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譚嗣同 蔡锷 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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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無今之孫逸仙，吾知今日之孫逸仙之景與罔兩，亦必照此幽幽之鬼域也。
”其時天下固瞢然莫知國父之為誰何，而上海之與國父有舊者，獨一秦鞏黃，尤誦而心喜，為之序曰：“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孫文，不過廣州灣一海盜也，而豈知有如行嚴所雲者。
舉國熙熙皞皞，醉生夢死，彼獨一人圖祖國之光複，擔人種之競争。
且欲導揚人權于專治之東洋，得非天誘其衷而錫之勇者乎！”炳麟則為題詞曰：“索虜披昌亂禹績，有赤帝子斷其嗌。
掩迹鄭洪為民辟，四百兆民視此冊。
”自是國父名著，播之文章而喧于士夫矣。
時國父易名中山樵以避邏者，士钊著錄，用孫中山三字，綴為姓字，睹者大詫，謂無真僞兩姓骈舉為呼之理，然中山之名自此稱。
會俞明震以清廷命來檢察革命黨，炳麟及容皆就逮，而士钊得脫，則以明震之厚重之也。
士钊既免于難，乃還長沙，随黃興糾集三湘豪傑，創立華興會。
而聯洪幫哥老會以舉事，不成，士钊乃亡命日本，走江戶。
則頓悟黨人不學無術而高談革命，禍至無日，功罪必不相償。
漸謝興不與交往，則發憤自力于學，而一刮磨少年喜事之習。
自是欲以向學持世，而不肯以議論徇人。
一意孤行，積與世忤，蹶而不振，兆于此矣。
于是黃興以華興會并入國父主持之興中會，合組同盟會于日本之赤坂，中分八部，各司其局。
而以“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信條。
會衆三百餘人，舉國父為總理。
而士钊則謝不與，興則固邀而避之一室，動之以情，劫之以勢，非署名隸同盟會者不得出。
于是者持兩晝夜，未獲當也。
既而士钊之英，入倫敦大學，習政治經濟之學。
顧最喜者邏輯，又通古諸子名家言，耙栉梳理而觀其通。
自是衡政論學，罔不衷于邏輯。
黃花崗之敗，志士骈首，而友人楊守仁同客英倫，聞之，發憤蹈海死。
士钊索居黯然，感于詩人“秋雨梧桐”之意，遂易“青”為“秋”焉。
其時北京《帝國日報》屢征士钊文，士钊則為英憲各論，皆署“秋桐”二字與之。
辛亥八月，革命突起而共和肇造，推國父為臨時大總統，奠都南京。
然革命黨人，所能依稀仿佛以渙然大号者，惟立國會、興民權，廓然數名詞耳。
其中經緯萬端及中西立國異同本義，殆無一人能言。
士钊歸自英倫，晤桃源宋教仁于遊府西街。
教仁以能文善演說而為國父所倚重者也，則坦然相告曰；“子歸乎！吾幸集子所言，以時考覽而明憲政梗概。
”出示一冊，蓋士钊投寄北京《帝國日報》英憲各論，剪裁裝冊也。
于是士钊乃以明憲法，通政情，為革命黨人所欲禮羅。
吳敬恒、張繼、于右任之徒，聯翩相造，邀之人同盟會，士钊卒婉謝之。
于右任方主《民立日報》，乃委己以聽。
《民立日報》者，同盟會之機關報也。
梁啟超嘗持君主立憲以與同盟會牾，至是歸國而懼不容，揚言于衆曰：“吾夙昔言立憲者，手段也；吾目的亦為革命。
”同盟會不聽，而操之益急。
顧士钊習于英憲，持論不為贍徇，獨謂：“政黨政治之成功，在于黨德。
黨德雲者，即明認他黨為合法團體，而聽其并力經營于政治範圍以内，以期相與确守政争之公平律也。
凡一時代急激之論，一派獨擅之以為名高，束縛馳驟，異議嗫嚅，壟斷天下之輿論而君之，天下大事以定于一時；然理诎而不申，情郁以莫舒，乖戾過甚，卒亦大傷。
凡所争執，隐之走入偏私，顯之流于暴舉。
群序既不得平流而進，乃為事勢之所必然。
十七世紀，英倫之政争記錄，凡号為陰謀史或流血史，即以此也。
且一黨欲其黨内之常新，亦豈利他黨之消滅？蓋失其對待，何黨可言？他黨力衰，而己黨亦必至蟲生而物腐也。
”一本其平素所笃信而由衷者，質焉劑焉，持說侃侃，以此大韪于國人，然亦以此失同盟會歡。
同盟會既改組為國民黨，黃興重邀隸籍，士钊又不許。
國民黨人大嘩，诋為别有用意。
士钊發憤棄去，則别出周報以暢欲言、抉政情，淩雲健筆，語語為人所欲出而不得出。
傳誦萬口，而署之曰“獨立”，所以揭持論不為苟同之旨也。
袁世凱既為臨時大總統，圖專政，而欲藉途憲法以謀稱制。
既知士钊之通憲法，而聞其不得志于國民黨也，招入見，館之錫拉胡同，禮意稠疊，惟其所欲。
所望于世钊者，憲法之主持也。
顧世凱則以早起家事清提督吳長慶，因與其子保初過從雅故；而士钊則保初親女夫，意可屬大事也。
促膝深談，具悉所以為帝制者，其計井然，則大駭。
宋教仁既見賊，士钊意自危，而盡棄其衣裝仆從，孑然宵遁。
既抵上海，造黃興，方圖舉兵，士钊則袖出讨袁之檄。
而與章炳麟先後之武昌，說黎元洪戮力。
元洪隐持兩端，而二次革命之役猝起。
于是國民黨乃緟認士钊為政友。
清前兩廣總督岑春萱亦起而聲讨世凱以稱大元帥，則以士钊為秘書。
既不克，士钊亦被名捕，逃日本。
知世凱不可與争鋒，而欲藉文字以殺其焰，乃組《甲寅》雜志，以民國三年五月十日出版第一期。
言不迫切，洞中奧會。
國民黨人既遁荒海外，而世凱務屏絕之不與同中國。
于是士钊曉之以“政力向背論”、“政本論”。
以謂：“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
何謂有容？曰：‘不好同惡異”。
昔在英儒奈端治天文，斷言太陽系中有二力于焉運行。
日者，全系之心也。
一力吸行星而向之，曰‘向心力’；一力複曳行星而離之，曰‘離心力’。
其後蒲俫士覃精史學，深明律意，以奈端之說可以衡政，極言為政當保持兩力平衡之道。
其說曰：‘社會号有組織，必也合無數人、無數團體而範圍之。
其所以使此人若團體共相維系，則向心力也：反之若團體因而瓦解，則離心力也。
凡曰社會，無不有兩力為之主宰。
然謂後力可以刬除，亦決不能。
蓋社會者，乃由小團體組織而成。
而小團體中之團體，莫不各有其中心，環之而走，無論何之，不盡離宗。
則其對于他團體及其個體之為離立，可不俟辨。
且社會過大，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利害沖突，意見橫生。
彼之所以為康樂，此或以為冤苦。
緩則别求處理，急則決欲合去，社會之情，一傷至此，久之，勢且成為中堅，所有優傷疾苦，環趨迸發，群體不裂，又複幾何？’夫所謂群體裂者，即革命之禍之所由始也。
苟欲禍之不起，惟有保其離心力在團體以内，使不外崩，斷無利其離而轉排之理。
苛或排焉，則力之盛衰，厥無一定。
強弱相倚，而互排之局成。
傾軋無已，争民施奪，生人之道苦，而國家之大命亦傾。
由是兩力相排，大亂之道；兩力相守，治平之原。
民軍一呼，滿廷解紐。
昔日之主張君憲者，無不同情于革命。
而吾首義諸君，乃不知利用衆山皆向之勢，索瑕尋釁，日媒蘖于人以自張。
于是離心力之可轉為向心力者，既為所排，而國内所有一切離心力，更不識所以位之，使得其所，而日以獨申向心力為事。
卒之離心力驟然潰決，上崩瓦解。
顧今之為政者，既利用國民黨之窮追離心力，收之以向己，而人心以得。
而惜其不審籌一相當之地，以置不可收之離心力，使運行于法制之内，借圖政治調劑之用，而措國家于治平。
于是知褊狹者不可以謀國，浮淺者不可與議法也。
”語重心長，其論深切著明，為世凱當日發，而實不僅為世凱當日發，蓋有慨乎其言之矣。
世凱稔惡，既以稱帝，梁啟超則領袖進步黨以與國民黨合而聲讨。
蔡锷者，啟超弟子也，有雲南首義之功。
而岑春萱則入肇慶以稱兩廣都司令，辟士钊為秘書長。
啟超來會，士钊建議辟新運以别立政統，不複國會。
啟超韪之，春萱亦以為然。
而湯化龍、吳景濂以議長呼朋引類，會上海，以民意相劫持，天下重足而立，春萱、啟超惕息莫敢禁。
世凱既殕，春萱亦釋兵。
士钊則勸以從容養望，而自入北京大學講學，期三年不聞政。
春萱惑于人言，而欲恢複國會以收名望，召世钊議行止，士钊力沮之，并言國會黩貨長亂，恢複無當人意狀。
春萱漏言而議士大恨。
春萱亦卒走粵，召國會，立軍府，而自為總裁。
急電相召，無立異議地。
士钊則降心相從。
自後啟超附段祺瑞以征南，而春萱遮蔽民黨，用事于粵，士約實為上佐。
言議員宜課資格，受試驗。
聞者大嘩。
士钊又在上海揭論，主憲法不由國會訂立。
其文流傳，兩院中人指為叛逆；而以士钊之亦議員也，張皇号召，削其籍。
又以附之者衡政必曰學理，谥之為“政學系”。
時人為之語曰：“北有安福，南有政學”，以為大诟。
安福者，段祺瑞門下之政客系也。
曹锟乘之，用吳佩孚以敗段祺瑞。
而春萱亦奔走失職。
士钊睹事無可為，而疑代議之無補治制，以英國世界代議制之祖國也，乃以十年二月再遊倫敦，曆訪其名士，相與考論。
而小說家威爾思、戲劇家肖伯納，皆于民治有貶詞。
威爾思約士钊赴别墅，從容談及中國，慨然曰；“民主主義，吾人辯之使無完膚，隻須十分鐘耳。
但其餘主義脆弱，且又過之。
持辯至五分鐘，即已旗靡轍亂。
是民主政治之死而未僵，力不在本身，而在代者之未得其道。
世間以吾英有此，群效法之，乃最不幸焉。
中國向無代議制，人以非民主少之。
不知曆代相沿之科舉制，乃與民主精神深相契合。
蓋白屋公卿，人人可緻，豈非平等之極則？貿然廢之，可謂愚矣。
吾欲著一書曰‘事能體合論’，意在闡明何事須用何能，何能始為何事。
事能之間，有一定之選擇方法，使之體合。
中國民治，其病在事能之不體合也。
”為太息者久之。
而肖伯納之所以語士钊者，意尤诙詭，謂：“能治人者始可治人。
林肯以來，政體有恒言曰：‘為民利，由民主之民治。
’然人民果何足為治乎？如劇，小道也，編劇即非盡人能之。
設有人言‘為民樂
”其時天下固瞢然莫知國父之為誰何，而上海之與國父有舊者，獨一秦鞏黃，尤誦而心喜，為之序曰：“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孫文，不過廣州灣一海盜也，而豈知有如行嚴所雲者。
舉國熙熙皞皞，醉生夢死，彼獨一人圖祖國之光複，擔人種之競争。
且欲導揚人權于專治之東洋，得非天誘其衷而錫之勇者乎！”炳麟則為題詞曰：“索虜披昌亂禹績，有赤帝子斷其嗌。
掩迹鄭洪為民辟，四百兆民視此冊。
”自是國父名著，播之文章而喧于士夫矣。
時國父易名中山樵以避邏者，士钊著錄，用孫中山三字，綴為姓字，睹者大詫，謂無真僞兩姓骈舉為呼之理，然中山之名自此稱。
會俞明震以清廷命來檢察革命黨，炳麟及容皆就逮，而士钊得脫，則以明震之厚重之也。
士钊既免于難，乃還長沙，随黃興糾集三湘豪傑，創立華興會。
而聯洪幫哥老會以舉事，不成，士钊乃亡命日本，走江戶。
則頓悟黨人不學無術而高談革命，禍至無日，功罪必不相償。
漸謝興不與交往，則發憤自力于學，而一刮磨少年喜事之習。
自是欲以向學持世，而不肯以議論徇人。
一意孤行，積與世忤，蹶而不振，兆于此矣。
于是黃興以華興會并入國父主持之興中會，合組同盟會于日本之赤坂，中分八部，各司其局。
而以“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信條。
會衆三百餘人，舉國父為總理。
而士钊則謝不與，興則固邀而避之一室，動之以情，劫之以勢，非署名隸同盟會者不得出。
于是者持兩晝夜，未獲當也。
既而士钊之英，入倫敦大學，習政治經濟之學。
顧最喜者邏輯，又通古諸子名家言，耙栉梳理而觀其通。
自是衡政論學，罔不衷于邏輯。
黃花崗之敗，志士骈首，而友人楊守仁同客英倫，聞之，發憤蹈海死。
士钊索居黯然，感于詩人“秋雨梧桐”之意，遂易“青”為“秋”焉。
其時北京《帝國日報》屢征士钊文，士钊則為英憲各論，皆署“秋桐”二字與之。
辛亥八月，革命突起而共和肇造，推國父為臨時大總統，奠都南京。
然革命黨人，所能依稀仿佛以渙然大号者，惟立國會、興民權，廓然數名詞耳。
其中經緯萬端及中西立國異同本義，殆無一人能言。
士钊歸自英倫，晤桃源宋教仁于遊府西街。
教仁以能文善演說而為國父所倚重者也，則坦然相告曰；“子歸乎！吾幸集子所言，以時考覽而明憲政梗概。
”出示一冊，蓋士钊投寄北京《帝國日報》英憲各論，剪裁裝冊也。
于是士钊乃以明憲法，通政情，為革命黨人所欲禮羅。
吳敬恒、張繼、于右任之徒，聯翩相造，邀之人同盟會，士钊卒婉謝之。
于右任方主《民立日報》，乃委己以聽。
《民立日報》者，同盟會之機關報也。
梁啟超嘗持君主立憲以與同盟會牾，至是歸國而懼不容，揚言于衆曰：“吾夙昔言立憲者，手段也；吾目的亦為革命。
”同盟會不聽，而操之益急。
顧士钊習于英憲，持論不為贍徇，獨謂：“政黨政治之成功，在于黨德。
黨德雲者，即明認他黨為合法團體，而聽其并力經營于政治範圍以内，以期相與确守政争之公平律也。
凡一時代急激之論，一派獨擅之以為名高，束縛馳驟，異議嗫嚅，壟斷天下之輿論而君之，天下大事以定于一時；然理诎而不申，情郁以莫舒，乖戾過甚，卒亦大傷。
凡所争執，隐之走入偏私，顯之流于暴舉。
群序既不得平流而進，乃為事勢之所必然。
十七世紀，英倫之政争記錄，凡号為陰謀史或流血史，即以此也。
且一黨欲其黨内之常新，亦豈利他黨之消滅？蓋失其對待，何黨可言？他黨力衰，而己黨亦必至蟲生而物腐也。
”一本其平素所笃信而由衷者，質焉劑焉，持說侃侃，以此大韪于國人，然亦以此失同盟會歡。
同盟會既改組為國民黨，黃興重邀隸籍，士钊又不許。
國民黨人大嘩，诋為别有用意。
士钊發憤棄去，則别出周報以暢欲言、抉政情，淩雲健筆，語語為人所欲出而不得出。
傳誦萬口，而署之曰“獨立”，所以揭持論不為苟同之旨也。
袁世凱既為臨時大總統，圖專政，而欲藉途憲法以謀稱制。
既知士钊之通憲法，而聞其不得志于國民黨也，招入見，館之錫拉胡同，禮意稠疊，惟其所欲。
所望于世钊者，憲法之主持也。
顧世凱則以早起家事清提督吳長慶，因與其子保初過從雅故；而士钊則保初親女夫，意可屬大事也。
促膝深談，具悉所以為帝制者，其計井然，則大駭。
宋教仁既見賊，士钊意自危，而盡棄其衣裝仆從，孑然宵遁。
既抵上海，造黃興，方圖舉兵，士钊則袖出讨袁之檄。
而與章炳麟先後之武昌，說黎元洪戮力。
元洪隐持兩端，而二次革命之役猝起。
于是國民黨乃緟認士钊為政友。
清前兩廣總督岑春萱亦起而聲讨世凱以稱大元帥，則以士钊為秘書。
既不克，士钊亦被名捕，逃日本。
知世凱不可與争鋒，而欲藉文字以殺其焰，乃組《甲寅》雜志，以民國三年五月十日出版第一期。
言不迫切，洞中奧會。
國民黨人既遁荒海外，而世凱務屏絕之不與同中國。
于是士钊曉之以“政力向背論”、“政本論”。
以謂：“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
何謂有容？曰：‘不好同惡異”。
昔在英儒奈端治天文，斷言太陽系中有二力于焉運行。
日者，全系之心也。
一力吸行星而向之，曰‘向心力’；一力複曳行星而離之，曰‘離心力’。
其後蒲俫士覃精史學，深明律意，以奈端之說可以衡政，極言為政當保持兩力平衡之道。
其說曰：‘社會号有組織，必也合無數人、無數團體而範圍之。
其所以使此人若團體共相維系，則向心力也：反之若團體因而瓦解，則離心力也。
凡曰社會，無不有兩力為之主宰。
然謂後力可以刬除，亦決不能。
蓋社會者，乃由小團體組織而成。
而小團體中之團體，莫不各有其中心，環之而走，無論何之，不盡離宗。
則其對于他團體及其個體之為離立，可不俟辨。
且社會過大，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利害沖突，意見橫生。
彼之所以為康樂，此或以為冤苦。
緩則别求處理，急則決欲合去，社會之情，一傷至此，久之，勢且成為中堅，所有優傷疾苦，環趨迸發，群體不裂，又複幾何？’夫所謂群體裂者，即革命之禍之所由始也。
苟欲禍之不起，惟有保其離心力在團體以内，使不外崩，斷無利其離而轉排之理。
苛或排焉，則力之盛衰，厥無一定。
強弱相倚，而互排之局成。
傾軋無已，争民施奪，生人之道苦，而國家之大命亦傾。
由是兩力相排，大亂之道；兩力相守，治平之原。
民軍一呼，滿廷解紐。
昔日之主張君憲者，無不同情于革命。
而吾首義諸君，乃不知利用衆山皆向之勢，索瑕尋釁，日媒蘖于人以自張。
于是離心力之可轉為向心力者，既為所排，而國内所有一切離心力，更不識所以位之，使得其所，而日以獨申向心力為事。
卒之離心力驟然潰決，上崩瓦解。
顧今之為政者，既利用國民黨之窮追離心力，收之以向己，而人心以得。
而惜其不審籌一相當之地，以置不可收之離心力，使運行于法制之内，借圖政治調劑之用，而措國家于治平。
于是知褊狹者不可以謀國，浮淺者不可與議法也。
”語重心長，其論深切著明，為世凱當日發，而實不僅為世凱當日發，蓋有慨乎其言之矣。
世凱稔惡，既以稱帝，梁啟超則領袖進步黨以與國民黨合而聲讨。
蔡锷者，啟超弟子也，有雲南首義之功。
而岑春萱則入肇慶以稱兩廣都司令，辟士钊為秘書長。
啟超來會，士钊建議辟新運以别立政統，不複國會。
啟超韪之，春萱亦以為然。
而湯化龍、吳景濂以議長呼朋引類，會上海，以民意相劫持，天下重足而立，春萱、啟超惕息莫敢禁。
世凱既殕，春萱亦釋兵。
士钊則勸以從容養望，而自入北京大學講學，期三年不聞政。
春萱惑于人言，而欲恢複國會以收名望，召世钊議行止，士钊力沮之，并言國會黩貨長亂，恢複無當人意狀。
春萱漏言而議士大恨。
春萱亦卒走粵，召國會，立軍府，而自為總裁。
急電相召，無立異議地。
士钊則降心相從。
自後啟超附段祺瑞以征南，而春萱遮蔽民黨，用事于粵，士約實為上佐。
言議員宜課資格，受試驗。
聞者大嘩。
士钊又在上海揭論，主憲法不由國會訂立。
其文流傳，兩院中人指為叛逆；而以士钊之亦議員也，張皇号召，削其籍。
又以附之者衡政必曰學理，谥之為“政學系”。
時人為之語曰：“北有安福，南有政學”，以為大诟。
安福者，段祺瑞門下之政客系也。
曹锟乘之，用吳佩孚以敗段祺瑞。
而春萱亦奔走失職。
士钊睹事無可為，而疑代議之無補治制，以英國世界代議制之祖國也，乃以十年二月再遊倫敦，曆訪其名士，相與考論。
而小說家威爾思、戲劇家肖伯納，皆于民治有貶詞。
威爾思約士钊赴别墅，從容談及中國，慨然曰；“民主主義，吾人辯之使無完膚，隻須十分鐘耳。
但其餘主義脆弱，且又過之。
持辯至五分鐘，即已旗靡轍亂。
是民主政治之死而未僵，力不在本身，而在代者之未得其道。
世間以吾英有此，群效法之，乃最不幸焉。
中國向無代議制，人以非民主少之。
不知曆代相沿之科舉制，乃與民主精神深相契合。
蓋白屋公卿，人人可緻，豈非平等之極則？貿然廢之，可謂愚矣。
吾欲著一書曰‘事能體合論’，意在闡明何事須用何能，何能始為何事。
事能之間，有一定之選擇方法，使之體合。
中國民治，其病在事能之不體合也。
”為太息者久之。
而肖伯納之所以語士钊者，意尤诙詭，謂：“能治人者始可治人。
林肯以來，政體有恒言曰：‘為民利，由民主之民治。
’然人民果何足為治乎？如劇，小道也，編劇即非盡人能之。
設有人言‘為民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