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全盛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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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楊朱之學如此其盛，乃缺而不舉，遺憾多矣（四方學亦未一及）。
且所論者，除墨翟、惠施之外，皆非其本派中之祖師也。
若乃子思、孟轲，本與荀同源，而其強辭排斥，與他子等，蓋荀卿實儒家中最狹隘者也，非徒崇本師以拒外道，亦且尊小宗而忘大宗。
雖謂李斯坑儒之禍發于荀卿，亦非過言也（李斯坑儒，所以排異己者，實荀卿狹隘主義之教也），故其所是非，殆不足采，《藝文志》亦非能知學派之真相者也。
既列儒家于九流，則不應别著“六藝略”；既崇儒于六藝，何複夷其子孫以侪十家，其疵一也；縱橫家毫無哲理，小說家不過文辭，雜家既謂之雜矣，豈複有家法之可言，而以之與儒、道、名、法、墨等比類齊觀，不合論理，其疵二也；農家固一家言也，但其位置與兵、商、醫諸家相等，農而可列于九流也，則如孫、吳之兵，計然、白圭之商，扁鵲之醫，亦不可不為一流，今有“兵家略”“方技略”在“諸子略”之外，于義不完，其疵三也；“諸子略”之陰陽家，與“術數略”界限不甚分明，其疵四也。
故吾于班、劉之言，亦所不取。
《莊子》所論，推重儒、墨、老三家，頗能絜當時學派之大綱（《天下篇》前一段所謂“内聖外王”之學，指儒家也，宋钘、尹文，墨派也；彭蒙、田骈、慎到，老派也；莊子本身，老派也；惠施，名家言，亦與墨子《大取》《小取》等篇相近，近于墨派也。
篇中一唱三歎者，惟孔、墨、老三家，實能知學界之大勢也），然猶有漏略者。
太史公（司馬談）之論，則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輕重适當，皆分雄于當時學界中，旗鼓相當者也。
分類之精，以此為最。
雖然，欲以觀各家所自起，及其精神之所存，則談之言猶未足焉耳。
今請據群籍，審趨勢，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而證以學說之性質，制一“先秦學派大_勢表”如下： 欲知先秦學派之真相，則南、北兩分潮，最當注意者也。
凡人群第一期之進化，必依河流而起，此萬國之所同也。
我中國有黃河、揚子江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為獨立發達之觀。
雖屢相調和混合，而其差别自有不可掩者。
凡百皆然，而學術思想其一端也。
北地苦寒硗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 無餘裕以馳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群之道術，最發達焉。
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長制度為政治之本（封建與宗法，皆族長政治之圓滿者也），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強。
則古昔，稱先王；内其國，外夷狄；重禮文，系親愛；守法律，畏天命。
此北學之精神也。
南地則反是。
其氣候和，其土地饒，其謀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飽暖是憂，故常達觀于世界以外。
初而輕世，既而玩世，既而厭世。
不屑屑于實際，故不重禮法；不拘拘于經驗，故不崇先王。
又其發達較遲，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謂為蠻野，故其對于北方學派，有吐棄之意，有破壞之心。
探玄理，出世界；齊物我，平階級；輕私愛，厭繁文；明自然，順本性。
此南學之精神也。
今請兩兩對照比較，以明其大體之差别，列表如下： 古書中言南、北分潮之大勢者，亦有一二焉。
《中庸》雲“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孟子》雲： “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
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是言南、北之異點，彰明較著者也。
要之，此全盛時代之第一期，實以南、北兩派中分天下。
北派之魁，厥惟孔子；南派之魁，厥惟老子。
孔學之見排于南，猶老學之見排于北也。
試觀孔子在魯、衛、齊之間，所至皆見尊崇；乃至宋而畏矣，至陳、蔡而厄矣，宋、陳、蔡皆鄰于南也；及至楚，則接輿歌之，丈人揶揄之，長沮、桀溺目笑之，無所往而不阻焉。
皆由學派之性質不同故也。
北方多憂世勤勞之士，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栖栖者終其身焉；南方則多棄世高蹈之徒，接輿、丈人、沮、溺，皆汲老、莊之流者也。
蓋民族之異性使然也。
孔、老分雄南北，而起于其間者有墨子焉。
墨亦北派也，顧北而稍近于南。
墨子生于宋，宋，南北要沖也，故其學于南、北各有所采，而自成一家言。
其務實際、貴力行也，實原本于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過之；但其多言天鬼，頗及他界，肇創論法，漸闡哲理，力主兼愛，首倡平等，蓋亦被南學之影響焉。
故全盛時代之第二期，以孔、老、墨三分天下。
孔、老、墨之盛，非徒在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時代之終，其餘波及于漢初，猶有鼎足争雄之姿（後見）。
今為三大宗表，示其學派勢力之所及如下： 此其大略也。
雖然，吾非謂三宗之足以盡學派也，又非如俗儒之牽合附會，欲以當時之學派盡歸納于此三宗也；不過示其勢力之盛，及拓殖之廣雲爾。
請更論餘子。
南、北兩派之中，北之開化先于南，故支派亦獨多。
陰陽家言，胚胎時代祝官之遺也；法家言，遠祖《周禮》而以管子為繼别之大宗，申、商為繼祢之小宗，及其末流，面目大殊焉；名家言最後起，而常為諸學之媒介者也。
孔、老、墨而外，惟此三家蔚為大國，巍然有獨立之姿。
而三家皆起于北方。
此為全盛時代第三期。
齊，海國也。
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
故于其間産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
國家觀衍為法家，世界觀衍為陰陽家。
自管仲借官山府海之利，定霸中原，銳意整頓内治，使成一“法治國”（rechtsstat）之形。
《管子》一書，實國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
但其書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戰國時其後輩所纂述。
要之，此書則代表齊國風者也。
降及威、宣之世，而鄒衍之徒興。
《史記》稱：“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語闳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
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并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
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
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環之。
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焉。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此其思想何等偉大，其推論何等淵微！非受海國感化者，孰能與于斯（鄒衍所謂“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近世奈端、達爾文諸賢，能開出彌天際地之大學說者，皆恃此術也）？雖其以陰陽為論根，未免失據，然萌芽時代，豈能以今日我輩數千年後之眼識訾議之耶？鄒子既沒，而稷下先生數百輩，猶演其風。
及秦漢時，遂有渡海求蓬萊之事，徐福之開化日本，皆鄒子之徒導之也。
此為齊派（北東派）之兩大家。
齊派之能獨立于鄒魯派以外也，大國則然也，海國則然也。
秦，黃族先宅之地，而三皇所疊居也，控山谷之險，而民族強悍，故國家主義亦最易發達。
及戰國之末，諸侯遊士，輻辏走集，秦一一揖而入之，故其時西方之學術思想，爛然光焰萬丈，有睥睨北、南、東而淩駕之之勢。
申不害，韓産也；商鞅，魏産也。
三晉地勢與秦相近，法家言勃興于此間。
而商鞅首實行之，以緻秦強。
逮于韓非，以山東功利主義與荊楚道術主義，合為一流；李斯複以儒術緣附之；而李克、李悝等亦兼儒、法以為治者也。
于是所謂秦晉派（北西派）者興。
秦晉派實前三派之合體而變相者也。
宋、鄭，東西南北之中樞也，其國不大，而常為列強所争，故交通最頻繁焉。
于是墨家、名家起于此間。
墨家之性質，前既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學一宗師也。
名家言起于鄭之鄧析，而宋之惠施及趙之公孫龍大昌之。
名家言者，其繁重博雜似北學，其推理俶詭似南學，其必飛起于中樞之地，而不起于齊、魯、秦、晉、荊楚者，地勢然也。
其氣象頗小，無大主義可以真自立，其不起于大國而必起于小國者，亦地勢然也。
要之，此齊、秦晉、宋鄭之三派者，觀其大體，自劃然活現北學之精神，而必非南學之所得而混也。
地理與文明之關系，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豈不奇哉！ 南派之老、莊尚矣，而楊朱亦老學之嫡傳也（楊子居為老子之徒，見《莊子》）。
楊氏之為我主義，縱樂主義，實皆起于厭世觀。
《列子·楊朱篇》引其學說曰：“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
既聞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而況久生之苦也乎？”又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 生則桀纣，死則腐骨。
腐骨一矣，孰知其異？”蓋其厭世之既極，任自然之既極，及覺除為我主義、縱樂主義，更無所可事。
此其與近世邊沁、彌兒等之為我派、快樂派，由功利主義而生者，迥殊科矣。
故北學之有墨，南學之有楊，皆走于兩極端之極點，而立于正反對之地位。
楊之于老，得其體而并神其用。
楊學之幾奪老席，非偶然也。
故楊氏不可不列于大家而論之。
許行，亦南學一代表也。
但其流傳甚微，非惟學說不見于他書，即其名，亦除《孟子》外，未有稱述之者。
雖然，其所持理論，頗為希臘柏拉圖之共産主義及近世歐洲之社會主義（socilaism）（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相類，而亦不盡同。
社會主義者溺平等、博愛之理論而用之，過其度者也）相類，蓋反對北人階級等殺之學說，矯枉而過其直者也。
至其精神，淵源于老學，固自有不可掩者。
老氏以初民之狀态，為群治之極則，故其言曰，郅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正南方沃土之民之理想，而北人所必無者也。
北方政論，主幹涉主義（保民、牧民，皆幹涉也）；南方政論，主放任主義。
此兩主義者，在歐洲近世，互相沿革，互相勝負，而其長短得失，至今尚未有定論者也（十八世紀以前，重幹涉主義；十八世紀後半、十九
且所論者，除墨翟、惠施之外，皆非其本派中之祖師也。
若乃子思、孟轲，本與荀同源，而其強辭排斥，與他子等，蓋荀卿實儒家中最狹隘者也，非徒崇本師以拒外道，亦且尊小宗而忘大宗。
雖謂李斯坑儒之禍發于荀卿，亦非過言也（李斯坑儒，所以排異己者，實荀卿狹隘主義之教也），故其所是非，殆不足采，《藝文志》亦非能知學派之真相者也。
既列儒家于九流，則不應别著“六藝略”；既崇儒于六藝，何複夷其子孫以侪十家，其疵一也；縱橫家毫無哲理，小說家不過文辭，雜家既謂之雜矣，豈複有家法之可言，而以之與儒、道、名、法、墨等比類齊觀，不合論理，其疵二也；農家固一家言也，但其位置與兵、商、醫諸家相等，農而可列于九流也，則如孫、吳之兵，計然、白圭之商，扁鵲之醫，亦不可不為一流，今有“兵家略”“方技略”在“諸子略”之外，于義不完，其疵三也；“諸子略”之陰陽家，與“術數略”界限不甚分明，其疵四也。
故吾于班、劉之言，亦所不取。
《莊子》所論，推重儒、墨、老三家，頗能絜當時學派之大綱（《天下篇》前一段所謂“内聖外王”之學，指儒家也，宋钘、尹文，墨派也；彭蒙、田骈、慎到，老派也；莊子本身，老派也；惠施，名家言，亦與墨子《大取》《小取》等篇相近，近于墨派也。
篇中一唱三歎者，惟孔、墨、老三家，實能知學界之大勢也），然猶有漏略者。
太史公（司馬談）之論，則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輕重适當，皆分雄于當時學界中，旗鼓相當者也。
分類之精，以此為最。
雖然，欲以觀各家所自起，及其精神之所存，則談之言猶未足焉耳。
今請據群籍，審趨勢，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而證以學說之性質，制一“先秦學派大_勢表”如下： 欲知先秦學派之真相，則南、北兩分潮，最當注意者也。
凡人群第一期之進化，必依河流而起，此萬國之所同也。
我中國有黃河、揚子江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為獨立發達之觀。
雖屢相調和混合，而其差别自有不可掩者。
凡百皆然，而學術思想其一端也。
北地苦寒硗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 無餘裕以馳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群之道術，最發達焉。
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長制度為政治之本（封建與宗法，皆族長政治之圓滿者也），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強。
則古昔，稱先王；内其國，外夷狄；重禮文，系親愛；守法律，畏天命。
此北學之精神也。
南地則反是。
其氣候和，其土地饒，其謀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飽暖是憂，故常達觀于世界以外。
初而輕世，既而玩世，既而厭世。
不屑屑于實際，故不重禮法；不拘拘于經驗，故不崇先王。
又其發達較遲，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謂為蠻野，故其對于北方學派，有吐棄之意，有破壞之心。
探玄理，出世界；齊物我，平階級；輕私愛，厭繁文；明自然，順本性。
此南學之精神也。
今請兩兩對照比較，以明其大體之差别，列表如下： 古書中言南、北分潮之大勢者，亦有一二焉。
《中庸》雲“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孟子》雲： “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
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是言南、北之異點，彰明較著者也。
要之，此全盛時代之第一期，實以南、北兩派中分天下。
北派之魁，厥惟孔子；南派之魁，厥惟老子。
孔學之見排于南，猶老學之見排于北也。
試觀孔子在魯、衛、齊之間，所至皆見尊崇；乃至宋而畏矣，至陳、蔡而厄矣，宋、陳、蔡皆鄰于南也；及至楚，則接輿歌之，丈人揶揄之，長沮、桀溺目笑之，無所往而不阻焉。
皆由學派之性質不同故也。
北方多憂世勤勞之士，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栖栖者終其身焉；南方則多棄世高蹈之徒，接輿、丈人、沮、溺，皆汲老、莊之流者也。
蓋民族之異性使然也。
孔、老分雄南北，而起于其間者有墨子焉。
墨亦北派也，顧北而稍近于南。
墨子生于宋，宋，南北要沖也，故其學于南、北各有所采，而自成一家言。
其務實際、貴力行也，實原本于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過之；但其多言天鬼，頗及他界，肇創論法，漸闡哲理，力主兼愛，首倡平等，蓋亦被南學之影響焉。
故全盛時代之第二期，以孔、老、墨三分天下。
孔、老、墨之盛，非徒在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時代之終，其餘波及于漢初，猶有鼎足争雄之姿（後見）。
今為三大宗表，示其學派勢力之所及如下： 此其大略也。
雖然，吾非謂三宗之足以盡學派也，又非如俗儒之牽合附會，欲以當時之學派盡歸納于此三宗也；不過示其勢力之盛，及拓殖之廣雲爾。
請更論餘子。
南、北兩派之中，北之開化先于南，故支派亦獨多。
陰陽家言，胚胎時代祝官之遺也；法家言，遠祖《周禮》而以管子為繼别之大宗，申、商為繼祢之小宗，及其末流，面目大殊焉；名家言最後起，而常為諸學之媒介者也。
孔、老、墨而外，惟此三家蔚為大國，巍然有獨立之姿。
而三家皆起于北方。
此為全盛時代第三期。
齊，海國也。
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
故于其間産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
國家觀衍為法家，世界觀衍為陰陽家。
自管仲借官山府海之利，定霸中原，銳意整頓内治，使成一“法治國”（rechtsstat）之形。
《管子》一書，實國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
但其書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戰國時其後輩所纂述。
要之，此書則代表齊國風者也。
降及威、宣之世，而鄒衍之徒興。
《史記》稱：“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語闳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
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并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
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
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環之。
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焉。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此其思想何等偉大，其推論何等淵微！非受海國感化者，孰能與于斯（鄒衍所謂“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近世奈端、達爾文諸賢，能開出彌天際地之大學說者，皆恃此術也）？雖其以陰陽為論根，未免失據，然萌芽時代，豈能以今日我輩數千年後之眼識訾議之耶？鄒子既沒，而稷下先生數百輩，猶演其風。
及秦漢時，遂有渡海求蓬萊之事，徐福之開化日本，皆鄒子之徒導之也。
此為齊派（北東派）之兩大家。
齊派之能獨立于鄒魯派以外也，大國則然也，海國則然也。
秦，黃族先宅之地，而三皇所疊居也，控山谷之險，而民族強悍，故國家主義亦最易發達。
及戰國之末，諸侯遊士，輻辏走集，秦一一揖而入之，故其時西方之學術思想，爛然光焰萬丈，有睥睨北、南、東而淩駕之之勢。
申不害，韓産也；商鞅，魏産也。
三晉地勢與秦相近，法家言勃興于此間。
而商鞅首實行之，以緻秦強。
逮于韓非，以山東功利主義與荊楚道術主義，合為一流；李斯複以儒術緣附之；而李克、李悝等亦兼儒、法以為治者也。
于是所謂秦晉派（北西派）者興。
秦晉派實前三派之合體而變相者也。
宋、鄭，東西南北之中樞也，其國不大，而常為列強所争，故交通最頻繁焉。
于是墨家、名家起于此間。
墨家之性質，前既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學一宗師也。
名家言起于鄭之鄧析，而宋之惠施及趙之公孫龍大昌之。
名家言者，其繁重博雜似北學，其推理俶詭似南學，其必飛起于中樞之地，而不起于齊、魯、秦、晉、荊楚者，地勢然也。
其氣象頗小，無大主義可以真自立，其不起于大國而必起于小國者，亦地勢然也。
要之，此齊、秦晉、宋鄭之三派者，觀其大體，自劃然活現北學之精神，而必非南學之所得而混也。
地理與文明之關系，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豈不奇哉！ 南派之老、莊尚矣，而楊朱亦老學之嫡傳也（楊子居為老子之徒，見《莊子》）。
楊氏之為我主義，縱樂主義，實皆起于厭世觀。
《列子·楊朱篇》引其學說曰：“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
既聞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而況久生之苦也乎？”又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 生則桀纣，死則腐骨。
腐骨一矣，孰知其異？”蓋其厭世之既極，任自然之既極，及覺除為我主義、縱樂主義，更無所可事。
此其與近世邊沁、彌兒等之為我派、快樂派，由功利主義而生者，迥殊科矣。
故北學之有墨，南學之有楊，皆走于兩極端之極點，而立于正反對之地位。
楊之于老，得其體而并神其用。
楊學之幾奪老席，非偶然也。
故楊氏不可不列于大家而論之。
許行，亦南學一代表也。
但其流傳甚微，非惟學說不見于他書，即其名，亦除《孟子》外，未有稱述之者。
雖然，其所持理論，頗為希臘柏拉圖之共産主義及近世歐洲之社會主義（socilaism）（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相類，而亦不盡同。
社會主義者溺平等、博愛之理論而用之，過其度者也）相類，蓋反對北人階級等殺之學說，矯枉而過其直者也。
至其精神，淵源于老學，固自有不可掩者。
老氏以初民之狀态，為群治之極則，故其言曰，郅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正南方沃土之民之理想，而北人所必無者也。
北方政論，主幹涉主義（保民、牧民，皆幹涉也）；南方政論，主放任主義。
此兩主義者，在歐洲近世，互相沿革，互相勝負，而其長短得失，至今尚未有定論者也（十八世紀以前，重幹涉主義；十八世紀後半、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