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儒學統一時代~第四章 老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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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所舉賢良文學論辨鹽鐵均輸之利害者也。
兩黨各持一見，互相诘難，洋洋十數萬言。
以視英國議院争愛爾蘭自治案、改正選舉法案者，其論辨之激烈、持理之堅确，殆有過之無不及，實為中國學界、政界放一大異彩也）。
由此觀之，當儒學将定未定之際，與之争統者凡三家。
就中随分為三小時期：第一期，為儒、墨之争。
蓋承戰國“武士道”之餘習，四公子（孟嘗、平原、信陵、春申）之遺風，猶赫赫印人耳目，故重然諾、鋤強扶弱之美德，猶為一世所稱羨，尚氣之士， 每不惜觸禁網以赴之，而诋儒為柔巽者有焉矣。
雖然，其道最不利于霸者，朝廷豪族，日芟而月鋤之，文、景以降，殆萎絕矣。
第二期，為儒、道之争。
道家有君（如窦太後、文帝、景帝等）相（如曹參、汲黯等）以為之後援，故其勢滋盛；而經數百年戰争喪亂之後，與民休息，其道術固有适宜于當時之天擇者，故氣焰驟揚，而诋儒為虛僞繁缛者有焉矣。
雖然，帝者之好尚變，而其統之盛衰亦與俱變。
第三期，為儒、法之争。
儒、法兩有利于世主，而法家之利顯而近，儒家之利隐而長。
景、武之時，急于功名，法語斯起，而诋儒為迂腐不切者有焉矣。
然當時儒、法勝負之數，頗不在世主而在兩造之自力。
蓋法家之有力者，不能善用其術，緣操切以緻挫敗；而儒家養百年來之潛勢力，人才濟濟，頗能不畏強禦以伸其主義，故朝野兩途皆占全勝也。
自茲以往，而儒學之基礎始定。
三、确立時代。
自魏文侯以後，最有功于儒學者，不得不推漢武帝。
然武帝當窦後未殁以前，不能實行所志。
彼其第一次崇儒政策，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主持于上，窦嬰以太後之親為丞相，田蚡以帝舅為太尉，趙绾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皆推崇儒術，将迎申公于魯，設明堂，制禮作樂，文緻太平。
然太後一怒，绾、臧下吏，嬰、蚡罷斥，遂以蹉跌。
卒至後崩，蚡複為相，董仲舒對策賢良，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
自茲以往，儒學之尊嚴，迥絕百流。
遂乃興學校，置博士，設明經射策之科。
公孫弘徒以緣飾經術，起家布衣，封侯策相。
二千年來國教之局，乃始定矣。
四、變相時代。
一尊既定，尊經逾笃，每行一事，必求合于六藝之文。
哀、平之間，新都得政，因緣外戚，遂觊非常；然必附會經文，始足以鉗盈廷之口。
求諸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劉歆制作僞經，随文竄入。
力有不足，假借古書。
古人削竹為篇，漆書其上，今之一卷，古可專本，其為工也多，故傳書甚少；其轉徙也艱，故受毀甚易；其為費也不資，故白屋之士不能得書者甚衆。
以此三者，故圖書悉萃秘府。
歆既親典中書，任意抑揚， 縱懷改竄，謂此石渠秘籍，非民間有也，人孰不從而信之？即不見信，又孰從而難之？況有君權潛為驅督，于是鴻都太學承用其書，奉為太師，視為家法。
莒人滅鄫，呂種易嬴，自茲以往，而儒之為儒，又非孔子之舊矣。
五、極盛時代。
雖然，新、歆之學固未能遽以盡易天下也。
而東漢百餘年間，孔學之全盛實達于極點。
今請列西漢與東漢之比較：（一）西漢有異派之争，而東漢無有也（西漢前半紀三小期之交戰時代，不待言矣；即武帝别黑白定一尊以後，亦尚有如汲黯之治黃老，桑弘羊、張湯之治刑法者。
東漢則真絕矣）；（二）東漢帝者皆受經講學，而西漢無有也（明帝親臨辟雍，養三老五更。
自章帝以下，史皆稱其受經淵源）；（三）西漢傳經之業專在學官，而東漢則散諸民間也（凡學權壟斷于一處者，學必衰；散布諸民間者，學必盛。
泰西古學複興時代，學權由教會移于平民，遂開近代之治，其明證也。
西漢非詣博士不得受業，雖有私授，而其傳不廣。
東漢則講學之風盛于一時：史所載如劉昆弟子常五百餘人，窪丹徒衆數百人，楊倫講授大澤中，弟子千餘人，薛漢教授常數百人，杜撫弟子千餘人，曹曾、魏應、宋登、丁恭皆弟子數千人，樓望九千餘人，牟長門下著錄萬餘人，蔡玄萬六千人。
諸如此者，不可枚舉）；（四）西漢傳經僅憑口說，而東漢則著書極盛也（西漢說經之書，惟有《春秋繁露》《韓詩外傳》一二種，其餘皆口授而已。
東漢則除賈、馬、許、鄭、服、何諸大家著述傳世，人人共見者不計外，其《儒林傳》所載，如周防著四十萬言，伏恭著二十萬言，景鸾著五十萬言，其餘數萬言者，尚指不勝屈）。
故謂東京儒術之盛，上轶往軌，下絕來塵，非過言也。
第三節其派别 競争之例，與天演相終始。
外競即絕，内競斯起；于群治有然，于學術亦有然。
《韓非子·顯學篇》謂孔子卒後，儒分為八。
顧漢代儒學雖極盛， 而所謂八儒者，則渺不可睹。
其條葉跗萼，千差萬别，又迥非初開宗時之情狀矣。
今欲言漢儒之差别，請先言漢以前之派别。
表例說明： 一其流派不光大者不列。
一 列子遊于孟子派者，孟子言大同，而大同之說本于《禮運》，《禮運》為子遊所傳。
《荀子·非十二子篇》'攻思、孟條'下又雲：“以為仲尼、子遊，為茲厚于後世。
”故知孟子之學出于子遊也。
一列仲弓于荀卿派者，《非十二子篇》以仲尼、子弓并稱。
《論語》言：“雍也可使南面。
”正荀子君權之學統所自出也。
孔子之學，本有微言、大義兩派。
微言亦謂之大同，大義亦謂之小康； 大同亦謂之太平，小康亦謂之拔亂，謂之升平。
拔亂、升平、太平，《春秋》謂之“三世”。
三世之中，複各含三世，如太平之拔亂，太平之升平，太平之太平等是也。
大義之學，荀卿傳之；微言之學，孟子傳之。
至微言中最上乘，所謂太平之太平者，或顔氏之子，其庶幾乎？而惜其遺緒之湮沒而不見也。
莊生本南派巨子，而複北學于中國，含英咀華，所得獨深，殆紹顔氏不傳之統者哉！然其嗣續固不可以專屬于孔氏。
然則孔學在戰國，則固已僅餘孟、荀兩家，最為光大。
而二派者，孔子之時便已參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
孟子治《春秋》，荀子治《禮》（《春秋》，孔子所自作，明改制緻太平之意者也；《禮》，孔子所雅言，為尋常人說法者也）；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兩義皆孔子所有。
言大同者必言性善，太平世當人人平等也；言小康者必言性惡，拔亂世當以賢治不肖也。
故言性善者必言擴充，近于自由主義；言性惡者必言克治，近于專制主義）；孟子稱堯舜，荀子法後王（堯舜者，大同之代表也，《禮運》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等是也；後王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小康之代表也，《禮運》所謂“三代之英”、所謂“六君子”也，所謂“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禮義以為紀”等是也）。
此其大端也。
若其小節，更仆難終。
孟子既沒，公孫醜、萬章之徒不克負荷，其道無傳。
荀子身雖不見用，而其弟子韓非、李斯等大顯于秦，秦人之政，一宗非、斯。
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為荀子所傳（見汪容甫《述學》），而傳經諸老師，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漢以後，名雖為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支派而已。
此真孔學之大不幸也（漢代學術在荀派以外者，惟《公羊春秋》耳）。
漢儒流派繁多，綜其大别，可分兩種： 一、說經之儒。
二、著書之儒。
一、說經之儒。
在昔書籍之流布不易，故欲學者皆憑口說，非師師相傳，其學無由，故家法最重焉。
今請将各經傳授本師，列表如下： 表例說明： 一凡傳授不斷者，以“——”為識；傳授不明者，以“------”為識。
二所表傳授人，隻據故書，其真僞非著者之責任。
三每經于漢初第一本師，下施“·”為識；立于學官者，下施“▲”為識。
由此觀之，《魯詩》《毛詩》《榖梁春秋》《左氏春秋》，皆出自荀卿，傳有明文；而伏生、轅固生、張蒼，皆故秦博士；《禮經》傳授，高堂生之前， 雖不可考，然荀卿一書，皆崇禮由禮之言，兩戴《記》又多采荀卿文字，則其必傳自荀門，可以推見。
若是乎兩漢經術，其為荀學者十而七八，昭昭然也。
論兩漢經學學派，最當注意者，今古文之争是也。
今文傳自西漢之初， 所謂“十四博士列于學官者”是也；古文興于西漢之末，新莽篡國、劉歆校書時所晚出者也。
今文雖不足以盡孔學，然猶不失為孔學一支流，古文則經亂賊僞師之改竄附托，其與孔子之意背而馳者，往往然矣。
古文雖不盛于漢代，然漢末、魏、晉間，馬融、鄭玄、王肅之徒大揚其波；逾六朝以及初唐， 泐定《五經正義》，皆為古文學獨占時代。
蓋自是而儒者所傳習，不惟非孔學之舊，抑又非荀學之舊矣。
今将漢代所立于學官者，列其今古文之派為一表： 綜而論之，兩漢經師可分四種：其一口說家。
專務抱殘守缺，傳與其人，家法謹嚴，發明頗少。
如田何、丁寬、伏生、歐陽生、申公、轅固生、胡母生、江翁、高堂生等其人也。
其二經
兩黨各持一見，互相诘難，洋洋十數萬言。
以視英國議院争愛爾蘭自治案、改正選舉法案者，其論辨之激烈、持理之堅确，殆有過之無不及，實為中國學界、政界放一大異彩也）。
由此觀之，當儒學将定未定之際，與之争統者凡三家。
就中随分為三小時期：第一期，為儒、墨之争。
蓋承戰國“武士道”之餘習，四公子（孟嘗、平原、信陵、春申）之遺風，猶赫赫印人耳目，故重然諾、鋤強扶弱之美德，猶為一世所稱羨，尚氣之士， 每不惜觸禁網以赴之，而诋儒為柔巽者有焉矣。
雖然，其道最不利于霸者，朝廷豪族，日芟而月鋤之，文、景以降，殆萎絕矣。
第二期，為儒、道之争。
道家有君（如窦太後、文帝、景帝等）相（如曹參、汲黯等）以為之後援，故其勢滋盛；而經數百年戰争喪亂之後，與民休息，其道術固有适宜于當時之天擇者，故氣焰驟揚，而诋儒為虛僞繁缛者有焉矣。
雖然，帝者之好尚變，而其統之盛衰亦與俱變。
第三期，為儒、法之争。
儒、法兩有利于世主，而法家之利顯而近，儒家之利隐而長。
景、武之時，急于功名，法語斯起，而诋儒為迂腐不切者有焉矣。
然當時儒、法勝負之數，頗不在世主而在兩造之自力。
蓋法家之有力者，不能善用其術，緣操切以緻挫敗；而儒家養百年來之潛勢力，人才濟濟，頗能不畏強禦以伸其主義，故朝野兩途皆占全勝也。
自茲以往，而儒學之基礎始定。
三、确立時代。
自魏文侯以後，最有功于儒學者，不得不推漢武帝。
然武帝當窦後未殁以前，不能實行所志。
彼其第一次崇儒政策，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主持于上，窦嬰以太後之親為丞相，田蚡以帝舅為太尉，趙绾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皆推崇儒術，将迎申公于魯，設明堂，制禮作樂，文緻太平。
然太後一怒，绾、臧下吏，嬰、蚡罷斥，遂以蹉跌。
卒至後崩，蚡複為相，董仲舒對策賢良，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
自茲以往，儒學之尊嚴，迥絕百流。
遂乃興學校，置博士，設明經射策之科。
公孫弘徒以緣飾經術，起家布衣，封侯策相。
二千年來國教之局，乃始定矣。
四、變相時代。
一尊既定，尊經逾笃，每行一事，必求合于六藝之文。
哀、平之間，新都得政，因緣外戚，遂觊非常；然必附會經文，始足以鉗盈廷之口。
求諸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劉歆制作僞經，随文竄入。
力有不足，假借古書。
古人削竹為篇，漆書其上，今之一卷，古可專本，其為工也多，故傳書甚少；其轉徙也艱，故受毀甚易；其為費也不資，故白屋之士不能得書者甚衆。
以此三者，故圖書悉萃秘府。
歆既親典中書，任意抑揚， 縱懷改竄，謂此石渠秘籍，非民間有也，人孰不從而信之？即不見信，又孰從而難之？況有君權潛為驅督，于是鴻都太學承用其書，奉為太師，視為家法。
莒人滅鄫，呂種易嬴，自茲以往，而儒之為儒，又非孔子之舊矣。
五、極盛時代。
雖然，新、歆之學固未能遽以盡易天下也。
而東漢百餘年間，孔學之全盛實達于極點。
今請列西漢與東漢之比較：（一）西漢有異派之争，而東漢無有也（西漢前半紀三小期之交戰時代，不待言矣；即武帝别黑白定一尊以後，亦尚有如汲黯之治黃老，桑弘羊、張湯之治刑法者。
東漢則真絕矣）；（二）東漢帝者皆受經講學，而西漢無有也（明帝親臨辟雍，養三老五更。
自章帝以下，史皆稱其受經淵源）；（三）西漢傳經之業專在學官，而東漢則散諸民間也（凡學權壟斷于一處者，學必衰；散布諸民間者，學必盛。
泰西古學複興時代，學權由教會移于平民，遂開近代之治，其明證也。
西漢非詣博士不得受業，雖有私授，而其傳不廣。
東漢則講學之風盛于一時：史所載如劉昆弟子常五百餘人，窪丹徒衆數百人，楊倫講授大澤中，弟子千餘人，薛漢教授常數百人，杜撫弟子千餘人，曹曾、魏應、宋登、丁恭皆弟子數千人，樓望九千餘人，牟長門下著錄萬餘人，蔡玄萬六千人。
諸如此者，不可枚舉）；（四）西漢傳經僅憑口說，而東漢則著書極盛也（西漢說經之書，惟有《春秋繁露》《韓詩外傳》一二種，其餘皆口授而已。
東漢則除賈、馬、許、鄭、服、何諸大家著述傳世，人人共見者不計外，其《儒林傳》所載，如周防著四十萬言，伏恭著二十萬言，景鸾著五十萬言，其餘數萬言者，尚指不勝屈）。
故謂東京儒術之盛，上轶往軌，下絕來塵，非過言也。
第三節其派别 競争之例，與天演相終始。
外競即絕，内競斯起；于群治有然，于學術亦有然。
《韓非子·顯學篇》謂孔子卒後，儒分為八。
顧漢代儒學雖極盛， 而所謂八儒者，則渺不可睹。
其條葉跗萼，千差萬别，又迥非初開宗時之情狀矣。
今欲言漢儒之差别，請先言漢以前之派别。
表例說明： 一其流派不光大者不列。
一 列子遊于孟子派者，孟子言大同，而大同之說本于《禮運》，《禮運》為子遊所傳。
《荀子·非十二子篇》'攻思、孟條'下又雲：“以為仲尼、子遊，為茲厚于後世。
”故知孟子之學出于子遊也。
一列仲弓于荀卿派者，《非十二子篇》以仲尼、子弓并稱。
《論語》言：“雍也可使南面。
”正荀子君權之學統所自出也。
孔子之學，本有微言、大義兩派。
微言亦謂之大同，大義亦謂之小康； 大同亦謂之太平，小康亦謂之拔亂，謂之升平。
拔亂、升平、太平，《春秋》謂之“三世”。
三世之中，複各含三世，如太平之拔亂，太平之升平，太平之太平等是也。
大義之學，荀卿傳之；微言之學，孟子傳之。
至微言中最上乘，所謂太平之太平者，或顔氏之子，其庶幾乎？而惜其遺緒之湮沒而不見也。
莊生本南派巨子，而複北學于中國，含英咀華，所得獨深，殆紹顔氏不傳之統者哉！然其嗣續固不可以專屬于孔氏。
然則孔學在戰國，則固已僅餘孟、荀兩家，最為光大。
而二派者，孔子之時便已參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
孟子治《春秋》，荀子治《禮》（《春秋》，孔子所自作，明改制緻太平之意者也；《禮》，孔子所雅言，為尋常人說法者也）；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兩義皆孔子所有。
言大同者必言性善，太平世當人人平等也；言小康者必言性惡，拔亂世當以賢治不肖也。
故言性善者必言擴充，近于自由主義；言性惡者必言克治，近于專制主義）；孟子稱堯舜，荀子法後王（堯舜者，大同之代表也，《禮運》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等是也；後王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小康之代表也，《禮運》所謂“三代之英”、所謂“六君子”也，所謂“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禮義以為紀”等是也）。
此其大端也。
若其小節，更仆難終。
孟子既沒，公孫醜、萬章之徒不克負荷，其道無傳。
荀子身雖不見用，而其弟子韓非、李斯等大顯于秦，秦人之政，一宗非、斯。
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為荀子所傳（見汪容甫《述學》），而傳經諸老師，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漢以後，名雖為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支派而已。
此真孔學之大不幸也（漢代學術在荀派以外者，惟《公羊春秋》耳）。
漢儒流派繁多，綜其大别，可分兩種： 一、說經之儒。
二、著書之儒。
一、說經之儒。
在昔書籍之流布不易，故欲學者皆憑口說，非師師相傳，其學無由，故家法最重焉。
今請将各經傳授本師，列表如下： 表例說明： 一凡傳授不斷者，以“——”為識；傳授不明者，以“------”為識。
二所表傳授人，隻據故書，其真僞非著者之責任。
三每經于漢初第一本師，下施“·”為識；立于學官者，下施“▲”為識。
由此觀之，《魯詩》《毛詩》《榖梁春秋》《左氏春秋》，皆出自荀卿，傳有明文；而伏生、轅固生、張蒼，皆故秦博士；《禮經》傳授，高堂生之前， 雖不可考，然荀卿一書，皆崇禮由禮之言，兩戴《記》又多采荀卿文字，則其必傳自荀門，可以推見。
若是乎兩漢經術，其為荀學者十而七八，昭昭然也。
論兩漢經學學派，最當注意者，今古文之争是也。
今文傳自西漢之初， 所謂“十四博士列于學官者”是也；古文興于西漢之末，新莽篡國、劉歆校書時所晚出者也。
今文雖不足以盡孔學，然猶不失為孔學一支流，古文則經亂賊僞師之改竄附托，其與孔子之意背而馳者，往往然矣。
古文雖不盛于漢代，然漢末、魏、晉間，馬融、鄭玄、王肅之徒大揚其波；逾六朝以及初唐， 泐定《五經正義》，皆為古文學獨占時代。
蓋自是而儒者所傳習，不惟非孔學之舊，抑又非荀學之舊矣。
今将漢代所立于學官者，列其今古文之派為一表： 綜而論之，兩漢經師可分四種：其一口說家。
專務抱殘守缺，傳與其人，家法謹嚴，發明頗少。
如田何、丁寬、伏生、歐陽生、申公、轅固生、胡母生、江翁、高堂生等其人也。
其二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