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儒學統一時代~第四章 老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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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西之政治,常随學術思想為轉移,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随政治為轉移, 此不可謂非學界之一缺點也。

    是故政界各國并立,則學界亦各派并立;政界共主一統,則學界亦宗師一統。

    當戰國之末,雖有标新領異、如錦如荼之學派,不數十年摧滅以盡,巍然獨存者惟一儒術。

    而學術思想進步之迹,亦自茲凝滞矣。

    夫進化之與競争,相緣者也,競争絕則進化亦将與之俱絕。

    中國政治之所以不進化,曰惟共主一統故;中國學術所以不進化,曰惟宗師一統故。

    而其運皆起于秦漢之交。

    秦漢之交,實中國數千年一大關鍵也。

    抑泰西學術,亦何嘗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遞衍遞嬗;然其凝滞不若中國之甚者,彼其統一之也以自力,此其統一之也以他力。

    所謂自力者何?學者各出其所見,互相辯诘,互相折衷,競争淘汰,優勝劣敗。

    其最合于真理、最适于民用者,則相率而從之。

    衷于至當,異論自熄。

    泰西近日學界所謂定義公例者, 皆自此來也。

    所謂他力者何?有居上位握權力者,從其所好,而提倡之,而左右之。

    有所獎厲于此,則有所窒抑于彼,其出入者謂之邪說異端,謂之非聖無法。

    風行草偃,民遂移風。

    泰西中古時代之景教,及吾中國數千年之孔學,皆自此來也。

    由前之道,則學必日進;由後之道,則學必日退,征諸前事,有明驗矣。

    故儒學統一者,非中國學界之幸,而實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

    今請先語其原因,次叙其曆史,次條其派别,次論其結果。

     第一節其原因 儒學統一雲者,他學銷沉之義也。

    一興一亡之間,其原因至赜至雜。

    約而論之,則有六端。

     天下大亂,兵甲滿地,學者之日月,皆銷蝕于憂皇擾攘之中,無複餘裕以從事學業。

    而霸者複肆其殘忍兇悍之手段,草薙而禽狝之。

    苟非有過人之精神毅力,則不能抱持其所學,以立于此棼亂暗黑之世界。

    故經周末兼并之禍,重以秦皇焚坑一役,而前此之道術,若風掃落葉,空卷殘雲,實諸學摧殘之總原因,儒學與他學共之者也。

    此其一。

     破壞不可以久也,故受之以建設。

    而其所最不幸者,則建設之主動力, 非由學者而由帝王也。

    帝王既私天下,則其所以保之者,莫亟于靖人心。

    事雜言龐,各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人心所以滋動也。

    于是乎靖之之術,莫若取學術思想而一之。

    故凡專制之世,必禁言論思想之自由。

    秦漢之交,為中國專制政體發達完備時代;然則其建設之者,不惟其分而惟其合,不喜其并立而喜其一尊,勢使然也。

    此其二。

     既貴一尊矣,然當時百家,莫不自思以易天下,何為不一于他而獨一于孔?是亦有故。

    周末大家,足與孔并者,無逾老、墨。

    然墨氏主平等,不大利于專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于幹涉:與霸者所持之術,固已異矣。

    惟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于君權;雖有大同之義,太平之制, 而密勿微言,聞者蓋寡;其所以幹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澤之大義,扶陽抑陰之庸言,于帝王馭民,最為适合,故霸者竊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漢高在馬上,取儒冠以資溲溺;及既定大業,則适魯而以太牢祀矣。

    蓋前此則孔學可以為之阻力,後此則孔學可以為之奧援也。

    此其三。

     然則法家之言,其利于霸者更甚,何為而不用之?曰:法家之為利也顯而驟,其流弊多;儒家之為利也隐而長,其流憋少。

    夫半開之民之易欺也,朝四暮三則衆狙喜,且笞且饴則群兒服。

    故宋修《太平禦覽》以彀英雄,清開博學鴻詞以戢反側,蓋逆取順守,道莫良于此矣。

    孔學說忠孝,道中庸,與民言服從,與君言仁政,其道可久,其法易行;非如法家之有術易以興、無術易以亡也。

    然則孔學所以獨行,殆教競君擇,适者生存,亦天演學公例所不可逃也。

    此其四。

     以上諸端,皆由他動力者也。

    至其由自動力者,則亦有焉。

    盈虛消長,萬物之公例也。

    以故極盛之餘,每難為繼。

    彼希臘學術,經亞裡士多德後而漸衰;近世哲理,經康德後而稍微。

    此亦人事之無如何者矣。

    九流既茁,精華盡吐;再世以後,民族之思想力既倦,震于前此諸大師之學說,以為不複可加,不複可幾及,故有因襲,無創作,有傳受,無擴充,勢使然矣。

    然諸家道術,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于前者既希,其傳于後也亦自不廣。

    孔學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先師雖有改制法後之精神,在後學可以抱殘守缺為盡責。

    是故無赴湯蹈火之實力,則不能傳墨學;無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傳老學。

    至于儒術,則言訓诂者可以自附焉,言校勘者可以自附焉,言典章制度者可以自附焉,言心性理氣者可以自附焉。

    其取途也甚寬,而所待于創作力也甚少,所以諸統中絕,而惟此為昌也。

    此其五。

     抑諸子之立教也,皆自欲以筆舌之力,開辟途徑,未嘗有借助于君之心。

    如墨學主于鋤強扶弱,勢力愈盛者,則其仇之愈至;老學則刍狗萬物,輕世肆志,往往玩弄王侯,以鳴得意。

    然則彼其學,非直霸者不取之,抑先自絕也。

    孔學不然,以用世為目的,以格君為手段。

    故孔子及身,周遊列國,高足弟子,友交諸侯;為東周而必思用我,行仁術而必借王齊。

    蓋儒學者,實與帝王相依附而不可離者也。

    故陳涉起而孔鲋往,劉季興而叔孫從,恭順有加,強聒不舍,捷足先得,誰曰不宜?此其六。

     第二節其曆史 具彼六因,儒學所以視他學占優勝者,其故可知矣。

    雖然,其發達亦非一朝一夕之故。

    請略叙之。

     一、萌芽時代。

    當孔子之在世,其學未見重于時君也。

    及魏文侯受經子夏,繼以段幹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于西河。

    文侯初置博士官,實為以國力推行孔學之始。

    儒教第一功臣,舍斯人無屬矣。

    其次者為秦始皇。

    始皇焚坑之虐,後人以為敵孔教,實非然也。

    始皇所焚者,不過民間之書,百家之語;所坑者,不過鹹陽諸生侯生、盧生等四百餘人,未嘗與儒教全體為仇也。

    豈惟不仇,且自私而自尊之。

    其焚書之令雲:有欲學者,以吏為師。

    非禁民之學也,禁其于國立學校之外,有所私業而已。

    所謂吏者何?則博士是也。

    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孫通、張蒼,史皆稱其故秦博士。

    蓋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于儒教矣。

    然則學術統一與政治統一,同在一時,秦皇亦儒教之第二功臣也。

    漢高早年最惡儒,有儒冠者辄溲溺之,其吐棄也至矣。

    而郦食其、叔孫通、陸賈等,深自貶抑,包羞忍诟以從之。

    及天下既定,諸将争奪喧嘩,引為深患。

    叔孫通乃緣附古制,為草朝儀,導之使知皇帝之貴,然後信孔學之真有利于人主。

    陸賈獻《新語》,益知馬上之不可以治天下。

    于是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喟然興學,以贻後昆。

    漢高實儒教之第三功臣也。

     二、交戰時代。

    雖然,天下事非一蹴可幾者。

    當漢之初,儒教以外,諸學派其焰未衰。

    墨也,老也,法也,皆當時與孔學争衡者也。

    其在墨家,遊俠一派獨盛,朱家、郭解之流,為一時士夫所崇拜。

    太史公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儒謂孔也,俠謂墨也。

    蓋孔、墨兩派,在當時社會,勢力殆相埒焉(秦漢時人常以仲尼、墨翟并稱,或以儒墨、儒俠并稱。

    南海先生所著《孔子改制考》嘗彙抄之,得百餘條)。

    其在道家,則漢初之時,殆奪孔席。

    蓋公之教曹參(史稱:曹參為齊悼惠王相,召諸儒百數,問安集百姓之道,言人人殊,莫知所從。

    聞膠西有蓋公者,善黃、老言,請見之。

    蓋公為言治道清靜,則民自定。

    曹參大悅,師之。

    後相漢,日飲醇酒,與民休息,皆得力于道家言也),黃生之事窦後(《漢書·外戚傳》雲:“太後好黃帝、老子言。

    景帝及諸窦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

    ”按:窦後為文帝後,文帝即位之年即冊立,而崩于武帝建元六年。

    此四十五年間,勢傾外庭,天子、宰相莫敢逆。

    登高而呼,故道家言披靡朝野。

    史稱:老徒黃生與儒徒轅固生嘗辨難于帝前。

    窦後怒,使轅固入圈刺豕,欲殺之。

    其束縛言論自由,可見一斑矣),此倡之自上者也;淮南王之著《鴻烈解》(高誘注《淮南子》雲“天下方術之士多歸淮南,于是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以著此書。

    其旨近于《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雲),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史記·太史公自序》列其父談所論六家要指,謂儒、墨、陰陽、名、法、道各有所長,而歸本于道家。

    班固譏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實則此乃談之言,非遷之言也),此演之自下者也。

    故當時儒學雖磅礴郁積于下,而有壓之于上者,故未能得志焉。

    其在法家,則景帝時代,晁錯用事(史稱:錯與洛陽宋孟、劉帶同學申商刑名之學于轵縣張恢。

    然則張恢殆當時法家大師也),權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

    而武帝雖重儒術,實好察察之明,任用桑弘羊輩,欲行李悝、商鞅之術以治天下,故儒、法并立,而相水火于朝廷。

    《鹽鐵論》一書,實數千年争辨學術之第一大公案也(《鹽鐵論》,漢桓寬撰,乃叙述始元六年丞相、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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