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佛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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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發端
吾昔嘗論六朝、隋、唐之間，為中國學術思想最衰時代。
雖然，此不過就儒家一方面言之耳。
當時儒家者流，除文學外（儒學與文學适成反比例。
著《中國儒學史》，當以六朝、唐為最衰時代；著《中國文學史》，當以六朝、唐為全盛時代）一無所事。
其最铮铮于學界者，如王（通）、陸（德明）、孔（穎達）、韓（愈）之流，其于學術史中，雖謂無一毫之價值焉可也，雖然，學固不可以儒教為限。
當時于儒家之外，有放萬丈光焰于曆史上者焉，則佛教是已。
六朝、三唐數百年中，志高行潔、學淵識拔之士，悉相率而入于佛教之範圍。
此有所盈，則彼有所绌，物莫兩大，儒教之衰亦宜。
或曰：佛學外學也，非吾國固有之學也，以入中國學術思想史，毋乃不可？答之曰：不然。
凡學術苟能發揮之、光大之、實行之者，則此學即為其人之所自有。
如吾遊學于他鄉，而于所學者，既能貫通，既能領受，親切有味，食而俱化，而謂此學仍彼之學而非我之學焉，不得也。
一人如是，一國亦然。
如必以本國固有之學而始為學也，則如北歐諸國，未嘗有固有之文明， 惟取諸希臘羅馬、取諸猶太者，則彼之學術史，其終不可成立矣。
又如日本， 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我國、取諸歐西者，則彼之學術史，其更不可成立矣。
故論學術者，惟當以其學之可以代表當時一國之思想者為斷，而不必以其學之是否本出于我為斷。
審如是也，則雖謂隋唐之交，為先秦以後學術思想最盛時代可也。
前乎此者，兩漢之經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後乎此者，宋、明之理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
又不惟在中國為然耳，以其并時舉世界之學術思想界校之，印度自大乘教諸巨子入滅後，繼法無人（其繼法者悉在中國），日以萎微；歐洲則中世史号稱黑暗時代，自羅馬滅亡以後，全歐為北狄所蹂躏，幾陷于無曆史之域，當時所賴以延文明絕續于一線者，惟恃一頑舊專制之天主教而已。
印度、歐洲如此，而餘更無論也。
故謂隋、唐之學術思想， 為并時舉世界獨一無二之光榮可也。
縱說之則如彼，橫說之則如此，故隋、唐學者，其在本論中占一重要之位置也，不亦宜乎！ 第二節佛學漸次發達之曆史 中國之受外學也，與日本異。
日本小國也，且無其所固有之學，故有自他界入之者，則其趨如鹜，其變如響，不轉瞬而全國與之俱化矣。
雖然，充其量不過能似人而已（實亦不能真似），終不能于所受者之外，而自有所增益， 自有所創造。
中國不然。
中國大國也，而有數千年相傳固有之學，壁壘嚴整， 故他界之思想入之不易；雖入矣，而閱數十年百年常不足以動其毫發。
譬猶潑墨于水，其水而為徑尺之盂，方丈之池也，則墨痕倏忽而遍矣；其在滔滔之江、泱泱之海，則甯易得而染之？雖然，吾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既受之， 則必能盡吸其所長以自營養，而且變其質、神其用，别造成一種我國之新文明，青出于藍，冰寒于水。
於戲！深山大澤，實生蛟龍，龍伯大人之腳趾， 遂終非僬僥國小丈夫之項背所能望也。
謂餘不信，請征諸佛學。
佛法之入震旦也，據别史所言，或謂秦時與寶利防等交通，西漢時從匈奴得金人，實為我國知有佛之嚆矢。
真僞第弗深考，其見于正史信而有據者， 則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印度之攝摩、竺法蘭兩師，應诏赍經典而至，于是佛之教義始東被。
雖然，我民族宗教迷信之念甚薄，莫之受也。
至桓帝始自信之；興平間，民間亦漸有信者。
三國時代，支谶、支亮、支謙皆自印度來傳教，時号“三支”。
魏嘉平二年，昙摩诃羅始以戒律來，象教漸備。
雖然， 當時道家言極盛，全國為所掩襲，莫能奪也，而亦有漸認佛教勢力之不可侮，起而與之為難者（魏明帝時有費叔才、褚善信二道士，著《道佛優劣論》， 有牟子作《理惑論》，而吳主孫皓亦有廢佛教之議，必其既興，始有辨之、有廢之者矣）。
及晉代魏，始漸成為一科學之面目，時則有佛圖澄者，來自西域， 專事譯經。
東晉以還，偉人輩出，若道安，若惠遠，若竺道潛，若法顯，其尤著也。
道安與習鑿齒等遊，專闡揚佛教于士大夫之間。
惠遠開廬山，日夜說法，佛教講壇，實始于此，為淨土宗之濫觞焉。
法顯橫雪山以入天竺，赍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為第一。
法顯三藏者，不徒佛教界之功臣而已，抑亦我國之立溫斯敦也（立溫斯敦，英人之探險于非洲者）。
而同時北方一大師起，為佛教史中開一新紀元，曰鸠摩羅什。
羅什，龜茲國人，既精法理，且娴漢語。
以姚秦弘始三年始入長安，日夜從事翻譯，一切經論，成于其手者不知凡幾。
門徒三千，達者七十，上足四人，道生、道融、僧肇、僧睿，其最顯者也。
羅什之功德不一，而其最大者，為傳大乘教。
前此諸僧，用力雖劬，然所讨論僅在小乘耳。
至羅什首傳三論宗宗義，譯《法華經》，又譯《成實論》，實為成實宗入中國之始，自茲以往，佛馱跋陀羅譯《華嚴》，昙無谶譯《涅槃》，而甚深微妙之義，始逐漸輸入，學界壁壘一新矣。
南北朝之際，海宇鼎沸，群雄四起，而佛教之進路亦多歧。
宋少帝時譯《五分律》，文帝時譯《觀普賢經》
雖然，此不過就儒家一方面言之耳。
當時儒家者流，除文學外（儒學與文學适成反比例。
著《中國儒學史》，當以六朝、唐為最衰時代；著《中國文學史》，當以六朝、唐為全盛時代）一無所事。
其最铮铮于學界者，如王（通）、陸（德明）、孔（穎達）、韓（愈）之流，其于學術史中，雖謂無一毫之價值焉可也，雖然，學固不可以儒教為限。
當時于儒家之外，有放萬丈光焰于曆史上者焉，則佛教是已。
六朝、三唐數百年中，志高行潔、學淵識拔之士，悉相率而入于佛教之範圍。
此有所盈，則彼有所绌，物莫兩大，儒教之衰亦宜。
或曰：佛學外學也，非吾國固有之學也，以入中國學術思想史，毋乃不可？答之曰：不然。
凡學術苟能發揮之、光大之、實行之者，則此學即為其人之所自有。
如吾遊學于他鄉，而于所學者，既能貫通，既能領受，親切有味，食而俱化，而謂此學仍彼之學而非我之學焉，不得也。
一人如是，一國亦然。
如必以本國固有之學而始為學也，則如北歐諸國，未嘗有固有之文明， 惟取諸希臘羅馬、取諸猶太者，則彼之學術史，其終不可成立矣。
又如日本， 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我國、取諸歐西者，則彼之學術史，其更不可成立矣。
故論學術者，惟當以其學之可以代表當時一國之思想者為斷，而不必以其學之是否本出于我為斷。
審如是也，則雖謂隋唐之交，為先秦以後學術思想最盛時代可也。
前乎此者，兩漢之經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後乎此者，宋、明之理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
又不惟在中國為然耳，以其并時舉世界之學術思想界校之，印度自大乘教諸巨子入滅後，繼法無人（其繼法者悉在中國），日以萎微；歐洲則中世史号稱黑暗時代，自羅馬滅亡以後，全歐為北狄所蹂躏，幾陷于無曆史之域，當時所賴以延文明絕續于一線者，惟恃一頑舊專制之天主教而已。
印度、歐洲如此，而餘更無論也。
故謂隋、唐之學術思想， 為并時舉世界獨一無二之光榮可也。
縱說之則如彼，橫說之則如此，故隋、唐學者，其在本論中占一重要之位置也，不亦宜乎！ 第二節佛學漸次發達之曆史 中國之受外學也，與日本異。
日本小國也，且無其所固有之學，故有自他界入之者，則其趨如鹜，其變如響，不轉瞬而全國與之俱化矣。
雖然，充其量不過能似人而已（實亦不能真似），終不能于所受者之外，而自有所增益， 自有所創造。
中國不然。
中國大國也，而有數千年相傳固有之學，壁壘嚴整， 故他界之思想入之不易；雖入矣，而閱數十年百年常不足以動其毫發。
譬猶潑墨于水，其水而為徑尺之盂，方丈之池也，則墨痕倏忽而遍矣；其在滔滔之江、泱泱之海，則甯易得而染之？雖然，吾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既受之， 則必能盡吸其所長以自營養，而且變其質、神其用，别造成一種我國之新文明，青出于藍，冰寒于水。
於戲！深山大澤，實生蛟龍，龍伯大人之腳趾， 遂終非僬僥國小丈夫之項背所能望也。
謂餘不信，請征諸佛學。
佛法之入震旦也，據别史所言，或謂秦時與寶利防等交通，西漢時從匈奴得金人，實為我國知有佛之嚆矢。
真僞第弗深考，其見于正史信而有據者， 則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印度之攝摩、竺法蘭兩師，應诏赍經典而至，于是佛之教義始東被。
雖然，我民族宗教迷信之念甚薄，莫之受也。
至桓帝始自信之；興平間，民間亦漸有信者。
三國時代，支谶、支亮、支謙皆自印度來傳教，時号“三支”。
魏嘉平二年，昙摩诃羅始以戒律來，象教漸備。
雖然， 當時道家言極盛，全國為所掩襲，莫能奪也，而亦有漸認佛教勢力之不可侮，起而與之為難者（魏明帝時有費叔才、褚善信二道士，著《道佛優劣論》， 有牟子作《理惑論》，而吳主孫皓亦有廢佛教之議，必其既興，始有辨之、有廢之者矣）。
及晉代魏，始漸成為一科學之面目，時則有佛圖澄者，來自西域， 專事譯經。
東晉以還，偉人輩出，若道安，若惠遠，若竺道潛，若法顯，其尤著也。
道安與習鑿齒等遊，專闡揚佛教于士大夫之間。
惠遠開廬山，日夜說法，佛教講壇，實始于此，為淨土宗之濫觞焉。
法顯橫雪山以入天竺，赍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為第一。
法顯三藏者，不徒佛教界之功臣而已，抑亦我國之立溫斯敦也（立溫斯敦，英人之探險于非洲者）。
而同時北方一大師起，為佛教史中開一新紀元，曰鸠摩羅什。
羅什，龜茲國人，既精法理，且娴漢語。
以姚秦弘始三年始入長安，日夜從事翻譯，一切經論，成于其手者不知凡幾。
門徒三千，達者七十，上足四人，道生、道融、僧肇、僧睿，其最顯者也。
羅什之功德不一，而其最大者，為傳大乘教。
前此諸僧，用力雖劬，然所讨論僅在小乘耳。
至羅什首傳三論宗宗義，譯《法華經》，又譯《成實論》，實為成實宗入中國之始，自茲以往，佛馱跋陀羅譯《華嚴》，昙無谶譯《涅槃》，而甚深微妙之義，始逐漸輸入，學界壁壘一新矣。
南北朝之際，海宇鼎沸，群雄四起，而佛教之進路亦多歧。
宋少帝時譯《五分律》，文帝時譯《觀普賢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