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全盛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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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論周末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
全盛時代，以戰國為主，而發端實在春秋之末。
孔北老南，對壘互峙； 九流十家，繼軌并作。
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于廣野；如火山乍裂，熱石競飛于天外。
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績也。
求其所以緻此之原因，蓋七事焉： 一由于蘊蓄之宏富也。
人群初起，皆自草昧而進于光華。
文明者，非一手一足所能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幾也。
傳記所載，黃帝、堯、舜以來，文化已起，然史公猶謂搢紳難言焉。
觀夏、殷時代質樸之風，猶且若此，則唐、虞以前之文明概可想矣（凡人群進化之公例，必由行國進而為居國，由漁獵進而為畜牧，由畜牧進而為耕桑。
殷自成湯以至盤庚，凡五遷其都，蓋尚未能脫行國之風焉。
《孟子》頌周公之功，則曰：“兼夷狄，驅猛獸。
”《詩》美宣王之德，則以牛羊蕃息。
蓋殷、周以前，尚未盡成居國、成農國也）。
及文王化被南國，武周繼起，而中央集權之制大定，威儀三千，周官三百（漢學家言：禮儀，《周禮》也；威儀，《儀禮》也）。
孔子歎之曰：“周監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自幽、岐以至春秋，又數百年休養生息，遂一脫蠻野固陋之态。
觀于《左傳》，列國士大夫之多才藝、娴文學者，所在皆然矣。
積數千年民族之腦精，遞相遺傳，遞相擴充，其機固有磅礴郁積、一觸即發之勢。
而其所承受大陸之氣象，與兩河流之精華，機會已熟，則沛然矣。
此固非島夷谷民、崎岖逼仄者之所以能望也。
此其一。
一由于社會之變遷也。
由堯、舜至于周初，由周初至于東遷，由東遷至于春秋之末，其間固劃然分為數時代，其變遷之迹，亦有不可掩者。
雖然， 其迹不甚著，而史傳亦不詳焉。
獨至獲麟以後，迄于秦始，實為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
上自國土政治，下及人心風俗，皆與前此截然劃一鴻溝（顧亭林《日知錄》雲：“自《左傳》之終以至戰國，凡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 考古者為之茫昧。
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
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
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
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矣。
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
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
邦無定交，士無定主。
此皆變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間。
史之阙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
不待始皇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已盡矣。
”）。
而其變動之影響，一一皆波及于學術思想界。
蓋閥閱之階級一破，前此為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觀（歐洲十四五世紀時，學權由教會散諸民間，情形正與此同。
此近世文明所由開也）。
周室之勢既微，其所餘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裡之概。
此其二。
一由于思想言論之自由也。
凡思想之分合，常與政治之分合成比例。
國土隸于一王，則教學亦定于一尊，勢使然也。
周室為中央一統之祖，當其盛也，威權無外。
《禮記·王制》所載：作左道以惑衆，殺；作奇器異服奇技淫巧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
蓋思想言論之束縛甚矣。
周既不綱，權力四散，遊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
故仲尼幹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 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
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
加以曆古以來， 無宗教臭味，先進學說未深入人心，學者盡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無挂無礙，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莊子》曰：“天下大亂， 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學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天下篇》）《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蓋政權之聚散，影響于學術思想者如是其甚也。
此其三。
一由于交通之頻繁也。
泰西文明發生，有三階段。
其在上古，則腓尼西亞以商業之故，常周航于地中海之東西南岸，運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歐洲也；其在中世，則十字軍東征，亘二百年，阿剌伯人西漸，威懾歐陸， 由直接、間接種種機會，以輸入巴比倫、猶太之舊文明與隋、唐時代之新文明也；其在近世，則列國并立，會盟征伐，常若比鄰，彼此觀感，相摩而善也。
由此觀之，安有不借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國際（各國交涉，日本名為“國際”，取《孟子》“交際何心”之義，最為精善。
今從之）， 或以力征，或以服賈，或以遊曆，要之其有益于文明一也。
春秋戰國之時， 兼并盛行，互相侵伐。
其軍隊所及，自濡染其國政教風俗之一二，歸而調和于其本邦。
征伐愈多，則調和愈多，而一種新思想，自不得不生。
其在平時，則聘享交際之道，常為國家休戚所關（當昔群雄割據，大國欲籠絡小國以自雄，小國則承事大國以求保護，故其交際皆甚重要，非如周初朝觐貢獻方物，循行故事而已），故各國皆不得不妙選人才，以相往來。
若相鼠茅鸱之不知，将辱國體而危亡随之矣。
其膺交通之任者，既國中文學最優之士。
及其遊于他社會，自能吸取其精英，赍之歸以為用。
如韓宣子聘魯而見《易象》《春秋》，吳季劄聘上國而知十五《國風》，皆其例也。
而當時通商之業亦漸盛，豪商巨賈，往往與士大夫相酬酢。
如鄭商弦高，能以身救國；子貢廢著鬻财于曹、魯之間，結驷連騎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而陽翟大賈呂不韋，至能召集門客，著《呂氏春秋》。
蓋商業之盛通，為學術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
若夫縱橫捭阖之士，專以奔走遊說為業者，又不待言矣。
故數千年來，交通之道，莫盛于戰國。
此其四。
一由于人材之見重也。
一統獨立之國，務綏靖内憂，馴擾魁桀不羁之氣， 故利民之愚；并立争競之國，務防禦外侮，動需奇材異能之徒，故利民之智。
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際，兼并最烈，時君之求人才，載饑載渴。
又不徒獎厲本國之才而已，且專吸他國者而利用之。
蓋得之則可以為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為吾患也。
故秦迎孟嘗，而齊王速複其位；商鞅去國， 而魏遂弱于秦。
遊士之聲價，重于時矣。
貴族階級，摧蕩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貴族階級，最為文明之障礙。
中國破此界最早，是亦曆史之光也）。
士之欲得志于時者，莫不揅精學問，标新領異，以自取重，雖其中多有勢利無恥者，固不待言。
而學問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術之言，遂遍于天下。
此其五。
一由于文字之趨簡也。
中國文字衍形不衍音，故進化之難，原因于此者不少。
但衍形之中，亦多變異，而改易最劇者，惟周末為甚。
倉颉以來所用古籀，象形之文，十而八九。
近世學者搜羅商、周鐘鼎，其字體蓋大略相類。
至秦皇刻石，而大變焉矣。
《說文》序雲：“諸侯力政，分為七國，言語異聲， 文字異形。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聞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
” 然則當時各國，各因所宜，随言造文，轉變非一，故今傳《墨子》《楚辭》所用字，往往與北方中原之書互有出入。
《漢書·藝文志》謂“秦始造隸書， 起于官獄多事，苟趨省易”，其實日趨簡易者，人群進化之公例，積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驟創也。
文字既簡，則書籍漸盛。
墨子載書五車以遊諸侯，莊子亦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學者之研究日易，而發達亦因之以速，勢使然也。
此其六。
一由于講學之風盛也。
前此學術既在世官，則非其族者不敢希望。
及學風興于下，則不徒其發生也驟，而其傳播也亦速。
凡創一學說者，辄廣求徒侶，傳與其人。
而千裡負笈者，亦不絕于道。
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钜子遍于宋、鄭、齊之間；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許行之徒數十人，捆屦織席以為食。
蓋百家莫不皆然矣。
此實定、哀以前之所無也。
故一主義于此，一人倡之，百人從而和之；一人啟其端，而百人揚其華。
安得而不昌明也？此其七。
此七端者，能盡其原因與否，吾不敢言；要之略具于是矣。
全盛時代之所以為全盛，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第二節論諸家之派别 先秦之學，既稱極盛，則其派别自千條萬緒，非易論定。
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而别以鄙見損益之。
古籍中記載最詳者，為《漢書·藝文志》，其所本者劉歆《七略》也。
篇中“諸子略”，實為學派論之中心點；而“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 亦學術界一部之現象也。
今舉“諸子略”之目如下，凡為十家，亦稱九流（小說家不在九流之内）。
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十小說家。
又《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凡六家： 一陰陽家，二儒家，三墨家，四名家，五法家，六道德家。
諸子書中論學派者，以《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莊子》之《天下篇》為最詳。
《荀子》所論，凡六說十二家： 一它嚣、魏牟，二陳仲、史䲡，三墨瞿、宋钘，四慎到、田骈，五惠施、鄧析，六子思、孟轲。
《莊子》所論凡五家，并己而六： 一墨翟、禽滑厘，二宋钘、尹文，三彭蒙、田骈、慎到，四關尹、老聃，五莊周，六惠施。
以上四篇，皆專論學派者也。
其他各書，論及者亦不鮮。
《孟子》則以楊、墨并舉，又以儒、墨、楊并舉；《韓非子·顯學篇》則以儒、墨并舉，又以儒、墨、楊、秉并舉；《史記》則以老子、韓非合傳，而《孟子荀卿傳》中，附論鄒忌、鄒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骈、鄒奭、公孫龍、劇子、李悝、屍子、長盧、籲子以及墨翟焉。
四篇之論，《荀子》最為雜亂。
荀子，北派之巨子也，故所列十二家皆北人，而南人無一焉。
以老
孔北老南，對壘互峙； 九流十家，繼軌并作。
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于廣野；如火山乍裂，熱石競飛于天外。
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績也。
求其所以緻此之原因，蓋七事焉： 一由于蘊蓄之宏富也。
人群初起，皆自草昧而進于光華。
文明者，非一手一足所能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幾也。
傳記所載，黃帝、堯、舜以來，文化已起，然史公猶謂搢紳難言焉。
觀夏、殷時代質樸之風，猶且若此，則唐、虞以前之文明概可想矣（凡人群進化之公例，必由行國進而為居國，由漁獵進而為畜牧，由畜牧進而為耕桑。
殷自成湯以至盤庚，凡五遷其都，蓋尚未能脫行國之風焉。
《孟子》頌周公之功，則曰：“兼夷狄，驅猛獸。
”《詩》美宣王之德，則以牛羊蕃息。
蓋殷、周以前，尚未盡成居國、成農國也）。
及文王化被南國，武周繼起，而中央集權之制大定，威儀三千，周官三百（漢學家言：禮儀，《周禮》也；威儀，《儀禮》也）。
孔子歎之曰：“周監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自幽、岐以至春秋，又數百年休養生息，遂一脫蠻野固陋之态。
觀于《左傳》，列國士大夫之多才藝、娴文學者，所在皆然矣。
積數千年民族之腦精，遞相遺傳，遞相擴充，其機固有磅礴郁積、一觸即發之勢。
而其所承受大陸之氣象，與兩河流之精華，機會已熟，則沛然矣。
此固非島夷谷民、崎岖逼仄者之所以能望也。
此其一。
一由于社會之變遷也。
由堯、舜至于周初，由周初至于東遷，由東遷至于春秋之末，其間固劃然分為數時代，其變遷之迹，亦有不可掩者。
雖然， 其迹不甚著，而史傳亦不詳焉。
獨至獲麟以後，迄于秦始，實為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
上自國土政治，下及人心風俗，皆與前此截然劃一鴻溝（顧亭林《日知錄》雲：“自《左傳》之終以至戰國，凡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 考古者為之茫昧。
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
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
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
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矣。
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
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
邦無定交，士無定主。
此皆變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間。
史之阙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
不待始皇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已盡矣。
”）。
而其變動之影響，一一皆波及于學術思想界。
蓋閥閱之階級一破，前此為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觀（歐洲十四五世紀時，學權由教會散諸民間，情形正與此同。
此近世文明所由開也）。
周室之勢既微，其所餘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裡之概。
此其二。
一由于思想言論之自由也。
凡思想之分合，常與政治之分合成比例。
國土隸于一王，則教學亦定于一尊，勢使然也。
周室為中央一統之祖，當其盛也，威權無外。
《禮記·王制》所載：作左道以惑衆，殺；作奇器異服奇技淫巧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
蓋思想言論之束縛甚矣。
周既不綱，權力四散，遊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
故仲尼幹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 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
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
加以曆古以來， 無宗教臭味，先進學說未深入人心，學者盡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無挂無礙，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莊子》曰：“天下大亂， 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學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天下篇》）《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蓋政權之聚散，影響于學術思想者如是其甚也。
此其三。
一由于交通之頻繁也。
泰西文明發生，有三階段。
其在上古，則腓尼西亞以商業之故，常周航于地中海之東西南岸，運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歐洲也；其在中世，則十字軍東征，亘二百年，阿剌伯人西漸，威懾歐陸， 由直接、間接種種機會，以輸入巴比倫、猶太之舊文明與隋、唐時代之新文明也；其在近世，則列國并立，會盟征伐，常若比鄰，彼此觀感，相摩而善也。
由此觀之，安有不借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國際（各國交涉，日本名為“國際”，取《孟子》“交際何心”之義，最為精善。
今從之）， 或以力征，或以服賈，或以遊曆，要之其有益于文明一也。
春秋戰國之時， 兼并盛行，互相侵伐。
其軍隊所及，自濡染其國政教風俗之一二，歸而調和于其本邦。
征伐愈多，則調和愈多，而一種新思想，自不得不生。
其在平時，則聘享交際之道，常為國家休戚所關（當昔群雄割據，大國欲籠絡小國以自雄，小國則承事大國以求保護，故其交際皆甚重要，非如周初朝觐貢獻方物，循行故事而已），故各國皆不得不妙選人才，以相往來。
若相鼠茅鸱之不知，将辱國體而危亡随之矣。
其膺交通之任者，既國中文學最優之士。
及其遊于他社會，自能吸取其精英，赍之歸以為用。
如韓宣子聘魯而見《易象》《春秋》，吳季劄聘上國而知十五《國風》，皆其例也。
而當時通商之業亦漸盛，豪商巨賈，往往與士大夫相酬酢。
如鄭商弦高，能以身救國；子貢廢著鬻财于曹、魯之間，結驷連騎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而陽翟大賈呂不韋，至能召集門客，著《呂氏春秋》。
蓋商業之盛通，為學術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
若夫縱橫捭阖之士，專以奔走遊說為業者，又不待言矣。
故數千年來，交通之道，莫盛于戰國。
此其四。
一由于人材之見重也。
一統獨立之國，務綏靖内憂，馴擾魁桀不羁之氣， 故利民之愚；并立争競之國，務防禦外侮，動需奇材異能之徒，故利民之智。
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際，兼并最烈，時君之求人才，載饑載渴。
又不徒獎厲本國之才而已，且專吸他國者而利用之。
蓋得之則可以為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為吾患也。
故秦迎孟嘗，而齊王速複其位；商鞅去國， 而魏遂弱于秦。
遊士之聲價，重于時矣。
貴族階級，摧蕩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貴族階級，最為文明之障礙。
中國破此界最早，是亦曆史之光也）。
士之欲得志于時者，莫不揅精學問，标新領異，以自取重，雖其中多有勢利無恥者，固不待言。
而學問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術之言，遂遍于天下。
此其五。
一由于文字之趨簡也。
中國文字衍形不衍音，故進化之難，原因于此者不少。
但衍形之中，亦多變異，而改易最劇者，惟周末為甚。
倉颉以來所用古籀，象形之文，十而八九。
近世學者搜羅商、周鐘鼎，其字體蓋大略相類。
至秦皇刻石，而大變焉矣。
《說文》序雲：“諸侯力政，分為七國，言語異聲， 文字異形。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聞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
” 然則當時各國，各因所宜，随言造文，轉變非一，故今傳《墨子》《楚辭》所用字，往往與北方中原之書互有出入。
《漢書·藝文志》謂“秦始造隸書， 起于官獄多事，苟趨省易”，其實日趨簡易者，人群進化之公例，積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驟創也。
文字既簡，則書籍漸盛。
墨子載書五車以遊諸侯，莊子亦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學者之研究日易，而發達亦因之以速，勢使然也。
此其六。
一由于講學之風盛也。
前此學術既在世官，則非其族者不敢希望。
及學風興于下，則不徒其發生也驟，而其傳播也亦速。
凡創一學說者，辄廣求徒侶，傳與其人。
而千裡負笈者，亦不絕于道。
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钜子遍于宋、鄭、齊之間；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許行之徒數十人，捆屦織席以為食。
蓋百家莫不皆然矣。
此實定、哀以前之所無也。
故一主義于此，一人倡之，百人從而和之；一人啟其端，而百人揚其華。
安得而不昌明也？此其七。
此七端者，能盡其原因與否，吾不敢言；要之略具于是矣。
全盛時代之所以為全盛，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第二節論諸家之派别 先秦之學，既稱極盛，則其派别自千條萬緒，非易論定。
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而别以鄙見損益之。
古籍中記載最詳者，為《漢書·藝文志》，其所本者劉歆《七略》也。
篇中“諸子略”，實為學派論之中心點；而“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 亦學術界一部之現象也。
今舉“諸子略”之目如下，凡為十家，亦稱九流（小說家不在九流之内）。
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十小說家。
又《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凡六家： 一陰陽家，二儒家，三墨家，四名家，五法家，六道德家。
諸子書中論學派者，以《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莊子》之《天下篇》為最詳。
《荀子》所論，凡六說十二家： 一它嚣、魏牟，二陳仲、史䲡，三墨瞿、宋钘，四慎到、田骈，五惠施、鄧析，六子思、孟轲。
《莊子》所論凡五家，并己而六： 一墨翟、禽滑厘，二宋钘、尹文，三彭蒙、田骈、慎到，四關尹、老聃，五莊周，六惠施。
以上四篇，皆專論學派者也。
其他各書，論及者亦不鮮。
《孟子》則以楊、墨并舉，又以儒、墨、楊并舉；《韓非子·顯學篇》則以儒、墨并舉，又以儒、墨、楊、秉并舉；《史記》則以老子、韓非合傳，而《孟子荀卿傳》中，附論鄒忌、鄒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骈、鄒奭、公孫龍、劇子、李悝、屍子、長盧、籲子以及墨翟焉。
四篇之論，《荀子》最為雜亂。
荀子，北派之巨子也，故所列十二家皆北人，而南人無一焉。
以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