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文化早熟後之中國
關燈
小
中
大
有五：
(一)幼稚——中國文化實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間又時或顯露幼稚。
舉例言之，人與人之間的隸屬關系，為封建社會之象征者，在中國社會中即未能免除。
子女若為其尊親所屬有，婦人若為其丈夫所屬有。
乃至主奴之分，許多地方亦且有之。
中國雖已經不是宗法社會，不是封建社會，而總被人指目為宗法社會封建社會者，蓋亦由此等處而來。
其實它乃以走倫理情誼之路，既鮮西洋中古對于個人過分之壓制幹涉，遂亦無西洋近世個人自由之确然奠立。
不唯自由不曾确立而已，如我在上章所論，個人且将永不被發見。
這樣就讓宗法的封建的形迹有些遺留下來，沒有剝除。
再有不少幼稚可笑的迷信流行在民間，似亦為文化幼稚之征。
其實中國古人遠在二三千年前，頭腦思想之開明有非任何民族所及，神話與迷信比任何地方都少。
但為它不走科學一條路，對于大自然界缺乏考驗，沒有确實知識之産生，就讓這許多幼稚迷信遺留下來，未及剝除。
其他事例尚多，不備舉。
總起來說：骨子裡文化并不幼稚的中國，卻有其幼推之處，特别在外形上為然。
流俗認病不真，即執此以為中國是幼稚落後。
其實中國若單純是一尚未進步的社會，那問題不早簡單容易解決，沒有今天這麼麻煩了嗎? (二)老衰——中國文化本來極富生趣，比任何社會有過之無不及，但無奈曆史太久，傳到來，生趣漸薄，此即所謂老衰了。
譬如騎腳踏車，初學亟須用心費力左右照顧。
習慣成熟，便抽出其中自覺心，而動作面械化。
必要這樣機械化，才騰出心力來向最高階段用去，如騎在車上玩許多巧妙花樣把戲等。
社會亦複如是。
常将許多合于需用之事，保留傳習，成為習俗制度。
自一面談，這于社會生活極有方便，是很好。
但另一面，又因其變得機械僵固，積重難返而不好。
中國文化一無锢蔽之宗教，二無剛硬之法律，而極盡人情，蔚成禮俗，其社會的組織及秩序，原是極松軟靈活的，然以日久慢慢機械化之故，其锢蔽不通竟不亞于宗教，其鋼硬冷酷或有過于法律。
民國七八年間新思潮起來，詛咒為“吃人的禮教”，正為此。
舉例言之，如一個為了要孝，一個為婦要貞，從原初親切自發的行為而言，實為人類極高精神，誰亦不能非議，但後來社會上因其很合需要，就為人所獎勵而傳播發展，變為一種維持社會秩序手段了。
原初精神意義浸失，而落于機械化形式化，枯無趣味。
同時複變得頑固強硬，在社會上幾乎不許商量，不許懷疑，不許稍微觸犯。
觸犯了，社會就予以嚴厲之壓迫制裁，此時一遇西洋新風氣的啟發，自非遭到厭棄反抗不可。
厭棄就是因為領會不到它的意味，反抗就是不甘服這種強性壓迫。
假使在當初中國文化方興，禮俗初成，意趣猶新，自覺未失，則斷不會有此。
所以其病完全在老衰這點上。
(三)不落實——西洋文化從身體出發，很合于現實。
中國文化有些從心發出來，便不免理想多過事實，有不落實之病。
何謂現實?何謂理想?現實不外兩個字：一是利益之利，又一是力量之力。
力量所以求得利益，利益所以培養力量。
二者循環發展，可通為一。
從身體出發者，所務正在此，是故西洋文化為現實之路。
反之，若一發乎理性要求，而不照顧到此，那就是理想了。
從心發出的中國文化——中國之社會人生——就恒不免這樣。
(1)(張東荪先生近著《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第17頁，有下面一段話： 歐人自由主義開始于反抗不自由。
例如英國1215年所謂“大憲章”亦僅立若幹瑣事，都是當時的實在情形。
又1789年之“人權法典”，亦隻是曆舉若幹件君主侵犯議會的事情，以禁其再犯。
我寫到此，忽感覺中國的情形恰與西方相反。
西方是從實際上把一件一件侵犯自由的事實打消了，頂回去了，然後乃實現抽象的自由之全義。
中國自辛亥以來即是由在上者先自己宣布一抽象的自由憲法，而實際上卻依然一件一件來破壞人民的自由。
張先生指點在西洋抽象之理念為後出，而中國恰與之相反，自然很對。
其僅舉辛亥以來為例，蓋猶未悟西洋文化是從身體出發，而中國卻從心發出來，一則從事到理，理念在後，一則從理到事，理念在先。
彼此原來不同也。
)慈孝仁義，最初皆不外一種理性要求，形著而為禮俗，仍不過示人以理想之所尚。
然中國人竟爾以此為其社會組織秩序之所寄，缺乏明确之客觀标準，此即其不落實之本。
例如政治制度，在它即為其禮之一部。
說它是專制與說它是民主，同樣不恰當。
它固不曾以民主為禮，又何曾以專制為禮?事實上亦許不免于專制，然而那非它本意。
從其本意表現得很好之時，便具有高度之理性，不過不甚多見。
前曾說中國社會秩序恒自爾維持，若無假乎強制之力，那确有其事，有非西洋社會所能夢見。
但治世少而亂世多，像西歐國家可以近二百年無内亂者，又非我們所能夢見了。
談中國文化總不能以其亂世作代表，而要舉其治道治世來說。
但這樣說，又嫌理想有餘，事實不足。
又我常說：中國之民主存于理(理念)，西洋之民主存于勢(形勢)。
存于理者，其理雖見，其勢未成，縱然高明，不能落實。
存于勢者，其勢既成，其理斯顯，雖或了無深義，卻較穩實。
這就為西洋是從現實(利與力)中發展出理性來的，而中國人卻諱言力，恥言利，利與力均不得其發展。
離現實而逞理想。
卒之，理想自理想，現實自現實，終古為一不落實的文化。
(四)落于消極亦再沒有前途——與其不落實之病相連者，尚有一病，就是落于消極。
政治為力之事，然而不獨為力之事，沒有一點理性是不行的。
經濟為利之事，然而不獨為利之事，亦恒必有理性在其間。
總之，凡是人的事缺不了理性，隻是理性多少問題。
人類文化漸高，原是利、力、理三者循環并進，然人的理性日啟，則利與力的地位随以遞降，這是一面。
又一面，利發達了，人之所需無不給，則利亦不足重；力發達了，人人有力，則亦難以力服人。
末後經濟上完成社會主義，政治上完成民主主義，那便是利、力、理三者同增并富，而理性居于最高，以決定一切。
西洋循現實之路以進，自能漸次達此一境，其文化都是積極的。
中國理性早啟，以普其利于倫理而經濟不發達——經濟消極，失其應有之發展進步；以隐其力于倫理而政治不發達——政治消極，失其應有之發展進步。
它似乎是積極于理，而不積極于利與力，然理固不能舍利與力而有什麼表現。
卒之，理亦同一無從而積極，隻有敷衍現狀，一切遠大理想均不能不放棄。
中國文化多見有消極氣味者以此。
同時，它亦再沒有什麼前途。
(五)暖昧而不明爽——以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類如西洋文化)——相對照，令人特有“看不清楚”“疑莫能明”之感。
例如在宗教問題上，西洋有宗教，是很明白的，中國卻像有，又像缺乏，又像很多。
又如在自由問題上，西洋人古時沒有自由就是沒有自由，近世以來有自由就是有自由，明朗而确實。
中國人于此，既像有，又像沒有，又像自由太多。
其他如：是國家，非國家?有階級，無階級?是封建，非封建?是宗法，非宗法?民主不民主?……一切一切在西洋皆易得辨認，而在中國則任何一問題可累數十百萬言而讨論不完。
這一面是其内容至高與至低混雜而并存，一面是其曆史時進又時退往複而不定。
蓋暖昧不明之病與其一成不變之局，原為一事而不可分。
舉例言之，人與人之間的隸屬關系，為封建社會之象征者，在中國社會中即未能免除。
子女若為其尊親所屬有，婦人若為其丈夫所屬有。
乃至主奴之分，許多地方亦且有之。
中國雖已經不是宗法社會，不是封建社會，而總被人指目為宗法社會封建社會者，蓋亦由此等處而來。
其實它乃以走倫理情誼之路，既鮮西洋中古對于個人過分之壓制幹涉，遂亦無西洋近世個人自由之确然奠立。
不唯自由不曾确立而已，如我在上章所論，個人且将永不被發見。
這樣就讓宗法的封建的形迹有些遺留下來，沒有剝除。
再有不少幼稚可笑的迷信流行在民間，似亦為文化幼稚之征。
其實中國古人遠在二三千年前，頭腦思想之開明有非任何民族所及，神話與迷信比任何地方都少。
但為它不走科學一條路，對于大自然界缺乏考驗，沒有确實知識之産生，就讓這許多幼稚迷信遺留下來，未及剝除。
其他事例尚多，不備舉。
總起來說：骨子裡文化并不幼稚的中國，卻有其幼推之處，特别在外形上為然。
流俗認病不真，即執此以為中國是幼稚落後。
其實中國若單純是一尚未進步的社會，那問題不早簡單容易解決，沒有今天這麼麻煩了嗎? (二)老衰——中國文化本來極富生趣，比任何社會有過之無不及，但無奈曆史太久，傳到來，生趣漸薄，此即所謂老衰了。
譬如騎腳踏車，初學亟須用心費力左右照顧。
習慣成熟，便抽出其中自覺心，而動作面械化。
必要這樣機械化，才騰出心力來向最高階段用去，如騎在車上玩許多巧妙花樣把戲等。
社會亦複如是。
常将許多合于需用之事，保留傳習，成為習俗制度。
自一面談，這于社會生活極有方便，是很好。
但另一面，又因其變得機械僵固，積重難返而不好。
中國文化一無锢蔽之宗教，二無剛硬之法律，而極盡人情，蔚成禮俗，其社會的組織及秩序，原是極松軟靈活的，然以日久慢慢機械化之故，其锢蔽不通竟不亞于宗教，其鋼硬冷酷或有過于法律。
民國七八年間新思潮起來，詛咒為“吃人的禮教”，正為此。
舉例言之，如一個為了要孝，一個為婦要貞，從原初親切自發的行為而言，實為人類極高精神，誰亦不能非議，但後來社會上因其很合需要，就為人所獎勵而傳播發展，變為一種維持社會秩序手段了。
原初精神意義浸失，而落于機械化形式化，枯無趣味。
同時複變得頑固強硬，在社會上幾乎不許商量，不許懷疑，不許稍微觸犯。
觸犯了，社會就予以嚴厲之壓迫制裁，此時一遇西洋新風氣的啟發，自非遭到厭棄反抗不可。
厭棄就是因為領會不到它的意味，反抗就是不甘服這種強性壓迫。
假使在當初中國文化方興，禮俗初成，意趣猶新，自覺未失，則斷不會有此。
所以其病完全在老衰這點上。
(三)不落實——西洋文化從身體出發，很合于現實。
中國文化有些從心發出來，便不免理想多過事實，有不落實之病。
何謂現實?何謂理想?現實不外兩個字：一是利益之利，又一是力量之力。
力量所以求得利益，利益所以培養力量。
二者循環發展，可通為一。
從身體出發者，所務正在此，是故西洋文化為現實之路。
反之，若一發乎理性要求，而不照顧到此，那就是理想了。
從心發出的中國文化——中國之社會人生——就恒不免這樣。
(1)(張東荪先生近著《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第17頁，有下面一段話： 歐人自由主義開始于反抗不自由。
例如英國1215年所謂“大憲章”亦僅立若幹瑣事，都是當時的實在情形。
又1789年之“人權法典”，亦隻是曆舉若幹件君主侵犯議會的事情，以禁其再犯。
我寫到此，忽感覺中國的情形恰與西方相反。
西方是從實際上把一件一件侵犯自由的事實打消了，頂回去了，然後乃實現抽象的自由之全義。
中國自辛亥以來即是由在上者先自己宣布一抽象的自由憲法，而實際上卻依然一件一件來破壞人民的自由。
張先生指點在西洋抽象之理念為後出，而中國恰與之相反，自然很對。
其僅舉辛亥以來為例，蓋猶未悟西洋文化是從身體出發，而中國卻從心發出來，一則從事到理，理念在後，一則從理到事，理念在先。
彼此原來不同也。
)慈孝仁義，最初皆不外一種理性要求，形著而為禮俗，仍不過示人以理想之所尚。
然中國人竟爾以此為其社會組織秩序之所寄，缺乏明确之客觀标準，此即其不落實之本。
例如政治制度，在它即為其禮之一部。
說它是專制與說它是民主，同樣不恰當。
它固不曾以民主為禮，又何曾以專制為禮?事實上亦許不免于專制，然而那非它本意。
從其本意表現得很好之時，便具有高度之理性，不過不甚多見。
前曾說中國社會秩序恒自爾維持，若無假乎強制之力，那确有其事，有非西洋社會所能夢見。
但治世少而亂世多，像西歐國家可以近二百年無内亂者，又非我們所能夢見了。
談中國文化總不能以其亂世作代表，而要舉其治道治世來說。
但這樣說，又嫌理想有餘，事實不足。
又我常說：中國之民主存于理(理念)，西洋之民主存于勢(形勢)。
存于理者，其理雖見，其勢未成，縱然高明，不能落實。
存于勢者，其勢既成，其理斯顯，雖或了無深義，卻較穩實。
這就為西洋是從現實(利與力)中發展出理性來的，而中國人卻諱言力，恥言利，利與力均不得其發展。
離現實而逞理想。
卒之，理想自理想，現實自現實，終古為一不落實的文化。
(四)落于消極亦再沒有前途——與其不落實之病相連者，尚有一病，就是落于消極。
政治為力之事，然而不獨為力之事，沒有一點理性是不行的。
經濟為利之事，然而不獨為利之事，亦恒必有理性在其間。
總之，凡是人的事缺不了理性，隻是理性多少問題。
人類文化漸高，原是利、力、理三者循環并進，然人的理性日啟，則利與力的地位随以遞降，這是一面。
又一面，利發達了，人之所需無不給，則利亦不足重；力發達了，人人有力，則亦難以力服人。
末後經濟上完成社會主義，政治上完成民主主義，那便是利、力、理三者同增并富，而理性居于最高，以決定一切。
西洋循現實之路以進，自能漸次達此一境，其文化都是積極的。
中國理性早啟，以普其利于倫理而經濟不發達——經濟消極，失其應有之發展進步；以隐其力于倫理而政治不發達——政治消極，失其應有之發展進步。
它似乎是積極于理，而不積極于利與力，然理固不能舍利與力而有什麼表現。
卒之，理亦同一無從而積極，隻有敷衍現狀，一切遠大理想均不能不放棄。
中國文化多見有消極氣味者以此。
同時，它亦再沒有什麼前途。
(五)暖昧而不明爽——以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類如西洋文化)——相對照，令人特有“看不清楚”“疑莫能明”之感。
例如在宗教問題上，西洋有宗教，是很明白的，中國卻像有，又像缺乏，又像很多。
又如在自由問題上，西洋人古時沒有自由就是沒有自由，近世以來有自由就是有自由，明朗而确實。
中國人于此，既像有，又像沒有，又像自由太多。
其他如：是國家，非國家?有階級，無階級?是封建，非封建?是宗法，非宗法?民主不民主?……一切一切在西洋皆易得辨認，而在中國則任何一問題可累數十百萬言而讨論不完。
這一面是其内容至高與至低混雜而并存，一面是其曆史時進又時退往複而不定。
蓋暖昧不明之病與其一成不變之局，原為一事而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