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循環于一治一亂而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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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大緻不錯。
隻可惜他的“三問題”，說來說去不出一生存問題，仍舊把人類看得太簡單了。
人類實已超出生物甚遠，而有其無限之可能，因之，其問題亦無限。
因而不能把人類活動，曆史發展，限定在一個或幾個問題上。
他不曉得人類曆史愈到後來，或人類文化愈高，便愈遠于其生物性。
三問題在人類文化史上地位先後不同，且亦非永遠存在者。
今天世界已漸漸要将保的問題攝收在安的問題中，而一旦人類合起來控馭自然界之時，則養亦即不複為問題所在。
凡想要把握人類曆史動因——貫乎曆史全程的一個動因——而在曆史文化研究上建立一普遍适用的理論，恐不免都是妄想。
然他以對内求安為中國文化特色，卻是差不多。
數千年中國人的心思聰明，确是用在人事上，而不用于物理，一“安”字正可綜攝“修、齊、治、平”那一套。
唯其在這裡若有所見，而且見得太早，就出了岔子，而影響全局(全部文化)。
萬君雖不足以闡明中國經濟不進社會不變之謎，我卻不妨因他的意見之提出，而加引申以明之。
—— 首先我們從安的問題來看—— 順着自然趨向，人們的心思聰明原是為養的問題而用——用于奧本海末爾所謂經濟手段，自己勞動于生産，或與他人的勞動為等價交換。
乃至為奧本海末爾所謂政治手段——強把他人的生産無代價收奪——而用，亦同是很自然的。
因一般生物總是要向外界争取養生之資；人亦是生物，除了他最親的“自己人”而外，其他“人”與“物”最初是分不清的。
不但古時歐洲海盜與商業不分，即在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間亦還是同樣合法。
(1)(見米勒利爾著《社會進化史》，陶孟龠+禾譯，《萬有文庫》本第4卷285頁。
)這就是對外人如同對外物。
人類從古以來，總是在自己圈内才有情理講，在自己圈外就講力(這是自古及今未曾變的真理)。
無端地誰去理會什麼安的問題?人之意識到安的問題，是一面遭遇另外一力量起來相抗，一面卻又覺得不好或不能以對外物的态度對待之。
此不好，或不能，就是肯定它在自己圈内，不像養的問題之對自然界，或保的問題之對外邦異族那樣，可唯力是視，無所顧惜，亦無所顧忌。
自己這圈愈大，就愈有安的問題，安的問題實現乎這圈的大小為比例。
圈的大小，人世間萬般不齊，難以一言盡。
然而有兩點是可說的： 一、人類文化愈進，這圈愈放大。
徑不妨以其圈的大小，衡量其文化之高下。
二、這圈之放大。
通常卻很少出于自動之一視同仁，而甯多由對方之争取得之。
——此點最重要。
粗言之：由于人類心思聰明天天向自然界進攻，結果就知識日進，一切工具日利(參看第九章講古今不同隻在工具一段)。
客觀一面，彼此間關系既日以繁廣，日以密切，其勢乃不容不由鬥力進而講理。
而主觀一面，人亦經陶養得更理智更理性，兩面合起來，便造成這圈的放大。
一步一步放大，最後便到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
試看眼前世界豈非正被事實造成oneworldornone“不和平即毀滅”，人們勢須以理性相安共處，代替武裝之自保，人類前途将隻有安的問題而沒有保的問題。
又第八章講過，理性要從階級來，奧本海末爾亦有經濟手段對政治手段步步制勝，最後完全清除之說，凡此皆可互相參證。
人類曆史正不外“自己人”或“同類意識”如何被動地逐漸放大之曆史，理是産生在兩力——力與力——之上的，是由事實發展而逼出的，不是人類理性演出來曆史，倒是曆史演出來人類理性。
像這樣順着自然趨向走，雖不免迂笨，卻是有前途的，是可以走得通的一條路。
而且事實保證了理性，步步踏實不虛。
通常可說都是這樣，而偏偏中國不這樣走。
它由親親而仁民，以家人父子兄弟之情推廣于外，構成倫理本位的社會，自動地放大這圈。
養的問題本在安的問題之先，而中國古人眼中甯多看見安的問題。
安的問題原出保的問題之後，而中國古人襟懷，其對外亦有對内意味。
萬君指證其過分地把保養兩問題亦當作安的問題來解決，蓋信有之。
它實越出常途，走了捷徑。
順着自然趨向走，就是從人所同乎一般生物的一面(向外争取養生之資)出發，然後慢慢轉到人之所異乎一般生物的一面(理性)。
而中國卻是直從人之所以為人者，亦即人之所異乎一般生物的一面出發。
出發點幾乎便是終點。
這樣走，是走不出去的。
中國文化發展與一般有異，全在此。
試問不到“把人當人待”時候，有何人事關系之足重視?有何安的功夫之要講求?而“把人當人待”，在一般皆力量均衡之結果，在中國甯發乎理性。
這樣就缺乏客觀事實為保證，而不免于反複。
中國曆史表現，與一般有異，全在此。
——此所謂“走不出去”，所謂“不免于反複”，看下文自明。
其次，我們再從安的功夫來看—— 我們知道，集體對外自保固要作武力，即對内求安，照例亦少不得武力。
武力統治是從古代奴隸社會經過封建社會，到近代資本社會，乃至現代向着共産而過渡的蘇維埃，一直昭然存在之事實。
古今前後分别，隻在輕重隐顯直接間接之有些不同。
除從資本社會而下，可望輕減外，自封建而上，其武力都不得不重，不得不顯，不得不直接。
同時随着其階級界别要嚴，亦有不待言者。
然單單武力絕不足以獲緻安妥，此時宗教毋甯是更重要。
階級之發生，原在以生産勞動委諸一班人，而另一班人則以對外對内之武力為事。
因此階級界别，就在其勞動于生産與否。
宗教在這裡，主要是賦予階級秩序以信仰價值，而不去究問其所以然。
事實上，“行之而不著，習焉而不察”，亦誰能理會其所以然?一切什麼都是當然的。
社會就這樣在階級矛盾中安妥下來。
一般說，安的功夫隻是如此(武力宗教合起來統治)，豈有其他可講求的?我們知道，養的功夫——農工生産——之被留意講求而發達成學問，固然很晚，安的學問亦絕不早一步，或者可說更遲。
然而奇怪的是中國遠在二三千年前，卻已留意到此而講求之，以為士人的專業，亦為上層階級的職責。
這從孔子孟子對人問答話語中，明白可見。
例如： 樊遲請學稼。
子曰。
“吾不如老農。
”請學為圃。
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焉用稼!”(見《論語》卷七) 子路問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論語》卷七)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今也滕有倉廪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
”“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
”“許子冠乎?”曰，“冠。
”曰，“奚冠?”曰，“冠素。
”曰，“自織與欤?”曰，“否，以粟易之。
”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于耕。
”曰，“許子以釜甑?，以鐵耕乎?”曰，“然。
”“自為之欤?”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器械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欤?有大從之事，有小人之事。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天下之通義也。
(中略)聖人有憂之。
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下略)(見《孟子》卷三) 彭更問曰，(中略)“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于子。
于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
隻可惜他的“三問題”，說來說去不出一生存問題，仍舊把人類看得太簡單了。
人類實已超出生物甚遠，而有其無限之可能，因之，其問題亦無限。
因而不能把人類活動，曆史發展，限定在一個或幾個問題上。
他不曉得人類曆史愈到後來，或人類文化愈高，便愈遠于其生物性。
三問題在人類文化史上地位先後不同，且亦非永遠存在者。
今天世界已漸漸要将保的問題攝收在安的問題中，而一旦人類合起來控馭自然界之時，則養亦即不複為問題所在。
凡想要把握人類曆史動因——貫乎曆史全程的一個動因——而在曆史文化研究上建立一普遍适用的理論，恐不免都是妄想。
然他以對内求安為中國文化特色，卻是差不多。
數千年中國人的心思聰明，确是用在人事上，而不用于物理，一“安”字正可綜攝“修、齊、治、平”那一套。
唯其在這裡若有所見，而且見得太早，就出了岔子，而影響全局(全部文化)。
萬君雖不足以闡明中國經濟不進社會不變之謎，我卻不妨因他的意見之提出，而加引申以明之。
—— 首先我們從安的問題來看—— 順着自然趨向，人們的心思聰明原是為養的問題而用——用于奧本海末爾所謂經濟手段，自己勞動于生産，或與他人的勞動為等價交換。
乃至為奧本海末爾所謂政治手段——強把他人的生産無代價收奪——而用，亦同是很自然的。
因一般生物總是要向外界争取養生之資；人亦是生物，除了他最親的“自己人”而外，其他“人”與“物”最初是分不清的。
不但古時歐洲海盜與商業不分，即在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間亦還是同樣合法。
(1)(見米勒利爾著《社會進化史》，陶孟龠+禾譯，《萬有文庫》本第4卷285頁。
)這就是對外人如同對外物。
人類從古以來，總是在自己圈内才有情理講，在自己圈外就講力(這是自古及今未曾變的真理)。
無端地誰去理會什麼安的問題?人之意識到安的問題，是一面遭遇另外一力量起來相抗，一面卻又覺得不好或不能以對外物的态度對待之。
此不好，或不能，就是肯定它在自己圈内，不像養的問題之對自然界，或保的問題之對外邦異族那樣，可唯力是視，無所顧惜，亦無所顧忌。
自己這圈愈大，就愈有安的問題，安的問題實現乎這圈的大小為比例。
圈的大小，人世間萬般不齊，難以一言盡。
然而有兩點是可說的： 一、人類文化愈進，這圈愈放大。
徑不妨以其圈的大小，衡量其文化之高下。
二、這圈之放大。
通常卻很少出于自動之一視同仁，而甯多由對方之争取得之。
——此點最重要。
粗言之：由于人類心思聰明天天向自然界進攻，結果就知識日進，一切工具日利(參看第九章講古今不同隻在工具一段)。
客觀一面，彼此間關系既日以繁廣，日以密切，其勢乃不容不由鬥力進而講理。
而主觀一面，人亦經陶養得更理智更理性，兩面合起來，便造成這圈的放大。
一步一步放大，最後便到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
試看眼前世界豈非正被事實造成oneworldornone“不和平即毀滅”，人們勢須以理性相安共處，代替武裝之自保，人類前途将隻有安的問題而沒有保的問題。
又第八章講過，理性要從階級來，奧本海末爾亦有經濟手段對政治手段步步制勝，最後完全清除之說，凡此皆可互相參證。
人類曆史正不外“自己人”或“同類意識”如何被動地逐漸放大之曆史，理是産生在兩力——力與力——之上的，是由事實發展而逼出的，不是人類理性演出來曆史，倒是曆史演出來人類理性。
像這樣順着自然趨向走，雖不免迂笨，卻是有前途的，是可以走得通的一條路。
而且事實保證了理性，步步踏實不虛。
通常可說都是這樣，而偏偏中國不這樣走。
它由親親而仁民，以家人父子兄弟之情推廣于外，構成倫理本位的社會，自動地放大這圈。
養的問題本在安的問題之先，而中國古人眼中甯多看見安的問題。
安的問題原出保的問題之後，而中國古人襟懷，其對外亦有對内意味。
萬君指證其過分地把保養兩問題亦當作安的問題來解決，蓋信有之。
它實越出常途，走了捷徑。
順着自然趨向走，就是從人所同乎一般生物的一面(向外争取養生之資)出發，然後慢慢轉到人之所異乎一般生物的一面(理性)。
而中國卻是直從人之所以為人者，亦即人之所異乎一般生物的一面出發。
出發點幾乎便是終點。
這樣走，是走不出去的。
中國文化發展與一般有異，全在此。
試問不到“把人當人待”時候，有何人事關系之足重視?有何安的功夫之要講求?而“把人當人待”，在一般皆力量均衡之結果，在中國甯發乎理性。
這樣就缺乏客觀事實為保證，而不免于反複。
中國曆史表現，與一般有異，全在此。
——此所謂“走不出去”，所謂“不免于反複”，看下文自明。
其次，我們再從安的功夫來看—— 我們知道，集體對外自保固要作武力，即對内求安，照例亦少不得武力。
武力統治是從古代奴隸社會經過封建社會，到近代資本社會，乃至現代向着共産而過渡的蘇維埃，一直昭然存在之事實。
古今前後分别，隻在輕重隐顯直接間接之有些不同。
除從資本社會而下，可望輕減外，自封建而上，其武力都不得不重，不得不顯，不得不直接。
同時随着其階級界别要嚴，亦有不待言者。
然單單武力絕不足以獲緻安妥，此時宗教毋甯是更重要。
階級之發生，原在以生産勞動委諸一班人，而另一班人則以對外對内之武力為事。
因此階級界别，就在其勞動于生産與否。
宗教在這裡，主要是賦予階級秩序以信仰價值，而不去究問其所以然。
事實上，“行之而不著，習焉而不察”，亦誰能理會其所以然?一切什麼都是當然的。
社會就這樣在階級矛盾中安妥下來。
一般說，安的功夫隻是如此(武力宗教合起來統治)，豈有其他可講求的?我們知道，養的功夫——農工生産——之被留意講求而發達成學問，固然很晚，安的學問亦絕不早一步，或者可說更遲。
然而奇怪的是中國遠在二三千年前，卻已留意到此而講求之，以為士人的專業，亦為上層階級的職責。
這從孔子孟子對人問答話語中，明白可見。
例如： 樊遲請學稼。
子曰。
“吾不如老農。
”請學為圃。
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焉用稼!”(見《論語》卷七) 子路問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論語》卷七)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今也滕有倉廪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
”“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
”“許子冠乎?”曰，“冠。
”曰，“奚冠?”曰，“冠素。
”曰，“自織與欤?”曰，“否，以粟易之。
”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于耕。
”曰，“許子以釜甑?，以鐵耕乎?”曰，“然。
”“自為之欤?”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器械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欤?有大從之事，有小人之事。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天下之通義也。
(中略)聖人有憂之。
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下略)(見《孟子》卷三) 彭更問曰，(中略)“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于子。
于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