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叙
關燈
小
中
大
孟以後，獨宗陽明，更以知行合一之說，策其以身殉道之情。
此又于儒術派别之宗尚，亦有以異于我國。
擇術既異，收效自殊。
此皆其武士道成立之原素，而日本所以緻霸于東洋者也。
由是反而觀于我國，則戰國以前，學術繁盛，未定一尊，人各鼓其聰明才智，以自獻于社會。
故其時實行之力，亦甚強毅，學道之士，心有所識，身必赴之，雖殺身冒死不顧焉。
故中國之武士道，于彼時甚為發達。
及乎劉漢之世，罷黜百家，獨宗儒術。
其後曆代霸者，利其便己，皆因襲之，專以儒教為其國教。
其間宋儒程朱之俦，稍變面目，雖不如陽明之即知即行，勇敢能任，然于孔子之義，無大背焉。
夫以儒教之專重現世主義，言生而不言死，切事近情，教人以求仁之術，使中國而果于數千年中，實行孔子之道，以至于今，則雖不能以雜霸武功，與今世列強争雄于地球之上，亦豈不能使彬彬禮義，為東方君子之國乎？無如自漢以來，所謂尊崇儒教者，不過表面上欺人之詞，而其實則所行者非儒教而楊朱之教也。
世之學者皆謂楊朱祖述老聃，然老聃之道廣漠無涯，範圍至大，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陰謀皆自此出，楊朱之學不足與比肩也。
莊子則固儒教之達人，略文而從質者。
其論生死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又曰：“死者，上無君，下無臣，亦無四時，從然而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遂不能過。
”此《齊物論》之旨，其意有所寄也。
若列子，則主萬物一體者，其言曰：“死者，人生至樂之大者也！大哉乎死！君子息，小人伏。
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不肖者伏。
” 夫莊子以貴賤論，可以警富貴之偷生者。
列子以君子小人論，以為同有一死，則君子何必為善，小人何必不為惡，此于勸世之道，無所當矣。
然未如楊朱之甚也，楊朱之言曰：“百年者，壽命之大者也。
雖然，達于百年者于千人無一人焉。
”又曰：“人之生者奚為哉？奚樂哉？曰，鮮衣厚食之為爾，聲音美色之為耳。
”又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
生則有賢愚貴人，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
”又曰：“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兇愚亦死。
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纣，死則腐骨一矣。
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高橋五郎論之，謂是皆絕望之語，陷于自暴自棄，流于放情縱欲。
嗚呼！推楊朱之罪，則亦何止于此。
夫楊朱所持者，亦現世主義也。
然于現世之中，不勉為人生應盡之道，而徒以鮮衣厚食、聲音美色為樂，至教人不為仁聖而為兇愚，不為堯舜而為桀纣，苟偷俄頃之歡娛，以待一死之臭腐，生前死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顧。
此與孔子所持之現世主義，有大相反對，如水火不能相容者。
此直人道之公敵，而不僅為孔教之仇雠也。
然惟其與孔教所持，皆為現世主義，則凡孔教之徒，既不能以佛教之理了解死生問題，而惟于現世之中，日用尋常之事，兢兢業業，惟恐失墜，則必遇事遇物，皆為一身苦惱之緣。
于是楊朱之說，得以乘間抵隙，入而據之。
學孔子則甚難，而學楊朱則甚易；學孔子則甚苦，而學楊朱則甚樂。
人情莫不惡難而喜易，避苦而趨樂，于是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遂為中國普通社會之思想。
至今日而國事之危，有如累卵，舉國上下，人盡知之，無論若何頑固之徒，未有實信今日之中國為太平無事者。
然知之而遂心焉憂之，謀所以挽救之者，舉國中無幾人焉。
自公卿大夫士以至于庶人，日孜孜于社會，以謀其鮮衣厚食、聲音美色之樂，不求當世之譽，不顧後來之毀，甘為兇愚而不惜，至語以國事，則掩耳而走，瞠目而視，若與之言他國之事也者。
問其意之所在，則偷生而已，畏死而已，姑保此首領尋娛樂以待死而已矣。
不惟存之于心，抑且出之于口，與楊朱之說，無絲毫之差異，蓋純粹之楊朱現世主義也。
夫中國号稱儒教之國，若以此而亡其國，抑豈孔子所能任咎者？然使中國果真屏孔子而師楊朱，取大成至聖之号，移而奉之一毛不拔之人，則群知中國為楊教之國，而非儒教之國，名實相符，表裡如一，則亡國之原因，猶易尋其所在。
無如儒教之徒，又曾有如韓愈等者，好為名實相反之論，以炫其奇。
如其《代周文作羑裡操》曰：“臣罪當誅，天王聖明。
桀纣而可為聖明，
此又于儒術派别之宗尚，亦有以異于我國。
擇術既異，收效自殊。
此皆其武士道成立之原素，而日本所以緻霸于東洋者也。
由是反而觀于我國，則戰國以前，學術繁盛，未定一尊，人各鼓其聰明才智，以自獻于社會。
故其時實行之力，亦甚強毅，學道之士，心有所識，身必赴之，雖殺身冒死不顧焉。
故中國之武士道，于彼時甚為發達。
及乎劉漢之世，罷黜百家，獨宗儒術。
其後曆代霸者，利其便己，皆因襲之，專以儒教為其國教。
其間宋儒程朱之俦，稍變面目，雖不如陽明之即知即行，勇敢能任，然于孔子之義，無大背焉。
夫以儒教之專重現世主義，言生而不言死，切事近情，教人以求仁之術，使中國而果于數千年中，實行孔子之道，以至于今，則雖不能以雜霸武功，與今世列強争雄于地球之上，亦豈不能使彬彬禮義，為東方君子之國乎？無如自漢以來，所謂尊崇儒教者，不過表面上欺人之詞，而其實則所行者非儒教而楊朱之教也。
世之學者皆謂楊朱祖述老聃，然老聃之道廣漠無涯，範圍至大，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陰謀皆自此出，楊朱之學不足與比肩也。
莊子則固儒教之達人，略文而從質者。
其論生死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又曰：“死者，上無君，下無臣，亦無四時，從然而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遂不能過。
”此《齊物論》之旨，其意有所寄也。
若列子，則主萬物一體者，其言曰：“死者，人生至樂之大者也！大哉乎死！君子息，小人伏。
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不肖者伏。
” 夫莊子以貴賤論，可以警富貴之偷生者。
列子以君子小人論，以為同有一死，則君子何必為善，小人何必不為惡，此于勸世之道，無所當矣。
然未如楊朱之甚也，楊朱之言曰：“百年者，壽命之大者也。
雖然，達于百年者于千人無一人焉。
”又曰：“人之生者奚為哉？奚樂哉？曰，鮮衣厚食之為爾，聲音美色之為耳。
”又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
生則有賢愚貴人，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
”又曰：“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兇愚亦死。
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纣，死則腐骨一矣。
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高橋五郎論之，謂是皆絕望之語，陷于自暴自棄，流于放情縱欲。
嗚呼！推楊朱之罪，則亦何止于此。
夫楊朱所持者，亦現世主義也。
然于現世之中，不勉為人生應盡之道，而徒以鮮衣厚食、聲音美色為樂，至教人不為仁聖而為兇愚，不為堯舜而為桀纣，苟偷俄頃之歡娛，以待一死之臭腐，生前死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顧。
此與孔子所持之現世主義，有大相反對，如水火不能相容者。
此直人道之公敵，而不僅為孔教之仇雠也。
然惟其與孔教所持，皆為現世主義，則凡孔教之徒，既不能以佛教之理了解死生問題，而惟于現世之中，日用尋常之事，兢兢業業，惟恐失墜，則必遇事遇物，皆為一身苦惱之緣。
于是楊朱之說，得以乘間抵隙，入而據之。
學孔子則甚難，而學楊朱則甚易；學孔子則甚苦，而學楊朱則甚樂。
人情莫不惡難而喜易，避苦而趨樂，于是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遂為中國普通社會之思想。
至今日而國事之危，有如累卵，舉國上下，人盡知之，無論若何頑固之徒，未有實信今日之中國為太平無事者。
然知之而遂心焉憂之，謀所以挽救之者，舉國中無幾人焉。
自公卿大夫士以至于庶人，日孜孜于社會，以謀其鮮衣厚食、聲音美色之樂，不求當世之譽，不顧後來之毀，甘為兇愚而不惜，至語以國事，則掩耳而走，瞠目而視，若與之言他國之事也者。
問其意之所在，則偷生而已，畏死而已，姑保此首領尋娛樂以待死而已矣。
不惟存之于心，抑且出之于口，與楊朱之說，無絲毫之差異，蓋純粹之楊朱現世主義也。
夫中國号稱儒教之國，若以此而亡其國，抑豈孔子所能任咎者？然使中國果真屏孔子而師楊朱，取大成至聖之号，移而奉之一毛不拔之人，則群知中國為楊教之國，而非儒教之國，名實相符，表裡如一，則亡國之原因，猶易尋其所在。
無如儒教之徒，又曾有如韓愈等者，好為名實相反之論，以炫其奇。
如其《代周文作羑裡操》曰：“臣罪當誅，天王聖明。
桀纣而可為聖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