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近世之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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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其言曰：“君子之治天下也， 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
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于道義。
”而極言無欲為異氏之學，謂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焉。
此其言頗有近于泰西近世所謂樂利主義者，不可謂非哲學派中一支流。
雖然，人生而有欲，其天性矣，節之猶懼不蔇，而豈複勞戴氏之教猱升木為也。
二百年來學者，記誦日博，而廉恥日喪，戴氏其與有罪矣。
（以上叙傳授派别，頗采章氏《訄書》而增補之，且自下斷案。
著者附識） 吳、皖派别之說，出自江氏《漢學師承記》，而章氏辨之尤嚴。
章氏謂吳學好博而尊聞，皖學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以為異諒也。
雖然，東原固嘗受學于惠氏，則吳、皖可雲同源。
戴之視惠，猶惠之視閻、胡也。
故清之休甯，可比明之姚江。
姚江出而舉天下皆姚江學，即有他派，附庸而已；休甯亦然，乾嘉間休甯以外之學術，皆附庸也。
雖然，其學實僅盛于江左。
江左以外各省學子，雖往往傳習，然不能成家。
其稍有系統之可言者，則孔巽軒以其學衍于山東，繼起者有郝恂九（懿行）、桂未谷（馥），皆卓然成一家言。
侯君模（康）以其學衍于嶺南，阮芸台（元）督粵，創學海堂，輯刻《皇清經解》，于是其學風大播于吾粵。
道、鹹以降，江、浙衰而粵轉盛。
雖然，名家者無一焉。
最著為陳蘭甫（沣），謬溝合漢、宋，以博創獲之譽，其細已甚，而去戴學抑愈遠矣。
其時以大人先生而鼓吹左右茲學最有力者，曰紀曉岚（昀）、阮芸台（元）、畢秋帆（沅），然皆不能自名其家，其著述或多假于食客之手，于學界殆不足道。
而紀氏以佞幸處向、歆之地位，苟媚時主，微詞尖語，颠倒黑白，于人心風俗所影響，固不細也。
惠、戴之學，固無益于人國，然為群經忠仆，使後此治國學者省無量精力，其功固不可誣也。
二百年來諸大師，往往注畢生之力于一經，其疏注之宏博精确，誠有足與國學俱不朽者。
于《易》則有惠氏（棟）之《周易述》，江氏（藩）之《周易述補》，張氏（惠言）之《周易虞氏義》；于《書》則有江氏（聲）之《集注音疏》，王氏（鳴盛）之《後案》，孫氏（星衍）之《今古文注疏》；于《詩》則有馬氏（瑞辰）之《傳箋通釋》，胡氏（承珙）之《後箋》，陳氏（奂）之《傳疏》；于《禮》則有張氏（惠言）之《圖》，胡氏（培翚）之《正義》；于《周禮》則有孫氏（诒讓，今人）之《正義》；于《春秋左氏傳》則有劉氏（文淇）之《正義》；《公羊傳》則有陳氏（立）之《義疏》，《榖梁傳》則有鐘氏（文烝）之《補注》；于《論語》則有劉氏（寶楠）之《正義》；于《孝經》則有皮氏（錫瑞，今人）之《鄭注疏》；于《爾雅》則有邵氏（晉涵）之《正義》，郝氏（懿行）之《義疏》；于《孟子》則有焦氏（循）之《正義》；類皆曠古絕作。
蓋取精多，用物宏，時代使然也。
西諺曰：“羅馬非一日之羅馬。
”吾于陳碩甫之《毛詩》，胡竹村之《儀禮》、陳卓人之《公羊》、孫仲容之《周禮》見之矣。
其在《十三經》以外者，則如孔氏（廣森）之《大戴禮記補注》，龔氏（麗正）之《國語疏》，陳氏（立）之《白虎通疏證》，朱氏（右曾）之《逸周書校釋》，其功皆足多焉。
若段氏之《說文》，王氏之《廣雅》，尤為茲學之中堅，前簡論之，今不具也。
以上為乾嘉間學統之正派。
其時與惠、戴學樹敵者曰桐城派。
方東樹著《漢學商兌》，抨擊不遺餘力，其文辭斐然，論鋒敏銳，所攻者間亦中症結。
雖然，漢學固可議，顧桐城一派，非能議漢學之人，其學亦非惠、戴敵，故往而辄敗也。
桐城派巨子，曰方望溪（苞）、姚姬傳（鼐）。
方、姚固文人，而自謂屍程朱之傳，其實所自得者至淺薄。
姬傳與東原論學，數牴牾，故經學家與文學家始交惡雲。
自宋歐陽廬陵有“因文見道”之說，厥後文士，往往自托于道學。
平心論之，惠、戴之學，與方、姚之文，等無用也，而百年以往，國學史上之位置，方、姚視惠、戴何如哉！ 自康雍以還，号稱以朱學名家者，若熊賜履、陳宏謀、陳鵬年、楊名時、朱轼、李绂、孫嘉淦，大率皆以高位負時望，承風者固大儒之号以奉之，實則于學界不有影響。
蓋宋學之微久矣，方、姚以後，益更不競。
其間惟王白田（懋竑）著《朱子年譜考異》，真治朱學者，一人而已（唐鑒著《國朝學案小識》，專持門戶，而派别紊亂，文體拙劣，等諸自郐也）。
複有浙東學派者，與吳派、皖派不相非，其精辟不逮，而緻用過之。
其源出于梨洲、季野而尊史。
其巨子曰邵二雲（晉涵）、全謝山（祖望）、章實齋（學誠）。
二雲預修國史，以記誦之博聞天下（在國史館中，先朝史冊以數千計。
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頁，百不失一雲），江藩謂二雲卒而江南之文獻雲亡。
謝山于明末遺事記載最詳，故國之感往往盈紙，南雷學統，此其一線也。
實齋為《文史通義》，批郤導窾，雖劉子元蔑以過也；其《校雠通義》，啟研究周秦學之端矣。
吾于諸派中甯尊浙東。
趙瓯北（翼）之《廿二史劄記》，其考據之部分，與西莊、辛楣相類，顧其采集論斷，屬辭比事，有足多者。
其派甯近于浙東。
或曰：其攘章實齋遺稿者過半雲。
無左證，不敢妄以私德蔑前輩也。
其餘治史者多，率皆汲王、錢之流，不足道。
乾嘉間王學之絕已久，中間惟羅台山（有高）、汪愛廬（缙）、彭尺木（紹升），獨從王學入，而皆歸宿于佛門。
台山、尺木，尤勇猛精進，大澈大悟，彼時代之一異色也。
其學不光大，影響蓋微。
第三節最近世 其最近數十年來，崛起之學術，與惠、戴争席，而骎骎相勝者，曰西漢今文之學。
首倡之者為武進莊方耕（存與），著《春秋正辭》。
方耕與東原同時，相友善，然其學不相師也。
戴學治經訓，而博遍群經；莊學治經義，而約取《春秋公羊傳》。
東原弟子孔巽軒（廣森）雖嘗為《公羊通義》，然不達今文家法，膚淺無條理，不足道也。
方耕弟子劉申受（逢祿），始專主董仲舒、李育，為《公羊釋例》，實為治今文學者不祧之祖。
逮道光間，其學浸盛。
最著者曰仁和龔定庵（自珍），曰邵陽魏默深（源）。
定庵有《文集》三卷，《續集》四卷。
定庵，段茂堂外孫也，其小學多得自段氏，而經義則挹自莊、劉；又好治史，憙章實齋之學，言《六經》皆史；又學佛，欲排禅宗，衍教下三家。
其思想蓋甚複雜。
然其于《春秋》蓋有心得，能以恢詭淵眇之理想，證衍古誼。
其于專制政體，疾之滋甚，《集》中屢歎恨焉（《集》中如《古史鈎沉論》《乙丙之際著議》《京師樂籍說》《尊任》《尊隐》《撰四等十儀》《壬癸之際胎觀》等篇，皆頗明民權之義。
其餘東鱗西爪，全集往往見），又頗明社會主義，能知治本[龔集《平均篇》雲：“至極不祥之氣郁于天地之間，郁之久乃必發，為兵燹，為疫疠。
（中略）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為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則至喪天下。
”此近世泰西社會學家言根本之觀念也]。
當嘉道間，舉國醉夢于承平，而定庵憂之，儳然若不可終日，其察微之識，舉世莫能及也。
生網密之世，風議隐約，不能盡言，其文又瑰玮連犿，淺學或往往不得其指之所在。
雖然，語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導，必數定庵。
吾見并世諸賢，其能為現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
當其始讀《定庵集》，其腦識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
夫以十年以來，歐、美學澎湃輸入，雖乳臭之子，其眇思醰說，皆能轶定庵；顧定庵生百年前而乃有此，未可以少年喜謗前輩也。
然定庵憔悴牢落不得志，其道力不足以自勝，故細行多不檢，其惡習影響于新學界者，亦有焉。
前此治今文者，則《春秋》而已，至魏默深乃推及它經，著《詩古微》《書古微》《詩》主齊、魯、韓，《書》主歐陽、大小夏侯，而排斥毛、鄭不遺餘力。
由今日視之，其無謂亦甚矣。
然一家之言，不可誣也（餘杭章氏謂“齊、魯、韓、歐陽、大小夏侯各有師法，故不一緻；而齊、魯、大小夏侯，尤相攻如仇。
魏氏不知師法略例，一切混合，殊無條理”雲雲。
是誠中魏氏之失。
但今文經說中，雖互有歧異，然其歧異與今古文之歧異相比較，則異中仍從同也。
譬之則如景教之新、舊教。
新教中派别數十，亦各相非；然以之與羅馬舊教相比較，則新、舊異點甚大，而新派中之支派，其異點甚小也。
不得以此遽抹煞魏氏學）。
魏氏又好言經世之術，為《海國圖志》，獎厲國民對外之觀念。
其書在今日，不過束閣覆瓿之價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為此書所激刺，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
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洸，豈不然哉！ 數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緣固不得不遠溯龔、魏。
而二子皆治今文學，然則今文學與新思想之關系，果如是密切乎？曰：是又不然。
二子固非能純治今文者，即今文學亦安得有爾許魔力！欲明其理，請征泰西。
夫泰西古學複興，遂開近世之治。
謂希臘古學，果與近世科學、哲學有不可離之關系乎？殆未必然。
然銅山崩而洛鐘應者，其機固若是也。
凡社會思想，束縛于一途者既久，驟有人焉沖其藩籬而陷之，其所發明者，不必其遂有當于真理也，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則自能震聳一般之耳目，而導以一線光明。
此懷疑派所以與學界革命常相緣也。
今文家言，一種之懷疑派也。
二百年間支配全學界最有力之一舊說，舉凡學子所孳孳焉以不得列宗門為恥者，而忽别樹一幟以與之抗。
此幾一動，前之人所莫敢疑者，後之人乃競起而疑之；疑之不已，而俶詭之論起焉；俶詭之論多，優勝劣敗，真理斯出。
故懷疑派之後，恒繼以詭辯派；詭辯派之後，而學界革命遂成立。
此征諸古今中外而皆然者也。
今文之學，對于有清一代學術之中堅而懷疑者也。
龔、魏及祖述龔、魏之徒，則近于詭辯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茲一變矣。
今勿具論。
其與龔、魏相先後而其學統有因緣者，則有若陽湖李申耆（兆洛）、長洲宋于庭（翔鳳）、仁和邵位西（懿辰）。
宋氏傅會太過，支離太甚，不足以當巨子。
李氏明算，長于地理，其治經則排斥《周官》特甚。
邵氏則卓然一經師也。
蓋申耆始治今文《春秋》，默深始治今文《詩》、今文《書》，而位西則言今文《禮》，著《禮經通論》，以《逸禮》三十九篇為劉歆矯造。
自是群經今文說皆出。
而湘潭王壬秋（闿運），壬秋弟子井研廖季平（平），集其大成。
王氏遍注群經，不龂龂于攻古文，而不得不推為今學大師。
蓋王氏以《公羊》說《六經》，《公羊》實今學中堅也。
廖氏受師說而附益之，著書乃及百種，可謂不憚煩（其門人某著有《廖氏經學叢書百種解題》。
又廖所著書，其目皆見于《光緒井研志》），而其說亦屢變。
初言古文為周公，今文為孔子；次言今文為孔之真，古文為劉之僞；最後乃言今文為小統，古文為大統。
其最後說，則戊戌以後，懼禍而支離之也。
早歲實有所心得，俨然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晚節則幾于自賣其學，進退失據矣。
至乃牽合附會，摭拾《六經》字面上碎文隻義，以比附泰西之譯語，至不足道。
雖然，固集數十年來今學之大成者，好學深思之譽，不能沒也。
蓋自今古之訟既興，于是朱右曾有《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陳喬枞有《今文尚書經說考》《三家詩遺說考》《齊詩翼氏學疏證》，陳立有《公羊義疏》，專憑西漢博士說以釋經義者間出，逮廖氏而波瀾壯闊極矣。
吾師南海康先生，少從學于同縣朱子襄先生（次琦）。
朱先生講陸、王學于舉世不講之日，而尤好言曆史法制得失。
其治經則綜糅漢宋今古，不言家法。
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源頗出自井研，不可誣也。
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
疇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則言義。
惟牽于例，故還珠而買椟；惟究于義，故藏往而知來。
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
改制之義立，則以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權，夷貴族而尚平等，去内競而歸統一，革習慣而尊法治。
此南海之言也。
疇昔吾國學子，對于法制之觀念，有補苴，無更革；其對于政府之觀念，有服從，有勸谏，無反抗。
雖由霸者之積威，抑亦誤學孔子，謂教義固如是也！南海則對于此種觀念，施根本的療治也。
三世之義立，則以進化之理，釋經世之志，遍讀群書，而無所于閡，而導人以向後之希望，現在之義務。
夫三世之義，自何、邵公以來，久暗㫚焉。
南海之倡此，在達爾文主義未輸入中國以前，不可謂非一大發明也。
南海以其所懷抱，思以易天下，而知國人之思想束縛既久，不可以猝易，則以其所尊信之人為鹄，就其所能解者而導之。
此南海說經之微意也。
而其影響，則既若此。
近十年來，
其言曰：“君子之治天下也， 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
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于道義。
”而極言無欲為異氏之學，謂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焉。
此其言頗有近于泰西近世所謂樂利主義者，不可謂非哲學派中一支流。
雖然，人生而有欲，其天性矣，節之猶懼不蔇，而豈複勞戴氏之教猱升木為也。
二百年來學者，記誦日博，而廉恥日喪，戴氏其與有罪矣。
（以上叙傳授派别，頗采章氏《訄書》而增補之，且自下斷案。
著者附識） 吳、皖派别之說，出自江氏《漢學師承記》，而章氏辨之尤嚴。
章氏謂吳學好博而尊聞，皖學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以為異諒也。
雖然，東原固嘗受學于惠氏，則吳、皖可雲同源。
戴之視惠，猶惠之視閻、胡也。
故清之休甯，可比明之姚江。
姚江出而舉天下皆姚江學，即有他派，附庸而已；休甯亦然，乾嘉間休甯以外之學術，皆附庸也。
雖然，其學實僅盛于江左。
江左以外各省學子，雖往往傳習，然不能成家。
其稍有系統之可言者，則孔巽軒以其學衍于山東，繼起者有郝恂九（懿行）、桂未谷（馥），皆卓然成一家言。
侯君模（康）以其學衍于嶺南，阮芸台（元）督粵，創學海堂，輯刻《皇清經解》，于是其學風大播于吾粵。
道、鹹以降，江、浙衰而粵轉盛。
雖然，名家者無一焉。
最著為陳蘭甫（沣），謬溝合漢、宋，以博創獲之譽，其細已甚，而去戴學抑愈遠矣。
其時以大人先生而鼓吹左右茲學最有力者，曰紀曉岚（昀）、阮芸台（元）、畢秋帆（沅），然皆不能自名其家，其著述或多假于食客之手，于學界殆不足道。
而紀氏以佞幸處向、歆之地位，苟媚時主，微詞尖語，颠倒黑白，于人心風俗所影響，固不細也。
惠、戴之學，固無益于人國，然為群經忠仆，使後此治國學者省無量精力，其功固不可誣也。
二百年來諸大師，往往注畢生之力于一經，其疏注之宏博精确，誠有足與國學俱不朽者。
于《易》則有惠氏（棟）之《周易述》，江氏（藩）之《周易述補》，張氏（惠言）之《周易虞氏義》；于《書》則有江氏（聲）之《集注音疏》，王氏（鳴盛）之《後案》，孫氏（星衍）之《今古文注疏》；于《詩》則有馬氏（瑞辰）之《傳箋通釋》，胡氏（承珙）之《後箋》，陳氏（奂）之《傳疏》；于《禮》則有張氏（惠言）之《圖》，胡氏（培翚）之《正義》；于《周禮》則有孫氏（诒讓，今人）之《正義》；于《春秋左氏傳》則有劉氏（文淇）之《正義》；《公羊傳》則有陳氏（立）之《義疏》，《榖梁傳》則有鐘氏（文烝）之《補注》；于《論語》則有劉氏（寶楠）之《正義》；于《孝經》則有皮氏（錫瑞，今人）之《鄭注疏》；于《爾雅》則有邵氏（晉涵）之《正義》，郝氏（懿行）之《義疏》；于《孟子》則有焦氏（循）之《正義》；類皆曠古絕作。
蓋取精多，用物宏，時代使然也。
西諺曰：“羅馬非一日之羅馬。
”吾于陳碩甫之《毛詩》，胡竹村之《儀禮》、陳卓人之《公羊》、孫仲容之《周禮》見之矣。
其在《十三經》以外者，則如孔氏（廣森）之《大戴禮記補注》，龔氏（麗正）之《國語疏》，陳氏（立）之《白虎通疏證》，朱氏（右曾）之《逸周書校釋》，其功皆足多焉。
若段氏之《說文》，王氏之《廣雅》，尤為茲學之中堅，前簡論之，今不具也。
以上為乾嘉間學統之正派。
其時與惠、戴學樹敵者曰桐城派。
方東樹著《漢學商兌》，抨擊不遺餘力，其文辭斐然，論鋒敏銳，所攻者間亦中症結。
雖然，漢學固可議，顧桐城一派，非能議漢學之人，其學亦非惠、戴敵，故往而辄敗也。
桐城派巨子，曰方望溪（苞）、姚姬傳（鼐）。
方、姚固文人，而自謂屍程朱之傳，其實所自得者至淺薄。
姬傳與東原論學，數牴牾，故經學家與文學家始交惡雲。
自宋歐陽廬陵有“因文見道”之說，厥後文士，往往自托于道學。
平心論之，惠、戴之學，與方、姚之文，等無用也，而百年以往，國學史上之位置，方、姚視惠、戴何如哉！ 自康雍以還，号稱以朱學名家者，若熊賜履、陳宏謀、陳鵬年、楊名時、朱轼、李绂、孫嘉淦，大率皆以高位負時望，承風者固大儒之号以奉之，實則于學界不有影響。
蓋宋學之微久矣，方、姚以後，益更不競。
其間惟王白田（懋竑）著《朱子年譜考異》，真治朱學者，一人而已（唐鑒著《國朝學案小識》，專持門戶，而派别紊亂，文體拙劣，等諸自郐也）。
複有浙東學派者，與吳派、皖派不相非，其精辟不逮，而緻用過之。
其源出于梨洲、季野而尊史。
其巨子曰邵二雲（晉涵）、全謝山（祖望）、章實齋（學誠）。
二雲預修國史，以記誦之博聞天下（在國史館中，先朝史冊以數千計。
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頁，百不失一雲），江藩謂二雲卒而江南之文獻雲亡。
謝山于明末遺事記載最詳，故國之感往往盈紙，南雷學統，此其一線也。
實齋為《文史通義》，批郤導窾，雖劉子元蔑以過也；其《校雠通義》，啟研究周秦學之端矣。
吾于諸派中甯尊浙東。
趙瓯北（翼）之《廿二史劄記》，其考據之部分，與西莊、辛楣相類，顧其采集論斷，屬辭比事，有足多者。
其派甯近于浙東。
或曰：其攘章實齋遺稿者過半雲。
無左證，不敢妄以私德蔑前輩也。
其餘治史者多，率皆汲王、錢之流，不足道。
乾嘉間王學之絕已久，中間惟羅台山（有高）、汪愛廬（缙）、彭尺木（紹升），獨從王學入，而皆歸宿于佛門。
台山、尺木，尤勇猛精進，大澈大悟，彼時代之一異色也。
其學不光大，影響蓋微。
第三節最近世 其最近數十年來，崛起之學術，與惠、戴争席，而骎骎相勝者，曰西漢今文之學。
首倡之者為武進莊方耕（存與），著《春秋正辭》。
方耕與東原同時，相友善，然其學不相師也。
戴學治經訓，而博遍群經；莊學治經義，而約取《春秋公羊傳》。
東原弟子孔巽軒（廣森）雖嘗為《公羊通義》，然不達今文家法，膚淺無條理，不足道也。
方耕弟子劉申受（逢祿），始專主董仲舒、李育，為《公羊釋例》，實為治今文學者不祧之祖。
逮道光間，其學浸盛。
最著者曰仁和龔定庵（自珍），曰邵陽魏默深（源）。
定庵有《文集》三卷，《續集》四卷。
定庵，段茂堂外孫也，其小學多得自段氏，而經義則挹自莊、劉；又好治史，憙章實齋之學，言《六經》皆史；又學佛，欲排禅宗，衍教下三家。
其思想蓋甚複雜。
然其于《春秋》蓋有心得，能以恢詭淵眇之理想，證衍古誼。
其于專制政體，疾之滋甚，《集》中屢歎恨焉（《集》中如《古史鈎沉論》《乙丙之際著議》《京師樂籍說》《尊任》《尊隐》《撰四等十儀》《壬癸之際胎觀》等篇，皆頗明民權之義。
其餘東鱗西爪，全集往往見），又頗明社會主義，能知治本[龔集《平均篇》雲：“至極不祥之氣郁于天地之間，郁之久乃必發，為兵燹，為疫疠。
（中略）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為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則至喪天下。
”此近世泰西社會學家言根本之觀念也]。
當嘉道間，舉國醉夢于承平，而定庵憂之，儳然若不可終日，其察微之識，舉世莫能及也。
生網密之世，風議隐約，不能盡言，其文又瑰玮連犿，淺學或往往不得其指之所在。
雖然，語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導，必數定庵。
吾見并世諸賢，其能為現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
當其始讀《定庵集》，其腦識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
夫以十年以來，歐、美學澎湃輸入，雖乳臭之子，其眇思醰說，皆能轶定庵；顧定庵生百年前而乃有此，未可以少年喜謗前輩也。
然定庵憔悴牢落不得志，其道力不足以自勝，故細行多不檢，其惡習影響于新學界者，亦有焉。
前此治今文者，則《春秋》而已，至魏默深乃推及它經，著《詩古微》《書古微》《詩》主齊、魯、韓，《書》主歐陽、大小夏侯，而排斥毛、鄭不遺餘力。
由今日視之，其無謂亦甚矣。
然一家之言，不可誣也（餘杭章氏謂“齊、魯、韓、歐陽、大小夏侯各有師法，故不一緻；而齊、魯、大小夏侯，尤相攻如仇。
魏氏不知師法略例，一切混合，殊無條理”雲雲。
是誠中魏氏之失。
但今文經說中，雖互有歧異，然其歧異與今古文之歧異相比較，則異中仍從同也。
譬之則如景教之新、舊教。
新教中派别數十，亦各相非；然以之與羅馬舊教相比較，則新、舊異點甚大，而新派中之支派，其異點甚小也。
不得以此遽抹煞魏氏學）。
魏氏又好言經世之術，為《海國圖志》，獎厲國民對外之觀念。
其書在今日，不過束閣覆瓿之價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為此書所激刺，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
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洸，豈不然哉！ 數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緣固不得不遠溯龔、魏。
而二子皆治今文學，然則今文學與新思想之關系，果如是密切乎？曰：是又不然。
二子固非能純治今文者，即今文學亦安得有爾許魔力！欲明其理，請征泰西。
夫泰西古學複興，遂開近世之治。
謂希臘古學，果與近世科學、哲學有不可離之關系乎？殆未必然。
然銅山崩而洛鐘應者，其機固若是也。
凡社會思想，束縛于一途者既久，驟有人焉沖其藩籬而陷之，其所發明者，不必其遂有當于真理也，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則自能震聳一般之耳目，而導以一線光明。
此懷疑派所以與學界革命常相緣也。
今文家言，一種之懷疑派也。
二百年間支配全學界最有力之一舊說，舉凡學子所孳孳焉以不得列宗門為恥者，而忽别樹一幟以與之抗。
此幾一動，前之人所莫敢疑者，後之人乃競起而疑之；疑之不已，而俶詭之論起焉；俶詭之論多，優勝劣敗，真理斯出。
故懷疑派之後，恒繼以詭辯派；詭辯派之後，而學界革命遂成立。
此征諸古今中外而皆然者也。
今文之學，對于有清一代學術之中堅而懷疑者也。
龔、魏及祖述龔、魏之徒，則近于詭辯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茲一變矣。
今勿具論。
其與龔、魏相先後而其學統有因緣者，則有若陽湖李申耆（兆洛）、長洲宋于庭（翔鳳）、仁和邵位西（懿辰）。
宋氏傅會太過，支離太甚，不足以當巨子。
李氏明算，長于地理，其治經則排斥《周官》特甚。
邵氏則卓然一經師也。
蓋申耆始治今文《春秋》，默深始治今文《詩》、今文《書》，而位西則言今文《禮》，著《禮經通論》，以《逸禮》三十九篇為劉歆矯造。
自是群經今文說皆出。
而湘潭王壬秋（闿運），壬秋弟子井研廖季平（平），集其大成。
王氏遍注群經，不龂龂于攻古文，而不得不推為今學大師。
蓋王氏以《公羊》說《六經》，《公羊》實今學中堅也。
廖氏受師說而附益之，著書乃及百種，可謂不憚煩（其門人某著有《廖氏經學叢書百種解題》。
又廖所著書，其目皆見于《光緒井研志》），而其說亦屢變。
初言古文為周公，今文為孔子；次言今文為孔之真，古文為劉之僞；最後乃言今文為小統，古文為大統。
其最後說，則戊戌以後，懼禍而支離之也。
早歲實有所心得，俨然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晚節則幾于自賣其學，進退失據矣。
至乃牽合附會，摭拾《六經》字面上碎文隻義，以比附泰西之譯語，至不足道。
雖然，固集數十年來今學之大成者，好學深思之譽，不能沒也。
蓋自今古之訟既興，于是朱右曾有《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陳喬枞有《今文尚書經說考》《三家詩遺說考》《齊詩翼氏學疏證》，陳立有《公羊義疏》，專憑西漢博士說以釋經義者間出，逮廖氏而波瀾壯闊極矣。
吾師南海康先生，少從學于同縣朱子襄先生（次琦）。
朱先生講陸、王學于舉世不講之日，而尤好言曆史法制得失。
其治經則綜糅漢宋今古，不言家法。
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源頗出自井研，不可誣也。
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
疇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則言義。
惟牽于例，故還珠而買椟；惟究于義，故藏往而知來。
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
改制之義立，則以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權，夷貴族而尚平等，去内競而歸統一，革習慣而尊法治。
此南海之言也。
疇昔吾國學子，對于法制之觀念，有補苴，無更革；其對于政府之觀念，有服從，有勸谏，無反抗。
雖由霸者之積威，抑亦誤學孔子，謂教義固如是也！南海則對于此種觀念，施根本的療治也。
三世之義立，則以進化之理，釋經世之志，遍讀群書，而無所于閡，而導人以向後之希望，現在之義務。
夫三世之義，自何、邵公以來，久暗㫚焉。
南海之倡此，在達爾文主義未輸入中國以前，不可謂非一大發明也。
南海以其所懷抱，思以易天下，而知國人之思想束縛既久，不可以猝易，則以其所尊信之人為鹄，就其所能解者而導之。
此南海說經之微意也。
而其影響，則既若此。
近十年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