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劉蓉 郭嵩焘
關燈
小
中
大
西法為名，一切務為泰侈。
士民失業者，亦皆引領以望，環集以求薪食，為利多少不能計，而所耗不資，久且不支。
人人言利，而卒之無利可圖以成敗局。
何者？無其本也。
機器者，末之末也，凡用機器，必西人為之，中人多不能盡其法。
此時宜廣開西學館，有人服習其業，知其所以為利，庶幾人心所趨，自求之而自通之。
所用機器，亦須因地制宜。
何地何器，層累以求。
貿焉而以機器往，愚者驚擾；即有知者，亦莫辨其所以為用。
即此末中之一事，亦自有本末存焉。
而百姓之為利，與所以求利國家，又自有本末次第。
蓋西洋富強之業，資于民人，其民人趨事興功，而國家用其全力護濟之，歲計所需以為取民之制。
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議院。
其國家與其民人交相維系，并心一力，以利為程。
所以為富強者，人民樂利勸業，厚積其勢以拱衛國家，行之固有本矣。
未聞處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緻富強者。
日本在英國學工技者二百餘人，其戶部尚書恩婁葉歐舉至奉使講求經制出入，欲仿更制。
而學兵法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
”自謂考古證今而知其通，由漢唐推之三代經國懷遠之略，與今日所以異同，而有以見損益之宜。
光緒元年，起為福建按察使，尋命以侍郎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遂建議講求邦交，遣使各國，以謂：“西洋立國，本末兼資。
其君臣上下，同心一力以求所以自立；正宜推究其情勢，洞知其利病，遇有交涉事，即可略得其梗概而資以因應。
”诏以充出使英法大臣，補兵部左侍郎。
中國之駐使外國自此始。
命下之日，湖南人之官京朝者，以為大辱，正言切論而勸之辭。
嵩焘曰：“苟利于國，不敢避就。
身之不恤，何有于名？主憂臣辱，在此行也。
”道員劉錫鴻求随使，嵩焘以其矜愎而不達事理，不之許也。
錫鴻固以請，遂薦為貳，而相畔異，患生肘腋，劾以十款，末言：“由候簡運使而授閩臬，由閩臬擢兵部侍郎，朝庭何負于郭嵩焘而日夜怨望？”嵩焘讀之惶駭曰：“此真惡交矣，尚何言哉！君子之行道也，必有以振厲天下之人心而使之服，柔和生人之氣使之馴，而後不疑于所行，而吾不能。
自宋以來，盡人能文章，善議論，無論為君子，為小人，與其有知無知，皆能用其一隅之見，校論短長，攻剖是非，不能辨也。
辨之愈力，攻者愈橫，是以君子聞惡聲至，則避之。
避之者，所以靜生人之氣而存養此心之太和也。
比匪之傷，吾道固窮，亦功業無因緣之明效大驗矣。
”徑歸卧家而不敢入朝也。
因太息為人言：“數十年出處進退以及辭受取予，一皆準之以義。
服官之始，即自誓不以不義之财贻子孫。
及巡撫粵東，出使西洋，人之所視為利我也，照例開支，分毫不溢。
在官之日，視國家公款重于私款，私款或供友人稱貸，公款無遷就也。
以是準之今人，多與鄙衷違反，或至用相诟病，辄為怃然。
少時讀《張子全書》曰：‘士君子處治朝，則德日進；處亂朝，則德日退。
’怃然有感于其言。
程子謂：‘朋友相處尤莫如相觀而善之意多’，亦是此意。
及莅仕以後，而所見有進。
世之衰也，大抵營私利，負意氣，惟意見之争，而于事理之當否，流弊之終極，竟一無考覽。
遇事有涉，陳說紛纭，每覺語言多而情事迂回。
莊生有言：‘此一亦是非，彼亦一是非。
’其實匿情以自圖私便。
閱曆多而體驗深，則常愀然懷薄視之心。
已而乃大悟曰：‘張子所謂德日退者，其在斯乎！’夫不反躬而懷薄視人之心，則德之退有不勝窮也。
夫任事在我，而展轉有未遂，由學識有未充也！”自海外歸而裡居者十三年，主講城南書院；兼辟思賢講舍，祀王夫之，與學者講肄其中。
尤善言禮。
早年與曾國藩商量舊學，國藩嘗謂：“先王修己治人，經緯萬端，惟在于禮。
”而未有成書。
嵩焘則學禮而深造自有得。
以謂：“禮者，征實之書，天下萬世人事之所從出，得其意而萬事理。
”于是研煉歲月，成《禮記質疑》四十九卷，折衷群經，以見諸行事，其素所蓄積然也。
及其發為文章，理足辭簡，特寓拗折勁悍之意于條達疏暢之中，坦迤之中自有波峭；不同曾國藩之瑰偉，亦異劉蓉之暢發。
曾國藩追韓愈之雄茂，而語不檢；劉蓉學蘇轼之疏快，而味無餘。
嵩焘則得王安石之峭勁，而鋒欲斂，暢而不流，拗以出遒。
碑傳之作，以簡馭繁，以叙抒議，語無枝對，義沙明當，出入歐王，允裨史裁。
傳有《養知書屋詩文集》四十三卷，《奏疏》十二卷。
士民失業者，亦皆引領以望，環集以求薪食，為利多少不能計，而所耗不資，久且不支。
人人言利，而卒之無利可圖以成敗局。
何者？無其本也。
機器者，末之末也，凡用機器，必西人為之，中人多不能盡其法。
此時宜廣開西學館，有人服習其業，知其所以為利，庶幾人心所趨，自求之而自通之。
所用機器，亦須因地制宜。
何地何器，層累以求。
貿焉而以機器往，愚者驚擾；即有知者，亦莫辨其所以為用。
即此末中之一事，亦自有本末存焉。
而百姓之為利，與所以求利國家，又自有本末次第。
蓋西洋富強之業，資于民人，其民人趨事興功，而國家用其全力護濟之，歲計所需以為取民之制。
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議院。
其國家與其民人交相維系，并心一力，以利為程。
所以為富強者，人民樂利勸業，厚積其勢以拱衛國家，行之固有本矣。
未聞處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緻富強者。
日本在英國學工技者二百餘人，其戶部尚書恩婁葉歐舉至奉使講求經制出入，欲仿更制。
而學兵法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
”自謂考古證今而知其通，由漢唐推之三代經國懷遠之略，與今日所以異同，而有以見損益之宜。
光緒元年，起為福建按察使，尋命以侍郎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遂建議講求邦交，遣使各國，以謂：“西洋立國，本末兼資。
其君臣上下，同心一力以求所以自立；正宜推究其情勢，洞知其利病，遇有交涉事，即可略得其梗概而資以因應。
”诏以充出使英法大臣，補兵部左侍郎。
中國之駐使外國自此始。
命下之日，湖南人之官京朝者，以為大辱，正言切論而勸之辭。
嵩焘曰：“苟利于國，不敢避就。
身之不恤，何有于名？主憂臣辱，在此行也。
”道員劉錫鴻求随使，嵩焘以其矜愎而不達事理，不之許也。
錫鴻固以請，遂薦為貳，而相畔異，患生肘腋，劾以十款，末言：“由候簡運使而授閩臬，由閩臬擢兵部侍郎，朝庭何負于郭嵩焘而日夜怨望？”嵩焘讀之惶駭曰：“此真惡交矣，尚何言哉！君子之行道也，必有以振厲天下之人心而使之服，柔和生人之氣使之馴，而後不疑于所行，而吾不能。
自宋以來，盡人能文章，善議論，無論為君子，為小人，與其有知無知，皆能用其一隅之見，校論短長，攻剖是非，不能辨也。
辨之愈力，攻者愈橫，是以君子聞惡聲至，則避之。
避之者，所以靜生人之氣而存養此心之太和也。
比匪之傷，吾道固窮，亦功業無因緣之明效大驗矣。
”徑歸卧家而不敢入朝也。
因太息為人言：“數十年出處進退以及辭受取予，一皆準之以義。
服官之始，即自誓不以不義之财贻子孫。
及巡撫粵東，出使西洋，人之所視為利我也，照例開支，分毫不溢。
在官之日，視國家公款重于私款，私款或供友人稱貸，公款無遷就也。
以是準之今人，多與鄙衷違反，或至用相诟病，辄為怃然。
少時讀《張子全書》曰：‘士君子處治朝，則德日進；處亂朝，則德日退。
’怃然有感于其言。
程子謂：‘朋友相處尤莫如相觀而善之意多’，亦是此意。
及莅仕以後，而所見有進。
世之衰也，大抵營私利，負意氣，惟意見之争，而于事理之當否，流弊之終極，竟一無考覽。
遇事有涉，陳說紛纭，每覺語言多而情事迂回。
莊生有言：‘此一亦是非，彼亦一是非。
’其實匿情以自圖私便。
閱曆多而體驗深，則常愀然懷薄視之心。
已而乃大悟曰：‘張子所謂德日退者，其在斯乎！’夫不反躬而懷薄視人之心，則德之退有不勝窮也。
夫任事在我，而展轉有未遂，由學識有未充也！”自海外歸而裡居者十三年，主講城南書院；兼辟思賢講舍，祀王夫之，與學者講肄其中。
尤善言禮。
早年與曾國藩商量舊學，國藩嘗謂：“先王修己治人，經緯萬端，惟在于禮。
”而未有成書。
嵩焘則學禮而深造自有得。
以謂：“禮者，征實之書，天下萬世人事之所從出，得其意而萬事理。
”于是研煉歲月，成《禮記質疑》四十九卷，折衷群經，以見諸行事，其素所蓄積然也。
及其發為文章，理足辭簡，特寓拗折勁悍之意于條達疏暢之中，坦迤之中自有波峭；不同曾國藩之瑰偉，亦異劉蓉之暢發。
曾國藩追韓愈之雄茂，而語不檢；劉蓉學蘇轼之疏快，而味無餘。
嵩焘則得王安石之峭勁，而鋒欲斂，暢而不流，拗以出遒。
碑傳之作，以簡馭繁，以叙抒議，語無枝對，義沙明當，出入歐王，允裨史裁。
傳有《養知書屋詩文集》四十三卷，《奏疏》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