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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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而非舍其自己以從我，其同化力所以為強無比，正以此故。
我們知道人類得脫于古宗教之迷蔽，隻是最近之事，何為中國古人乃如此之早?此處不可輕忽看過。
迷信生于畏懼與希求。
古時人群迷信所以不可免，正為其時多有自然災害而啬于生活物資，人類生存時不免感受威脅，而知識學問顧甚不足。
中國古人那時災害多少如何，物資豐啬如何，以及其知識方面如何，是否皆大有異于他方，今日似乎都難以證明，想來或者亦差不多。
那麼，其心思開明而少迷信，不能不說是奇迹。
我不能追原其故，使此奇迹不奇。
但我願指出，産生迷信的那些畏懼與希求，都從身體而來，無所怵誘于外，而平平正正，開明通達，卻是理性之本質。
我說一般皆從身體出發，而中國獨理性早啟，于此又可回證其不謬。
仁厚一面，開明一面，皆其所以最能同化異族之故，自可無疑。
然須知此兩面之所由表現者，還在其人生态度之正當适中。
何謂正當适中之人生，實不好說得出。
這隻可從其不落于禁欲(例如西洋中古宗教)，恣欲(西洋近代人生在此傾向)之兩偏言之，恣欲者不免陷在身體中，禁欲者似又違反乎身體。
禁欲實從恣欲引起來的，而禁欲每又翻轉到恣欲。
不論恣欲禁欲，要皆失去人類生命應有之和諧，而與大自然相對立。
反之，得乎人類生命之和諧而與大自然相融合，是即正當人生。
仁厚有容，開明無執，皆不過其表現于外者。
非宗教的文化之出現于中國古代，正為其時有人體現了此種人生，體驗了此種人生--這就是所謂聖人。
他本乎此種人生以領導人，就有所謂周孔教化。
異族之同化，即與我一同向往于此種人生，文化之統一，即統一于此種人生之向往。
正當适中自不易談，而鄭重以事人生，不偏乎恣欲或禁欲，卻蔚成此土之風尚。
--此土風尚所為翹異于西洋迥别于印度者，唯在此。
當然不待說，此種人生态度不支不蔓近情近理，其本身就是最易使人同化的。
更加以最利于傳送到異時異地之文字，其收效乃更大更神。
配合上各種知識方法在當時之比較優越。
軍事政治亦複不弱于人，此偉大出奇的局面不知不覺就成功了。
前問：在知識，在經濟，在軍事政治，既一一皆非中國所擅長，他究竟靠一種什麼力量而得成功?現在可以回答：這就是理性之力。
試再取印度西洋來對照以明之。
前在第十二章曾指出，人類社會因文化發達進步而得發育成長，實有兩面：一面是屬身的，一面是屬心的。
身體本是生存工具，人在圖生存中，又不斷在身内身外創造許多工具(包知識技能而言)來用，使身體活動加大加強，以及更加靈便，由這些工具之發達，社會關系日益繁密，社會單位日益拓大，此即社會發育成長之屬于身的一面。
西洋自産業革命以來到今天，其文化之進步特偏此一面，其社會之發育成長亦特偏此一面，顯然可見。
唯其有此一面之成功，故其社會生活所表現者不像印度那樣支離破碎，而且亦能有偉大局面如不列颠聯合王國，如蘇維埃聯邦者之出現。
但這些是國家而非民族，是政治上之聯合統一，而非文化上之融合不分。
那即是說，其偉大局面之形成，甯從身來而不從心來，和我們不同。
始終停留在産業革命前的我們，身體工具一面文化不發達，較之今天西洋落後何啻千裡之遠。
大部分鄉村猶不失自然經濟之面目，水陸交通勝于原始者不多，則以其固有種族之繁，山川之阻，豈有聯成一體之可能?然而竟有此一偉大局面之出現，而且此一大單位是文化上融合不分之民族，并不像他們隻是政治上聯合統一之國家，随時還有分裂可能。
對照着見出我們的偉大，甯從心來而不從身來。
此即是說，我們雖未能由工具發達，使人與人從經濟上密織起來，在政治上為遠大之抟控，而實現社會之發育成長于身的一面，但我們卻因另一面文化之進步性，使人與人從彼此了解之增進而同化，從彼此情意之款洽而融合，卒能實現社會之發育成長于心的一面。
人與人之間，從乎身則分則隔，從乎心則分而不隔，然卒以身之故，此不隔之心卻容易隔起來，故在文化上恒必有其相聯相通之道，而後人類乃得成社會而共生活。
人類從最初有社會那天，便有宗教，就是為此。
凡宗教，道德，禮俗，法律一類東西，皆為文化之屬的一面的。
說心即指理性(見第十二章)。
凡社會之發育成長，屬身一面的皆由理智對物有進步，屬心一面的，皆由理性對人有進步，理智對物有進步，不外自然之物更為人所控制利用，其表見則在種種工具之發達。
理性對人有進步，不外那些歧見猜防，褊心固陋--此多起于後天而存于群與群族與族之間--漸得化除，恢複其本來不隔之心。
其表見則在宗教、道德、禮俗、法律之闳偉明通。
宗教是一怪東西。
它一面涵有理性成分，一面又障蔽了理性，它方便人在此得相聯通，同時卻又使人在彼隔閡起來。
上說那些歧見猜防，褊心固陋，如其不盡出于宗教迷信，至少亦與宗教有關。
在西洋，其文化所以不能統一，民族所以難于融合，至今歐洲卒必分若幹單位而不止者，正為他們當初走宗教之路所不可免。
而中國的好處，就在早早脫開宗教，創辟其非宗教的文化。
所以論人口面積，我與歐洲相埒，且他們經濟進步而我未能，他們交通發達而我未能，相形之下，人們在生活關系上自又大為疏遠，地面又顯得格外遼闊，卻是他們所不可得之融合統一，我先得到。
此即中國文化雖未能以理智制勝于物，獨能以理性互通于人，他們盡管身近而心不近，我們雖則身遠而心不遠。
更從中國西洋以看印度，印度宗教最盛最多(印度文明自有獨到在此)，西洋所未有，莫論中國。
因此中國式之社會發育成長，在印度不能有。
同時，它在身體對外發達種種工具一面，似尚不如中國，莫論西洋。
因此西洋式之社會發育成長，在印度又沒有。
這兩面都沒有，自然難怪其社會陷于支離破碎之奇觀了。
統起來可以說，中國，西洋，印度之不同，其問題皆在宗教上。
社會之發育成長，身心兩面原自相關，因亦常相推相引而共進。
但由于西洋是從身到心，中國是從心到身，中西卒各落于一偏，失其身心應有之配稱關系。
西洋之失，從近代資本社會最易看出。
一大工廠，一大公司，成千成萬之人在一起共生活，雖事實上互相依存，而人人各自為謀，彼此缺乏承認，缺乏了解。
有如一盤機器的各部分，誠然為着一公共結果而在協作前進，但他們卻于此公共目的無認識無興趣。
因其隻是機械共處而非理性合作，所以不能按着公共目的而各自約束自己。
相反地，有時且各為自己而破壞了公共目的。
整個西洋社會便是這樣機器式生活着，其間聯鎖關系多偏在身一面，而缺心為适當配稱。
杜威博士于其《民本主義與教育》一書，嘗論今日歐美雖不能不說是一進步的社會，但仍有其“不社會”之處，正為此。
現在逼着轉向社會主義，仍不外一機械力之逼迫，尚少悔悟于其理性之不足。
今後如何亟從理性求補充，是其前途所切需。
表見在中國人之間者，好處是不隔閡，短處是不團結。
西洋人與我相反，其好處是能團結，其短處是多隔閡。
因此若在西洋，不隔閡就一定團結得很好，而中國卻不然。
伯爾納·約瑟在其《民族論》既盛稱全中國的文化十分一緻，卻又說中國人缺乏民族意識民族情緒，不算一真正民族。
此在西洋将不可解，何以其人文化都十分一緻了，而其間還不曾有民族意識民族情緒存在?蓋民族意識民族情緒養成于團結對外。
習于團結對外之西洋人，有時于文化不一緻者猶不難團成一民族。
不習于團結對外之中國人，盡管文化如此統一，依然有不成民族之譏。
證之于抗日戰争，說中國人沒有民族意識或者太過。
然中國人散漫無組織，家族意識鄉裡意識每高于其國家意識民族意識，甚且出國在外猶所不免，其病不可謂不深。
問其何為而然?一句話回答，就是其社會在心一面之發育有餘，而身一面之發育不足。
身體屬于有對性。
當社會從身體有對一面發育而成長，首先即依宗教以團結對外，繼此還是依于宗教進步而擴大團結(參看第三章)，末後可不依宗教，而還是不改其團結對外。
西洋之路正如此，中國獨以理性早啟，于此頗有缺略。
及至社會組織以倫理不以集團，其缺略乃更決定。
其不隔閡即理性之表見，其不團結即缺身一面之發育以為配合。
這是很明白的。
至于種種工具不發達，身體活動不能加大加強，經濟猶偏乎自給自足，政治傾向于消極無為，使其人益形松散，幾若不甚相關，其為社會在身一面發育不足之表現又不待說。
然盡它在這一面如此短缺，而另一面其融合統一之出奇偉大局面，你總否認不得，此即所謂在心一面之發育有餘了。
末後總結：中國的偉大非他，原隻是人類理性的偉大。
中國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理性無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
必明乎理性在人類生命中之位置，及其将如何漸次以得開發，而後乃于人類文化發展之全部曆程，庶得有所見。
又必明乎中國之為理性早啟文化早熟，而後于此文化不可解之謎乃無複疑滞，并洞見其利病得失之所在。
所有中國文化之許多特征(如上所舉乃至上所未舉者)，其實不外一“文化早熟”之總特征。
這是從上論證到此，毫不含糊的結論。
或問：此早熟又由何來?早熟就是早熟，更無誰使之早熟者。
西洋未曾早熟，卻又嫌熟得太晚--其理性開發不能與其身一面發育相配稱。
偏此偏彼，中西互見，不得問其何為而偏。
豈獨中西有偏，世界各處文化所以表現種種不同者，正為其發乎種種不同之偏差。
必以其地理、種族、曆史等緣會不同言之，雖有可言者，究不足以盡。
一切文化都是創新，不徒為外緣之适應，愈偉大的文化愈不是。
二民族性之所由成 如第一章所說，中國民族性為研究中國文化一極好參考佐證資料。
茲于文化既大緻讨究有結論，應即取民族性互為勘對印證。
第在分就前所列舉十點(見第一章
我們知道人類得脫于古宗教之迷蔽，隻是最近之事，何為中國古人乃如此之早?此處不可輕忽看過。
迷信生于畏懼與希求。
古時人群迷信所以不可免，正為其時多有自然災害而啬于生活物資，人類生存時不免感受威脅，而知識學問顧甚不足。
中國古人那時災害多少如何，物資豐啬如何，以及其知識方面如何，是否皆大有異于他方，今日似乎都難以證明，想來或者亦差不多。
那麼，其心思開明而少迷信，不能不說是奇迹。
我不能追原其故，使此奇迹不奇。
但我願指出，産生迷信的那些畏懼與希求，都從身體而來，無所怵誘于外，而平平正正，開明通達，卻是理性之本質。
我說一般皆從身體出發，而中國獨理性早啟，于此又可回證其不謬。
仁厚一面，開明一面，皆其所以最能同化異族之故，自可無疑。
然須知此兩面之所由表現者，還在其人生态度之正當适中。
何謂正當适中之人生，實不好說得出。
這隻可從其不落于禁欲(例如西洋中古宗教)，恣欲(西洋近代人生在此傾向)之兩偏言之，恣欲者不免陷在身體中，禁欲者似又違反乎身體。
禁欲實從恣欲引起來的，而禁欲每又翻轉到恣欲。
不論恣欲禁欲，要皆失去人類生命應有之和諧，而與大自然相對立。
反之，得乎人類生命之和諧而與大自然相融合，是即正當人生。
仁厚有容，開明無執，皆不過其表現于外者。
非宗教的文化之出現于中國古代，正為其時有人體現了此種人生，體驗了此種人生--這就是所謂聖人。
他本乎此種人生以領導人，就有所謂周孔教化。
異族之同化，即與我一同向往于此種人生，文化之統一，即統一于此種人生之向往。
正當适中自不易談，而鄭重以事人生，不偏乎恣欲或禁欲，卻蔚成此土之風尚。
--此土風尚所為翹異于西洋迥别于印度者，唯在此。
當然不待說，此種人生态度不支不蔓近情近理，其本身就是最易使人同化的。
更加以最利于傳送到異時異地之文字，其收效乃更大更神。
配合上各種知識方法在當時之比較優越。
軍事政治亦複不弱于人，此偉大出奇的局面不知不覺就成功了。
前問：在知識，在經濟，在軍事政治，既一一皆非中國所擅長，他究竟靠一種什麼力量而得成功?現在可以回答：這就是理性之力。
試再取印度西洋來對照以明之。
前在第十二章曾指出，人類社會因文化發達進步而得發育成長，實有兩面：一面是屬身的，一面是屬心的。
身體本是生存工具，人在圖生存中，又不斷在身内身外創造許多工具(包知識技能而言)來用，使身體活動加大加強，以及更加靈便，由這些工具之發達，社會關系日益繁密，社會單位日益拓大，此即社會發育成長之屬于身的一面。
西洋自産業革命以來到今天，其文化之進步特偏此一面，其社會之發育成長亦特偏此一面，顯然可見。
唯其有此一面之成功，故其社會生活所表現者不像印度那樣支離破碎，而且亦能有偉大局面如不列颠聯合王國，如蘇維埃聯邦者之出現。
但這些是國家而非民族，是政治上之聯合統一，而非文化上之融合不分。
那即是說，其偉大局面之形成，甯從身來而不從心來，和我們不同。
始終停留在産業革命前的我們，身體工具一面文化不發達，較之今天西洋落後何啻千裡之遠。
大部分鄉村猶不失自然經濟之面目，水陸交通勝于原始者不多，則以其固有種族之繁，山川之阻，豈有聯成一體之可能?然而竟有此一偉大局面之出現，而且此一大單位是文化上融合不分之民族，并不像他們隻是政治上聯合統一之國家，随時還有分裂可能。
對照着見出我們的偉大，甯從心來而不從身來。
此即是說，我們雖未能由工具發達，使人與人從經濟上密織起來，在政治上為遠大之抟控，而實現社會之發育成長于身的一面，但我們卻因另一面文化之進步性，使人與人從彼此了解之增進而同化，從彼此情意之款洽而融合，卒能實現社會之發育成長于心的一面。
人與人之間，從乎身則分則隔，從乎心則分而不隔，然卒以身之故，此不隔之心卻容易隔起來，故在文化上恒必有其相聯相通之道，而後人類乃得成社會而共生活。
人類從最初有社會那天，便有宗教，就是為此。
凡宗教，道德，禮俗，法律一類東西，皆為文化之屬的一面的。
說心即指理性(見第十二章)。
凡社會之發育成長，屬身一面的皆由理智對物有進步，屬心一面的，皆由理性對人有進步，理智對物有進步，不外自然之物更為人所控制利用，其表見則在種種工具之發達。
理性對人有進步，不外那些歧見猜防，褊心固陋--此多起于後天而存于群與群族與族之間--漸得化除，恢複其本來不隔之心。
其表見則在宗教、道德、禮俗、法律之闳偉明通。
宗教是一怪東西。
它一面涵有理性成分，一面又障蔽了理性，它方便人在此得相聯通，同時卻又使人在彼隔閡起來。
上說那些歧見猜防，褊心固陋，如其不盡出于宗教迷信，至少亦與宗教有關。
在西洋，其文化所以不能統一，民族所以難于融合，至今歐洲卒必分若幹單位而不止者，正為他們當初走宗教之路所不可免。
而中國的好處，就在早早脫開宗教，創辟其非宗教的文化。
所以論人口面積，我與歐洲相埒，且他們經濟進步而我未能，他們交通發達而我未能，相形之下，人們在生活關系上自又大為疏遠，地面又顯得格外遼闊，卻是他們所不可得之融合統一，我先得到。
此即中國文化雖未能以理智制勝于物，獨能以理性互通于人，他們盡管身近而心不近，我們雖則身遠而心不遠。
更從中國西洋以看印度，印度宗教最盛最多(印度文明自有獨到在此)，西洋所未有，莫論中國。
因此中國式之社會發育成長，在印度不能有。
同時，它在身體對外發達種種工具一面，似尚不如中國，莫論西洋。
因此西洋式之社會發育成長，在印度又沒有。
這兩面都沒有，自然難怪其社會陷于支離破碎之奇觀了。
統起來可以說，中國，西洋，印度之不同，其問題皆在宗教上。
社會之發育成長，身心兩面原自相關，因亦常相推相引而共進。
但由于西洋是從身到心，中國是從心到身，中西卒各落于一偏，失其身心應有之配稱關系。
西洋之失，從近代資本社會最易看出。
一大工廠，一大公司，成千成萬之人在一起共生活，雖事實上互相依存，而人人各自為謀，彼此缺乏承認，缺乏了解。
有如一盤機器的各部分，誠然為着一公共結果而在協作前進，但他們卻于此公共目的無認識無興趣。
因其隻是機械共處而非理性合作，所以不能按着公共目的而各自約束自己。
相反地，有時且各為自己而破壞了公共目的。
整個西洋社會便是這樣機器式生活着，其間聯鎖關系多偏在身一面，而缺心為适當配稱。
杜威博士于其《民本主義與教育》一書，嘗論今日歐美雖不能不說是一進步的社會，但仍有其“不社會”之處，正為此。
現在逼着轉向社會主義，仍不外一機械力之逼迫，尚少悔悟于其理性之不足。
今後如何亟從理性求補充，是其前途所切需。
表見在中國人之間者，好處是不隔閡，短處是不團結。
西洋人與我相反，其好處是能團結，其短處是多隔閡。
因此若在西洋，不隔閡就一定團結得很好，而中國卻不然。
伯爾納·約瑟在其《民族論》既盛稱全中國的文化十分一緻，卻又說中國人缺乏民族意識民族情緒，不算一真正民族。
此在西洋将不可解，何以其人文化都十分一緻了，而其間還不曾有民族意識民族情緒存在?蓋民族意識民族情緒養成于團結對外。
習于團結對外之西洋人，有時于文化不一緻者猶不難團成一民族。
不習于團結對外之中國人，盡管文化如此統一，依然有不成民族之譏。
證之于抗日戰争，說中國人沒有民族意識或者太過。
然中國人散漫無組織，家族意識鄉裡意識每高于其國家意識民族意識，甚且出國在外猶所不免，其病不可謂不深。
問其何為而然?一句話回答，就是其社會在心一面之發育有餘，而身一面之發育不足。
身體屬于有對性。
當社會從身體有對一面發育而成長，首先即依宗教以團結對外，繼此還是依于宗教進步而擴大團結(參看第三章)，末後可不依宗教，而還是不改其團結對外。
西洋之路正如此，中國獨以理性早啟，于此頗有缺略。
及至社會組織以倫理不以集團，其缺略乃更決定。
其不隔閡即理性之表見，其不團結即缺身一面之發育以為配合。
這是很明白的。
至于種種工具不發達，身體活動不能加大加強，經濟猶偏乎自給自足，政治傾向于消極無為，使其人益形松散，幾若不甚相關，其為社會在身一面發育不足之表現又不待說。
然盡它在這一面如此短缺，而另一面其融合統一之出奇偉大局面，你總否認不得，此即所謂在心一面之發育有餘了。
末後總結：中國的偉大非他，原隻是人類理性的偉大。
中國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理性無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
必明乎理性在人類生命中之位置，及其将如何漸次以得開發，而後乃于人類文化發展之全部曆程，庶得有所見。
又必明乎中國之為理性早啟文化早熟，而後于此文化不可解之謎乃無複疑滞，并洞見其利病得失之所在。
所有中國文化之許多特征(如上所舉乃至上所未舉者)，其實不外一“文化早熟”之總特征。
這是從上論證到此，毫不含糊的結論。
或問：此早熟又由何來?早熟就是早熟，更無誰使之早熟者。
西洋未曾早熟，卻又嫌熟得太晚--其理性開發不能與其身一面發育相配稱。
偏此偏彼，中西互見，不得問其何為而偏。
豈獨中西有偏，世界各處文化所以表現種種不同者，正為其發乎種種不同之偏差。
必以其地理、種族、曆史等緣會不同言之，雖有可言者，究不足以盡。
一切文化都是創新，不徒為外緣之适應，愈偉大的文化愈不是。
二民族性之所由成 如第一章所說，中國民族性為研究中國文化一極好參考佐證資料。
茲于文化既大緻讨究有結論，應即取民族性互為勘對印證。
第在分就前所列舉十點(見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