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循環于一治一亂而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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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下略)(見《孟子》卷三)
公孫醜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
不素餐兮，孰大于是!”(見《孟子》卷七) 像這樣言論見解(還有許多未及征引的)，出在二千數百年前，實為不應有的事。
我說中國人理性早啟，最好藉此取證。
試看：(一)在古代奴隸社會或中古封建社會，一般說來，沒有不把生産勞動看成賤役可恥而回避之者。
(1)(詳見T.Veblen著《有閑階級論》，胡伊默譯本，中華書局出版。
)然而從這裡樊遲學稼學圃之請，和孔子的答語看去，意态卻是何等明通?當時有學養之士，自甘勞動之事例不少(見第八章第九章)，皆可見出不甚有那種陋見陋習。
(二)上層階級之悠閑坐食，何處不認為當然?又誰能反省而緻疑?然從這些問答看去，卻竟然一次再次提出讨論，而且有許行一班人毅然倡與民并耕運動，以反對坐食。
此其理性要求，又是何等明且強?(三)孔孟雖不以耕稼為士人之所尚，卻絕不說人生來有貴賤，以肯定階級；而隻從社會分工原理，說明勞心勞力之分，不過為其兼營不來，而“安”與“養”乃不得不通功易事。
試問更有何處封建社會看得見如此言論?(四)最特别的，自是其所講安的功夫，盡在“修己以安人”一句話。
請問這是什麼?這是武力嗎?這是宗教嗎?明明白白完全不落封建蹊徑。
孔門之所講求，可為一大表征；傳至後來，就有所謂“修、齊、治、平”之一套，有所謂“内聖外王”之學。
後此二千餘年中國士人在社會上之職分功用，和“仿佛将以理性相安代替武力統治”之局面，皆自此開出。
而追溯上去，當又有為孔子開其先者。
大約從古社會内部形勢，即必有以導緻此種啟悟，而理性之啟，更轉促社會形勢之緩和。
如是互為因果，循環推進，發展不已，遂使此土社會風氣不同于他方，不是任何個人之功，亦莫究其端始。
參看第九章所講中國封建階級自行融解一段，可資互證。
(五)“修己以安人”，安人的功夫，隻在修己。
他如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皆是一個意思。
總之，不在向外尋覓方法，卻須把心思聰明反身向裡用。
“修、齊、治、平”要以修身為本，且必求之于“格、緻、誠、正”。
孔孟所講求的自是踐形盡性之學。
若以為中國古人所見隻在安的問題，孔孟所講隻在安的功夫，未免淺隘，猶未得其根本。
根本上是中國古人于人類生命之可貴，親切地有所認識，乃有個安的問題在其懷抱。
又于踐形盡性之不易，深切地有所認識，而後修己功夫乃重于一切。
事實上既不能外于人而有己，修己安人乃連成一片。
此中學問功夫，說簡易亦甚簡易，說無窮，亦複無窮。
現代學術雖雲發達，于此尚無所窺，而中國人除非數千年白活了，否則，其貢獻正在此。
由此我所以說它理性早啟，文化早熟。
然而岔子就出在這裡!好像另一面門窗大辟，人們的心思聰明被領導着向養的問題以外用去，而回不來。
分析言之，其重要關鍵有二： 一是化階級為職業太早，而且很近理。
——國家亦許最後被廢除，但政治仍自有其不廢者在。
那時政務将是由階級之事，變而為職業之事。
所以中國封建解體，把政務由階級的轉化為職業的，乃是一進步的趨向，很接近于最後之理。
唯其前進太早，條件不夠，所以隻是趨向于此，而不能完成其事。
唯其很近于最後之理，所以就不易改變。
我們說它近理，抑又不止此。
勞心者務明人事，勞力者責在生産，安與養乃通功易事，各有其所專，這不是很合理的嗎?像許行要與民并耕，雖出于理性要求，卻不免開倒車。
像一般之階級剝削，雖符于進步趨向，卻又乖乎啟蒙之理性。
試問除了今天科學技術大進，發見人類可役使機械生産，不再靠人類體力外，誰能預先知道還有勞心勞力竟可合一之更好的理想呢?所以這在當時的中國(理性漸啟而生産技術尚拙)，實為唯一合理，更無可代替之理想。
唯其合理，就為此大社會所趨求；唯其無可代替，遂一成而不變。
二千多年來就在這一直不變的劃分之下，把生産之事(養的問題)劃出勞心者注意圈外。
然而這一部分人，恰是比較有心思聰明的，又有暇運用其心思聰明的，更且有其工具設備(文字圖書等)以助其心思聰明之用的。
把生産之事劃出他們的注意圈外，就等于劃出這偉大優秀民族的意識圈外。
因在勞力者們，本是勞力，自少用心，兼以其聰明不高，空暇有限，工具設備缺乏，盡管天天在對付這些事，亦屬徒然。
特别是他們不易超開了眼前需用而用心思，就杜絕了理智之深入與開展，杜絕了科學之路。
偶有心得，卻絕開不出什麼前途。
一是人們心思聰明轉向裡用太早，卻又甚必要。
——勞心者務明人事，卻非研究社會科學之謂，而是如上文所說“修己以安人”。
人的耳目心思生來是為向外用的，要它從理會外物者轉而理會到自身生命上，這在個人偶爾亦可能，在社會成風氣，則必待末後文化進至某階段，乃得有此(看下章)。
所以中國實是太早了一步。
此時由于未曾徹底向外用過一番心，先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特别是生物生理心理等學問)為基礎或佐助，遽然向自身生命上理會，乃易有迷誤，每每糾纏不清(指性理之學)。
同時，這一理會原本亦無窮無盡。
于是人們心思聰明仿佛入于無底深淵，一往而不返。
此時不獨返轉向外不易，就令向外用心，亦不會在學術上再開出科學之路(其理後詳)，如近世西洋者。
更須認清：其社會秩序既寄托于個人道德，其社會構造已形成“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之局，向裡用心乃時刻所必要。
此種必要始終存在，人們心思即始終被引向裡去。
對外物縱然亦有些辨析考察，隻在膚表，不能深入。
由吾人向外看去，一切皆物。
此物固自無窮無盡，但吾人自身生命正複是一“無盡藏”。
過去印度人擅長向裡發掘，今世西洋人最能向外攻究。
中國人卻由上述二重關鍵，一面開了向裡之門，一面阻其向外之路，特别形成其一種反身切己理會的風氣。
其正面成就得什麼，非此所論。
其負面最大結果，便是：物的考驗長久地止于膚表，從而所以控制利用之者就很淺。
此其限制生産技術之進步，雖雲間接地，卻是根本地，硬是使他無從再進一步。
其他相緣俱來之結果，如：人生向外逐物之勢，彼此競争鬥争之勢，皆大為減殺。
在己則易于知足以至自得，對人時見有公平與恕道。
又如：理欲之争，義利之辨，自古為思想界之大問題，亦殊影響于社會人生。
又如：物理不明(科學缺乏)，福命無定(職業分途)，許多宗教迷信乃在中國人生活上不知不覺據有很大勢力。
又如：在政治上勢必落于消極無為。
類此者，皆消極地或積極地，直接地或間接地，遏阻其社會經濟之進步，可無待言。
再深切地來說：“化階級為職業”，“修己以安人”，“心思轉向裡用”……這一切都有理想成分在内，并不全是事實。
事實上常不免職業逆轉到階級，常不免既不修己亦不安人。
乃至心思亦并不轉向裡用。
那麼，似乎是不能遽爾斷言其結果如何了。
然而不然。
要知道一切具有理想成份的，就是中國的治道。
它從理性早啟，以至蔚成禮俗，當初既非順着自然趨向來的，便與生産力自然發展之路岔分開，而且從此總是岔分着。
生産力發展之所以受牽阻在此。
治道既時時為人們所趨求，以蕲成為治世，那麼，亦就時時牽阻了生産力之發展。
至于事實不如理想之時，似乎治道放松，牽阻可免。
而不知其時人心便流于放肆，社會逆轉于封建，還不及收促進生産之功，已陷于亂世而破壞了生産。
順轉不行，逆轉亦不行，進退兩無所可。
于是生産力發展之受阻滞，乃與中國曆史相終始。
同時，其曆史亦就在一治一亂之循環中度過，不見有革命。
總結言之：一面由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社會構造特殊，而中國之不發生産業革命其勢決定。
更一面由中國不發生産業革命其勢決定。
那麼，當然其社會構造亦就變不出什麼來。
而社會構造愈不變，其不發生産業革命之勢愈決定，從而其社會亦愈不變。
如是兩面絞扣，互相牽纏，動轉不得。
這就是中國經濟停滞不進，社會曆久不變之理。
不素餐兮，孰大于是!”(見《孟子》卷七) 像這樣言論見解(還有許多未及征引的)，出在二千數百年前，實為不應有的事。
我說中國人理性早啟，最好藉此取證。
試看：(一)在古代奴隸社會或中古封建社會，一般說來，沒有不把生産勞動看成賤役可恥而回避之者。
(1)(詳見T.Veblen著《有閑階級論》，胡伊默譯本，中華書局出版。
)然而從這裡樊遲學稼學圃之請，和孔子的答語看去，意态卻是何等明通?當時有學養之士，自甘勞動之事例不少(見第八章第九章)，皆可見出不甚有那種陋見陋習。
(二)上層階級之悠閑坐食，何處不認為當然?又誰能反省而緻疑?然從這些問答看去，卻竟然一次再次提出讨論，而且有許行一班人毅然倡與民并耕運動，以反對坐食。
此其理性要求，又是何等明且強?(三)孔孟雖不以耕稼為士人之所尚，卻絕不說人生來有貴賤，以肯定階級；而隻從社會分工原理，說明勞心勞力之分，不過為其兼營不來，而“安”與“養”乃不得不通功易事。
試問更有何處封建社會看得見如此言論?(四)最特别的，自是其所講安的功夫，盡在“修己以安人”一句話。
請問這是什麼?這是武力嗎?這是宗教嗎?明明白白完全不落封建蹊徑。
孔門之所講求，可為一大表征；傳至後來，就有所謂“修、齊、治、平”之一套，有所謂“内聖外王”之學。
後此二千餘年中國士人在社會上之職分功用，和“仿佛将以理性相安代替武力統治”之局面，皆自此開出。
而追溯上去，當又有為孔子開其先者。
大約從古社會内部形勢，即必有以導緻此種啟悟，而理性之啟，更轉促社會形勢之緩和。
如是互為因果，循環推進，發展不已，遂使此土社會風氣不同于他方，不是任何個人之功，亦莫究其端始。
參看第九章所講中國封建階級自行融解一段，可資互證。
(五)“修己以安人”，安人的功夫，隻在修己。
他如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皆是一個意思。
總之，不在向外尋覓方法，卻須把心思聰明反身向裡用。
“修、齊、治、平”要以修身為本，且必求之于“格、緻、誠、正”。
孔孟所講求的自是踐形盡性之學。
若以為中國古人所見隻在安的問題，孔孟所講隻在安的功夫，未免淺隘，猶未得其根本。
根本上是中國古人于人類生命之可貴，親切地有所認識，乃有個安的問題在其懷抱。
又于踐形盡性之不易，深切地有所認識，而後修己功夫乃重于一切。
事實上既不能外于人而有己，修己安人乃連成一片。
此中學問功夫，說簡易亦甚簡易，說無窮，亦複無窮。
現代學術雖雲發達，于此尚無所窺，而中國人除非數千年白活了，否則，其貢獻正在此。
由此我所以說它理性早啟，文化早熟。
然而岔子就出在這裡!好像另一面門窗大辟，人們的心思聰明被領導着向養的問題以外用去，而回不來。
分析言之，其重要關鍵有二： 一是化階級為職業太早，而且很近理。
——國家亦許最後被廢除，但政治仍自有其不廢者在。
那時政務将是由階級之事，變而為職業之事。
所以中國封建解體，把政務由階級的轉化為職業的，乃是一進步的趨向，很接近于最後之理。
唯其前進太早，條件不夠，所以隻是趨向于此，而不能完成其事。
唯其很近于最後之理，所以就不易改變。
我們說它近理，抑又不止此。
勞心者務明人事，勞力者責在生産，安與養乃通功易事，各有其所專，這不是很合理的嗎?像許行要與民并耕，雖出于理性要求，卻不免開倒車。
像一般之階級剝削，雖符于進步趨向，卻又乖乎啟蒙之理性。
試問除了今天科學技術大進，發見人類可役使機械生産，不再靠人類體力外，誰能預先知道還有勞心勞力竟可合一之更好的理想呢?所以這在當時的中國(理性漸啟而生産技術尚拙)，實為唯一合理，更無可代替之理想。
唯其合理，就為此大社會所趨求；唯其無可代替，遂一成而不變。
二千多年來就在這一直不變的劃分之下，把生産之事(養的問題)劃出勞心者注意圈外。
然而這一部分人，恰是比較有心思聰明的，又有暇運用其心思聰明的，更且有其工具設備(文字圖書等)以助其心思聰明之用的。
把生産之事劃出他們的注意圈外，就等于劃出這偉大優秀民族的意識圈外。
因在勞力者們，本是勞力，自少用心，兼以其聰明不高，空暇有限，工具設備缺乏，盡管天天在對付這些事，亦屬徒然。
特别是他們不易超開了眼前需用而用心思，就杜絕了理智之深入與開展，杜絕了科學之路。
偶有心得，卻絕開不出什麼前途。
一是人們心思聰明轉向裡用太早，卻又甚必要。
——勞心者務明人事，卻非研究社會科學之謂，而是如上文所說“修己以安人”。
人的耳目心思生來是為向外用的，要它從理會外物者轉而理會到自身生命上，這在個人偶爾亦可能，在社會成風氣，則必待末後文化進至某階段，乃得有此(看下章)。
所以中國實是太早了一步。
此時由于未曾徹底向外用過一番心，先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特别是生物生理心理等學問)為基礎或佐助，遽然向自身生命上理會，乃易有迷誤，每每糾纏不清(指性理之學)。
同時，這一理會原本亦無窮無盡。
于是人們心思聰明仿佛入于無底深淵，一往而不返。
此時不獨返轉向外不易，就令向外用心，亦不會在學術上再開出科學之路(其理後詳)，如近世西洋者。
更須認清：其社會秩序既寄托于個人道德，其社會構造已形成“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之局，向裡用心乃時刻所必要。
此種必要始終存在，人們心思即始終被引向裡去。
對外物縱然亦有些辨析考察，隻在膚表，不能深入。
由吾人向外看去，一切皆物。
此物固自無窮無盡，但吾人自身生命正複是一“無盡藏”。
過去印度人擅長向裡發掘，今世西洋人最能向外攻究。
中國人卻由上述二重關鍵，一面開了向裡之門，一面阻其向外之路，特别形成其一種反身切己理會的風氣。
其正面成就得什麼，非此所論。
其負面最大結果，便是：物的考驗長久地止于膚表，從而所以控制利用之者就很淺。
此其限制生産技術之進步，雖雲間接地，卻是根本地，硬是使他無從再進一步。
其他相緣俱來之結果，如：人生向外逐物之勢，彼此競争鬥争之勢，皆大為減殺。
在己則易于知足以至自得，對人時見有公平與恕道。
又如：理欲之争，義利之辨，自古為思想界之大問題，亦殊影響于社會人生。
又如：物理不明(科學缺乏)，福命無定(職業分途)，許多宗教迷信乃在中國人生活上不知不覺據有很大勢力。
又如：在政治上勢必落于消極無為。
類此者，皆消極地或積極地，直接地或間接地，遏阻其社會經濟之進步，可無待言。
再深切地來說：“化階級為職業”，“修己以安人”，“心思轉向裡用”……這一切都有理想成分在内，并不全是事實。
事實上常不免職業逆轉到階級，常不免既不修己亦不安人。
乃至心思亦并不轉向裡用。
那麼，似乎是不能遽爾斷言其結果如何了。
然而不然。
要知道一切具有理想成份的，就是中國的治道。
它從理性早啟，以至蔚成禮俗，當初既非順着自然趨向來的，便與生産力自然發展之路岔分開，而且從此總是岔分着。
生産力發展之所以受牽阻在此。
治道既時時為人們所趨求，以蕲成為治世，那麼，亦就時時牽阻了生産力之發展。
至于事實不如理想之時，似乎治道放松，牽阻可免。
而不知其時人心便流于放肆，社會逆轉于封建，還不及收促進生産之功，已陷于亂世而破壞了生産。
順轉不行，逆轉亦不行，進退兩無所可。
于是生産力發展之受阻滞，乃與中國曆史相終始。
同時，其曆史亦就在一治一亂之循環中度過，不見有革命。
總結言之：一面由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社會構造特殊，而中國之不發生産業革命其勢決定。
更一面由中國不發生産業革命其勢決定。
那麼，當然其社會構造亦就變不出什麼來。
而社會構造愈不變，其不發生産業革命之勢愈決定，從而其社會亦愈不變。
如是兩面絞扣，互相牽纏，動轉不得。
這就是中國經濟停滞不進，社會曆久不變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