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儒學統一時代~第四章 老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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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主幹涉，道家主放任。
惟幹涉也，故君與民為強制之關系；惟放任也，故君與民為合意之關系（即近于契約之關系）。
惟強制關系也，故重等差；惟合意關系也，故貴平等。
惟等差也，故壓制暴威；惟平等也，故自由自治。
此兩者雖皆非政治之正軌，要之首尾相應，成一家言者也。
儒家則不然。
其施政手段，則幹涉也（保民、牧民，皆幹涉政策之極軌也）；其君臣名分，則強制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其社會秩序，則等差也（《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惟其政治之目的， 則以壓制暴威為大戒。
夫以壓制暴威為大戒，豈非仁人君子之極則耶？而無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道固未有能緻者也。
儒教之所最缺點者，在專為君說法，而不為民說法。
其為君說法奈何？若曰：汝宜行仁政也，汝宜恤民隐也， 汝宜順民之所好惡也，汝宜采民之輿論以施庶政也。
是固然也。
若有君于此， 而不行仁政，不恤民隐，不順民之所好惡，不采民之輿論，則當由何道以使之不得不如是乎？此儒教所未明答之問題也。
夫有權之人之好濫用其權也， 猶虎狼之嗜人肉也。
向虎狼諄諄說法，而勸其勿食人，此必不可得之數也。
謂餘不信，則試觀二千年來，孔教極盛于中國，而曆代君主，能服從孔子之明訓，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幾何人也？然則其道當若何？曰：不可不鉗制之以民權。
當其暴威之未行也，則有權以監督之；當其暴威之方行也，則有權以屏除之；當其暴威之既革也，且有權以永絕之。
如是然後當權者有所憚有所縛，而仁政之實乃得行。
儒教不然，以犯上作亂為大戒，猶可言也；浸假而要君亦為大不敬矣，猶可言也；浸假而庶人議政，亦為無道矣（儒教亦多非常異義，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象，視民草芥、視君寇仇之義，聞誅一夫、未聞斌君之言，皆所以限制暴威之不二法門也。
雖然，争權而必出于革命， 慘矣，傷矣。
且革命之後，複無所以限其君權者，前虎退而後狼進，是革之無已時，而國将何以立也！故徒殺一虎殺一狼，不可也，必求所以絕虎狼之迹者； 即不能，亦必使虎狼不能食人。
由前之說，則共和政體是也；由後之說，則立憲君主政體是也。
欲成郅治，舍此何以哉！而惜乎儒者之有所顧忌而不敢昌言也。
此所以雖有仁心，而二千年不能蒙其澤也）。
是何異語人曰：吾已誡虎狼勿噬汝， 汝但恭順俯伏于其側，雖犯汝而不可校也。
雖曰小康時代，民智民力未充實，或有不能遽語于此者乎？雖然，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長，則雖加刀于我頸， 我固不得為古人諱也。
故儒家小康之言。
其優于法家者僅一間耳。
法家以為君也者，有權利無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儒家（專指小康），以為君也者，有權利有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
其言君之有義務也，是其所以為優也。
雖然，義務必期于實行。
不然，則與無義務等耳。
夫其所以能實行者何也？必賴對待者之權利以監督之。
今民之權利，既怵于學說而不敢自有； 則君之義務，其何附焉：此中國數千年政體，所以儒其名而法其實也（吾非崇道家言。
道家思想之乖謬而不完全更甚也）。
故夫東京末葉，鴻都學生、郡國黨锢諸君子，膏斧钺實牢檻而不悔，往車雖折，而來轸益遒。
以若此之民德，若此之士氣，苟其加以權利思想，知要君之必非罪惡，而争政之實為本權，即中國議會之治，雖興于彼時可也。
徒以一間未達，僅以補衮阙為責任， 以清君側為旗幟，曾不能乘此實力，為百世開治平，以視希臘、羅馬之先民，其又安能無愧也！嗚呼！吾不敢議孔子，吾不能不罪荀卿焉矣！ 四曰一尊定而進化沉滞也。
進化與競争相倚，此義近人多能言之矣。
蓋宇宙之事理，至繁赜也。
必使各因其才，盡其優勝劣敗之作用，然後能相引以俱上。
若有一焉，獨占勢力，不循天則以強壓其他者，則天演之神能息矣。
故以政治論，使一政黨獨握國權，而他政黨不許容喙；苟容喙者，加以戮逐， 則國政未有能進者也。
若是者謂之政治之專制。
學說亦然。
使一學說獨握人人良心之權，而他學說不為社會所容，若是者謂之學說之專制。
苟專制矣， 無論其學說之不良也，即極良焉；而亦阻學問進步之路。
此征諸古今萬國之曆史皆然者也。
儒教之在中國也，佛教之在印度及亞洲諸國也，耶教之在泰西也，皆曾受其病者也。
但泰西則自四百年來，異論蜂起，舉前此之縛轭而廓清之，于是乎有哲學與宗教之戰，有科學與宗教之戰。
至于今日，而護耶教者自尊之如帝天，非耶教者自攻之如糞土。
要之，歐洲今日學術之昌明， 為護耶教者之功耶？為攻耶教者之功耶？平心論之，兩者皆與有力焉。
而赫胥黎、斯賓塞之徒，尤倜乎遠矣。
而泰東諸國，則至今猶生息于一尊之下， 此一切群法，所以瞠乎後也。
吾之為此言，讀者勿以為吾欲攻孔子以為耶氏先驅也。
耶氏專制之毒，視中國殆十倍焉。
吾孔子非自欲以其教專制天下也： 末流失真，大勢趨于如是，孔子不任咎也。
若耶則誠以專制排外為獨一法門矣。
故羅馬教會最全盛之時，正泰西曆史最黑暗之日。
吾豈其于今日，乃欲摭他人吐棄之唾餘而引而親之？但實有見夫吾中國學術思想之衰，實自儒學統一時代始。
按之實迹而已然，證之公例而亦合，吾又安敢自枉其說也！吾更為讀者贅一言：吾之此論，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
一尊者，專制之别名也。
苟為專制，無論出于誰氏，吾必盡吾力所及以拽倒之。
吾自認吾之義務當然耳。
若夫孔子，則固雲“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孔子之惡一尊也亦甚矣。
此乃孔子之所以為大所以為聖，而吾所頂禮贊歎而不能措者也。
或曰儒教太高尚而不能逮下，亦其結果不良之一端焉。
蓋當人智未盛之時，禍福迷信之念，在所不免。
顧儒教全不及此，使騃愚婦孺無所依仰，夫以是而不得不出于他途。
坐是之故，道家入之，釋家入之，馴至袁了凡派所謂太上老君、文昌帝君者紛紛入之，未始非乘儒教之虛隙而進也。
雖然，以禍福迷信之說牖民，雖非無利，而利或不勝其敝。
吾中國國教之無此物，君子蓋以此自喜焉。
第四章老學時代 三國、六朝為道家言猖披時代，實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最衰落之時也。
申而論之，則三國、六朝者，懷疑主義之時代也，厭世主義之時代也，破壞主義之時代也，隐詭主義之時代也，而亦儒、佛兩宗過渡之時代也。
東漢儒教之盛如彼，乃不數十年，至魏、晉而其衰落忽如此，何也？推原其故，蓋有五端。
一由訓诂學之反動力也。
漢季學者守師說，争門戶，所謂“碎義逃難， 便辭巧說。
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
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不能通”。
（見《漢書·藝文志》）學問之汩沒性靈，至是已極。
物極必反，矯枉過直。
故降及魏、晉，人心厭倦，有提倡虛無者起，則群率而趨之，舉一切思想投入懷疑破壞之渦中，殆物理恒情，無足怪者。
此其一。
一由魏氏之提倡惡俗也。
晉泰始元年，傅玄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 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守節。
”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下令再三，至于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語意皆同），于是風俗大壞，人心一變。
顧亭林所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誠哉其知言也！ 儒術之亡，半坐是故。
此其二。
一由殺戮過甚人心皇惑也。
漢世外戚、宦官之禍，連踵繼軌。
兩漢後妃之家，著聞者四十餘氏，大者夷滅，小者放竄，其身家俱全者，不得四五；宦官弄權，殺人如草，一朝為董、袁所襲，亦無孑遺。
人人漸覺骨肉之間皆有刀俎。
若乃黨锢之禍，俊、顧、廚、及，一網以盡；其學節冠一世，位望至三公者，亦皆骈首阙下，若屠豬羊。
天下之人，見權勢之不可恃也如彼，道德學問之更不可恃也如此，人心旁皇，罔知所适。
故一遁而入于虛無荒誕之域，刍狗萬物，良非偶然。
此其三。
一由天下大亂，民苦有生也。
漢末自張角、董卓、李傕、郭汜、曹操、袁紹、孫堅、劉備以來，四海鼎沸，原野厭肉，溪谷盈血；繼以晉代八王、五胡之亂，中原喋血，一歲數見，學者既無所用，亦困于亂離，無複有餘裕以研究純正切實之學，但覺我生靡樂，天地不仁。
厭世之觀，自然發生。
此其四。
以此四因，加以兩漢帝王、儒者崇尚谶緯，迷信休咎，所謂陰陽五行之謬說，久入人心。
而權勢、道德，既兩無可憑，民志皇皇，以為殆有司命之者存，吾祈焉、禳焉、煉養焉、服食焉，或庶可免，于是相率而歸之。
此其五。
此五者，殆當時學術堕落之最大原因也。
故三國、六朝間，老子之教遍天下，但其中亦有派别焉。
一曰玄理派。
自魏文提倡曠達，舉世化之。
前此建安七子，既已
惟幹涉也，故君與民為強制之關系；惟放任也，故君與民為合意之關系（即近于契約之關系）。
惟強制關系也，故重等差；惟合意關系也，故貴平等。
惟等差也，故壓制暴威；惟平等也，故自由自治。
此兩者雖皆非政治之正軌，要之首尾相應，成一家言者也。
儒家則不然。
其施政手段，則幹涉也（保民、牧民，皆幹涉政策之極軌也）；其君臣名分，則強制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其社會秩序，則等差也（《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惟其政治之目的， 則以壓制暴威為大戒。
夫以壓制暴威為大戒，豈非仁人君子之極則耶？而無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道固未有能緻者也。
儒教之所最缺點者，在專為君說法，而不為民說法。
其為君說法奈何？若曰：汝宜行仁政也，汝宜恤民隐也， 汝宜順民之所好惡也，汝宜采民之輿論以施庶政也。
是固然也。
若有君于此， 而不行仁政，不恤民隐，不順民之所好惡，不采民之輿論，則當由何道以使之不得不如是乎？此儒教所未明答之問題也。
夫有權之人之好濫用其權也， 猶虎狼之嗜人肉也。
向虎狼諄諄說法，而勸其勿食人，此必不可得之數也。
謂餘不信，則試觀二千年來，孔教極盛于中國，而曆代君主，能服從孔子之明訓，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幾何人也？然則其道當若何？曰：不可不鉗制之以民權。
當其暴威之未行也，則有權以監督之；當其暴威之方行也，則有權以屏除之；當其暴威之既革也，且有權以永絕之。
如是然後當權者有所憚有所縛，而仁政之實乃得行。
儒教不然，以犯上作亂為大戒，猶可言也；浸假而要君亦為大不敬矣，猶可言也；浸假而庶人議政，亦為無道矣（儒教亦多非常異義，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象，視民草芥、視君寇仇之義，聞誅一夫、未聞斌君之言，皆所以限制暴威之不二法門也。
雖然，争權而必出于革命， 慘矣，傷矣。
且革命之後，複無所以限其君權者，前虎退而後狼進，是革之無已時，而國将何以立也！故徒殺一虎殺一狼，不可也，必求所以絕虎狼之迹者； 即不能，亦必使虎狼不能食人。
由前之說，則共和政體是也；由後之說，則立憲君主政體是也。
欲成郅治，舍此何以哉！而惜乎儒者之有所顧忌而不敢昌言也。
此所以雖有仁心，而二千年不能蒙其澤也）。
是何異語人曰：吾已誡虎狼勿噬汝， 汝但恭順俯伏于其側，雖犯汝而不可校也。
雖曰小康時代，民智民力未充實，或有不能遽語于此者乎？雖然，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長，則雖加刀于我頸， 我固不得為古人諱也。
故儒家小康之言。
其優于法家者僅一間耳。
法家以為君也者，有權利無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儒家（專指小康），以為君也者，有權利有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
其言君之有義務也，是其所以為優也。
雖然，義務必期于實行。
不然，則與無義務等耳。
夫其所以能實行者何也？必賴對待者之權利以監督之。
今民之權利，既怵于學說而不敢自有； 則君之義務，其何附焉：此中國數千年政體，所以儒其名而法其實也（吾非崇道家言。
道家思想之乖謬而不完全更甚也）。
故夫東京末葉，鴻都學生、郡國黨锢諸君子，膏斧钺實牢檻而不悔，往車雖折，而來轸益遒。
以若此之民德，若此之士氣，苟其加以權利思想，知要君之必非罪惡，而争政之實為本權，即中國議會之治，雖興于彼時可也。
徒以一間未達，僅以補衮阙為責任， 以清君側為旗幟，曾不能乘此實力，為百世開治平，以視希臘、羅馬之先民，其又安能無愧也！嗚呼！吾不敢議孔子，吾不能不罪荀卿焉矣！ 四曰一尊定而進化沉滞也。
進化與競争相倚，此義近人多能言之矣。
蓋宇宙之事理，至繁赜也。
必使各因其才，盡其優勝劣敗之作用，然後能相引以俱上。
若有一焉，獨占勢力，不循天則以強壓其他者，則天演之神能息矣。
故以政治論，使一政黨獨握國權，而他政黨不許容喙；苟容喙者，加以戮逐， 則國政未有能進者也。
若是者謂之政治之專制。
學說亦然。
使一學說獨握人人良心之權，而他學說不為社會所容，若是者謂之學說之專制。
苟專制矣， 無論其學說之不良也，即極良焉；而亦阻學問進步之路。
此征諸古今萬國之曆史皆然者也。
儒教之在中國也，佛教之在印度及亞洲諸國也，耶教之在泰西也，皆曾受其病者也。
但泰西則自四百年來，異論蜂起，舉前此之縛轭而廓清之，于是乎有哲學與宗教之戰，有科學與宗教之戰。
至于今日，而護耶教者自尊之如帝天，非耶教者自攻之如糞土。
要之，歐洲今日學術之昌明， 為護耶教者之功耶？為攻耶教者之功耶？平心論之，兩者皆與有力焉。
而赫胥黎、斯賓塞之徒，尤倜乎遠矣。
而泰東諸國，則至今猶生息于一尊之下， 此一切群法，所以瞠乎後也。
吾之為此言，讀者勿以為吾欲攻孔子以為耶氏先驅也。
耶氏專制之毒，視中國殆十倍焉。
吾孔子非自欲以其教專制天下也： 末流失真，大勢趨于如是，孔子不任咎也。
若耶則誠以專制排外為獨一法門矣。
故羅馬教會最全盛之時，正泰西曆史最黑暗之日。
吾豈其于今日，乃欲摭他人吐棄之唾餘而引而親之？但實有見夫吾中國學術思想之衰，實自儒學統一時代始。
按之實迹而已然，證之公例而亦合，吾又安敢自枉其說也！吾更為讀者贅一言：吾之此論，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
一尊者，專制之别名也。
苟為專制，無論出于誰氏，吾必盡吾力所及以拽倒之。
吾自認吾之義務當然耳。
若夫孔子，則固雲“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孔子之惡一尊也亦甚矣。
此乃孔子之所以為大所以為聖，而吾所頂禮贊歎而不能措者也。
或曰儒教太高尚而不能逮下，亦其結果不良之一端焉。
蓋當人智未盛之時，禍福迷信之念，在所不免。
顧儒教全不及此，使騃愚婦孺無所依仰，夫以是而不得不出于他途。
坐是之故，道家入之，釋家入之，馴至袁了凡派所謂太上老君、文昌帝君者紛紛入之，未始非乘儒教之虛隙而進也。
雖然，以禍福迷信之說牖民，雖非無利，而利或不勝其敝。
吾中國國教之無此物，君子蓋以此自喜焉。
第四章老學時代 三國、六朝為道家言猖披時代，實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最衰落之時也。
申而論之，則三國、六朝者，懷疑主義之時代也，厭世主義之時代也，破壞主義之時代也，隐詭主義之時代也，而亦儒、佛兩宗過渡之時代也。
東漢儒教之盛如彼，乃不數十年，至魏、晉而其衰落忽如此，何也？推原其故，蓋有五端。
一由訓诂學之反動力也。
漢季學者守師說，争門戶，所謂“碎義逃難， 便辭巧說。
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
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不能通”。
（見《漢書·藝文志》）學問之汩沒性靈，至是已極。
物極必反，矯枉過直。
故降及魏、晉，人心厭倦，有提倡虛無者起，則群率而趨之，舉一切思想投入懷疑破壞之渦中，殆物理恒情，無足怪者。
此其一。
一由魏氏之提倡惡俗也。
晉泰始元年，傅玄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 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守節。
”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下令再三，至于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語意皆同），于是風俗大壞，人心一變。
顧亭林所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誠哉其知言也！ 儒術之亡，半坐是故。
此其二。
一由殺戮過甚人心皇惑也。
漢世外戚、宦官之禍，連踵繼軌。
兩漢後妃之家，著聞者四十餘氏，大者夷滅，小者放竄，其身家俱全者，不得四五；宦官弄權，殺人如草，一朝為董、袁所襲，亦無孑遺。
人人漸覺骨肉之間皆有刀俎。
若乃黨锢之禍，俊、顧、廚、及，一網以盡；其學節冠一世，位望至三公者，亦皆骈首阙下，若屠豬羊。
天下之人，見權勢之不可恃也如彼，道德學問之更不可恃也如此，人心旁皇，罔知所适。
故一遁而入于虛無荒誕之域，刍狗萬物，良非偶然。
此其三。
一由天下大亂，民苦有生也。
漢末自張角、董卓、李傕、郭汜、曹操、袁紹、孫堅、劉備以來，四海鼎沸，原野厭肉，溪谷盈血；繼以晉代八王、五胡之亂，中原喋血，一歲數見，學者既無所用，亦困于亂離，無複有餘裕以研究純正切實之學，但覺我生靡樂，天地不仁。
厭世之觀，自然發生。
此其四。
以此四因，加以兩漢帝王、儒者崇尚谶緯，迷信休咎，所謂陰陽五行之謬說，久入人心。
而權勢、道德，既兩無可憑，民志皇皇，以為殆有司命之者存，吾祈焉、禳焉、煉養焉、服食焉，或庶可免，于是相率而歸之。
此其五。
此五者，殆當時學術堕落之最大原因也。
故三國、六朝間，老子之教遍天下，但其中亦有派别焉。
一曰玄理派。
自魏文提倡曠達，舉世化之。
前此建安七子，既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