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儒學統一時代~第四章 老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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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
衍經術以言政治，所謂“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折獄，以《三百五篇》當谏書”。
如賈誼、董仲舒、龔勝、蕭望之、匡衡、劉向等其人也。
其三災異家。
災異之說何自起乎？孔子小康之義，勢不得不以一國之權托諸君主，而又恐君主之權無限，而暴君益乘以為虐也。
于是乎思所以制之，乃于《春秋》特著“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而群經亦往往三緻意焉。
其即位也，誓天而治；其崩薨也，稱天而谥。
是蓋孔子所殚思焦慮，計無複之，而不得已出于此途者也。
不然，以孔之子聖智，甯不知日蝕、彗見、地震、星孛、鹢退、石隕等地文之現象，動物之恒情，于人事上、政治上毫無關系也，而龂龂然視之若甚鄭重焉者，毋亦以民權既未能興，則政府之舉動措置，既莫或監督之而匡糾之，使非于無形中有所以相懾，則民賊更何忌憚也。
孔子蓋深察夫據亂時代之人類，其宗教迷信之念甚強也，故利用之而申警之。
若曰：某某者天神震怒之象也，某某者地祇怨恫之征也，其必由人主之失德使然也。
是不可不恐懼，是不可不修省。
夫人主者，無論何人，無論何時，夫安能無失德？則雖災變日起，而無不可以附會。
但使稍自愛者，能恐懼一二，修省一二， 則生民之禍，其亦可以稍弭。
此孔子言災異之微意也。
雖其術虛渺迂遠，斷不足以收匡正之實效，然用心蓋良苦矣。
江都最知此義，故其《對天人策》， 三緻意焉。
漢初，大儒之言災異，大率宗此旨也。
及于末流，浸乖本誼，牽合附會，自惑惑人。
如《書》則有《洪範五行》，《禮》則有《明堂陰陽》，《易》則京房之象數災異，《詩》則翼奉之五際六情（齊詩派）。
至于《春秋》，又益甚焉；馴至谶緯之學，支離誕妄，不可窮诘，骎骎競起，以奪孔席，則兩漢學者之罪也。
其四訓诂家。
漢初大師之傳經也，循其大體玩經文（見《漢書·藝文志》），不為章句訓故，舉大義而已（見《漢書·儒林傳》），故讀一經通一經之義，明一義得一義之用。
自莽、歆以後，提倡校勘诂釋之學，逮東都之末，則賈、馬、許、鄭，益覃心于箋注，以破碎繁難相誇尚，于是學風又一變。
近啟有唐陸（德明）、孔（穎達）之淵源，遠導近今段（玉裁）、王（引之）之嚆矢，買椟還珠，去聖愈遠。
蓋兩漢經學，雖稱極盛，而一亂于災異，再亂于訓诂。
災異亂其義，訓诂亂其言，至是益非孔學之舊，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
二、著書之儒。
今所傳漢代著述，除經注詞賦外，其稍成一家言者，有若陸賈之《新語》，賈誼之《新書》，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司馬遷之《史記》，淮南王安之《淮南子》，桓寬之《鹽鐵論》，劉向之《說苑》《新序》，揚雄之《法言》《太玄》，王充之《論衡》，王符之《潛夫論》，仲長統之《昌言》，許慎之《說文解字》等，四百年中，寥寥數子而已。
而《說文》不過字書，于學術思想全無關系。
《鹽鐵論》專紀一議案，亦非可以列于作者之林。
《新語》真赝未定，《新書》割綴所成，未足以概作者之學識。
要之，漢家一代著述，除《淮南子》外，皆儒家言也。
而其有一論之價值者，惟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王充、王符、仲長統七人而已。
江都《繁露》，雖以說經為主，然其究天人相與之故，衍微言大義之傳，實可為西漢學統之代表。
《史記》千古之絕作也，不徒為我國開曆史之先聲而已，其寄意深遠，其托義皆有所獨見，而不徇于流俗。
本紀之托始堯舜（五帝）也，世家之托始泰伯也，列傳之托始伯夷也，皆貴其讓國讓天下，以誅夫民賊之視國土為一姓産業者也；陳涉而列諸世家也，項羽而列諸本紀也，尊革命之首功，不以成敗論人也；孔子而列諸世家也，仲尼弟子而為列傳也，尊教統也；《孟荀列傳》而包含餘子也，著兩大師以明群學末流之離合也；老子、韓非同傳，明道、法二家之關系也；遊俠有傳，刺客有傳，厲尚武之精神也；龜策有傳，日者有傳，破宗教之迷信也；貨殖有傳，明生計學之切于人道也。
故太史公誠漢代獨一無二之大儒矣。
彼其家學淵源，既已深邃（《太史公自序》稱其父談“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生于天下之中央，而足迹遍海内（《自序》雲：“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
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于是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蓋今日版圖，除兩廣、貴州、福建、甘肅五省外，史公足迹皆遍矣），其于孔子之學，獨得力于《春秋》（《自序》稱“吾聞諸董生曰”雲雲，蓋史公于董子，必有淵源矣。
《公羊傳》屢引“子司馬子曰”雲雲，吾友仁和夏曾佑，以為必史公也），而南派、北東派、北西派之精華，皆能咀嚼而融化之。
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時代種種舊思想，磅礴郁積，以入于一百三十篇之中，雖謂史公為上古學術思想之集大成可也。
劉中壘粹然醇儒，然為當時陰陽五行說所困，不能自拔。
《說苑》陳義至淺，殆無足雲。
揚子雲新莽大夫，曲學阿世，著《太玄》以拟《易》，著《法言》以拟《論語》，是足以代表當時學者乏創作力，而惟存模拟性也。
王仲任頗思為窮理察變之學，然學識不足以副之，摭其小而遺其大。
吾友餘杭章炳麟，以比希臘之煩瑣哲學，斯為近矣。
節信（王符）、公理（仲長統）雖文辭斐然，然止于政論，指摘當時末流之弊而已，于數千年學術思想界中，不足以占一席。
若是乎兩漢之以著述鳴者，惟江都、龍門二子獨有心得，為學界放一線光明而已。
嗟乎！斯道之衰，一何至是。
君子觀于此而益歎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之不可以已如是其甚也！ 其于說經著書之外，足以觇當時文明之迹者，則詞賦為最優。
而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其代表人也。
而唐都、洛下闳之曆數，張仲景之醫方（著《傷寒論》），張衡之技巧（制地動儀），亦有足多者焉。
第四節其結果 儒學統一之運，既至兩漢而極盛，其結果則何如？試舉荦荦大者論之。
一曰名節盛而風俗美也。
儒學本有名教之目，故砥砺廉隅，崇尚名節，以是為一切公德私德之本。
孝武表章六藝，師儒雖盛，而斯義未昌，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天下。
光武有鑒于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以“經明行修”四字為進退士類之标準。
故東漢二百年間，而孔子之所謂“儒行”者，漸漬社會，浸成風俗。
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锢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讓爵讓産，史不絕書，或千裡以急朋友之難，或連轸以犯時主之威。
論者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 莫尚于東京，非過言也。
夫當時所謂“名節”者，其果人人出于真心與否？吾不敢言。
雖然，孟德斯鸠不雲乎，“立君之國，以名譽心為元氣。
”孔子之政治思想（專就其小康之統言），則正孟德斯鸠所謂立君政體也，故其所以維持之者，莫急于尚名。
沿至東京，而儒效極矣。
《南史》有雲：“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
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
”顧亭林亦雲：“名之所在， 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 廢锢于學。
即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于肆然而為利者。
”又曰：“雖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猶使之以名為利。
”名節者，實東漢儒教一最良之結果也。
雖其始或為“以名為利”之一念所驅，而非其本相乎；至其浸成風俗， 則其欲利之第一性，或且為欲名之第二性所掩奪，而舍利取名者往往然矣。
是孔學所以坊民之要具也。
二曰民志定而國小康也。
孔子之論政，雖有所謂大同之世，太平之治， 其所雅言者，總不出上天下澤，君臣大防。
故東漢承其學風，斯旨最暢。
範蔚宗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秕辟，朝綱日陵，國隙屢啟。
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
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
”（《後漢書·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颠，抑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同《左雄傳論》）誠哉其知言也，儒教之結果使然也。
自茲以往，二千餘年，以此義為國民教育之中心點。
宋賢大揚其波，基礎益定。
凡缙紳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
義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氣，束縛于名教以就範圍。
若漢之諸葛，唐之汾陽，近世之曾、左，皆食其賜者也。
夫共和之治，既未可驟幾，則與其亂臣賊子，繼踵方軌，以暴易暴，誠不如戢其戾氣，進之恭順，而國本可以不屢搖，生民可以不塗炭。
兩漢以後所以弑逆之禍稍殺于春秋，而權臣日少一日者，儒教治标之功，不可誣也。
此其結果之良者也。
若其不良者則亦有焉。
三曰民權狹而政本不立也。
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則君、民權限不分明是也。
大抵先秦政論，有反對極端之兩派：曰法家，曰道家。
而儒實執其中。
衍經術以言政治，所謂“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折獄，以《三百五篇》當谏書”。
如賈誼、董仲舒、龔勝、蕭望之、匡衡、劉向等其人也。
其三災異家。
災異之說何自起乎？孔子小康之義，勢不得不以一國之權托諸君主，而又恐君主之權無限，而暴君益乘以為虐也。
于是乎思所以制之，乃于《春秋》特著“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而群經亦往往三緻意焉。
其即位也，誓天而治；其崩薨也，稱天而谥。
是蓋孔子所殚思焦慮，計無複之，而不得已出于此途者也。
不然，以孔之子聖智，甯不知日蝕、彗見、地震、星孛、鹢退、石隕等地文之現象，動物之恒情，于人事上、政治上毫無關系也，而龂龂然視之若甚鄭重焉者，毋亦以民權既未能興，則政府之舉動措置，既莫或監督之而匡糾之，使非于無形中有所以相懾，則民賊更何忌憚也。
孔子蓋深察夫據亂時代之人類，其宗教迷信之念甚強也，故利用之而申警之。
若曰：某某者天神震怒之象也，某某者地祇怨恫之征也，其必由人主之失德使然也。
是不可不恐懼，是不可不修省。
夫人主者，無論何人，無論何時，夫安能無失德？則雖災變日起，而無不可以附會。
但使稍自愛者，能恐懼一二，修省一二， 則生民之禍，其亦可以稍弭。
此孔子言災異之微意也。
雖其術虛渺迂遠，斷不足以收匡正之實效，然用心蓋良苦矣。
江都最知此義，故其《對天人策》， 三緻意焉。
漢初，大儒之言災異，大率宗此旨也。
及于末流，浸乖本誼，牽合附會，自惑惑人。
如《書》則有《洪範五行》，《禮》則有《明堂陰陽》，《易》則京房之象數災異，《詩》則翼奉之五際六情（齊詩派）。
至于《春秋》，又益甚焉；馴至谶緯之學，支離誕妄，不可窮诘，骎骎競起，以奪孔席，則兩漢學者之罪也。
其四訓诂家。
漢初大師之傳經也，循其大體玩經文（見《漢書·藝文志》），不為章句訓故，舉大義而已（見《漢書·儒林傳》），故讀一經通一經之義，明一義得一義之用。
自莽、歆以後，提倡校勘诂釋之學，逮東都之末，則賈、馬、許、鄭，益覃心于箋注，以破碎繁難相誇尚，于是學風又一變。
近啟有唐陸（德明）、孔（穎達）之淵源，遠導近今段（玉裁）、王（引之）之嚆矢，買椟還珠，去聖愈遠。
蓋兩漢經學，雖稱極盛，而一亂于災異，再亂于訓诂。
災異亂其義，訓诂亂其言，至是益非孔學之舊，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
二、著書之儒。
今所傳漢代著述，除經注詞賦外，其稍成一家言者，有若陸賈之《新語》，賈誼之《新書》，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司馬遷之《史記》，淮南王安之《淮南子》，桓寬之《鹽鐵論》，劉向之《說苑》《新序》，揚雄之《法言》《太玄》，王充之《論衡》，王符之《潛夫論》，仲長統之《昌言》，許慎之《說文解字》等，四百年中，寥寥數子而已。
而《說文》不過字書，于學術思想全無關系。
《鹽鐵論》專紀一議案，亦非可以列于作者之林。
《新語》真赝未定，《新書》割綴所成，未足以概作者之學識。
要之，漢家一代著述，除《淮南子》外，皆儒家言也。
而其有一論之價值者，惟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王充、王符、仲長統七人而已。
江都《繁露》，雖以說經為主，然其究天人相與之故，衍微言大義之傳，實可為西漢學統之代表。
《史記》千古之絕作也，不徒為我國開曆史之先聲而已，其寄意深遠，其托義皆有所獨見，而不徇于流俗。
本紀之托始堯舜（五帝）也，世家之托始泰伯也，列傳之托始伯夷也，皆貴其讓國讓天下，以誅夫民賊之視國土為一姓産業者也；陳涉而列諸世家也，項羽而列諸本紀也，尊革命之首功，不以成敗論人也；孔子而列諸世家也，仲尼弟子而為列傳也，尊教統也；《孟荀列傳》而包含餘子也，著兩大師以明群學末流之離合也；老子、韓非同傳，明道、法二家之關系也；遊俠有傳，刺客有傳，厲尚武之精神也；龜策有傳，日者有傳，破宗教之迷信也；貨殖有傳，明生計學之切于人道也。
故太史公誠漢代獨一無二之大儒矣。
彼其家學淵源，既已深邃（《太史公自序》稱其父談“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生于天下之中央，而足迹遍海内（《自序》雲：“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
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于是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蓋今日版圖，除兩廣、貴州、福建、甘肅五省外，史公足迹皆遍矣），其于孔子之學，獨得力于《春秋》（《自序》稱“吾聞諸董生曰”雲雲，蓋史公于董子，必有淵源矣。
《公羊傳》屢引“子司馬子曰”雲雲，吾友仁和夏曾佑，以為必史公也），而南派、北東派、北西派之精華，皆能咀嚼而融化之。
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時代種種舊思想，磅礴郁積，以入于一百三十篇之中，雖謂史公為上古學術思想之集大成可也。
劉中壘粹然醇儒，然為當時陰陽五行說所困，不能自拔。
《說苑》陳義至淺，殆無足雲。
揚子雲新莽大夫，曲學阿世，著《太玄》以拟《易》，著《法言》以拟《論語》，是足以代表當時學者乏創作力，而惟存模拟性也。
王仲任頗思為窮理察變之學，然學識不足以副之，摭其小而遺其大。
吾友餘杭章炳麟，以比希臘之煩瑣哲學，斯為近矣。
節信（王符）、公理（仲長統）雖文辭斐然，然止于政論，指摘當時末流之弊而已，于數千年學術思想界中，不足以占一席。
若是乎兩漢之以著述鳴者，惟江都、龍門二子獨有心得，為學界放一線光明而已。
嗟乎！斯道之衰，一何至是。
君子觀于此而益歎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之不可以已如是其甚也！ 其于說經著書之外，足以觇當時文明之迹者，則詞賦為最優。
而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其代表人也。
而唐都、洛下闳之曆數，張仲景之醫方（著《傷寒論》），張衡之技巧（制地動儀），亦有足多者焉。
第四節其結果 儒學統一之運，既至兩漢而極盛，其結果則何如？試舉荦荦大者論之。
一曰名節盛而風俗美也。
儒學本有名教之目，故砥砺廉隅，崇尚名節，以是為一切公德私德之本。
孝武表章六藝，師儒雖盛，而斯義未昌，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天下。
光武有鑒于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以“經明行修”四字為進退士類之标準。
故東漢二百年間，而孔子之所謂“儒行”者，漸漬社會，浸成風俗。
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锢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讓爵讓産，史不絕書，或千裡以急朋友之難，或連轸以犯時主之威。
論者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 莫尚于東京，非過言也。
夫當時所謂“名節”者，其果人人出于真心與否？吾不敢言。
雖然，孟德斯鸠不雲乎，“立君之國，以名譽心為元氣。
”孔子之政治思想（專就其小康之統言），則正孟德斯鸠所謂立君政體也，故其所以維持之者，莫急于尚名。
沿至東京，而儒效極矣。
《南史》有雲：“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
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
”顧亭林亦雲：“名之所在， 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 廢锢于學。
即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于肆然而為利者。
”又曰：“雖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猶使之以名為利。
”名節者，實東漢儒教一最良之結果也。
雖其始或為“以名為利”之一念所驅，而非其本相乎；至其浸成風俗， 則其欲利之第一性，或且為欲名之第二性所掩奪，而舍利取名者往往然矣。
是孔學所以坊民之要具也。
二曰民志定而國小康也。
孔子之論政，雖有所謂大同之世，太平之治， 其所雅言者，總不出上天下澤，君臣大防。
故東漢承其學風，斯旨最暢。
範蔚宗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秕辟，朝綱日陵，國隙屢啟。
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
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
”（《後漢書·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颠，抑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同《左雄傳論》）誠哉其知言也，儒教之結果使然也。
自茲以往，二千餘年，以此義為國民教育之中心點。
宋賢大揚其波，基礎益定。
凡缙紳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
義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氣，束縛于名教以就範圍。
若漢之諸葛，唐之汾陽，近世之曾、左，皆食其賜者也。
夫共和之治，既未可驟幾，則與其亂臣賊子，繼踵方軌，以暴易暴，誠不如戢其戾氣，進之恭順，而國本可以不屢搖，生民可以不塗炭。
兩漢以後所以弑逆之禍稍殺于春秋，而權臣日少一日者，儒教治标之功，不可誣也。
此其結果之良者也。
若其不良者則亦有焉。
三曰民權狹而政本不立也。
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則君、民權限不分明是也。
大抵先秦政論，有反對極端之兩派：曰法家，曰道家。
而儒實執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