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譚嗣同 蔡锷 章士钊
關燈
小
中
大
下诏誓改革。
二十八日，召見康有為，命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許專折奏事。
徐緻靖以子仁鑄之言薦嗣同，召對稱旨。
而德宗用有為言，以七月二十日下诏顯擢内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内閣候補中書林旭及嗣同四人，著賞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
廢八股，開學堂，汰冗員，廣言路，凡百設施，不循故常。
然楊銳驟用事，頗受饋遺，袍料狐桶，望門投止。
而宦京朝久，深知宮庭水火，而勢之不能以無虞也。
會張之洞生日，其子在京設筵宴門生故吏，而銳舉酒不能飲。
座客問故，徐曰：“今上變法，太後意有忤。
吾屬參樞要，死無日矣。
”至二十九日而銳召對，賜密谕，謂：“朕位幾不免，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速籌相救。
”銳出傳示，即所謂“衣帶诏”者，相顧莫知所為計。
而五人者，惟嗣同卓厲敢死有知略。
于是說帝以八月初一日召見武衛軍統領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好言撫之擢兵部侍郎，專辦練兵事務。
而嗣同夜造世凱，出衣帶诏示之曰：“天下健者推公，若勒兵以清君側、肅宮庭，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
”且以手自撫其頸日：“苟不欲者，請殺仆。
”世凱正色曰：“君以袁某何如人哉！”顧以隸榮祿久，心憚之，不即發也。
榮祿則微有聞，馳使詢。
世凱猝不得隐，則以歸誠于榮祿。
榮祿者，太後之母族也，以大學士出為直隸總督而柄兵居外，所部武衛軍，分隸提督董福祥、聶士成及世凱。
即聞世凱之言，而以告太後，太後怒，而德宗知事急，又以初五日召見世凱。
世凱出語人曰：“皇上責我以練兵，敢不奉召，他非我所知也。
”顧林旭自始不以用世凱為然，以小詩代簡示嗣同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幾曾報主恩。
願為公歌千裡草，本初健者莫輕言。
“千裡草”影董字，“本初”影袁姓。
蓋謂用袁世凱，不如用董福祥也。
明日，梁啟超方造嗣同，有所議，而太後垂簾訓政，抄捕康有為南海館之報至。
嗣同從容語曰：“吾惟一死以報知己，君盍入日本使館，谒伊藤氏以營救康先生？”啟超則以是夕宿日本使館，而嗣同杜門以待，捕者不至。
則以次日之晨訪啟超，勸東遊。
日使從旁諷曰：“不如君偕。
”嗣同不可，再三強之。
嗣同曰：“各國變法，無不流血。
今中國未有以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競也。
有之，請自嗣同始！”因顧啟超曰：“不有行者，無以為後圖。
今康先生之生死未可知。
”而有為以初二日奉旨出京，次日敦促，先期逃遁，顧嗣同未之知也。
禦史楊深秀誦太後訓政之诏，抗疏以為不可。
援引大義，切陳時艱，請撤簾歸政。
遂偕嗣同及楊銳、林旭、劉光第與有為之弟廣仁并就逮。
而旭先一夕知不免，則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
嗣同既入獄，題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蓋懷有為及北京大俠王正誼所謂“大刀王五”者也。
遂以十三日斬于市。
臨刑神色不變，而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嗣同呼之前曰：“我有一言！”剛毅他顧不欲聽，乃從容就戮。
傳有《莽蒼蒼齋詩》二卷、《補遺》一卷、《寥天一閣文》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二卷，皆所自定三十年以前作。
性任俠好事，而與友人書言：“人生世間，天必有以困之。
以夫下事困聖賢、困英雄；以道德文章困士君子；以功名困仕宦，以衣食困庸夫。
天必欲困之，我必不為所困，是在局中人自悟耳。
夫不為所困，豈必舍天下事與夫道德文章功名貨利衣食而不顧哉？亦惟盡所當為，其得失利害未足撄我之心。
‘強為其善，成功則天’，此孟于所以告滕文公也。
可見事至于極，雖聖賢亦惟任之而已。
君子坦蕩蕩，名教中自有樂地，安用長戚戚為哉！”顧嗣同之緻命遂志，養之有素。
其立身自有本末。
而談者藉為康有為之盛德形容，蔡锷之舉兵讨袁，操之有本，在英雄别有襟抱。
而論者漫謂梁啟超之發蹤指示，皮相目論，惡足與語天下士也哉！ 蔡锷，字松坡，邵陽人。
年十四，補諸生。
十七而負笈時務學堂，梁啟超主講席，遂奉手焉。
然得啟超之心傳者少，而受楊度之薰染者為多。
楊度，字皙子，湘潭人也。
嘗受經王闿運，自謂承其平生帝王之學，而留學日本，倡君憲救國之論。
而锷稍長亦東渡，入日本士官學校。
鄉人之中，獨與度契。
休假日，必飯于度。
放言高論，謂“非軍國主義不足以救積弱之中國。
而近百年來，為一切政治之原動而國制組織之根本者，立憲制是也。
為一切軍事之原動而國軍組織之根本，則義務兵役制是也。
兩者相反而以相成。
自國家言，則立憲制者，求其個性之發展，故自由者，義取諸分，對内者也。
義務兵役者，求其團體之堅固，故強制者，義取諸合，對外者也。
自人民言，則有與聞政治之權利，即有保衛國家之義務。
大君與人民共國家，即可課人民以兵役。
”與度之君憲救國論，此唱彼和。
于時清政既替，變法無成，海外三島，志土雲集。
而抱負不同，各有揭幟。
持君主立憲論者，以為“法制既修，政有常軌，君主不過虛器，何必漢人屍名。
國步方艱，外侮頻仍，苟以革命起釁，必贻瓦解之禍。
”大放厥詞以為之主者，保皇黨之梁啟超，而《新民叢報》其喉舌也。
不然其說而倡民主立憲者，則曰“治人治法，不可偏廢。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主之者厥為國父，而為之喉舌以與《新民叢報》旗鼓相當者，則有汪精衛、胡漢民等主編之《民報》。
而度依違其間，蓋其持君主立憲與啟超同，而保皇則匪我思存。
于是異軍突起以創《中國新報》。
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而吐屬婉約，不激不随，以視《新民叢報》之鋪張排比、好為無端厓之詞者。
意度溫文，動人娓娓，一冊風行。
而國父之自南洋抵東京也，下車之後，首造于度。
談三日夕，欲伸所信而引為同志，而度不以為可。
臨别而國父喟然曰：“吾舌敝而君執之堅。
”度謝曰：“愧不克承公教。
顧有一友，與公英雄所見略同，願介以見。
”國父問何人，曰：“黃克強”。
而黃興與國父之相見，則度為之介也。
旋歸國應經濟特科試，列第一。
或讒于太後曰：“啟超之黨也。
”罷不用。
而袁世凱方柄政，力薦度，召對，賞四品京堂，以為憲政編查館提調，于是度以世凱為舉主矣。
既而宣統即位，其父醇王攝政，世凱稱足疾罷，而度亦浮沉仕不進。
及辛亥革命，黃興以黎元洪起兵武昌，攝政王莫知所為，起世凱督師。
朝旨未頒，而度先馳谒世凱，有所陳說。
世凱之出也，遣唐紹儀赴滬媾和，而命度南下協贊。
度與黃興雅故，為世凱疏通其意。
而和議屢停，以有成言者，度與有力焉。
蔡锷與度過從之日久而習聞其言論，及歸國，曆主湖南、廣西、雲南總兵事，擢雲南三十七協協統。
時為辛亥二月，而英人窺我片馬以有違言，于是輯《曾胡治兵語錄》以申儆諸将。
意别有會，則為加按。
至曾國藩論“用兵之道，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一語，則加按曰：“兵略是取攻勢，固也。
必兵力雄厚，士馬精練，軍資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具而後以操勝算。
普法之役，法人國境之師，動員頗速，而以兵力未能集中，軍資亦虞缺乏，遂緻着着落後，陷于守勢以坐困。
日俄之役，俄軍以西伯裡亞鐵路之交通，僅單軌，遂為優勢之日軍所制而以挫敗。
吾國兵力，決難如歐洲列國之雄厚；而‘精練’二字，此稍知軍事者能辨之。
至于軍資交通，兩者更瞠乎人後，如此而曰‘吾将取攻勢之戰略戰術’，何可得耶。
若與他邦以兵戎相見，與其孤注一擲以堕軍，不如據險以守，節節為防，以全軍而老敵師為主。
俟其深入無繼，乃一舉而殲之。
昔俄人之蹴拿皇，用此道也。
”觀于今日，我國人之堅持抗日，所見略同。
而锷燭照幾先，論之于二十年前。
然抗日軍興，吾與語士大夫，罕有會其意者。
吾自來湘，嘗告人：中國之對外戰争，有兩番偉論，皆出湘人，而可以俟諸百世不惑。
左宗棠之經略新疆也，俄人責言以陳兵，朝議蓄縮，而宗棠則主先進兵攻俄，引多隆阿之言，以謂“俄越境入中國，所壞者中國地方；我越境入俄邊，所壞者俄國地方。
俄人須防後路，自不敢一意向前。
”語詳本傳。
蔡锷主以守為戰，而宗棠則欲以攻為守，乃與自來德國兵家所倡防禦須在敵國境内之說，如出一吻。
當年左公之雄圖大略，與锷此日之操心慮危，相反相映。
然而锷知彼知己，其論為不乖于情者也。
既而聞黎元洪、黃興起武昌，遂舉雲南以應，為都督。
顧锷高瞻遠矚，不甘割據偏方為蠻夷大長以自恣娛，而疊電各省都督，力圖摧破省界，促成統一，而建設強有力之中央政府，我疆我理，擴張軍管區，縮小省行政，其素所蓄積然也。
于是和議成，而國父以黃興與袁世凱有成言，遂遜位而以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
顧以世凱之阻兵安忍，而興有第二次革命之役，以民國二年據南京聲讨。
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湖南都督譚延闿、廣東都督胡漢民，無不響應，而锷按兵不動。
及興之敗，國父亦遁荒在外，而以其年冬電告世凱，請解兵柄為天下先。
遂入京，一供職統帥辦事處，與楊度過從。
度論政而锷談兵，意氣如昨。
锷言：“兵者以戰為本，戰者以政為本，而志則又政之本。
故治兵雲者，以必戰之志而策必勝之道者也。
所謂立必戰之志者，道在不自餒。
夫強弱無定衡，五十年前之日本，百年前之德國，戰敗及革命之法國，彼惟不以弱灰心堕氣而有今日耳。
惟志不立，萬事皆休。
夫怵于外患者，退一步即為苟安，故古人必刺之以恥，曰‘知恥近乎勇’。
恥者，餒之砭也。
所謂策必勝之道者，道在不自滿。
昔普
二十八日，召見康有為，命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許專折奏事。
徐緻靖以子仁鑄之言薦嗣同，召對稱旨。
而德宗用有為言，以七月二十日下诏顯擢内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内閣候補中書林旭及嗣同四人，著賞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
廢八股，開學堂，汰冗員，廣言路，凡百設施，不循故常。
然楊銳驟用事，頗受饋遺，袍料狐桶，望門投止。
而宦京朝久，深知宮庭水火，而勢之不能以無虞也。
會張之洞生日，其子在京設筵宴門生故吏，而銳舉酒不能飲。
座客問故，徐曰：“今上變法，太後意有忤。
吾屬參樞要，死無日矣。
”至二十九日而銳召對，賜密谕，謂：“朕位幾不免，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速籌相救。
”銳出傳示，即所謂“衣帶诏”者，相顧莫知所為計。
而五人者，惟嗣同卓厲敢死有知略。
于是說帝以八月初一日召見武衛軍統領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好言撫之擢兵部侍郎，專辦練兵事務。
而嗣同夜造世凱，出衣帶诏示之曰：“天下健者推公，若勒兵以清君側、肅宮庭，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
”且以手自撫其頸日：“苟不欲者，請殺仆。
”世凱正色曰：“君以袁某何如人哉！”顧以隸榮祿久，心憚之，不即發也。
榮祿則微有聞，馳使詢。
世凱猝不得隐，則以歸誠于榮祿。
榮祿者，太後之母族也，以大學士出為直隸總督而柄兵居外，所部武衛軍，分隸提督董福祥、聶士成及世凱。
即聞世凱之言，而以告太後，太後怒，而德宗知事急，又以初五日召見世凱。
世凱出語人曰：“皇上責我以練兵，敢不奉召，他非我所知也。
”顧林旭自始不以用世凱為然，以小詩代簡示嗣同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幾曾報主恩。
願為公歌千裡草，本初健者莫輕言。
“千裡草”影董字，“本初”影袁姓。
蓋謂用袁世凱，不如用董福祥也。
明日，梁啟超方造嗣同，有所議，而太後垂簾訓政，抄捕康有為南海館之報至。
嗣同從容語曰：“吾惟一死以報知己，君盍入日本使館，谒伊藤氏以營救康先生？”啟超則以是夕宿日本使館，而嗣同杜門以待，捕者不至。
則以次日之晨訪啟超，勸東遊。
日使從旁諷曰：“不如君偕。
”嗣同不可，再三強之。
嗣同曰：“各國變法，無不流血。
今中國未有以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競也。
有之，請自嗣同始！”因顧啟超曰：“不有行者，無以為後圖。
今康先生之生死未可知。
”而有為以初二日奉旨出京，次日敦促，先期逃遁，顧嗣同未之知也。
禦史楊深秀誦太後訓政之诏，抗疏以為不可。
援引大義，切陳時艱，請撤簾歸政。
遂偕嗣同及楊銳、林旭、劉光第與有為之弟廣仁并就逮。
而旭先一夕知不免，則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
嗣同既入獄，題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蓋懷有為及北京大俠王正誼所謂“大刀王五”者也。
遂以十三日斬于市。
臨刑神色不變，而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嗣同呼之前曰：“我有一言！”剛毅他顧不欲聽，乃從容就戮。
傳有《莽蒼蒼齋詩》二卷、《補遺》一卷、《寥天一閣文》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二卷，皆所自定三十年以前作。
性任俠好事，而與友人書言：“人生世間，天必有以困之。
以夫下事困聖賢、困英雄；以道德文章困士君子；以功名困仕宦，以衣食困庸夫。
天必欲困之，我必不為所困，是在局中人自悟耳。
夫不為所困，豈必舍天下事與夫道德文章功名貨利衣食而不顧哉？亦惟盡所當為，其得失利害未足撄我之心。
‘強為其善，成功則天’，此孟于所以告滕文公也。
可見事至于極，雖聖賢亦惟任之而已。
君子坦蕩蕩，名教中自有樂地，安用長戚戚為哉！”顧嗣同之緻命遂志，養之有素。
其立身自有本末。
而談者藉為康有為之盛德形容，蔡锷之舉兵讨袁，操之有本，在英雄别有襟抱。
而論者漫謂梁啟超之發蹤指示，皮相目論，惡足與語天下士也哉！ 蔡锷，字松坡，邵陽人。
年十四，補諸生。
十七而負笈時務學堂，梁啟超主講席，遂奉手焉。
然得啟超之心傳者少，而受楊度之薰染者為多。
楊度，字皙子，湘潭人也。
嘗受經王闿運，自謂承其平生帝王之學，而留學日本，倡君憲救國之論。
而锷稍長亦東渡，入日本士官學校。
鄉人之中，獨與度契。
休假日，必飯于度。
放言高論，謂“非軍國主義不足以救積弱之中國。
而近百年來，為一切政治之原動而國制組織之根本者，立憲制是也。
為一切軍事之原動而國軍組織之根本，則義務兵役制是也。
兩者相反而以相成。
自國家言，則立憲制者，求其個性之發展，故自由者，義取諸分，對内者也。
義務兵役者，求其團體之堅固，故強制者，義取諸合，對外者也。
自人民言，則有與聞政治之權利，即有保衛國家之義務。
大君與人民共國家，即可課人民以兵役。
”與度之君憲救國論，此唱彼和。
于時清政既替，變法無成，海外三島，志土雲集。
而抱負不同，各有揭幟。
持君主立憲論者，以為“法制既修，政有常軌，君主不過虛器，何必漢人屍名。
國步方艱，外侮頻仍，苟以革命起釁，必贻瓦解之禍。
”大放厥詞以為之主者，保皇黨之梁啟超，而《新民叢報》其喉舌也。
不然其說而倡民主立憲者，則曰“治人治法，不可偏廢。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主之者厥為國父，而為之喉舌以與《新民叢報》旗鼓相當者，則有汪精衛、胡漢民等主編之《民報》。
而度依違其間，蓋其持君主立憲與啟超同，而保皇則匪我思存。
于是異軍突起以創《中國新報》。
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而吐屬婉約，不激不随，以視《新民叢報》之鋪張排比、好為無端厓之詞者。
意度溫文，動人娓娓，一冊風行。
而國父之自南洋抵東京也，下車之後，首造于度。
談三日夕，欲伸所信而引為同志，而度不以為可。
臨别而國父喟然曰：“吾舌敝而君執之堅。
”度謝曰：“愧不克承公教。
顧有一友，與公英雄所見略同，願介以見。
”國父問何人，曰：“黃克強”。
而黃興與國父之相見，則度為之介也。
旋歸國應經濟特科試，列第一。
或讒于太後曰：“啟超之黨也。
”罷不用。
而袁世凱方柄政，力薦度，召對，賞四品京堂，以為憲政編查館提調，于是度以世凱為舉主矣。
既而宣統即位，其父醇王攝政，世凱稱足疾罷，而度亦浮沉仕不進。
及辛亥革命，黃興以黎元洪起兵武昌，攝政王莫知所為，起世凱督師。
朝旨未頒，而度先馳谒世凱，有所陳說。
世凱之出也，遣唐紹儀赴滬媾和，而命度南下協贊。
度與黃興雅故，為世凱疏通其意。
而和議屢停，以有成言者，度與有力焉。
蔡锷與度過從之日久而習聞其言論，及歸國，曆主湖南、廣西、雲南總兵事，擢雲南三十七協協統。
時為辛亥二月，而英人窺我片馬以有違言，于是輯《曾胡治兵語錄》以申儆諸将。
意别有會，則為加按。
至曾國藩論“用兵之道，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一語，則加按曰：“兵略是取攻勢，固也。
必兵力雄厚，士馬精練，軍資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具而後以操勝算。
普法之役，法人國境之師，動員頗速，而以兵力未能集中，軍資亦虞缺乏，遂緻着着落後，陷于守勢以坐困。
日俄之役，俄軍以西伯裡亞鐵路之交通，僅單軌，遂為優勢之日軍所制而以挫敗。
吾國兵力，決難如歐洲列國之雄厚；而‘精練’二字，此稍知軍事者能辨之。
至于軍資交通，兩者更瞠乎人後，如此而曰‘吾将取攻勢之戰略戰術’，何可得耶。
若與他邦以兵戎相見，與其孤注一擲以堕軍，不如據險以守，節節為防，以全軍而老敵師為主。
俟其深入無繼，乃一舉而殲之。
昔俄人之蹴拿皇，用此道也。
”觀于今日，我國人之堅持抗日，所見略同。
而锷燭照幾先，論之于二十年前。
然抗日軍興，吾與語士大夫，罕有會其意者。
吾自來湘，嘗告人：中國之對外戰争，有兩番偉論，皆出湘人，而可以俟諸百世不惑。
左宗棠之經略新疆也，俄人責言以陳兵，朝議蓄縮，而宗棠則主先進兵攻俄，引多隆阿之言，以謂“俄越境入中國，所壞者中國地方；我越境入俄邊，所壞者俄國地方。
俄人須防後路，自不敢一意向前。
”語詳本傳。
蔡锷主以守為戰，而宗棠則欲以攻為守，乃與自來德國兵家所倡防禦須在敵國境内之說，如出一吻。
當年左公之雄圖大略，與锷此日之操心慮危，相反相映。
然而锷知彼知己，其論為不乖于情者也。
既而聞黎元洪、黃興起武昌，遂舉雲南以應，為都督。
顧锷高瞻遠矚，不甘割據偏方為蠻夷大長以自恣娛，而疊電各省都督，力圖摧破省界，促成統一，而建設強有力之中央政府，我疆我理，擴張軍管區，縮小省行政，其素所蓄積然也。
于是和議成，而國父以黃興與袁世凱有成言，遂遜位而以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
顧以世凱之阻兵安忍，而興有第二次革命之役，以民國二年據南京聲讨。
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湖南都督譚延闿、廣東都督胡漢民，無不響應，而锷按兵不動。
及興之敗，國父亦遁荒在外，而以其年冬電告世凱，請解兵柄為天下先。
遂入京，一供職統帥辦事處，與楊度過從。
度論政而锷談兵，意氣如昨。
锷言：“兵者以戰為本，戰者以政為本，而志則又政之本。
故治兵雲者，以必戰之志而策必勝之道者也。
所謂立必戰之志者，道在不自餒。
夫強弱無定衡，五十年前之日本，百年前之德國，戰敗及革命之法國，彼惟不以弱灰心堕氣而有今日耳。
惟志不立，萬事皆休。
夫怵于外患者，退一步即為苟安，故古人必刺之以恥，曰‘知恥近乎勇’。
恥者，餒之砭也。
所謂策必勝之道者，道在不自滿。
昔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