于吾先天及無意識之中。
向為表相及意志之所控抑而未動者，今不期乘間抵巇、肆力奔放而不自知。
所謂‘迷途知反’，反者此時；‘不遠而複’，複者此境，本期翻新，卒乃獲舊。
雖雲舊也，或則明知為舊而心安之，或則昧焉不覺而仍自欺欺人，以為新不可階，此誠新舊相銜之妙谛，其味深長，最宜潛玩者也。
今之談文化者，不解斯義。
一是舍舊，而惟渺不可得之新是骛。
宜乎不數年間，精神界大亂。
郁郁伥伥之象，充塞天下。
躁妄者悍然莫名其非，謹厚者菑然喪其所守。
父無以教子，兄無以诏弟。
以言教化，乃全陷入青黃不接，轅轍背馳之一大恐慌也。
不謂誤解‘新’字之弊，乃至于此。
”顧胡适又欲以歐化易中國，一唱百和，幾成國是。
而士創則曰：“唯唯，否否，不然。
歐洲者，工業國也。
工業國之财源，存于外府，伸縮力大。
國家預算，得出以為入。
故無公無私，規模壯闊，舉止豪華。
一一與其作業相應，無甚大害。
而吾為農國，全國上下百年之根基，可得以工業意味羅之者，蕩焉無有。
無有而不論精粗大小，一為工業國之排場是骛。
衣服器用，起居飲食，男女交際，社會運動，言必稱歐美，語必及台賽。
由放依而馳騁，由馳騁而泛濫，變本加厲，一切恣行無忌。
此在國家，勢不得不舉外債，鬻國産，以彌其濫支帑金之不足；在私人，勢不得不貪婪詐騙，女淫男盜，以保其肆意揮霍之無盡。
其至于今，圖窮匕見，公私塗炭。
而冥冥中人道堕壞，凡一群中應有同具之恒德，淪胥以盡。
乃至父不得教子，兄無以約弟，夫婦無以相守，友朋無以相信。
群紐日解，國無與立。
昔有學步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歸。
嗚呼，吾人今後，亦求得匍匐而歸為幸耳！”好惡拂人，多迕少可，人欲得而甘心，遂躁而毀厥居。
憤以辭職，意忽忽不樂。
因吟白香山《孤桐》詩曰：“直從前芽拔，高見毫末始。
四面無附枝，中心有通理。
寄言立身者，獨立當如此！”因易字曰“孤桐”也。
及段祺瑞以十五年四月奔走失職，而士钊一蹶不振，移居天津，尤緻力于《甲寅》。
或謂：“天下事未可以口舌争，胡哓哓以蒙诟召怒為？”士钊應曰：“吾行吾素，知罪惟人。
若其中散放言，刑踵華士。
伯喈變容，罰同邪黨；生命既絕，詞旨自空。
如其不爾，亦任自然。
愚生平不工趨避之義，夙志不于違道之譽，天爵自修，人言何恤！”其年十月，以新出《甲寅》寄上海見示，告續發行。
餘報以書曰：“見寄《甲寅》近期，知文章意氣不衰。
伏以時論重名譽，而古人稱名德。
名者公所自有，德則願以緻敬，君子道在自信，積毀幾見銷骨。
德不孤，必有鄰也。
籀誦再四，為之神往。
惟人未厭亂，天不悔禍，十餘年來，士君子之宏言傥論，何莫非資大盜以乘權竊國。
尊中央，則兆洪憲之帝政；言聯邦，又啟強藩之割據。
民亦勞止，汔欲小休。
而亂日方長，天挺人豪，方各肆其聰明才力以禍國殃民。
吾侪讀書談道，夜氣未梏，盍姑扪其舌，韬其筆，斂吾聰明才智，息事甯人，以毋為助惡長亂耶？仆于是歎諸葛公‘淡泊明志、甯靜緻遠’之為雅量淵識也。
方其時，劉表以名士牧荊州，博求儒術，關西衮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
諸葛公以管樂自許，而南陽高卧。
密迩州部，征聘不及，淡然有以相忘。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雖不能至，心向往焉。
昔聞左文襄自暑楹語于門曰：‘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卧龍’，未嘗不歎左公虛驕之見，而未為知卧龍。
龍而已卧，何心經濟？而龍之得安于卧、成其卧者，在甯靜而不在經濟。
竊欲改此聯‘經濟’二字為‘甯靜’，書以相奉。
‘文章西漢兩司馬’，固在公有以自信；‘甯靜南陽一卧龍’，尤祝公善以緻遠。
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與其為桐之孤，召鬧取怒，不如為龍之卧，甯神養氣也。
”然以考試慎選舉之資格，以試驗重大學之課業，矯厲學風，宏獎編譯，雖以召鬧取怒于昨昔，而卒創制顯庸于方今。
功何必自我成，士钊傥有以自慰于遲暮矣。
刊有《甲寅存稿》、《續稿》。
唯政府亦然。
英美之傳統思想，為人人可以治國，中國則反是。
中國人而跻于治人之位，必經國定之試程。
試程雖未必當，而用意要無可議。
餘所當講，亦如何而使試符其用耳。
”于是士钊之政治信念漸變，遂返國也。
會曹锟以直隸督軍脅總統黎元洪而逐之，其大将吳佩孚練兵洛陽，申讨軍實以為奔走禦侮。
锟彌洋洋自得，又欲藉重議士，餌誘以選為總統。
士钊既未甘以自貨，遂遁而之上海。
橐筆已久，辄複思論。
而自以《甲寅》得大名，欲踵前軌，名仍《甲寅》，刊則以周。
招資授事，計議初定而軒波大起。
江蘇督軍齊燮元用吳佩孚之命，起兵以逐盧永祥于浙江。
吳佩孚自将大軍出山海關以攻張作霖。
馮玉祥随吳佩孚出師而有貳志，取間道歸以襲北京，取曹锟，而與作霖聯軍以夾擊佩孚，盡俘其衆，欲推段祺瑞以主國是。
祺瑞失職久，莫知所為，而以士钊能文善論，思請以為謀主。
士钊乃置《甲寅》周刊不論而奔命以赴，告祺瑞曰：“約法既壞，新法未生，何用總統舊名。
西史紀元前，羅馬初設民主，署曰公薩，譯為執政。
請以臨時執政名義起用事。
”于是祺瑞以執政建号北京，而用士钊為司法總長，尋兼教育總長，為十三年十一月也。
自以為習熟情僞，奮欲更張，天是渙然号于衆曰：“吾國興學己久，而校紀日頹，學績不舉。
學生謀便曠廢，緻倡不受試驗之議。
即受試矣，或求指範圍，或脅加分數，醜迹四播，有試若無。
為教授者，以所講并無切實工夫，複圖見好學生以便操縱，虛應故事，亦固其然。
他國大學教授，在職愈久，愈見一學之權威，而吾國适得其反。
夫留學生初出校門，講章在抱，雖無成業，條貫粗明。
而又朝氣尚好，污俗未染，驟膺教職，亦以兢兢。
此類人選，他國至多置之研究院内，助教室中，而在吾國，則為上品通才，良足矜貴。
何校得此，生氣立滋。
過此以往，漸成廢料。
新知不益，物誘日多，内谄學生，外幹時事。
标榜之術工，空疏化為神聖；犷悍之氣盛，一切可以把持。
教風若斯，誰樂治學？獨念吾國号為文化古國，海通以還。
學術之途徑日辟。
今時述作，将百倍于古而未有已。
乃自上海制造局倡議譯書以還，垂四五十年，譯事迄無進步，而文字轉形蕪俚。
所學不邃，鹵莽滅裂。
讀之，轉發不如無書之歎。
昔徐壽、徐建寅、華蘅芳、李善蘭、趙元益輩，所譯質力天算諸書，貫通中西，字斟句酌；由今視之，恍若典冊高文，攀跻不及。
即下而至于格緻書院課藝，其風貌亦非今時碩博之所能幾。
以雲進化，适得其反。
髦士以俚語為自豪，小生求不學而名家，黃茅白葦，一往無餘。
學者自扪，甯誠不怍？而為之學生者，讀西籍，既無相稱之功能；質本師，又乏可供之著述。
幾紙數年不易、破碎不全之講義，屍祝社稷，于是出焉。
此雲興學，甯非背道？且大學為學術總集之名，猶之内閣為政治總集之名。
内閣有長财政者，不聞稱财政内閣；有長司法者，不聞稱司法内閣。
今大學有農業大學，有工業大學，有法政大學，甚至師範美術，文科中之一部耳，亦獨立稱大學。
幹為支滅，别得類名，邏輯所不能通，行政所大不便。
部落思想，橫被學林。
卒之兼課紛纭，師生旁午，學統盡壞，排媢風生。
欲圖易俗，乃畫三策：一、本部設考試委員會，仿倫敦大學成例，學生入學畢業諸試，概由部辦。
二、本部設編譯館，求各大學教授通力合作，優加獎勵，期以新著，播之黉舍，辭理并富，餍人取求。
三、合并北京各大學。
”驟議之日，士钊持說侃侃，無所避就，莫之能難。
然而風聲所播，诟謗乃叢。
部試諸生，青年尤大不悅。
先生長者，陽持陰默而陰和之，潛勢極張。
宏獎著述，則以為欲甄别教授。
而合并各大學，施受之間，暗潮不可終日。
士钊又以其間緟刊《甲寅》，論多違俗。
于時胡适方主講北京大學，而以倡新文化稱大師，萬流景仰，薄海風動。
顧士钊則切論之，以謂；“新者對夫舊而言之。
彼以為反乎舊之即所謂新。
今即求新，勢且一切舍舊。
舍舊，何有曆史？而曆史者，則在人類社會諸可寶貴之物之中，最為寶貴。
今人競言教育，不知教育者，在以前輩之所發明經驗傳之後人，使後人可以較少之心力進而益上；不似前人之枉費心力，慘淡經營，以安于一知半解而已。
又嘗譬之，社會之進程取連環式，其由第一環以達于今環，中經無數環，與接為構。
而所謂第一環者，容與今環不同形，其間若渺不屬。
然諸環之原形，在邏輯依然各在。
其間接又間接與今環相牽之故，可想象得之。
故今之人而求改善今環，不得不求知原環及以次諸環之情實，資為印證。
此曆史一科所由立。
而知新者早無形孕育于舊者之中，而決非無因突出于舊者之外。
蓋舊者非他，乃數千年來巨人長德、方家藝士之所殚精存積，流傳至今也。
新雲舊雲，特當時當地之人，以際遇所環，情感所至，希望嗜好所逼拶，惰力生力所交乘，因字将謝者為‘舊’，受代者為‘新’耳。
于思想本身何所容心。
若升高而鳥瞰之，新新舊舊，蓋往複流轉于宇輿久間，恒相間而疊見。
其所以然，則人類厭常與笃舊之兩矛盾性，時乃融會貫通而趨于一。
蓋吾人久處一境，饫聞而厭見，每以疲苶惱亂，思有所遷。
念之初起，必有奮力向外馳去，冀得嶄新之異壤。
而盤旋久之，未見有得。
于時但覺祖宗累代之所遞嬗，或自身早歲之所曾經，注存于吾先天及無意識之中。
向為表相及意志之所控抑而未動者，今不期乘間抵巇、肆力奔放而不自知。
所謂‘迷途知反’，反者此時；‘不遠而複’，複者此境，本期翻新，卒乃獲舊。
雖雲舊也，或則明知為舊而心安之，或則昧焉不覺而仍自欺欺人，以為新不可階，此誠新舊相銜之妙谛，其味深長，最宜潛玩者也。
今之談文化者，不解斯義。
一是舍舊，而惟渺不可得之新是骛。
宜乎不數年間，精神界大亂。
郁郁伥伥之象，充塞天下。
躁妄者悍然莫名其非，謹厚者菑然喪其所守。
父無以教子，兄無以诏弟。
以言教化，乃全陷入青黃不接，轅轍背馳之一大恐慌也。
不謂誤解‘新’字之弊，乃至于此。
”顧胡适又欲以歐化易中國，一唱百和，幾成國是。
而士創則曰：“唯唯，否否，不然。
歐洲者，工業國也。
工業國之财源，存于外府，伸縮力大。
國家預算，得出以為入。
故無公無私，規模壯闊，舉止豪華。
一一與其作業相應，無甚大害。
而吾為農國，全國上下百年之根基，可得以工業意味羅之者，蕩焉無有。
無有而不論精粗大小，一為工業國之排場是骛。
衣服器用，起居飲食，男女交際，社會運動，言必稱歐美，語必及台賽。
由放依而馳騁，由馳騁而泛濫，變本加厲，一切恣行無忌。
此在國家，勢不得不舉外債，鬻國産，以彌其濫支帑金之不足；在私人，勢不得不貪婪詐騙，女淫男盜，以保其肆意揮霍之無盡。
其至于今，圖窮匕見，公私塗炭。
而冥冥中人道堕壞，凡一群中應有同具之恒德，淪胥以盡。
乃至父不得教子，兄無以約弟，夫婦無以相守，友朋無以相信。
群紐日解，國無與立。
昔有學步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歸。
嗚呼，吾人今後，亦求得匍匐而歸為幸耳！”好惡拂人，多迕少可，人欲得而甘心，遂躁而毀厥居。
憤以辭職，意忽忽不樂。
因吟白香山《孤桐》詩曰：“直從前芽拔，高見毫末始。
四面無附枝，中心有通理。
寄言立身者，獨立當如此！”因易字曰“孤桐”也。
及段祺瑞以十五年四月奔走失職，而士钊一蹶不振，移居天津，尤緻力于《甲寅》。
或謂：“天下事未可以口舌争，胡哓哓以蒙诟召怒為？”士钊應曰：“吾行吾素，知罪惟人。
若其中散放言，刑踵華士。
伯喈變容，罰同邪黨；生命既絕，詞旨自空。
如其不爾，亦任自然。
愚生平不工趨避之義，夙志不于違道之譽，天爵自修，人言何恤！”其年十月，以新出《甲寅》寄上海見示，告續發行。
餘報以書曰：“見寄《甲寅》近期，知文章意氣不衰。
伏以時論重名譽，而古人稱名德。
名者公所自有，德則願以緻敬，君子道在自信，積毀幾見銷骨。
德不孤，必有鄰也。
籀誦再四，為之神往。
惟人未厭亂，天不悔禍，十餘年來，士君子之宏言傥論，何莫非資大盜以乘權竊國。
尊中央，則兆洪憲之帝政；言聯邦，又啟強藩之割據。
民亦勞止，汔欲小休。
而亂日方長，天挺人豪，方各肆其聰明才力以禍國殃民。
吾侪讀書談道，夜氣未梏，盍姑扪其舌，韬其筆，斂吾聰明才智，息事甯人，以毋為助惡長亂耶？仆于是歎諸葛公‘淡泊明志、甯靜緻遠’之為雅量淵識也。
方其時，劉表以名士牧荊州，博求儒術，關西衮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
諸葛公以管樂自許，而南陽高卧。
密迩州部，征聘不及，淡然有以相忘。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雖不能至，心向往焉。
昔聞左文襄自暑楹語于門曰：‘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卧龍’，未嘗不歎左公虛驕之見，而未為知卧龍。
龍而已卧，何心經濟？而龍之得安于卧、成其卧者，在甯靜而不在經濟。
竊欲改此聯‘經濟’二字為‘甯靜’，書以相奉。
‘文章西漢兩司馬’，固在公有以自信；‘甯靜南陽一卧龍’，尤祝公善以緻遠。
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與其為桐之孤，召鬧取怒，不如為龍之卧，甯神養氣也。
”然以考試慎選舉之資格，以試驗重大學之課業，矯厲學風，宏獎編譯，雖以召鬧取怒于昨昔，而卒創制顯庸于方今。
功何必自我成，士钊傥有以自慰于遲暮矣。
刊有《甲寅存稿》、《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