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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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梁氏撰《中國武士道》一書既成，且自為之叙，以示楊度。
楊度曰：子之命是書為《中國之武士道》也，豈非欲别于日本之武士道乎？其欲别于日本之武士道也，豈非以武士道之名，雖日本所有而中國所無？然以雲武士，則惟日本以為藩士之專稱，以雲武士道，則實不僅為武士獨守之道，凡日本之人，蓋無不宗斯道者。
此其道與西洋各國所謂人道（Humanity）者，本無以異，西人以此問題競争戰鬥而死者，史不可勝述，惟其名不如武士道之名有輕死尚俠之意焉。
中國古昔雖無此名而有其實，則假彼通用之名詞，以表揚吾民族固有之天性，固無不可也。
雖然，合二國之曆史比較而觀之，此中有一大問題焉。
乃日本之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久愈烈，至今不衰。
其結果所成者，于内則緻維新革命之功，于外則拒蒙古，勝中國，并朝鮮，仆強俄，赫然為世界一等國。
若吾中國之所謂武士道，則自漢以後，即已氣風歇滅，愈積愈懦。
其結果所成者，于内則數千年來，霸者疊出，此起彼仆，人民之權利，任其鏟削，任其壓制，而無絲毫抵抗之力，于外則五胡入而擾之，遼金入而擾之，蒙古、滿洲入而主我。
一遇外敵，交鋒即敗，至今歐美各國，合而圖我，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國民昧昧冥冥，知之者不敢呻吟，不知者莫知痛苦，柔弱脆懦，至于此極。
比之日本，适為反對，一則古微而今盛，一則古有而今無。
現象之相反如此，此其故何哉？梁氏之論中國也，曰專制政體之故。
楊度曰：豈獨政治，蓋亦學術之異有以使之然者矣。
夫日本本無固有之學術，自與中國交通以後，乃以中國之學為學。
直接而傳中國之儒教，間接而傳印度之佛教。
舉國中人，無能出此二教之範圍者。
夫此二教者，其義相反，而其用有相足者。
何以言之？孔子之道，專主現世主義，諄諄于子、臣、弟、友之節，仁、義、禮、智之道，經傳所載，惟于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關系，反覆言之，而于有生以前，既生以後，皆不過問。
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吾欲言死有知乎，恐孝子順孫，妨生以事死；吾欲言死無知乎，恐不孝之子，棄其父母而不葬。
故惟言朝聞道可以夕死，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以此數語，為其教戒而已矣。
蓋儒教對于生死問題，乃以局外國而嚴守中立者也。
其切于人事之用，而不使人探索于空虛，自非他教所能及，故有謂儒教為非宗教者。
若夫佛教則不然，釋迦本以此死生問題，棄其王子之位，三衣一缽，入山學道。
彼時睹天地念無常，睹山川念無常，睹萬物形體念無常，經十二年，而一旦于菩提樹下，豁然大悟。
其後廣說妙法，普濟從生，皆無不準此問題，以為濟渡。
以三界為火宅，以此身為毒蛇，特立十二因緣，以明生、老、病、死，因果環複，苦業無窮，而以滅去無明，免此生死為唯一之手段。
以為身者衆苦之本，禍患之原，又以生死皆由于心，若心滅則生死皆滅。
龍樹諸人繹之，亦謂所有一切法，皆是老死相，終不見一法，離生死有住，皆對于生死問題而力求其寂滅者也。
此與儒教教義，實為大相反對，而日本學之，則反能得二者之長，而相輔相助，以了人生之義務。
故其人于成仁取義之大節，類能了達生死，捐軀緻命以赴之。
故楠正成之将赴難于湊川也，詣明極楚俊禅師而問以死生交謝之際，禅師答曰“截斷兩頭，當中一劍”，而正成遂死。
新田義貞之将死國也，以書遺子孫曰：“進亦非死，退亦非生。
死生終必有期，譬如由晝入夜，由夜入晝。
”其徹悟通達如此，故能輕棄其學佛之軀殼，以保全其學儒之精神。
西鄉福澤之流，皆遵此道以成一世之偉人者也。
吉田松陰有言：“道盡心安，便是死所。
”乃諸人所共同之心得矣。
故山岡鐵舟之論武士道曰：“武士道之要素有四：一報父母之恩，二報衆生之恩，三報國家之恩，四報三寶之恩。
”三寶者，佛、法、僧也。
而行此武士道無他義焉，一言以蔽之，至誠無我而已。
由此觀之，則日本之所謂武士道者，實儒實佛，非儒非佛，幾于參合融化，兩取其長，而别成一道矣。
然其學儒之弊，不至文柔不振，而流于朝鮮；學佛之弊，不至虛寂無用，而流于印度。
此必非拘守一家之說者，可以期此美果者也。
而儒教之中，于孔
楊度曰：子之命是書為《中國之武士道》也，豈非欲别于日本之武士道乎？其欲别于日本之武士道也，豈非以武士道之名，雖日本所有而中國所無？然以雲武士，則惟日本以為藩士之專稱，以雲武士道，則實不僅為武士獨守之道，凡日本之人，蓋無不宗斯道者。
此其道與西洋各國所謂人道（Humanity）者，本無以異，西人以此問題競争戰鬥而死者，史不可勝述，惟其名不如武士道之名有輕死尚俠之意焉。
中國古昔雖無此名而有其實，則假彼通用之名詞，以表揚吾民族固有之天性，固無不可也。
雖然，合二國之曆史比較而觀之，此中有一大問題焉。
乃日本之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久愈烈，至今不衰。
其結果所成者，于内則緻維新革命之功，于外則拒蒙古，勝中國，并朝鮮，仆強俄，赫然為世界一等國。
若吾中國之所謂武士道，則自漢以後，即已氣風歇滅，愈積愈懦。
其結果所成者，于内則數千年來，霸者疊出，此起彼仆，人民之權利，任其鏟削，任其壓制，而無絲毫抵抗之力，于外則五胡入而擾之，遼金入而擾之，蒙古、滿洲入而主我。
一遇外敵，交鋒即敗，至今歐美各國，合而圖我，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國民昧昧冥冥，知之者不敢呻吟，不知者莫知痛苦，柔弱脆懦，至于此極。
比之日本，适為反對，一則古微而今盛，一則古有而今無。
現象之相反如此，此其故何哉？梁氏之論中國也，曰專制政體之故。
楊度曰：豈獨政治，蓋亦學術之異有以使之然者矣。
夫日本本無固有之學術，自與中國交通以後，乃以中國之學為學。
直接而傳中國之儒教，間接而傳印度之佛教。
舉國中人，無能出此二教之範圍者。
夫此二教者，其義相反，而其用有相足者。
何以言之？孔子之道，專主現世主義，諄諄于子、臣、弟、友之節，仁、義、禮、智之道，經傳所載，惟于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關系，反覆言之，而于有生以前，既生以後，皆不過問。
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吾欲言死有知乎，恐孝子順孫，妨生以事死；吾欲言死無知乎，恐不孝之子，棄其父母而不葬。
故惟言朝聞道可以夕死，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以此數語，為其教戒而已矣。
蓋儒教對于生死問題，乃以局外國而嚴守中立者也。
其切于人事之用，而不使人探索于空虛，自非他教所能及，故有謂儒教為非宗教者。
若夫佛教則不然，釋迦本以此死生問題，棄其王子之位，三衣一缽，入山學道。
彼時睹天地念無常，睹山川念無常，睹萬物形體念無常，經十二年，而一旦于菩提樹下，豁然大悟。
其後廣說妙法，普濟從生，皆無不準此問題，以為濟渡。
以三界為火宅，以此身為毒蛇，特立十二因緣，以明生、老、病、死，因果環複，苦業無窮，而以滅去無明，免此生死為唯一之手段。
以為身者衆苦之本，禍患之原，又以生死皆由于心，若心滅則生死皆滅。
龍樹諸人繹之，亦謂所有一切法，皆是老死相，終不見一法，離生死有住，皆對于生死問題而力求其寂滅者也。
此與儒教教義，實為大相反對，而日本學之，則反能得二者之長，而相輔相助，以了人生之義務。
故其人于成仁取義之大節，類能了達生死，捐軀緻命以赴之。
故楠正成之将赴難于湊川也，詣明極楚俊禅師而問以死生交謝之際，禅師答曰“截斷兩頭，當中一劍”，而正成遂死。
新田義貞之将死國也，以書遺子孫曰：“進亦非死，退亦非生。
死生終必有期，譬如由晝入夜，由夜入晝。
”其徹悟通達如此，故能輕棄其學佛之軀殼，以保全其學儒之精神。
西鄉福澤之流，皆遵此道以成一世之偉人者也。
吉田松陰有言：“道盡心安，便是死所。
”乃諸人所共同之心得矣。
故山岡鐵舟之論武士道曰：“武士道之要素有四：一報父母之恩，二報衆生之恩，三報國家之恩，四報三寶之恩。
”三寶者，佛、法、僧也。
而行此武士道無他義焉，一言以蔽之，至誠無我而已。
由此觀之，則日本之所謂武士道者，實儒實佛，非儒非佛，幾于參合融化，兩取其長，而别成一道矣。
然其學儒之弊，不至文柔不振，而流于朝鮮；學佛之弊，不至虛寂無用，而流于印度。
此必非拘守一家之說者，可以期此美果者也。
而儒教之中，于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