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譚嗣同 蔡锷 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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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覆幹法，蓋為墨守菲列德之遺制；而拿翁三世之亡，則在輕視普人之軍制。
蓋兵也者，與敵互為因緣者也。
夫習于常勝者，進一步則為虛驕，故古人必戒之以懼，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懼者，謀之基也。
必戰者，至剛之志；必勝者，至虛之心。
賢者負國之重，必以至剛之志，濟之以至虛之心，而其入手治兵首在擇敵。
有迳以至強為敵者，如今之英德法，各有其心目中至強之對，而衡之以整軍經武，是也。
有先擇一易與者為敵，而間接以達其抗拒至強之目的者，昔普欲戰法而先試之于奧，伊欲戰奧而先試之于俄。
蓋凡百困難，随一敗以俱來，即随一勝以俱去。
國家承積弱之勢而欲以自振，往住用此。
惟有大不可者二焉：一曰甲可戰，乙可戰，乃既欲戰甲，又欲戰乙，則大不可。
備多者力分也。
一則甲可戰，乙可戰，乃今日欲戰甲，明日複戰乙，亦大不可。
心不戰，力不舉也。
”具詳所著《軍事計劃》一書。
總統府内史夏午贻亦以鄉人時往還。
午贻，字壽田，陝西巡撫夏時之子也。
貴公子早擢進士第，以楊度之舉而得進于世凱。
先是南北議和之屢停也，午贻實以世凱密命，貳保定軍官學校校長廖宇春赴上海，與黃興使者會甘肅路之文明書局。
使者以臨時大總統為餌，而宇春、午贻則探世凱之旨，以清室為市。
宇春、午贻迳請以世凱為大總統，而使者則持之曰；“能傾覆清室者為大總統。
”訟辯三日而有成言。
于是宇春電告段祺瑞，而祺瑞遂率北方将士二十八萬人通電以請清帝退位，而世凱遂繼國父受任臨時大總統。
授宇春陸軍中将勳三位，所以酬也。
宇春則著《辛亥南北共和記實》，印播萬冊以鳴得意。
世凱大惡之，遂以投閑置散，而任午贻為内史。
午贻機敏有智數，尤善筆劄。
世凱有所指示，口授滔滔，而午贻則運筆如舌，手不停揮，無溢詞，無隐情，世凱倚如左右手。
世凱意之所在，他人莫測，而午贻則以日侍左右，獨心領神會于語言之表。
楊度有推毂之誼，午贻推知己之感，苟有知聞，必以告度。
锷日夕過度，而午贻亦與锷上下議論。
世凱以午贻侍論兵，談言微中。
一日語曰：“君何書生而曉暢戎機？”午贻謝曰：“不敢，此蔡松坡之論也。
”世凱因言：“小站宿将，暮氣漸深。
而東鄰虎視眈眈，實逼處此。
不如就南中大将知兵者，授以大任，簡練新軍，庶可去腐生新，為國扞城。
”蓋世凱舊練兵小站，所部宿将，惟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三人，諺以龍虎狗為況，鹹見倚畀。
然士珍素性淡泊，畏遠權勢，雖曰知方，而非有勇，雍容雅望，本不足以投大遺艱。
祺瑞廉潔自将，行行如也，果于自用，知小而謀大。
士珍知柔而不知剛，祺瑞知進而不知退。
國璋則貪财好色，位尊而多金，既以平黃興而撫有江南，徒以酣豢，事世凱為謹，見則嗫嚅，風斯下矣。
一旦有急，折沖禦侮，孰堪大受？其他碌碌，世凱熟知之矣。
辭氣之間，頗屬意锷。
锷之督雲南也，諜者報有人勸脫離中央，世凱批“應查”二字，交統帥辦事處，亦以為查無實據，束之高閣久矣。
及锷來供職，無意見之，心大危疑。
而統帥辦事處主之者雷震春，亦小站練兵舊人，窺世凱之旨而有忌于锷。
諜報文書，為锷所見，莫或使之，若或使之。
帝制議起而屢遭偵伺。
世凱亦敬而遠之，以高官為羁縻矣。
然锷志氣殊常，非如諸公衮衮之徒以酣豢也，勳業為重，祿位為輕。
恒欲得人而匡輔之，挾雷霆萬鈞之勢，以振中國，轉弱為強。
其棄雲南而入觐也，以為世凱之足與有為也。
顧世凱帝制自為，未遑遠略，不競于外而以咆咻于中國，專治一切，自便私圖，此锷之所不能忍也。
于是谒梁啟超有所咨商，而微服出京，繞道回雲南以謀聲讨。
世凱以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下令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而锷先三日以雲南獨立。
唐繼堯以都督任留守，而锷自将三千人出征，稱護國軍，任總司令。
申儆于諸将曰：“吾人以一隅出抗全國，庸有觊倖？然此一役也，所争者非勝利，乃中華民國四萬萬衆之人格也。
”遂進兵于四川，納溪之役，失據敗績。
然義聲所播，舉國風從。
世凱掉心失圖，遂以憤死，為民國五年六月六日也。
萬夫所指，不仆自僵，民的可畏，于斯征矣。
于是黎元洪以副總統繼任大總統，授锷四川都督，而锷不就。
以謂：“蜀雖可為，而民情澆薄虛驕，不适于從軍。
若用外軍而屏土著，主客不容，終成水火。
加以連年變亂，豪紳良民，多習為盜，恬不知怪。
嘗謂治蜀非十年不能澄清，談何容易！必先臨以雷震萬鈞之力，芟夷斬伐；亂根既盡，民志漸蘇，乃煦以陽和之氣，扶植而長養之，亦盛業也。
然我志不在此。
北軍樸勇耐勞，為全國冠，惜無國家思想，無軍人智能，倘得賢将以董督而訓練之，可植國軍之基，不如置身彼中以為後圖。
”顧锷欲舍蜀以事北，而唐繼堯則圖窺蜀以自廣。
方锷以孤軍入蜀而左次不得進也，世凱遣曹锟、張敬堯等帥師禦之，其衆十倍于锷，幾不支。
而繼堯不濟師，不繼饷，坐視勝負。
至是乃遣師命将，大舉入蜀。
锷則以電告曰：“我輩應為國家，不為權利，毋負初心，貫徹一緻。
不為外界所搖惑，不受私暱所劫持，唯義所在，公私兩濟。
今袁氏亦既殒命，不撤兵而進兵，锷愚莫測所以，兵連禍結，何以善後？锷為滇計，為公計，不忍不告。
”繼堯不聽，而锷亦無以制也。
顧锷清羸，病肺久，而戎馬倉皇，日以沉綿，世凱死而锷亦不支。
瘖失音，亟解兵以就醫日本，而卒無救。
遺書謂：“少慕東鄰強盛，恒持軍國主義，而非大有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
今日之政體孰善，尚乏絕端證斷。
特以袁氏強奸民意，帝制自為，爰申大義于天下，以為國民争人格。
湘人楊度曩倡君憲救國論，而附袁以行其志，實具苦衷，較之攀附尊榮者，究不可同日語。
望政府為國惜才，畀以寬典。
”而于是锷之心事乃大白，欲持軍國主義以外禦其侮，而不欲擁兵割據，以地方抗中央。
志在尊主庇民，整軍經武，鷹揚虎視，别有偉抱，豈曰師命惟聽，而奉梁啟超之一言以稱兵者哉？特以所投非主，而不能以義全始終，赍志以殁，識者哀之。
後人搜其文章言論，為《蔡松坡遺集》十二冊。
嗚呼！《傳》不雲乎：“君擇臣，臣亦擇君。
”雖共和之成，名義可以無君臣，而大業之建，事實不能無主佐。
蔡锷之治兵也，不肯擁兵割據以徇一時風氣；然欲以尊重中央而無成功者，以所欲佐者袁世凱也。
章士钊之治學也，亦不曲學阿世以徇一時鳳氣，然欲以整齊議士，裁饬學風而無成功者，以始所佐者岑春萱，而後所佐者段祺瑞也。
二人者皆好學深思而知四國之為，其所持者是也。
然所為擇而欲以行其所持者，惜乎非其主也。
惟蔡锷反兵以申大義，心迹分明；而章士钊拂時以負衆诟，志事不白。
此其中亦有幸不幸哉！ 章士到，字行嚴，長沙人。
少讀書長沙東鄉之老屋。
前庭有桐樹二，其中稚桐，皮青幹直，而士钊月夕瞻對，油然愛生，誦白香山“一顆青桐子”之句，自号“青桐子”。
二十一歲，負笈南京，進江南陸師學堂。
長沙馬晉羲方主講國文、史地，以鄉人子弟撫畜之。
總辦俞明震，名士擅學問，能獎掖後生，尤重士钊，而治校嚴。
時則南陽公學大罷學，上海《蘇報》特置《學界風潮》一欄，推波助瀾，恣意鼓吹，士氣驟動。
中國學生之以罷學為當然，自《蘇報》之倡也。
一時知名諸校，莫不有事，而陸師亦不免焉。
士钊既以能文章弁冕多士，則何甘于不罷課而以示弱諸校。
一日，毅然率同學三十餘人，買舟之上海，求與所謂愛國學社者合，并心一往，百不之恤。
三十餘人者，校之良也。
此曹一去，菁華已盡。
俞明震知士钊為同學少年信賴，函勸不顧；馬晉羲先生長者，垂涕而阻，亦目笑存之也。
自以為壯志毅魄，呼嘯風雲，吞長江而湧歇潮矣。
然三十餘人由此失學者過半，或卒以惰廢不自振。
中年以後，士钊每為馬晉羲道之，追悔無極，曰；“罷學之于學生，有百悔而無一成，愚所及身親驗，昭哉可睹。
”事在前清光緒二十八年也。
方是之時，革命之說漸起，而國父之聲名未著。
章炳麟、吳敬恒、蔡元培及善化秦鞏黃之流，次第張之。
鞏黃掉臂綠林，潛蹤女闾，自為風氣，罕與士夫接。
而炳麟、敬恒、元培，皆籍愛國學社。
炳麟挾《駁康有為書》一冊，沾沾自喜。
而敬恒擅才辯，安恺第之演說，戲笑怒罵，四座盡靡。
元培退然若不勝衣，與之言事，類有然諾而無諷示。
士钊既罷學之上海，從諸公遊，不可無以自見，獨抵掌說軍國民之義焉。
炳麟則大喜，以為得一奇士也。
滄州張繼、巴縣鄒容，則以劫取日本留學監督姚某之辮走上海，亦居愛國學社。
繼為無政府主義，而容著《革命軍》一書，士钊則潤澤之。
初版簽書“革命軍”三字，乃士钊筆也。
而容以序屬炳麟。
一日，炳麟攜與張繼及士钊同登酒樓，痛飲極酣，曰：“吾四人當為兄弟，僇力天下事。
”炳麟年最長，自居為伯，而仲士钊，叔繼，季容。
自是士钊弟畜二人，而呼炳麟為兄也。
容十九歲，年最幼，而氣淩厲出士钊上，卒然問曰；“大哥為《駁康有為書》，我為《革命軍》，博泉為無政府主義，而子何有？”士钊則笑謝之而已。
顧自内慚，乃據日本宮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夢》為底本，成一小冊子，顔曰《孫逸仙》，而自序于端曰：“孫逸仙，近今談革命者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之所同認。
吾今著錄此書，而标之曰‘孫逸仙’，豈不尚哉？而不然。
孫逸仙者，非一氏之所私号，乃新中國發露之名詞也。
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為。
天相中國，則孫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
蓋兵也者，與敵互為因緣者也。
夫習于常勝者，進一步則為虛驕，故古人必戒之以懼，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懼者，謀之基也。
必戰者，至剛之志；必勝者，至虛之心。
賢者負國之重，必以至剛之志，濟之以至虛之心，而其入手治兵首在擇敵。
有迳以至強為敵者，如今之英德法，各有其心目中至強之對，而衡之以整軍經武，是也。
有先擇一易與者為敵，而間接以達其抗拒至強之目的者，昔普欲戰法而先試之于奧，伊欲戰奧而先試之于俄。
蓋凡百困難，随一敗以俱來，即随一勝以俱去。
國家承積弱之勢而欲以自振，往住用此。
惟有大不可者二焉：一曰甲可戰，乙可戰，乃既欲戰甲，又欲戰乙，則大不可。
備多者力分也。
一則甲可戰，乙可戰，乃今日欲戰甲，明日複戰乙，亦大不可。
心不戰，力不舉也。
”具詳所著《軍事計劃》一書。
總統府内史夏午贻亦以鄉人時往還。
午贻，字壽田，陝西巡撫夏時之子也。
貴公子早擢進士第，以楊度之舉而得進于世凱。
先是南北議和之屢停也，午贻實以世凱密命，貳保定軍官學校校長廖宇春赴上海，與黃興使者會甘肅路之文明書局。
使者以臨時大總統為餌，而宇春、午贻則探世凱之旨，以清室為市。
宇春、午贻迳請以世凱為大總統，而使者則持之曰；“能傾覆清室者為大總統。
”訟辯三日而有成言。
于是宇春電告段祺瑞，而祺瑞遂率北方将士二十八萬人通電以請清帝退位，而世凱遂繼國父受任臨時大總統。
授宇春陸軍中将勳三位，所以酬也。
宇春則著《辛亥南北共和記實》，印播萬冊以鳴得意。
世凱大惡之，遂以投閑置散，而任午贻為内史。
午贻機敏有智數，尤善筆劄。
世凱有所指示，口授滔滔，而午贻則運筆如舌，手不停揮，無溢詞，無隐情，世凱倚如左右手。
世凱意之所在，他人莫測，而午贻則以日侍左右，獨心領神會于語言之表。
楊度有推毂之誼，午贻推知己之感，苟有知聞，必以告度。
锷日夕過度，而午贻亦與锷上下議論。
世凱以午贻侍論兵，談言微中。
一日語曰：“君何書生而曉暢戎機？”午贻謝曰：“不敢，此蔡松坡之論也。
”世凱因言：“小站宿将，暮氣漸深。
而東鄰虎視眈眈，實逼處此。
不如就南中大将知兵者，授以大任，簡練新軍，庶可去腐生新，為國扞城。
”蓋世凱舊練兵小站，所部宿将，惟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三人，諺以龍虎狗為況，鹹見倚畀。
然士珍素性淡泊，畏遠權勢，雖曰知方，而非有勇，雍容雅望，本不足以投大遺艱。
祺瑞廉潔自将，行行如也，果于自用，知小而謀大。
士珍知柔而不知剛，祺瑞知進而不知退。
國璋則貪财好色，位尊而多金，既以平黃興而撫有江南，徒以酣豢，事世凱為謹，見則嗫嚅，風斯下矣。
一旦有急，折沖禦侮，孰堪大受？其他碌碌，世凱熟知之矣。
辭氣之間，頗屬意锷。
锷之督雲南也，諜者報有人勸脫離中央，世凱批“應查”二字，交統帥辦事處，亦以為查無實據，束之高閣久矣。
及锷來供職，無意見之，心大危疑。
而統帥辦事處主之者雷震春，亦小站練兵舊人，窺世凱之旨而有忌于锷。
諜報文書，為锷所見，莫或使之，若或使之。
帝制議起而屢遭偵伺。
世凱亦敬而遠之，以高官為羁縻矣。
然锷志氣殊常，非如諸公衮衮之徒以酣豢也，勳業為重，祿位為輕。
恒欲得人而匡輔之，挾雷霆萬鈞之勢，以振中國，轉弱為強。
其棄雲南而入觐也，以為世凱之足與有為也。
顧世凱帝制自為，未遑遠略，不競于外而以咆咻于中國，專治一切，自便私圖，此锷之所不能忍也。
于是谒梁啟超有所咨商，而微服出京，繞道回雲南以謀聲讨。
世凱以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下令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而锷先三日以雲南獨立。
唐繼堯以都督任留守，而锷自将三千人出征，稱護國軍，任總司令。
申儆于諸将曰：“吾人以一隅出抗全國，庸有觊倖？然此一役也，所争者非勝利，乃中華民國四萬萬衆之人格也。
”遂進兵于四川，納溪之役，失據敗績。
然義聲所播，舉國風從。
世凱掉心失圖，遂以憤死，為民國五年六月六日也。
萬夫所指，不仆自僵，民的可畏，于斯征矣。
于是黎元洪以副總統繼任大總統，授锷四川都督，而锷不就。
以謂：“蜀雖可為，而民情澆薄虛驕，不适于從軍。
若用外軍而屏土著，主客不容，終成水火。
加以連年變亂，豪紳良民，多習為盜，恬不知怪。
嘗謂治蜀非十年不能澄清，談何容易！必先臨以雷震萬鈞之力，芟夷斬伐；亂根既盡，民志漸蘇，乃煦以陽和之氣，扶植而長養之，亦盛業也。
然我志不在此。
北軍樸勇耐勞，為全國冠，惜無國家思想，無軍人智能，倘得賢将以董督而訓練之，可植國軍之基，不如置身彼中以為後圖。
”顧锷欲舍蜀以事北，而唐繼堯則圖窺蜀以自廣。
方锷以孤軍入蜀而左次不得進也，世凱遣曹锟、張敬堯等帥師禦之，其衆十倍于锷，幾不支。
而繼堯不濟師，不繼饷，坐視勝負。
至是乃遣師命将，大舉入蜀。
锷則以電告曰：“我輩應為國家，不為權利，毋負初心，貫徹一緻。
不為外界所搖惑，不受私暱所劫持，唯義所在，公私兩濟。
今袁氏亦既殒命，不撤兵而進兵，锷愚莫測所以，兵連禍結，何以善後？锷為滇計，為公計，不忍不告。
”繼堯不聽，而锷亦無以制也。
顧锷清羸，病肺久，而戎馬倉皇，日以沉綿，世凱死而锷亦不支。
瘖失音，亟解兵以就醫日本，而卒無救。
遺書謂：“少慕東鄰強盛，恒持軍國主義，而非大有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
今日之政體孰善，尚乏絕端證斷。
特以袁氏強奸民意，帝制自為，爰申大義于天下，以為國民争人格。
湘人楊度曩倡君憲救國論，而附袁以行其志，實具苦衷，較之攀附尊榮者，究不可同日語。
望政府為國惜才，畀以寬典。
”而于是锷之心事乃大白，欲持軍國主義以外禦其侮，而不欲擁兵割據，以地方抗中央。
志在尊主庇民，整軍經武，鷹揚虎視，别有偉抱，豈曰師命惟聽，而奉梁啟超之一言以稱兵者哉？特以所投非主，而不能以義全始終，赍志以殁，識者哀之。
後人搜其文章言論，為《蔡松坡遺集》十二冊。
嗚呼！《傳》不雲乎：“君擇臣，臣亦擇君。
”雖共和之成，名義可以無君臣，而大業之建，事實不能無主佐。
蔡锷之治兵也，不肯擁兵割據以徇一時風氣；然欲以尊重中央而無成功者，以所欲佐者袁世凱也。
章士钊之治學也，亦不曲學阿世以徇一時鳳氣，然欲以整齊議士，裁饬學風而無成功者，以始所佐者岑春萱，而後所佐者段祺瑞也。
二人者皆好學深思而知四國之為，其所持者是也。
然所為擇而欲以行其所持者，惜乎非其主也。
惟蔡锷反兵以申大義，心迹分明；而章士钊拂時以負衆诟，志事不白。
此其中亦有幸不幸哉！ 章士到，字行嚴，長沙人。
少讀書長沙東鄉之老屋。
前庭有桐樹二，其中稚桐，皮青幹直，而士钊月夕瞻對，油然愛生，誦白香山“一顆青桐子”之句，自号“青桐子”。
二十一歲，負笈南京，進江南陸師學堂。
長沙馬晉羲方主講國文、史地，以鄉人子弟撫畜之。
總辦俞明震，名士擅學問，能獎掖後生，尤重士钊，而治校嚴。
時則南陽公學大罷學，上海《蘇報》特置《學界風潮》一欄，推波助瀾，恣意鼓吹，士氣驟動。
中國學生之以罷學為當然，自《蘇報》之倡也。
一時知名諸校，莫不有事，而陸師亦不免焉。
士钊既以能文章弁冕多士，則何甘于不罷課而以示弱諸校。
一日，毅然率同學三十餘人，買舟之上海，求與所謂愛國學社者合，并心一往，百不之恤。
三十餘人者，校之良也。
此曹一去，菁華已盡。
俞明震知士钊為同學少年信賴，函勸不顧；馬晉羲先生長者，垂涕而阻，亦目笑存之也。
自以為壯志毅魄，呼嘯風雲，吞長江而湧歇潮矣。
然三十餘人由此失學者過半，或卒以惰廢不自振。
中年以後，士钊每為馬晉羲道之，追悔無極，曰；“罷學之于學生，有百悔而無一成，愚所及身親驗，昭哉可睹。
”事在前清光緒二十八年也。
方是之時，革命之說漸起，而國父之聲名未著。
章炳麟、吳敬恒、蔡元培及善化秦鞏黃之流，次第張之。
鞏黃掉臂綠林，潛蹤女闾，自為風氣，罕與士夫接。
而炳麟、敬恒、元培，皆籍愛國學社。
炳麟挾《駁康有為書》一冊，沾沾自喜。
而敬恒擅才辯，安恺第之演說，戲笑怒罵，四座盡靡。
元培退然若不勝衣，與之言事，類有然諾而無諷示。
士钊既罷學之上海，從諸公遊，不可無以自見，獨抵掌說軍國民之義焉。
炳麟則大喜，以為得一奇士也。
滄州張繼、巴縣鄒容，則以劫取日本留學監督姚某之辮走上海，亦居愛國學社。
繼為無政府主義，而容著《革命軍》一書，士钊則潤澤之。
初版簽書“革命軍”三字，乃士钊筆也。
而容以序屬炳麟。
一日，炳麟攜與張繼及士钊同登酒樓，痛飲極酣，曰：“吾四人當為兄弟，僇力天下事。
”炳麟年最長，自居為伯，而仲士钊，叔繼，季容。
自是士钊弟畜二人，而呼炳麟為兄也。
容十九歲，年最幼，而氣淩厲出士钊上，卒然問曰；“大哥為《駁康有為書》，我為《革命軍》，博泉為無政府主義，而子何有？”士钊則笑謝之而已。
顧自内慚，乃據日本宮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夢》為底本，成一小冊子，顔曰《孫逸仙》，而自序于端曰：“孫逸仙，近今談革命者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之所同認。
吾今著錄此書，而标之曰‘孫逸仙’，豈不尚哉？而不然。
孫逸仙者，非一氏之所私号，乃新中國發露之名詞也。
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為。
天相中國，則孫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