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循環于一治一亂而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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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所責在無君父。
夫救危亡與無君父不同物也，而言者辄混。
仿佛不可解。
繼提出一公例：“宗教與政治附麗疏者，其蛻變易；宗教與政治附麗密者，其蛻變難。
”而說中國自秦以來，政治與宗教即不可分，于是言改政者自不能不波及于改教。
而救危亡與無君父二說乃不謀而相應，始膠固缭繞而不可理矣。
未有舊教不裂而新政可由中而蛻者。
中國之曆數千年不出宗法社會，蓋以教之故。
——夏所雲宗教，即我所說禮俗。
) 三産業革命之不見 中國所以無革命之理，似乎已說了不少，實則尚未說到要緊處。
要緊處在經濟之停滞不進，産業革命之不見。
此超過一切問題之大問題，實為中國之無革命之因，亦為中國無革命之果。
這就是說：一面由于經濟之不進，而文化和政治(禮俗、法制)不變；同時一面亦由于文化和政治之不變，而經濟不進步了。
正為兩面交相牽掣，乃陷于絕地。
必明白此中钤鍵，而後于全盤問題可以豁然無複疑滞，凡上文所說者亦有待此為補充，而後其義始明。
關于産業革命何以不見于中國之一問題，時流意見甚多，舊著于此，曾各加檢讨，具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可備參考。
(1)(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第92頁至第97頁。
唯原文作于1930年，所批評者自為當時流行之意見，其較後所發表者，自未論及。
)今不拟作此類功夫，徑直申明我之所見如次： 産業革命，指生産力發展到某一階段而言。
其中以機械發明，特别是蒸氣機等動力之發明為主要。
唯物史觀以生産力之發展，說明社會發展，原自有理。
但不自覺地假定了生産力之發展，好像不成問題。
其實生産力豈能離開人而自行發展?而人之于此，卻并不定相同。
征之西洋中古人生與其近代人生，顯然可見。
生産是人對自然界之控制利用，而控制利用則得力于其對自然界之觀察實驗。
生産力之發展，當然便是人類意識直接間接作用于生産活動之結果。
于此，否定人生者與肯定人生者相較，沉溺于迷信玄想者與孜孜于考驗自然者相較，其結果豈得一樣?假如西洋沒有近代人生一大轉變，使人們意識密切結合于生産，誰能想象它會有十九世紀之産業革命，以至今天之物質文明?有人說現代一年間的技術發明，要多過于1750年以前一千年間的發明，這正為古今人生态度不同之故(回看第八章)。
人生态度影響生産力之發展，既不可否認，便要來看中國了。
西洋近代人生與其中古人生相較，可說人生态度一大翻轉。
以中國人生态度與他們相較，恰似居于中國之一種，亦即因此而平平穩穩古今曾無變動。
如我夙昔所作分判：近代西洋應屬人生第一态度；其中古宗教應屬人生第三态度；而中國則一向是人生第二态度。
(1)(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
)請參看舊著暨下章，自悉其詳。
大緻說來，他肯定人生，從不作出世禁欲等想，這就不同于第三态度，而接近于第一。
但他又拒絕那種欲望本位向外逐物的人生，而偏于向裡用力。
這就不同于第一态度，而接近于第三。
不過第三态度為宗教之路，此則為道德之路耳。
對自然，他似隻曉得欣賞忘機，而怠于考驗控制。
像所謂“人們意識密切結合于生産”者，這裡恰恰不然，中國人的心思聰明恰沒有用在生産上。
數千年知識學問之累積，皆在人事一方面，而缺乏自然之研究。
殖産營利，尤為讀書人所不道。
我想：其經濟之停滞不進，産業革命之不見，至少可從這裡說明一半。
中國人心思聰明不止像上面所說，不用在求經濟進步生産發展上，更有時遏阻之。
此如曆史上所稱“奇技淫巧有禁”，如曆代之賤商，商業商人所受箝制因辱，從法令到禮俗，說之不盡。
又如曆代屢有海禁，多守閉關主義，使交通不通，工商發展顯受遏阻。
除這些顯而易見者外，還有許多間接不易見出的，類如前章所說倫理社會不适于資本主義之滋生茁長者，其為力更大。
史不絕書之限田均田一類運動，同屬此例，其間如西晉北魏以至隋唐，每厲行授受，“不聽賣易”，前前後後數百年，經濟怎得盡其自然之發展?或者有人要說：這在西洋中古及其以前，又何嘗沒有?他們古時宗教不許人營利，中古一般政俗乃至工商自身制度，均束縛經濟之自由發展，不過至近二百年始不然罷了。
我們回答：問題正在這裡!在西洋事屬過去，即是遏阻未成；中國截至最近西洋風氣輸入前，始終未變其傾向，豈非終成遏阻?這與上面所說原是連貫的：西洋即由其中古之人生第三态度而來；而中國則發自其人生第二态度。
末後他們由第三态度變換為第一态度，一切于生産力發展為不利的，已轉向有利。
但我們則始終持守其第二态度，一切不利于生産力發展的(從消極不用心到積極遏阻)，一直延留至最後。
——此即中西之大不同。
于是就要問：此不利于生産力發展的人生活動，何以在西洋末後就變了，而在中國竟不變?且究竟此不利于生産力發展的人生活動，緣何而來? 于此我先舉亡友萬民一先生之說(1)(見萬著《民生哲學的新認識》第一篇“論中國社會演進的特殊性”，桂林文化供應社出版。
)，他同我一樣，認為唯物史觀在解釋曆史一切發展上有所不足；但他不以人生态度立論。
在他看，人類為生存，非要對付自然界以行生産不可，于是生産力從而發展，于是社會從而發展，這固自有理。
但此實不過生存問題中之一養的問題而已。
人類必以集體而生存。
而任何一集體生命，總常要對抗其他集體而保衛自己。
否則，便不得生存。
此即一保的問題。
同時此集體還要時時調整内部，而得其安妥。
内部不安，亦是不能生存的。
此即一安的問題。
共為三問題。
問題卻不止一個，人類自非隻向一面而活動。
當其他問題吸引了人們心思活動時，就可能耽誤其生産力之發展，甚至阻遏之。
東西各民族曆史之不能限定從一方向發展者以此。
唯物史觀隻把握了一養的問題，實不足以解釋一切。
據他說：中國文化之特色，即重在解決安的問題，并且過分地把保和養兩問題，亦當做安的問題來解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句話，顯然是把原屬養的問題轉移到安的問題上。
其注重倫理上彼此顧恤，互相負責，其化階級為職業，不使經濟上趨于兼并壟斷，種種都是實行把養的問題放在安的問題中。
認為從安上即可得到養的問題之解決，而不重在向自然界進攻以解決養的問題。
又如抱四海一家之天下主義，懷柔遠人而同化之，即不從對外鬥争上解決保的問題，卻幾乎把它當做對内之安的問題一樣看待。
中國人這樣偏在安上作功夫，而不知對三問題分别處理，其結果當然就在養和保兩問題上有很大失敗。
如人口蕃增，即感土地不足以養。
一切自然災害(水旱疫疠)來了，皆無法應付。
如每每受外族欺淩，乃至為其所征服統治，種種皆明白可見。
尤其近百年對照着西洋人——其文化特色恰在向自然界進攻，暨對外為集體鬥争——而形見其重大失敗。
然其失敗是失敗在養和保兩種功夫之耽誤(尤以耽誤了産業革命失敗最大)，至如其安的功夫固未嘗失敗，而有很大成功。
——成其民族生命擴大與延久之功。
試從山川地形上看，從種族語言上看，皆非不能讓中國分為若幹民族若幹國家者。
而它卒能由人的情感之相安相通，化除壁壘隔閡，廣收同化融合之效，形成世界無比之一偉大民族。
對照着西洋來看，其一國或不抵我一省一縣，其一族或不抵我一張姓一李姓。
大大小小若幹國若幹族，紛纭複雜，鬥争不絕，而莫望融合統一，則豈非彼此各有其得失成敗?唯其功夫能收效——不止在安上收效，亦且在養和保上有不少成效——于是路子愈走愈熟，乃固執而不舍。
于是路子愈走愈偏，乃于其所遺漏之一面竟無從補足。
這就是中國經濟不進步，生産力不發展之所以然。
萬君之說，具有理緻，未嘗不近真。
他與唯物史觀同樣看到人類求生存這一點上。
但他卻更看出人生要吃飯，還大有事在。
人事關系沒弄好，“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請看今天世界威脅人類的，是吃飯問題呢，還是飯如何吃問題呢?是問題在人對自然界之間呢，還是在人對人之間?隻看見人類同乎一般生物的那一面——對自然界求生存一面——顯然太簡單了。
其次，把人事關系分為集體對内對外兩面，
夫救危亡與無君父不同物也，而言者辄混。
仿佛不可解。
繼提出一公例：“宗教與政治附麗疏者，其蛻變易；宗教與政治附麗密者，其蛻變難。
”而說中國自秦以來，政治與宗教即不可分，于是言改政者自不能不波及于改教。
而救危亡與無君父二說乃不謀而相應，始膠固缭繞而不可理矣。
未有舊教不裂而新政可由中而蛻者。
中國之曆數千年不出宗法社會，蓋以教之故。
——夏所雲宗教，即我所說禮俗。
) 三産業革命之不見 中國所以無革命之理，似乎已說了不少，實則尚未說到要緊處。
要緊處在經濟之停滞不進，産業革命之不見。
此超過一切問題之大問題，實為中國之無革命之因，亦為中國無革命之果。
這就是說：一面由于經濟之不進，而文化和政治(禮俗、法制)不變；同時一面亦由于文化和政治之不變，而經濟不進步了。
正為兩面交相牽掣，乃陷于絕地。
必明白此中钤鍵，而後于全盤問題可以豁然無複疑滞，凡上文所說者亦有待此為補充，而後其義始明。
關于産業革命何以不見于中國之一問題，時流意見甚多，舊著于此，曾各加檢讨，具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可備參考。
(1)(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第92頁至第97頁。
唯原文作于1930年，所批評者自為當時流行之意見，其較後所發表者，自未論及。
)今不拟作此類功夫，徑直申明我之所見如次： 産業革命，指生産力發展到某一階段而言。
其中以機械發明，特别是蒸氣機等動力之發明為主要。
唯物史觀以生産力之發展，說明社會發展，原自有理。
但不自覺地假定了生産力之發展，好像不成問題。
其實生産力豈能離開人而自行發展?而人之于此，卻并不定相同。
征之西洋中古人生與其近代人生，顯然可見。
生産是人對自然界之控制利用，而控制利用則得力于其對自然界之觀察實驗。
生産力之發展，當然便是人類意識直接間接作用于生産活動之結果。
于此，否定人生者與肯定人生者相較，沉溺于迷信玄想者與孜孜于考驗自然者相較，其結果豈得一樣?假如西洋沒有近代人生一大轉變，使人們意識密切結合于生産，誰能想象它會有十九世紀之産業革命，以至今天之物質文明?有人說現代一年間的技術發明，要多過于1750年以前一千年間的發明，這正為古今人生态度不同之故(回看第八章)。
人生态度影響生産力之發展，既不可否認，便要來看中國了。
西洋近代人生與其中古人生相較，可說人生态度一大翻轉。
以中國人生态度與他們相較，恰似居于中國之一種，亦即因此而平平穩穩古今曾無變動。
如我夙昔所作分判：近代西洋應屬人生第一态度；其中古宗教應屬人生第三态度；而中國則一向是人生第二态度。
(1)(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
)請參看舊著暨下章，自悉其詳。
大緻說來，他肯定人生，從不作出世禁欲等想，這就不同于第三态度，而接近于第一。
但他又拒絕那種欲望本位向外逐物的人生，而偏于向裡用力。
這就不同于第一态度，而接近于第三。
不過第三态度為宗教之路，此則為道德之路耳。
對自然，他似隻曉得欣賞忘機，而怠于考驗控制。
像所謂“人們意識密切結合于生産”者，這裡恰恰不然，中國人的心思聰明恰沒有用在生産上。
數千年知識學問之累積，皆在人事一方面，而缺乏自然之研究。
殖産營利，尤為讀書人所不道。
我想：其經濟之停滞不進，産業革命之不見，至少可從這裡說明一半。
中國人心思聰明不止像上面所說，不用在求經濟進步生産發展上，更有時遏阻之。
此如曆史上所稱“奇技淫巧有禁”，如曆代之賤商，商業商人所受箝制因辱，從法令到禮俗，說之不盡。
又如曆代屢有海禁，多守閉關主義，使交通不通，工商發展顯受遏阻。
除這些顯而易見者外，還有許多間接不易見出的，類如前章所說倫理社會不适于資本主義之滋生茁長者，其為力更大。
史不絕書之限田均田一類運動，同屬此例，其間如西晉北魏以至隋唐，每厲行授受，“不聽賣易”，前前後後數百年，經濟怎得盡其自然之發展?或者有人要說：這在西洋中古及其以前，又何嘗沒有?他們古時宗教不許人營利，中古一般政俗乃至工商自身制度，均束縛經濟之自由發展，不過至近二百年始不然罷了。
我們回答：問題正在這裡!在西洋事屬過去，即是遏阻未成；中國截至最近西洋風氣輸入前，始終未變其傾向，豈非終成遏阻?這與上面所說原是連貫的：西洋即由其中古之人生第三态度而來；而中國則發自其人生第二态度。
末後他們由第三态度變換為第一态度，一切于生産力發展為不利的，已轉向有利。
但我們則始終持守其第二态度，一切不利于生産力發展的(從消極不用心到積極遏阻)，一直延留至最後。
——此即中西之大不同。
于是就要問：此不利于生産力發展的人生活動，何以在西洋末後就變了，而在中國竟不變?且究竟此不利于生産力發展的人生活動，緣何而來? 于此我先舉亡友萬民一先生之說(1)(見萬著《民生哲學的新認識》第一篇“論中國社會演進的特殊性”，桂林文化供應社出版。
)，他同我一樣，認為唯物史觀在解釋曆史一切發展上有所不足；但他不以人生态度立論。
在他看，人類為生存，非要對付自然界以行生産不可，于是生産力從而發展，于是社會從而發展，這固自有理。
但此實不過生存問題中之一養的問題而已。
人類必以集體而生存。
而任何一集體生命，總常要對抗其他集體而保衛自己。
否則，便不得生存。
此即一保的問題。
同時此集體還要時時調整内部，而得其安妥。
内部不安，亦是不能生存的。
此即一安的問題。
共為三問題。
問題卻不止一個，人類自非隻向一面而活動。
當其他問題吸引了人們心思活動時，就可能耽誤其生産力之發展，甚至阻遏之。
東西各民族曆史之不能限定從一方向發展者以此。
唯物史觀隻把握了一養的問題，實不足以解釋一切。
據他說：中國文化之特色，即重在解決安的問題，并且過分地把保和養兩問題，亦當做安的問題來解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句話，顯然是把原屬養的問題轉移到安的問題上。
其注重倫理上彼此顧恤，互相負責，其化階級為職業，不使經濟上趨于兼并壟斷，種種都是實行把養的問題放在安的問題中。
認為從安上即可得到養的問題之解決，而不重在向自然界進攻以解決養的問題。
又如抱四海一家之天下主義，懷柔遠人而同化之，即不從對外鬥争上解決保的問題，卻幾乎把它當做對内之安的問題一樣看待。
中國人這樣偏在安上作功夫，而不知對三問題分别處理，其結果當然就在養和保兩問題上有很大失敗。
如人口蕃增，即感土地不足以養。
一切自然災害(水旱疫疠)來了，皆無法應付。
如每每受外族欺淩，乃至為其所征服統治，種種皆明白可見。
尤其近百年對照着西洋人——其文化特色恰在向自然界進攻，暨對外為集體鬥争——而形見其重大失敗。
然其失敗是失敗在養和保兩種功夫之耽誤(尤以耽誤了産業革命失敗最大)，至如其安的功夫固未嘗失敗，而有很大成功。
——成其民族生命擴大與延久之功。
試從山川地形上看，從種族語言上看，皆非不能讓中國分為若幹民族若幹國家者。
而它卒能由人的情感之相安相通，化除壁壘隔閡，廣收同化融合之效，形成世界無比之一偉大民族。
對照着西洋來看，其一國或不抵我一省一縣，其一族或不抵我一張姓一李姓。
大大小小若幹國若幹族，紛纭複雜，鬥争不絕，而莫望融合統一，則豈非彼此各有其得失成敗?唯其功夫能收效——不止在安上收效，亦且在養和保上有不少成效——于是路子愈走愈熟，乃固執而不舍。
于是路子愈走愈偏，乃于其所遺漏之一面竟無從補足。
這就是中國經濟不進步，生産力不發展之所以然。
萬君之說，具有理緻，未嘗不近真。
他與唯物史觀同樣看到人類求生存這一點上。
但他卻更看出人生要吃飯，還大有事在。
人事關系沒弄好，“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請看今天世界威脅人類的，是吃飯問題呢，還是飯如何吃問題呢?是問題在人對自然界之間呢，還是在人對人之間?隻看見人類同乎一般生物的那一面——對自然界求生存一面——顯然太簡單了。
其次，把人事關系分為集體對内對外兩面，