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劉蓉 郭嵩焘
關燈
小
中
大
以閩浙總督為欽差大臣督師入廣東，連四摺糾參，褫嵩焘職而以畀其屬蔣益澧，曰：“此以人事君之義也。
”嵩焘歎曰：“季高至交三十年，吾一生為之盡力，而相煎何太迫若此！”因論：“世俗語大人先生。
動曰‘有來曆’，佛家所謂‘前生因果’也。
少年征逐，見朋輩中天分絕高而終無所成，是謂有來曆而無積累。
積累者，積功累行，冥冥中所以厚植其基根本盛大而後發生錦繁。
然其建功立名，如曾滌生、左季高之成就，又自有因緣。
若或使之，若或助之，随所至而機緣巧合，争相擁護，而觌面者景從，聞聲者響附，三者合而後功成名立。
自問此生謂‘無來曆無積累’不可。
而相煎迫出于至交，堕我成功，豈所謂‘無因緣’者耶？”其緻怨于宗棠深矣。
宗棠在官頗循名課實而為治尚嚴。
嵩焘則言：“曩讀船山書辟申韓之說，極論諸葛公不當用此為治。
竊疑諸葛公生擾攘之世，值群雄并起，倉猝以就功名，所自命者管樂，而其量固遠矣，豈能以三代王政期之？其後從政粵東，稍以知輕重緩急，見諸言事者毛舉多端，為綜核名實之說。
而後慨然太息思船山之言。
蓋親見萬曆以後，頭會箕斂，用操切之術以求挽虛誣锢蔽之習。
繁刑峻法，愈益不當其罪，坐使人心解散、國計消靡以迄于亂。
是以言之痛切如此。
處末世，紀綱法度廢弛久矣，人心變幻，不可窮诘。
如此當益窮求吏治，培養國脈。
靜以俟之，寬以容之，安民保國，不至困亂無告，則猶可庶幾矣。
昔官京朝，推求國家所以緻弊之由，在其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内潰，非寬之失，颟顸之失也。
寬者宣聖之明訓，國家積累之至仁，烏可輕議哉！今一切以為寬，而以嚴治之，徒使武夫悍卒乘勢罔利以相陵藉。
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為颟顸一也。
颟顸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維人心，颟顸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
”宗棠在邊，亦整軍經武以對外主戰，嵩焘則言：“西洋負強争勝，懷樂戰之心，而用兵具有節度。
其發謀常在數年數十年之前，而後乘釁以求逞，猶不遽言兵也。
挾其所争之勢，曲折比附以為名，常使其氣足以自伸以求必得所挾，是以先事有預定之略，臨變有必審之幾。
以彼之強，每一用兵，遲回審顧，久而後發。
其陰謀廣慮，括囊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
迎其機而利導之，禍有所止，而所發明之奇巧轉以為我利用厚生。
國家辦夷務二十餘年，受其陵藉，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籍籍相為氣憤，皆出南宋後議論。
孫武之言戰也，曰‘知己知彼’。
所謂‘知彼’者，知其國勢之強弱，知其人才之能否，知其勢之所及與其計劃之所從出，而後可以總攬全局以決勝負之機。
韓信攻趙，知廣武君之計用與不用。
魏武知袁紹之不能襲許，又知劉表之不能襲邺，則可謂能知其深矣。
知敵之深，乃益有餘地以自處。
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諸公，懵焉莫測其所由，先無以自處。
主戰愈力，自處愈窮。
一将之能而晏然自以為安，一戰之勝而嘎然據以為喜，以當小敵不足，況若西洋之氣方盛而勢方強者乎？彼固無求傾中國之心，何為激之使狂逞也！”于時直隸總督李鴻章，則不言戰而通商勸工，練兵購械，講制造，力圖富強，嵩焘則言：“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常數百年一見，其源由政教修闳，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樂計趨公以成國家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
施行本末具有次第，然不待取法西洋，而端本足民，則西洋與中國同也。
國于天地，必有與立，亦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者？今視富強為國家之計，于百姓無與；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也。
數百年來，順通海道，盡諸島國之利括取之，其奉固已厚矣。
而治礦務日益精，五金出産之利，制備器具日益豐。
又創為電報，數萬裡消息靈通。
輪船、火車，馳行數萬裡以利轉運。
然必囊括四海，觑天下之利以為利，故能富也。
中外情勢之異，由來久遠，以成風俗，未易強同。
而其間有必應引其端而資其利，可以便民，可以備亂，可以通遠近之氣，而又行之甚易，曆久而必無弊，則電報、輪船、火車是也。
雖然，為是者有本有末，本者何？政教、人心、風俗是也。
末者何？通工商之業，立富強之基，凡皆以為利也。
利之所在，而政教修、人心厚、風俗醇者，國家與民共之。
而又相與忘之，斯所以為大公而以美利利天下也。
不然，争民施奪，上下交征利，民與民争則擾，上與民相匿則潰。
擾者勢有不能行，潰者情有所不能交達也。
無其本而言富強，隻益其侵耗而已矣。
夫以
”嵩焘歎曰：“季高至交三十年，吾一生為之盡力，而相煎何太迫若此！”因論：“世俗語大人先生。
動曰‘有來曆’，佛家所謂‘前生因果’也。
少年征逐，見朋輩中天分絕高而終無所成，是謂有來曆而無積累。
積累者，積功累行，冥冥中所以厚植其基根本盛大而後發生錦繁。
然其建功立名，如曾滌生、左季高之成就，又自有因緣。
若或使之，若或助之，随所至而機緣巧合，争相擁護，而觌面者景從，聞聲者響附，三者合而後功成名立。
自問此生謂‘無來曆無積累’不可。
而相煎迫出于至交，堕我成功，豈所謂‘無因緣’者耶？”其緻怨于宗棠深矣。
宗棠在官頗循名課實而為治尚嚴。
嵩焘則言：“曩讀船山書辟申韓之說，極論諸葛公不當用此為治。
竊疑諸葛公生擾攘之世，值群雄并起，倉猝以就功名，所自命者管樂，而其量固遠矣，豈能以三代王政期之？其後從政粵東，稍以知輕重緩急，見諸言事者毛舉多端，為綜核名實之說。
而後慨然太息思船山之言。
蓋親見萬曆以後，頭會箕斂，用操切之術以求挽虛誣锢蔽之習。
繁刑峻法，愈益不當其罪，坐使人心解散、國計消靡以迄于亂。
是以言之痛切如此。
處末世，紀綱法度廢弛久矣，人心變幻，不可窮诘。
如此當益窮求吏治，培養國脈。
靜以俟之，寬以容之，安民保國，不至困亂無告，則猶可庶幾矣。
昔官京朝，推求國家所以緻弊之由，在其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内潰，非寬之失，颟顸之失也。
寬者宣聖之明訓，國家積累之至仁，烏可輕議哉！今一切以為寬，而以嚴治之，徒使武夫悍卒乘勢罔利以相陵藉。
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為颟顸一也。
颟顸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維人心，颟顸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
”宗棠在邊，亦整軍經武以對外主戰，嵩焘則言：“西洋負強争勝，懷樂戰之心，而用兵具有節度。
其發謀常在數年數十年之前，而後乘釁以求逞，猶不遽言兵也。
挾其所争之勢，曲折比附以為名，常使其氣足以自伸以求必得所挾，是以先事有預定之略，臨變有必審之幾。
以彼之強，每一用兵，遲回審顧，久而後發。
其陰謀廣慮，括囊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
迎其機而利導之，禍有所止，而所發明之奇巧轉以為我利用厚生。
國家辦夷務二十餘年，受其陵藉，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籍籍相為氣憤，皆出南宋後議論。
孫武之言戰也，曰‘知己知彼’。
所謂‘知彼’者，知其國勢之強弱，知其人才之能否，知其勢之所及與其計劃之所從出，而後可以總攬全局以決勝負之機。
韓信攻趙，知廣武君之計用與不用。
魏武知袁紹之不能襲許，又知劉表之不能襲邺，則可謂能知其深矣。
知敵之深，乃益有餘地以自處。
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諸公，懵焉莫測其所由，先無以自處。
主戰愈力，自處愈窮。
一将之能而晏然自以為安，一戰之勝而嘎然據以為喜，以當小敵不足，況若西洋之氣方盛而勢方強者乎？彼固無求傾中國之心，何為激之使狂逞也！”于時直隸總督李鴻章，則不言戰而通商勸工，練兵購械，講制造，力圖富強，嵩焘則言：“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常數百年一見，其源由政教修闳，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樂計趨公以成國家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
施行本末具有次第，然不待取法西洋，而端本足民，則西洋與中國同也。
國于天地，必有與立，亦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者？今視富強為國家之計，于百姓無與；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也。
數百年來，順通海道，盡諸島國之利括取之，其奉固已厚矣。
而治礦務日益精，五金出産之利，制備器具日益豐。
又創為電報，數萬裡消息靈通。
輪船、火車，馳行數萬裡以利轉運。
然必囊括四海，觑天下之利以為利，故能富也。
中外情勢之異，由來久遠，以成風俗，未易強同。
而其間有必應引其端而資其利，可以便民，可以備亂，可以通遠近之氣，而又行之甚易，曆久而必無弊，則電報、輪船、火車是也。
雖然，為是者有本有末，本者何？政教、人心、風俗是也。
末者何？通工商之業，立富強之基，凡皆以為利也。
利之所在，而政教修、人心厚、風俗醇者，國家與民共之。
而又相與忘之，斯所以為大公而以美利利天下也。
不然，争民施奪，上下交征利，民與民争則擾，上與民相匿則潰。
擾者勢有不能行，潰者情有所不能交達也。
無其本而言富強，隻益其侵耗而已矣。
夫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