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近世之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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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蓋難言之(乾嘉後漢學家之說經,往往有自矜創獲,而實皆船山諸經稗疏所已言者。

    故船山亦新學派之一導師也)。

    習齋有《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其精華之論,皆在于是,号之曰“周孔之學”,以自别于程朱。

    其言曰:“以講讀為求道,其距千裡也;以書為道,其距萬裡也。

    ”蓋其學頗有類于懷疑派,而事事而躬之,物物而肄之,以求其是,實宋明學之一大反動力,而亦清學最初一機捩也。

    雍乾以後,學者莫或稱習齋,然顧頗用習齋之術。

    但其術同,而所用之之目的地不同。

    以“實事求是”一語,而僅用之于習齋所謂其距萬裡之書,習齋其恫矣。

    乃者餘杭章氏極推習齋,以為荀卿以後一人,其言或太過,然要之為一代大儒必矣。

    五先生中,其最不顯者莫如繼莊,使非有全謝山一《傳》,恐至今無複有道其名者,更靡論其學也。

    吾舉繼莊以側于顧、黃、王之列,聞者其将咍之。

    雖然,繼莊決不讓諸君子。

    繼莊所著書,或未成,或散佚,今傳者惟一《廣陽雜記》(吳縣潘氏所刻《功順堂叢書》有之),得緣此以窺其崖略。

    繼莊之學,最足以豪于我學界者有二端:一曰造新字。

    中國文字衍形不衍聲,以緻國語不統一,而國民團結力因以大殺。

    今之識者,悁然憂之久矣。

    十年以來,新字問題,孳乳發生,而至今未有所成。

    烏知夫二百八十年前之先輩,早有從事者,則繼莊之《新韻譜》也[全謝山雲“繼莊《新韻譜》以華嚴字母為本,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按:即拉丁文也)、小西天梵書(按:當即是西藏語)、暨天方(按:即阿剌伯)、蒙古、女真等音。

    其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為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

    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曆喉、腭、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

    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

    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

    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北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

    于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曆二十二位為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于此矣。

    然後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則逢人便可印正”雲。

    (按:其書今不傳,其所造字母,不可得而稽,其果适用與否,無從斷言。

    要之真不朽之盛業也。

    使繼莊在今日,遍通諸國語言文字,其成就可限量耶]。

    二曰倡地文學。

    地文學今列于普通科,髫龀之子,入新塾者,往往能道。

    若夫五十年前,則舉國學者,未或注意于是也,而繼莊實發明之[全謝山雲:“繼莊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于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

    當于疆域之前,别添數則,記其北極出地之度,與其節氣之先後異同等。

    (中略)(按:今泰西地理書,莫不有之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

    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

    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濕之征,又可次第而求矣。

    ”(按:此皆極精之論,今泰西地理學家言所最注意者,非有得于歸納論理學,不能道也)“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

    各譜之為一則,合諸土産,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

    ”(按:地學之精微,至是而極。

    近世學者謂地理與群治有密切之關系,誠有察于此也。

    吾去年始見日本人木口長三郎所著《人生地理學》一書,舉日本全土風俗、政治種種發達之差異,而悉納之于地理,旁引泰西各國以為證,而皆有精确不磨之論據。

    吾讀卒業,歎為得未曾有,而不知吾二百年前之先民已有志于此業。

    後起無人,大業不竟,誰之責也?可歎可愧]。

    吾以為以繼莊學顧、黃、王易,以顧、黃、王學繼莊難。

    高山景行,吾向往焉。

     由此觀之,近世學術史上,所以爛然其明者,惟恃五先生;抑五先生不獨近世之光,即置諸周、秦以後二千年之學界,亦罕或能先也。

    顧明之末、清之初,以何因緣,而得有此?吾嘗推原之,以晚明政治之腐敗達于極點,其結局至舉數千年之禹域,魚爛以奉諸他族,創巨痛深,自古所未嘗有也。

    故瑰奇絕特有血性之君子,鹹惕然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深覺夫講求實際應用的政論之不容已。

    此其由時勢所造成者一也。

    姚江學興,既舉前此破碎支離之學而一掃之,晚明百年間,學者鹹有發揚蹈厲之氣,異于前代。

    儒之有俠風也,孕而育之者姚江也(五先生之學,皆有近墨子處,吾将别論之),故謂五先生以王學為原動力可也。

    但王學末流,狂恣滋甚,徒以一二口頭禅相尚。

    其對于自己也,去實踐愈遠;其對于社會也,去實用愈遠。

    物極必反,然後諸君子不得不以嚴整之戒律,繁博之考證,起而矯之,故謂五先生為王學之反動力可也。

    兩者兼,然後此種特别之學派出焉。

    此其由舊學所造成者二也(五先生中,惟梨洲與王學有直接關系;其餘若亭林、船山,于王學皆往往有所糾正,不表同情也;習齋則并宋、明而悉棄矣。

    故言五先生之學與王學有關系,聞者或疑焉。

    雖然,間接之影響,往往更大于直接,此不可不察也)。

    使五先生生于他代,以其才與其學,必将有所藉手,著之實施,則無暇以學鳴,而其學之深造,必不逮是。

    顧以亡國遺民,義不可以立人之本朝,其所懷抱,不得不盡假諸竹帛。

    又其奔走國難,各間關數十年,于一切政俗利病,皆得之于實驗調查,以視不出戶而談天下事者,與夫擁旄節以問民疾苦者,相去遠矣。

    此其由諸先生之地位所造成者三也。

    綜此三因,則此種學派,不産于他代,而惟産于永曆、康熙之交,有以夫,有以夫!雖然,以諸先生之才、之學、之志、之節,各皆獻身以盡瘁于國事,而卒無救于亡明,是則可痛也!若語其原因,蓋甚複雜焉。

    以非本論範圍,今略之。

     同時學派,與五先生相近者,尚數人。

    于蜀有唐鑄萬(甄),著《潛書》二篇四卷(乾隆間嘗為禁書,今有重印者)。

    近世學者多知梨洲、船山能發民權公理,而不知巴蜀山谷間有唐氏者,與之作桴鼓應也(《潛書》上篇有《解君篇》《抑尊篇》。

    《抑尊篇》雲:“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是以人君之賤視其臣民,如犬馬蟲蟻之不類于我,其去治道遠矣。

    ”又曰:“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

    ”又曰:“位在十人之上者,必處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處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處天下之下。

    ”《潛書》下《室語篇》雲:“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

    殺一人而取其匹布鬥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乃反不謂之賊乎?”又《止殺篇》雲:“覆天下之軍,屠天下之城,以取天下,是食天下人之肉以為一人養也。

    ”凡此諸論,自墨子、孟子以後,久矣夫不獲聞矣。

    是真可與梨洲之《原君》《原臣》相表裡者。

    當二百年前能倡此,何可及也?吾故不憚胪舉之)。

    于吳有陳确庵(瑚),其學多得于桴亭,而尤好言經世。

    編全史為四大部,以政、事、人、文别之。

    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類,文部分體。

    手書巨帙各數十,皆能背誦雲,其精力真不可思議。

    所著述關于農田、水利、兵法者尤夥,而劍擊之技妙天下。

    于鄂有胡石莊(承諾),著《繹志》六十一篇二十餘萬言,自拟于徐幹《中論》、顔之推《家訓》,然論者謂其精粹奧衍,過于二書。

    此三君子者,亦崛起卓然,自成一家,其最章章者也。

    而顧景範(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亦曠古一絕作,其所得于亭林、繼莊、季野者頗多雲,亦此一派之一支流也。

     梨洲有弟曰晦木(名宗炎),俠氣過于乃兄,其學之醇不及之,而精到處與之颉颃,于象緯、律呂、軌革、壬遁之學皆有神悟,而著書亦數十卷(晚年以石函锢所著述,語其子曰:“急則埋之。

    ”身後果有索者,子如其言。

    子卒,遂莫知所在雲),一小梨洲也。

    萬季野為梨洲高弟,最能傳其學(下段别論之)。

    其子百家,亦殆庶幾。

    此黃學傳授之大略也。

    習齋高弟曰李剛主(塨),曰王昆繩(源)。

    剛主屢被薦辟不赴,晚年受聲樂之學于毛西河,多所著述。

    昆繩孳孳以傳顔學為己任,與方望溪多所辨難,見于《望溪集》。

    此顔學傳授之大略也。

    船山崎岖山谷,其弟子無一有力者。

    繼莊則兔起鹘落,不可方物,其名且隐,其學更無論也。

    亭林以不好講學,故直接有力之子弟無一人,而二百年來漢學家,率宗尚之;雖然,以是為顧學,顧先生不任受也。

    然則五先生之學派,或身殁而絕,或一再傳而遂絕,雍乾以後,不複存于人間矣。

    厥後惟乾隆間全謝山(祖望)私淑梨洲,得其形似;近世譚浏陽私淑船山,青出于藍。

    強編學案,則二君其選也。

    夫以五先生之魄力,能辟千古未辟之學統,而顧不自傳諸其人,以光大于後世,則何以故?吾将于次簡論之。

     同時學行與顧、黃、王、劉相類,而不以學名者,尚有一傅青主(山),以任俠聞于鼎革之交。

    國變後,馮铨、魏象樞嘗強薦之,幾以身殉。

    遂易服為道士,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于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

    ”或強以宋諸儒為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雲。

    雖然,史家謂其學自大河以北,莫能及者。

    蓋有所憤而自隐,其志愈哀于黃、顧矣。

    當時黃冠、浮屠中如青主者不乏人,舉其學最高者為代表雲爾(流俗所以多知青主者,以其女科醫方。

    實則青主非知醫者,其方不過得自家傳雲)。

    言泰西近世文明進步之原動力者,必推倍根,以其創歸納論理學,掃武斷之弊,凡論一事,闡一理,必經積累試驗然後下斷案也(前此亞裡士多德所傳之論理學,謂之演繹法。

    以心中所懸拟之理,命為前提,而因以下斷案。

    至倍根起,謂尋常智慧易有所蔽,所懸拟之前提未必正确也。

    前提不正确,則斷案亦随而俱缪矣。

    因用積累試驗之法,既懸拟一理矣,不遽命為前提也,參伍錯綜,向種種方面以試驗之,求其真是,乃始命為前提。

    是即所謂歸納法論理學也)。

    審如是也,則吾中國三百年來所謂考證之學,其價值固自有不可誣者。

    何也?以其由演繹的而進于歸納的也。

    泰西自十五世紀文學複興以後,學者猶不免涉于詭辯,陷于空想,自倍根興而始一矯之。

    有明末葉,正中國之詭辯空想時代也。

    及明之亡,顧、黃、顔、劉諸子,倡實踐實用之學。

    得其大者,閻、胡、二萬、王、梅諸君同時蔚起,各明其一體。

    其時代與倍根同(倍根生于明嘉靖四十年,卒于天啟六年),其學統組織之變更,亦頗相類。

    顧泰西以有歸納派而思想日以勃興,中國以有歸納派而思想日以銷沉。

    非歸納派之罪,而所以用之誤其途徑也。

     本朝學者以實事求是為學鹄,頗饒有科學的精神,而更輔以分業的組織;惜乎其用不廣,而僅寄諸瑣瑣之考據。

    所謂科學的精神何也?善懷疑,善尋間,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說,一己之臆見,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

    既治一科,則原始要終,縱說橫說,務盡其條理,而備其左證,二也。

    其學之發達,如一有機體,善能增高繼長,前人之發明者啟其端緒,雖或有未盡,而能使後人因其所啟者而竟其業,三也。

    善用比較法,胪舉多數之異說,而下正确之折衷,四也。

    凡此諸端,皆近世各種科學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漢學家皆備之,故曰其精神近于科學。

    所謂分業的組織何也?生計家言,謂社會愈進于文明,則分業愈趨于細密。

    此不徒生計界為然也,學界亦然。

    挽近實學益昌,而學者亦益以專門為貴,分科之中,又分科焉。

    碩儒大師,往往終身專執一科以名其家。

    蓋昔之學者,其所研究博而淺;今之學者,其所研究狹而深(如法律學一科學也,而國法、國際法、民法、刑法、商法,各為分科。

    分科中複有分科,如國法中,治憲法者,治行政法者,不相雜側也;國際法中,治公法者,治私法者,不相雜側也。

    凡諸學科莫不皆然。

    學愈進則剖析愈精,而學者之分業愈行);本朝漢學家之治經,亦有類于是(乾嘉以後,學者皆各專一書以終身,如段氏之《說文》,陳氏之《毛詩》,胡氏之《儀禮》,孔氏、陳氏之《公羊》。

    乃至或專事校勘,或專明金石,或專釋地理,或專研聲律,或專考曆算。

    其分業愈精,其發明愈深。

    百年前之經學,其組織殆可稱完備)。

    故曰其組織近于分業。

    夫本朝考據學之支離破碎,汩殁性靈,此吾侪十年來所排斥不遺餘力者也。

    雖然,平心論之,其研究之方法,實有不能不指為學界進化之一征兆者。

    至其方法,何以不用諸開而用諸閉,不用諸實而用諸虛,不用諸新而用諸陳,則别有種種原因焉。

    若民性之遺傳,若時主之操縱,皆其最巨者也。

    蓋未可盡以為諸儒病也。

     本朝學派,以經學考據為中堅,以為欲求經義,必當假途于文字也,于是訓诂一派出。

    以文字與語言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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