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譚嗣同 蔡锷 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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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窮欲變，當王為貴。
譚嗣同、章士钊文章經國；蔡锷将略蓋世。
文武殊途，成敗異變，而無不運會維新，志欲匡時。
譚嗣同明于死生之故，變法不成，而殺身以殉所信。
蔡锷力張軍國之策，所投非主，而反兵以聲大義。
章士钊欲權新舊之宜，與時相劘，而叢诟以将沒齒。
嗚呼！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蘇轼不雲乎：“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
其中是非毀譽之故，亦監觀得失之林也。
吾于譚嗣同，而得處死之決焉；吾于蔡锷，而明擇主之誼焉；吾于章士钊，而知用晦之道焉。
遂以終于篇。
譚嗣同，字複生，浏陽人。
父繼洵，光緒初，以進士官戶部員外郎，外擢甘肅鞏秦階道。
曆甘肅布政使，升任湖北巡撫。
三子，嗣同次三。
其鄉人歐陽中鹄以舉人會試留京，而繼洵延館其家，使受業焉。
倜傥能文。
自言：“少為桐城，刻意規之，出而識當世淹博之士，稍稍自恧。
由是上溯秦漢，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沉博絕麗之文，子雲所以獨遼遠也。
昔侯方域少好骈文，壯而悔之以名其堂。
嗣同亦既壯，所悔乃在此不在彼。
而所謂骈文，非排偶之謂，氣息之謂也。
子雲抑有言：‘雕蟲篆刻，壯夫不為。
”處中外虎争，文無所用之日，丁盛衰互紐，膂力方剛之年，行并所侮者矣。
”于是改字壯飛。
弱娴技擊，長弄弧矢。
其父之官甘肅鞏秦階道，而嗣同往省。
嘗于隆冬朔雪，挾一騎兵，七晝夜馳一千六百裡，岩谷阻深無人煙，載饑載渴。
比達，髀肉盡脫，濡褲血殷，見者目不忍視，而嗣同神色洋洋。
乃父所部防軍，設酒馔，鼓吹陳百戲以相宴享，嗣同不喜也。
獨出馳生馬，走山谷中，遇西北風作，沙石擊人面如中弩，而嗣同不顧，臂鷹彎弓，從百十健兒，大呼馳疾，争先逐猛獸。
夜則支幕沙上，椎髻箕踞，掬黃羊血，雜雪而咽，撥琵琶引吭歌秦腔，歡呼達旦。
既而出玉門關，谒新疆巡撫劉錦棠。
于時方為馳騁不羁之文，講南宋永康之學，抵掌而談，奇策紛纭。
自以究天之奧，握霸王之略也。
自是往來于直隸、河南、陝西、甘肅、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等省，咨風土，結豪傑。
而其父之巡撫湖北也，嗣同時以便道省視，因攬其山川形勝。
一日，循視羅澤南洪山故壘，怃然有間，曰：“此絕地也。
武昌處江漢之沖，江水南來，掠城西而北，折而東，漢水自西來會，湖陂溪澤，左右萦帶。
惟道洪山而東，陸路達鹹甯、通山，以聯湖南、江西之勢，而為武昌之吭背。
而逼城以峙，俯瞰則環城百裡一覽盡。
昔洪秀全踞武昌，而羅忠節公駐軍于此，然利于主而不利為客。
蓋山蜿蜒一線夾兩水間，而無岡阜以為屏輔，使城賊潛軍斷其後，則援軍阻水，而不戰成擒矣。
幸胡文忠公先據金口，而羅公既得洪山，益南攻賊壘以自達金口軍；于是犄角之勢成。
而武昌以南皆非賊有矣。
然論武昌于今日，又非天下所必重。
古之重武昌者，以其挈長江之要領也。
今則中外互市，輪舟上下，而長江盡失其險。
故武昌，譬則鬥也，而其柄不在此。
亦欲操其柄以斟酌海内，挹注八荒，必先以河南、陝西、四川、雲貴、湖南、江西為根本，而以武昌為門戶，合勢并力以臨馭長江之下流，然後東北諸行省恃以益重。
嗟乎，古今之變亦已亟矣！餘謂毋遽求其變也，先立天下之不變者，乃可以定天下之變爾。
”先是羅澤南率厲鄉人以起湘勇，曾國藩、左宗棠因之，削平東南，威殚旁達，南至于海，西極天山。
而湘中子弟睹父兄之成功，欲襲故迹以奮起功名。
顧嗣同悄然歎曰：“湘軍其衰矣。
狃于積勝之勢，士乃嚣然喜言兵事，人頗牧而冢孫吳，其樸拙堅苦之概，習俗沾溉，且日以趨于薄。
讀聖人書而蕪其本圖，以殺人為學，是何不仁之甚者乎！”既而走京師，谒鄉先輩劉人熙而問業焉。
始識永康之淺中弱植，俶聞張載之深思果力，而發之以王夫之之精義，幡然改圖。
于是著《張子正蒙參兩篇補注》。
道之大原出于天也，王志，私淑船山之意也。
乃進而求之六經，而欲以禮立體，以《易》觀通，及治《春秋》以說例，一折衷于禮，而推本諸《易》以究天人古今之變，以謂“大《易》觀象，變動不居，四象相宣，匪用其故。
天以新為運，人以新為生，湯以日新為三省，孔以日新為盛德。
方其機已勃興于後，乃其情猶執滞于前，何異鴻鹄翔于萬仞，而羅者視乎薮澤？則勢常處于不及矣。
智名勇功，儒者勿重，不必其卑狹也。
方其事之終成，即其害之始伏。
何異日夜相代乎前，而藏舟自謂已固，則患且發于無方矣。
此皆不新故也。
早歲之盛強，晚歲必臻衰老；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化朽腐。
道限之以無窮，學造之以不已，庸讵有一例之可概、一德之可得乎？常怪‘善’豈一而已，擇之何雲‘固執’。
俯仰尋思，因知固執乎此，将以更擇乎彼。
不能守者，固不足以言戰；不能進者抑豈能常保不退耶？嗣同之紛擾，殆坐欲新而卒不能新，其故由性急而又不樂小成。
不樂小成，是其所長；性急，是其所短。
性急，則欲速躐等，豈能深造而自有得？不得已，又顧而之他；又無所得，則又他；且失且徙，益徙益失。
此其弊在不循其序，所以自紛自擾而無底止也。
夫不已者，日新之本體；循序者，日新之實用。
頗思以循序自敕，而以日進于不已。
不已，則必不主故常而日新矣。
”遂在浏陽設一學會。
适南海康有為倡強學會于京師，多士風動。
嗣同千裡造谒，而有為歸廣東，不得見，見其弟子新會梁啟超，則導揚師說，而為述有為所發明《易》《春秋》之微言，窮《春秋》三世之義，闡《禮運》大同之治，而體《易》乾元統天之精，與嗣同平日所誦習契機，而益聞所未聞，則大感憤而欲措見諸行事。
以父命就官知府，候補金陵。
而石埭楊文會亦需次焉，博覽佛典；嗣同時時往從之遊，明心見性，而以反求諸己，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
”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
舍度外人更無自度之理。
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别，圓性無礙。
深造而有得，豁然貫通，能彙萬法為一，能衍一法為萬，無所罣礙，而以佛理印《易》理，以佛說“慈悲”證孔子言“仁”。
佛說“悲智雙修”與孔于“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
惟智也，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無所謂淨土。
即人即我，無所謂衆生。
世界之外無淨土，衆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衆生。
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故即“智”即“仁”焉。
即思救衆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為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為世界也，為衆生也。
因衆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
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挂礙，無所恐怖。
大淨土與我且不愛矣，更何利害、毀譽、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即“仁”即“智”即“勇”焉。
通乎此者，則遊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度衆生。
于是觀孔佛之會通，條而貫之，而傅以康有為《春秋》三世之義，《禮運》大同之說，以成《仁學》一書，而人我之閡以祛，死生之故以明，而任事之勇猛亦精進。
嗚呼，此所以舍命不渝，而能視死如歸也！義甯陳寶箴方為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維新為己任。
而嘉應黃遵憲為湖南按察使，宛平徐仁鑄為湖南學政，以光緒二十三年先後到任，志同道合。
前學政元和江标留而未去，力贊其謀。
于是湘鄉蔣德鈞以四川龍安府知府任滿赴部引見，措資回湘，鳳凰熊希齡以翰林院庶吉士在籍，相與應和，欲糾湘中志士并力經營以為東南倡。
德鈞之知龍安府也，循良著績，一緻力于社倉、義學、保甲。
約旨卑思，精心實踐。
而緝盜務獲其魁，聽訟必求其情。
日坐大堂，躬收訟牒，旁批眉注，以示兩造，無不情得，然後下判。
在任九年，訊結萬餘起，好事者為彈詞流傳武昌。
張之洞見而歎曰：“知府一官虛設久矣，得此君起而張之。
’屬門人楊銳通書緻殷勤。
答曰：“願為飲冰茹蘖之勞臣，不為腸肥腦滿之達官。
”硁硁自守，亦磊落奇士也。
至是寶箴奏請德鈞以道員留省主時務學堂，而德鈞則赴天津挾梁啟超以歸主講席。
黔陽黃忠浩自武昌歸以主練新軍，為統領。
而嗣同則自金陵歸以主南學會，為學長。
南學會者，将以合東南各省士紳為一大朋，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省一省辦起。
以謂“統中國者必曰興民權，而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
欲興民權，必先興紳權以輔官治。
欲興紳權，尤必興學會以開紳智。
權者，生于智者也。
唐宋以來，官必異籍，專制一切。
而民之視地方公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矣。
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
而紳士者，所以绾官民之樞，欲用紳士，必先教紳土。
教之惟何？惟一歸于學會而已。
”顧學會也，而兼有地方議會之用。
省有大事，必以谘議。
先由巡撫聘選紳士十人為總會長，繼由此十人各舉所知展轉汲用以為會員。
每州每縣必有會員三人至十人。
會中每七日必演說一次。
陳寶箴、徐仁鑄、黃遵憲必率屬官莅聽。
而嗣同為學長，主演說，慷慨論天下事，聽者感聳。
雖以召鬧取怒，新舊互哄，而風聲所播，各府州縣私立學校紛紛成立。
湖南新機勃發不可遏，則南學會之以也。
時德宗銳意維新，而用事大臣不便。
禦史楊深秀言：“國事不定，則人心不知所向，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濟。
”而翰林院侍讀學士徐緻靖亦上疏請定國是。
于是德宗以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譚嗣同、章士钊文章經國；蔡锷将略蓋世。
文武殊途，成敗異變，而無不運會維新，志欲匡時。
譚嗣同明于死生之故，變法不成，而殺身以殉所信。
蔡锷力張軍國之策，所投非主，而反兵以聲大義。
章士钊欲權新舊之宜，與時相劘，而叢诟以将沒齒。
嗚呼！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蘇轼不雲乎：“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
其中是非毀譽之故，亦監觀得失之林也。
吾于譚嗣同，而得處死之決焉；吾于蔡锷，而明擇主之誼焉；吾于章士钊，而知用晦之道焉。
遂以終于篇。
譚嗣同，字複生，浏陽人。
父繼洵，光緒初，以進士官戶部員外郎，外擢甘肅鞏秦階道。
曆甘肅布政使，升任湖北巡撫。
三子，嗣同次三。
其鄉人歐陽中鹄以舉人會試留京，而繼洵延館其家，使受業焉。
倜傥能文。
自言：“少為桐城，刻意規之，出而識當世淹博之士，稍稍自恧。
由是上溯秦漢，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沉博絕麗之文，子雲所以獨遼遠也。
昔侯方域少好骈文，壯而悔之以名其堂。
嗣同亦既壯，所悔乃在此不在彼。
而所謂骈文，非排偶之謂，氣息之謂也。
子雲抑有言：‘雕蟲篆刻，壯夫不為。
”處中外虎争，文無所用之日，丁盛衰互紐，膂力方剛之年，行并所侮者矣。
”于是改字壯飛。
弱娴技擊，長弄弧矢。
其父之官甘肅鞏秦階道，而嗣同往省。
嘗于隆冬朔雪，挾一騎兵，七晝夜馳一千六百裡，岩谷阻深無人煙，載饑載渴。
比達，髀肉盡脫，濡褲血殷，見者目不忍視，而嗣同神色洋洋。
乃父所部防軍，設酒馔，鼓吹陳百戲以相宴享，嗣同不喜也。
獨出馳生馬，走山谷中，遇西北風作，沙石擊人面如中弩，而嗣同不顧，臂鷹彎弓，從百十健兒，大呼馳疾，争先逐猛獸。
夜則支幕沙上，椎髻箕踞，掬黃羊血，雜雪而咽，撥琵琶引吭歌秦腔，歡呼達旦。
既而出玉門關，谒新疆巡撫劉錦棠。
于時方為馳騁不羁之文，講南宋永康之學，抵掌而談，奇策紛纭。
自以究天之奧，握霸王之略也。
自是往來于直隸、河南、陝西、甘肅、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等省，咨風土，結豪傑。
而其父之巡撫湖北也，嗣同時以便道省視，因攬其山川形勝。
一日，循視羅澤南洪山故壘，怃然有間，曰：“此絕地也。
武昌處江漢之沖，江水南來，掠城西而北，折而東，漢水自西來會，湖陂溪澤，左右萦帶。
惟道洪山而東，陸路達鹹甯、通山，以聯湖南、江西之勢，而為武昌之吭背。
而逼城以峙，俯瞰則環城百裡一覽盡。
昔洪秀全踞武昌，而羅忠節公駐軍于此，然利于主而不利為客。
蓋山蜿蜒一線夾兩水間，而無岡阜以為屏輔，使城賊潛軍斷其後，則援軍阻水，而不戰成擒矣。
幸胡文忠公先據金口，而羅公既得洪山，益南攻賊壘以自達金口軍；于是犄角之勢成。
而武昌以南皆非賊有矣。
然論武昌于今日，又非天下所必重。
古之重武昌者，以其挈長江之要領也。
今則中外互市，輪舟上下，而長江盡失其險。
故武昌，譬則鬥也，而其柄不在此。
亦欲操其柄以斟酌海内，挹注八荒，必先以河南、陝西、四川、雲貴、湖南、江西為根本，而以武昌為門戶，合勢并力以臨馭長江之下流，然後東北諸行省恃以益重。
嗟乎，古今之變亦已亟矣！餘謂毋遽求其變也，先立天下之不變者，乃可以定天下之變爾。
”先是羅澤南率厲鄉人以起湘勇，曾國藩、左宗棠因之，削平東南，威殚旁達，南至于海，西極天山。
而湘中子弟睹父兄之成功，欲襲故迹以奮起功名。
顧嗣同悄然歎曰：“湘軍其衰矣。
狃于積勝之勢，士乃嚣然喜言兵事，人頗牧而冢孫吳，其樸拙堅苦之概，習俗沾溉，且日以趨于薄。
讀聖人書而蕪其本圖，以殺人為學，是何不仁之甚者乎！”既而走京師，谒鄉先輩劉人熙而問業焉。
始識永康之淺中弱植，俶聞張載之深思果力，而發之以王夫之之精義，幡然改圖。
于是著《張子正蒙參兩篇補注》。
道之大原出于天也，王志，私淑船山之意也。
乃進而求之六經，而欲以禮立體，以《易》觀通，及治《春秋》以說例，一折衷于禮，而推本諸《易》以究天人古今之變，以謂“大《易》觀象，變動不居，四象相宣，匪用其故。
天以新為運，人以新為生，湯以日新為三省，孔以日新為盛德。
方其機已勃興于後，乃其情猶執滞于前，何異鴻鹄翔于萬仞，而羅者視乎薮澤？則勢常處于不及矣。
智名勇功，儒者勿重，不必其卑狹也。
方其事之終成，即其害之始伏。
何異日夜相代乎前，而藏舟自謂已固，則患且發于無方矣。
此皆不新故也。
早歲之盛強，晚歲必臻衰老；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化朽腐。
道限之以無窮，學造之以不已，庸讵有一例之可概、一德之可得乎？常怪‘善’豈一而已，擇之何雲‘固執’。
俯仰尋思，因知固執乎此，将以更擇乎彼。
不能守者，固不足以言戰；不能進者抑豈能常保不退耶？嗣同之紛擾，殆坐欲新而卒不能新，其故由性急而又不樂小成。
不樂小成，是其所長；性急，是其所短。
性急，則欲速躐等，豈能深造而自有得？不得已，又顧而之他；又無所得，則又他；且失且徙，益徙益失。
此其弊在不循其序，所以自紛自擾而無底止也。
夫不已者，日新之本體；循序者，日新之實用。
頗思以循序自敕，而以日進于不已。
不已，則必不主故常而日新矣。
”遂在浏陽設一學會。
适南海康有為倡強學會于京師，多士風動。
嗣同千裡造谒，而有為歸廣東，不得見，見其弟子新會梁啟超，則導揚師說，而為述有為所發明《易》《春秋》之微言，窮《春秋》三世之義，闡《禮運》大同之治，而體《易》乾元統天之精，與嗣同平日所誦習契機，而益聞所未聞，則大感憤而欲措見諸行事。
以父命就官知府，候補金陵。
而石埭楊文會亦需次焉，博覽佛典；嗣同時時往從之遊，明心見性，而以反求諸己，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
”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
舍度外人更無自度之理。
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别，圓性無礙。
深造而有得，豁然貫通，能彙萬法為一，能衍一法為萬，無所罣礙，而以佛理印《易》理，以佛說“慈悲”證孔子言“仁”。
佛說“悲智雙修”與孔于“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
惟智也，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無所謂淨土。
即人即我，無所謂衆生。
世界之外無淨土，衆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衆生。
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故即“智”即“仁”焉。
即思救衆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為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為世界也，為衆生也。
因衆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
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挂礙，無所恐怖。
大淨土與我且不愛矣，更何利害、毀譽、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即“仁”即“智”即“勇”焉。
通乎此者，則遊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度衆生。
于是觀孔佛之會通，條而貫之，而傅以康有為《春秋》三世之義，《禮運》大同之說，以成《仁學》一書，而人我之閡以祛，死生之故以明，而任事之勇猛亦精進。
嗚呼，此所以舍命不渝，而能視死如歸也！義甯陳寶箴方為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維新為己任。
而嘉應黃遵憲為湖南按察使，宛平徐仁鑄為湖南學政，以光緒二十三年先後到任，志同道合。
前學政元和江标留而未去，力贊其謀。
于是湘鄉蔣德鈞以四川龍安府知府任滿赴部引見，措資回湘，鳳凰熊希齡以翰林院庶吉士在籍，相與應和，欲糾湘中志士并力經營以為東南倡。
德鈞之知龍安府也，循良著績，一緻力于社倉、義學、保甲。
約旨卑思，精心實踐。
而緝盜務獲其魁，聽訟必求其情。
日坐大堂，躬收訟牒，旁批眉注，以示兩造，無不情得，然後下判。
在任九年，訊結萬餘起，好事者為彈詞流傳武昌。
張之洞見而歎曰：“知府一官虛設久矣，得此君起而張之。
’屬門人楊銳通書緻殷勤。
答曰：“願為飲冰茹蘖之勞臣，不為腸肥腦滿之達官。
”硁硁自守，亦磊落奇士也。
至是寶箴奏請德鈞以道員留省主時務學堂，而德鈞則赴天津挾梁啟超以歸主講席。
黔陽黃忠浩自武昌歸以主練新軍，為統領。
而嗣同則自金陵歸以主南學會，為學長。
南學會者，将以合東南各省士紳為一大朋，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省一省辦起。
以謂“統中國者必曰興民權，而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
欲興民權，必先興紳權以輔官治。
欲興紳權，尤必興學會以開紳智。
權者，生于智者也。
唐宋以來，官必異籍，專制一切。
而民之視地方公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矣。
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
而紳士者，所以绾官民之樞，欲用紳士，必先教紳土。
教之惟何？惟一歸于學會而已。
”顧學會也，而兼有地方議會之用。
省有大事，必以谘議。
先由巡撫聘選紳士十人為總會長，繼由此十人各舉所知展轉汲用以為會員。
每州每縣必有會員三人至十人。
會中每七日必演說一次。
陳寶箴、徐仁鑄、黃遵憲必率屬官莅聽。
而嗣同為學長，主演說，慷慨論天下事，聽者感聳。
雖以召鬧取怒，新舊互哄，而風聲所播，各府州縣私立學校紛紛成立。
湖南新機勃發不可遏，則南學會之以也。
時德宗銳意維新，而用事大臣不便。
禦史楊深秀言：“國事不定，則人心不知所向，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濟。
”而翰林院侍讀學士徐緻靖亦上疏請定國是。
于是德宗以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